熊彼特关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思想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彼特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才会坚持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理念。但是，作为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周期理论等领域享有盛誉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熊彼特，却也独树一帜地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当然，熊彼特在这个问题上所依凭的理据以及他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涵义与马克思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是以提出“创新理论”而著称的美籍奥裔经济学家。1942年，他把自己积40年“对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所做的思考、观察和研究的成果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为题在纽约和伦敦出版。在这部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中，熊彼特对资本主义能否存在下去和社会主义能否行得通等一系列重要课题，做出了具有独特视角的回答。
一、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的理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二篇的前言中，熊彼特开门见山地指出：“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不，我不认为它能存在下去。”[1] （P119）但他认为资本主义不能存在下去的理由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和预期的成就足以否定它要在经济失败的重压下崩溃的观点，但就是它的成功破坏了保护它的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创造出资本主义不能生存下去并强烈地指定社会主义为它继承人的条件”。因此，他公开宣称自己的“最后结论”与马克思主义“并无不同”，虽然自己的“论点”与后者迥异，并因而主张，接受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个最后结论，不一定需要是一个社会主义者”[1] （P120）。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其必然灭亡的基本理由在于：
第一，企业家职能已经过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需求的不断被满足，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将出现或多或少的静止状态。这时，“本质上属于一个进化过程的资本主义就会萎缩衰退”。“利润以及与利润亦步亦趋的利率都会趋向于零。靠利润和利息为生的资产者阶层将趋于消失。工商业的管理将成为日常行政管理的事情，而管理人员将不可避免地具有官僚主义的特性”[1] （P209）。社会主义就将几乎自动地出现。做出这种结论与熊彼特对企业家功能以及它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联。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的功能是利用新发明来生产新产品或用新方法生产老商品，通过开辟原料供应新来源或产品的新销路和改组工业结构等手段来改良或改革生产模式。但是，一方面，由于现在做不属于熟悉的日常事务的事情比过去容易得多，革新已降低为日常事务了。许多经济业务现在也都能严密计算，商业冒险气氛正在逐渐消失；另一方面，在已经习惯了经济变革的环境中，人格和意志力量的重要性降低了，经济进步日趋于与个人无关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取代个人的活动。而随着资本主义的进化（进步）的完全自动化或停止，“产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除了还能苟延一段时间的准地租与垄断利润的残余外，最后将降为付给日常行政工作的工资。因为，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它本身的成就使它的进步自动化”，“它倾向于使自己变得多余——它会被自己的成就压得粉碎。完全官僚化了的巨型工业单位不但驱逐中小型企业，‘剥夺’其业主，而且到最后它还会撵走企业家，剥夺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1] （P213—214）。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结构的毁坏。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过程毁坏了封建社会的制度结构，也已完全相同的同样方法毁坏它自己”[1] （P221）。一方面，资本主义过程不可避免地打击中小工商业者的经济立足点，基于降低成本和攫取超额利润的动机形成了资本主义垄断，从而销蚀了私有财产和自由契约的真正基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过程在大单位领域里也攻击它自己的制度结构”。除了传统的业主制企业之外，股份制的发展使“业主形象连同明确的业主利益都从画面上消失了”[1] （P223）。小股东甚至对自己所在的公司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都抱有敌意。“资本主义过程以一包股票代替工厂的围墙和机器，夺走财产这个观念的生命力。它松弛了过去一度抓得很紧的东西——人们根据自己爱好使用自己财产的法律权利和实际能力；所有权持有人丧失了为‘他的’工厂和他对工厂的控制权”，“财产的物质实体”“的观念上的淡薄，不但影响财产所有人的态度，同样影响工人以至一般公众的态度。非物质化的、无功能的、不在当地地主式的所有权不如有生命力的财产形式那么引人注目和能唤起人们道德上的忠诚。最后真正愿意支持它的人将不留一个——在大公司内外没有一个支持它的人”[1] （P224）。
第三，劳工运动的反抗斗争与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批判使资本主义陷入四面楚歌的敌意的包围之中。在这方面，熊彼特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抱怨道，由于人民群众不能从长远的观点客观地看待资本主义，故而引发的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加上资本主义制度不愿意也不能够有效地控制知识分子阶层，致使知识分子煽动劳工运动并引发不利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氛围，使“政府政策对资本家利益越来越敌视，最后敌视到在原则上拒绝考虑资本主义机器的需要，并成为资本主义机器运转的严重障碍”[1] （P240）。
第四，导致资产阶级推动力消亡的内部原因——“财产实体的蒸发”和“家族的瓦解”。前者上文已提及，是指股份制和现代公司制使资产阶级的思想社会化了，从而就缩小了资本主义推动力的范围，最终将毁坏资本主义的根基。后者则指的是，现在家庭生活和双亲观念的意义不如过去重要了，因而作为行为规范的力量大不如前。由于把成本计算体系引入了私人生活领域，使生育观发生了嬗变，人们觉得家庭生活所享有的收益与其昂贵的成本费用相比得不偿失，因而不愿生育，致使家庭在许多人看来已成为“过时的和不经济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过去作为资产阶级利润动机的主要原因的家庭和住宅，就由于家庭动力的削弱使资产者不再愿意去实行赚钱、储蓄和投资的职能，逐渐形成了“反储蓄心态”。这样，资产阶级的进取心下降，也就不再关心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
总之，在熊彼特看来，“在资本主义内部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资本主义的衰败就是由于它的成功，由于它提供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图式和它所创造的经济奇迹。盛极必衰，资本主义也逃不脱这一辩证的历史规律。
应当承认，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上述理据确实包含着一些合理的因素，有的内容（如股份制使资本家成为多余的人）还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接近或基本等同。不过，我们虽然赞同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必将毁灭的基本结论，对他据以做出这种论断的依据却不完全苟同。
首先，断言企业家职能已经过时为时尚早。虽然，经济发展不可能永远保持加速或匀速前进的步伐，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衰退或减速的征兆。利润以及与它相伴随的利率也必然会呈现出不断下降的基本趋势。但是，这将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熊彼特提出这一结论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之久，至少迄今尚没有他所说的这种现象出现。而且，利润和利率也不会像熊彼特所说的那样趋于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消失更不能建立在利润和利息消失的基础之上。与之恰好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虽然也揭示了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和规律，但是，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利润率的下降并不是利润量的减少，不等于资本主义剥削程度的减少；因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决不排斥这样的情况：社会资本所推动和所剥削的劳动的绝对量在增大，因而社会资本所占有的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也在增大”[2] （P452）。另一方面，马克思更没有从这种下降中引申出资本主义毁灭的结论来。马克思当然也坚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但是，在他看来，这种灭亡的必然性是因为它（资本主义）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建立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由于利润率下降这种纯粹经济技术方面的原因。熊彼特的分析显然回避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这个要害问题。
其次，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结构毁坏的理论也过分夸大了现代企业制度对资本主义的侵蚀和破坏作用。现代股份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局部调整和自我扬弃，通过股权分散化虽然构成了对传统私有制经济的局部否定。但是，由于大股东和企业经营者的垄断地位，使他们能够操纵和运用比自己拥有的多得无可比拟的资产，这些人不可能像熊彼特所说的那样不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众多的小股民虽然确如熊彼特所说的对公司的状况漠不关心，有的甚至怀有敌意。但正如熊彼特本人在该书中指出的，这些普通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往往没有自主选择自己意志行为的能力。至于仅仅由生产资料（资产）所有的形式过渡到股票（证券）或货币（资本金）的形式，就引发了人们对财产形式在道德上的危机，并把这种忠诚的丧失作为资本主义灭亡的标志或预兆，则更是危言耸听的说法。
再次，对劳工运动、知识分子甚至政府当局的抱怨更是暴露了熊彼特同情和维护资产阶级的立场。在熊彼特看来，劳工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不满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具有“理性地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成就和资本主义为他们的将来提供希望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只有我们用长期观点看问题，资本主义的成就才显然可见；任何拥护资本主义的论点必然以长期考察为依据”。因此，“为了和资本主义制度认同”，他要求“今天的失业者得完全忘掉他个人的厄运，今天的政治家得忘掉他个人的野心。社会的长期利益完全混合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1] （P227）。在这里，劳资对立和资产者对无产者的经济剥削完全不存在，劳工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不满被认为完全是由他们自身的低能引起的，资产阶级反倒被认为是蒙受了不白之冤。不仅如此，熊彼特还进一步认为，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的知识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既是因为“知识分子集团不能不吹毛求疵，因为它以批评为生”，也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既不愿意又不能够有效地控制知识分子阶层”[1] （P236）。这样一来，与劳工群众的低能和缺乏理性不同，知识分子对资产者的批评则是由于他们天生好斗和资本主义对他们的控制不力和宽容。更有甚者，在熊彼特看来，甚至资产阶级政府这个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完全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理想的总资本家”，也越来越敌视资本家的利益。可见，熊彼特虽然做出了资本主义必然毁灭的结论，但他的本意是不愿让它灭亡，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完全是由于客观原因和上述各种社会阶层不应有的偏见和敌意造成的。这与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作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当然有着根本的区别。
最后，熊彼特关于婚育观嬗变导致资产者“反储蓄心态”形成和经营动力不足的论点虽然也包含着部分真实性，但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灭亡的引致因素则未免过于夸大其辞了。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今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者仍在孜孜不倦地努力追求利润、储蓄，决没有削弱他们的发财致富动机和兴趣。况且，对生育子女和家庭生活厌倦的只是部分人，并没有导致多数家庭的解体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快速下滑。熊彼特的论点与经验事实明显不符。
二、熊彼特关于社会主义的进步性和它实现的必然性的理论
在回答关于“社会主义能行得通吗？”的问题时，熊彼特也同回答资本主义毁灭的问题时一样斩钉截铁，“当然行得通”[1] （P257）。对于“社会主义蓝图优越的理由”，熊彼特给出的答案是：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必然能节省资源、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熊彼特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每一件事——除没有实际重要性的有限事例外——都是不平常地被事先决定的”。但“资本主义经济要做到万事事先决定也比社会主义经济困难得多，代价也大得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无穷无尽的运动和反运动是必然的，决策必定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做出，这就使行动迟缓拖宕，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那样的决策和行动，不存在那样的不确定性”。而“根据给定数据观点看来是合理或理想的生产问题的确定解决办法”，这样做“必然能节省人力和物资，并能降低获得一定成果的成本”[1] （P295），从而提高经济效率。在熊彼特看来，“进度计划，尤其是各行各业中新风险投资的及时系统协调和有秩序分配对于防止资金有时过度充塞另一些时候萧条不足所起的效用，比任何利率的自动的或操纵的变化和信贷供应能起的效用，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事实上，这些措施会消灭周期性上升和下降的成因，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它只可能缓和起落的程度”[1] （P296）。因此，社会主义与生产社会化的根本方向是一致的。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将减少失业，因为它能够消灭经济萧条。在主要由技术改进的原因引起失业出现的地方，社会主义政府将想方设法重新指引人们进入其他职业。“只要能实现计划提到的可能性，在任何情况下总会有新职业等待他们”。[1] （P298）因此，令资本主义无所适从的失业问题将随着社会主义政策和措施的出台迎刃而解。
第三，社会主义将通过克服“公私二分”的二元结构来解决公有领域和私有领域之间的摩擦、对抗和斗争，减少或避免因公私矛盾和斗争造成的巨大损失。当然，熊彼特作出这一结论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突出特色是私人领域和公有领域的划分”而社会主义则是纯粹的公有制经济这一前提，他不可能预料到半个世纪之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创造性实践。因此，熊彼特认为，公有与私有“二者根据不同的、常常是互相冲突的原则进行组织和管理，于是产生不同的、常常是互不相容的标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虽然在任何社会都是必要的，“但就干预行动来说，社会主义中央局的行动将有更大机会取得成功，而由于斗争而产生的成本和损失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完全可以避免的”[1] （P299）。
当然，在肯定社会主义具有上述优越性的同时，熊彼特也对私人利益的动力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因素——人的因素能否使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表示了怀疑。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些议论都是闪耀着思想火花的真知灼见。
应当承认，熊彼特添加到社会主义身上的上述优越性，许多内容在今天甚至是连我们社会主义者自己也不能接受的。因为熊彼特对社会主义范畴的界定与我们有着本质的差别。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概念我们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生产手段和生产本身的控制权都授予中央当局”，“原则上社会的经济事务属于公共范围而不是属于私人范围。”[1] （P258）显然，它像我们过去一样把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当成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完全排除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私营经济、市场、地方分权和企业自主权的合法存在。因此他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使我们感到似曾相识，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自己的宣传口径有着某种类似性。当然，熊彼特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与我们自己过去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毕竟也有着质的区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肯定社会主义的言论出自这样一个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口，而且他所说的这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许多方面即使是我们社会主义者自己也会感到与实际不符，我们受之有愧，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重要现象。
熊彼特把中央计划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并从中引申出社会主义的主要优越性和它必然胜利的基本理由，这虽然缘起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据今观之这一论点的缺陷是众所周知的。计划不属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今天自不待多说。但是，计划手段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其必要性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完全抹杀。实际上，市场和计划一样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熊彼特这位谙熟市场规则优劣的经济学大师推崇计划的观点该给我们一些市场万能论者以一副清醒剂。卡尔·波拉尼也曾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和货币的商品化，破坏了社会的组织结构，因而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如果听任市场机制成为人类命运及其自然环境乃至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惟一指导者，那将导致对社会的破坏。”[3] （P177）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全盘否定经济计划的必要性，实际上也就完全否定了政府的经济职能，这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不论社会制度的性质如何。
熊彼特关于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地解决失业问题的看法虽只有寥寥数语，但其基本观点却是精确周到的。他既不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样把失业问题完全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客观地承认技术改造是引致失业的主要原因；同时他又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能够通过科学的组织和安排，降低失业率，妥善安置失业人员重新就业，不至于出现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高失业率。当然，除了技术、制度和政府的原因之外，婚育观和受它直接影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等因素也会对失业率有重要的影响。
至于通过单一的公有制的建立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公有领域与私有领域的摩擦和斗争问题，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允许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并存竞争、共同发展，事实上，熊彼特所说的单一公有制可以克服公有与私有的矛盾对立的优越性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当然不可能看得到，倒是他所说的公有领域与私有领域并存时必然产生摩擦斗争的现象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可以部分地显现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推行“一大二公”的年代里，也确实不曾存在着公有与私有的尖锐对立与斗争。但是，那时存在着更为严重的动力（积极性）不足和效率不高问题。这一方面熊彼特当年虽有所考虑，但他毕竟没有社会主义的生活实践，更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性，使他不可能预料到半个世纪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造性发展的丰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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