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劝善教育智慧与当代德育实践
李文静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摘 要］ 植根于古代文化的善书教育体系是道德教育的宝贵资源。善书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存善念，做善事，进行善的传递，对于完善民众的道德价值观念具有重要意义。善书通过劝善文、劝善诗歌、图说善书和注释善书等一系列图文并茂的书面形式和宣讲方式进行教化和宣传教育，进行价值观上的引领，对社会道德的维护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重要作用。寻源逐流，明确善书发展的脉络和本质，总结善书的教化模式，可以为现实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 善书；劝善；教化；当代实践
兴起于宋代，盛行于明末清初的劝善运动，通过劝善文、劝善诗歌、图说善书和善书注释等一系列图文并茂的书面形式和宣讲方式进行劝善，对于提升民众的道德修养水平有重要的意义，起到了重要的教化作用。正因为如此，宋代之后历代帝王对善书特别重视。在社会上，文人注释刊刻善书，地方乡绅宣讲善书。善书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存善念、行善事、做善人，其宗旨与儒家教化一致，而其“化民之效”比儒家的礼乐教化更为快捷有效。研究善书发展脉络，总结善书的教化模式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以为今天的道德教育和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方法论上的借鉴。
一、善的追溯：善书的历史渊源与伦理根基
善恶、正邪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吉冈义丰说：“‘善'是生存于复杂历史社会的中国人所可以永远依靠的；如果失去了它,人生的凭藉将完全崩溃；这是任何东西也难以取代的生活必需品。对于中国人来说,善并不只是平面的伦理道德之劝诫语词,它是中国人谋求社会生活时,视为与生命同价,或比生命更可贵,而谨慎守护的中国之‘魂'。”[1]1“善”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渗透古代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善的追求集中体现在善书之中。善书萌芽于汉代，形成于宋代，兴盛于明代。善书的理论基础是儒家的人性观，而宋代之后的“儒释道”融合为劝善运动兴起的重要思想背景。
（一）善书的渊源和流变
善书的核心是劝善惩恶，劝善惩恶观念最早出现在殷商时期。《尚书》中出现了“天道”和“报”的观念。《尚书》中说：“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2]206《周易》中强调善恶之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3]33先秦时期，善成为伦理的一个重要特质。《春秋》可以“耸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4]583，孔子认为《诗》的目的是“劝善惩恶”[5]3371。《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中有“祸福无门，唯人所招”的说法[6]1976。孔子强调改过迁善，孟子更强调行善的积极意义。墨家认为人间祸福取决于上天意志，重视劝善的社会功能及其意义。
西汉的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首次论述了天人感应关系，为后世的善书提供了理论基础。汉代出现的道教善书《赤松子中诫经》，提出了司命观点。东汉道教经典《太平经》论述了与佛教“三报论”相一致的“承负说”[7]35，将约束力扩展至整个家族，从而在“家国天下”的古代社会产生了更具威慑力的劝善效果。“司命说”在道教劝善理论影响之下不断完善，东晋的葛洪在《抱朴子》中说：“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8]125他在《微旨》篇中强调天道鬼神“宜赏善而罚恶”[8]125。
魏晋隋唐时善恶报应、因果轮回、天堂地狱等观念流行，这是劝善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宋元时期兴起的新道教宣扬成仙须在人间“作善事”“立功行”，作为这一宗教伦理的“通俗化的表现”，出现了大量以《太上感应篇》为代表的善书[9]119。作为“道家儆世书”，《太上感应篇》内容“指陈善恶之报”，意义是“扶助正道，启发良心”，虽非儒家之书，却可作“劝善”之用[10]11。除了《太上感应篇》，两宋时陆续出现了一些以劝善惩恶为宗旨的书籍，如陈录的《善诱文》、黄光大的《积善录》、李昌龄的《乐善录》、李元纲的《厚德录》、淡痴的《玉历至宝钞》、倪思的《劝积阴德文》等。金元时期有冯梦周的《续积善录》、无名氏的《太微仙君功过格》《文昌帝君阴骘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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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善运动在明代兴起，与明代的文化政策和社会思潮有关。在明代，御敕善书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明代御敕善书有五十余种，影响最大的是明成祖颁行的《为善阴骘》。万历时要求宗室弟子入学诵习《为善阴骘》等书[11]1689。一些地方乡约、社学等诵习《为善阴骘》，官吏等在讲学中也颇为重视《为善阴骘》[12]562。明末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礼制被破坏，正常的社会道德体系无法维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一大批儒家学者意识到“劝善之书”对于道德秩序重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将前代流传下来的劝善书作为思想资源加以利用，并组织编订新的善书，以“扶世教，救颓俗”[13]22。短短的半个世纪里就出版了十几种，如袁黄的《了凡四训》、颜茂猷的《迪吉录》、莲池大师的《自知录》、陈智锡的《劝戒全书》、胡振安的《汇编功过格》等。清代仍然重视善书教育，顺治九年颁布《六谕卧碑文》等，从皇帝到官绅，善书的编纂遍布整个社会。直到清末民初，尽管社会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善书仍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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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劝善小说的编写。《了凡四训》引韩愈语“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劝导人们以书劝人为善[14]34。与文章诗词相比，小说故事通俗生动，劝善效果更好。明末清初的拟话本小说多以善书中的善恶标准及功过计算方法评价人物，安排情节。这些小说集以喻世、醒世、警世、觉世、型世等命名，强调了小说的劝善功能。这些劝善小说都有着善恶报应的框架，主旨与善书一致。清初的丁耀亢作《续金瓶梅》，公开宣称是借小说作《感应篇》注。冯梦龙将《石点头》视为高僧说法：“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净方便法门，能使顽夫怅子，积迷顿悟，此与高僧悟石何异？”[15]
（二）善的理念之辨
善书中的糟粕主要是迷信观念和功利主义。很多善书宣扬因果报应，以地狱恶报恐吓，以功名富贵福报诱惑，忽视了终极价值意义的追求。在善书小说中，贫贱者因为拾金不昧而得官，享受荣华富贵；本来命中无子且短命的人，因积阴德而得子长寿；本来命中注定是状元的人，因做了欺心之事，被削去前程。所有这些都强调了冥冥中的善恶果报。
劝善书将重点放在“善”的论述上，其对善恶的界定，对善的宣扬引导，在封建社会后期对社会教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善书所宣扬的善，与儒家的道德伦理相通，如《太上感应篇》概括善的标准：“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17]4-5儒家的人性观是善书的理论基础。孔子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没有什么差别，关键在于后天的习。孔子的后学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并认为各种“善”皆有“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8]80荀子则宣扬“性恶论”，提出“化性起伪”的命题。后来董仲舒有“性三品说”，朱熹有“性即理”说，王阳明有“无善无恶”说。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家都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将人伦道德的自觉能动性视为人的本质。正因为善书思想与儒家思想相通，明末清初不少儒家士大夫认识到善书对改善社会人心的作用，以儒学改造善书，出现了制作“功过格”的潮流，可称为“儒门功过格运动”[19]122-123。清初张履祥说：“袁黄功过格竟为近世士人之圣书。”[20]10-11儒家士人中出现了注重“改过”“省身”道德实践的“修身运动”[21]，两者都以道德劝善重建社会秩序为旨归。
善之所以可劝，是因为人性中的良知。王阳明四句教云：“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22]1去恶存善就需要实践，“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理念，也是善书的重要原则。王阳明批判朱熹知行分离的观念，对知行脱节的社会现状进行了反思,在晚年提出“知之真切笃行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23]127。王阳明还认为恶的观念要“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24]66。他要求人们踏踏实实地将善心转化为现实的道德实践。
善书杂糅了儒道佛三家思想，其善恶标准涉及家庭、社会、国家政治等各个层面，与儒家基本伦理相契合。虽然早期儒家认为佛道“弃人伦”“遗事物”，但在对劝善的认识上，三教并非矛盾。早在东晋时代，道安《二教论》中就指出：“三教虽殊，劝善义一。”[25]145到了北宋时候，“三教一致”“三教合一”已成为大势所趋。《太上感应篇》作为里程碑式的善书著作，得到了“儒释道”三教的追捧，并受到后世历代帝王的重视。善书所构建的善恶报应体系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善书成为维系中国社会结构及道德秩序的一种重要方式。
二、善的内核：善书的教化内容与理论基点
善书以劝善为目的，所劝之善的内容，主要是日常伦理道德，与儒家倡导的道德修养相通，如《太上感应篇》所举善恶标准涉及政治、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的伦理规范。《太微仙君功过格》的过格包括不仁门、不善门、不义门、不轨门等。早期的善书虽然偏重于宗教性的心性涵养和道法修持，但涵养修持的方法实际上是日常生活伦理。在后来的善书中，世俗伦理道德成为善恶评价的主要标准，比如孝亲、勤俭、尽职、仁爱等。
（一）孝亲爱子
孝指子女善待父母长辈的伦理行为。在儒家看来，孝是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孔子在《论语》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6]13孝是其他道德规范的基础，后世的儒家著述、齐家格言等都反复强调孝。宋代的叶梦得在《石林家训》中说：“汝等读书，独不观圣人之言浑是教人一个孝悌忠信，且只是一个‘孝'字，无处不到。”[27]103
受儒家思想影响，后来的佛道都将孝亲当作修行的重要内容。融合“儒释道”的善书特别强调孝行。《太上感应篇》将“忠孝友悌”称为大善。宋辽时的《玉历宝钞》将世俗伦理道德当作善恶评价标准，不忠不孝会在地狱里受各种酷刑。明朝万历时要求宗室弟子入学必须诵习《孝顺事实》。明代刘龙田本《日记故事》中除了二十四孝外，还收录了很多名人孝行故事。清代的闵一得在《金盖心灯》中说：“天上神仙，皆是人间孝子忠臣。”[28]193
许多善书都强调孝是一种相互关系。袁采反对父母对子女的求全责备，认为父慈和子孝和紧密关联：“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孝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亦慈，无偏胜之患矣。”[29]45有的善书强调长辈对子女的教导责任，爱子就应当教子。善书教育还将传统的孝文化推及万物，构造慈爱济物的教化模式。
（二）克勤克俭
儒家将勤俭节约视为美德，《周易》中说：“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30]60北宋司马光曾作训俭文表达对侈靡风气的不满，表示众人皆以奢靡为荣，而他以俭素为美。早期善书有专门论述勤俭的篇章。明清之际，江南地区经济发达，出现了很多浪费现象，善书提倡节俭，反对奢靡，呼吁珍惜粮食以获得福寿，告诫人们勤俭节约的重要意义，以化民成俗为己任。
2.以风险评估为起点，完善生产管理制度体系。应当根据生产环节的不同建立风险源识别制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度，在此基础上完善以岗位责任制为基础的生产运行管理制度体系。只有树立防患于未然的责任意识，强化自身的风险防范能力，才能从容应对生产过程中突发的各种法律风险。
（三）各尽其职
善书劝善的对象包括各个阶层各个职业，除了一般道德伦理外，还针对不同的阶层和职业，强调各守本分，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坚守职业伦理。
很多善书中有针对官员的官德教育。《太上感应篇》中告诫官员切勿“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禁止“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诃风骂雨，斗合争讼，妄逐朋党”[17]12。善书《文昌帝君阴骘文》要求官员“正直代天行化，慈祥为国救民，忠主孝亲，敬兄敬友”[17]78，劝官员广善积德，“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17]5。在劝善小说中，官员行贿取位、苛待百姓、执拗独断等行为都受到严厉的恶报惩罚。
明清善书中对士农工商、官绅大众都有所劝诫，罗列的规范贴近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清代李日景在其《醉笔堂三十六善》中劝告绅宦和民众要懂得各尽其职，同时要相信勤劳进取的重要性。
善书中还有针对普通民众的职业教育。《太上感应篇》要求人们在利益面前保持道德操守，不能“短尺狭度，轻秤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压良为贱，谩蓦愚人”[17]67。《文昌帝君阴骘文》要求商人在商业活动中要公平：“斗秤须要公平，不可轻出重入。”[17]89民间善书《功过格》中指出，对不义之财会根据情节决定惩罚轻重：“不义而取人财物，百钱为一过，贯钱为十过。”[17]25
（四）仁爱万物
仁爱恻隐的道德关怀是善书的重要内容。善书倡导以慈悲之心仁民爱物。《太上感应篇》提倡“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太微仙君功过格》的功格包括救济门等，提倡仁善，过格中有不仁等门。明代的袁黄在《了凡四训》中说：“患难颠沛，人所时有，偶一遇之，当如恫瘝之在身，速为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济其颠连。”[14]34
善书中强调的仁爱是儒家“仁爱”思想和佛道的慈悲情怀的结合。善书还要求将仁爱推而广之，慈爱万物。《太上感应篇》劝人不要“用药杀树”。袁黄在《了凡四训》中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为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周礼》：‘孟春三月，牺牲毋用牝。'孟子谓君子远庖厨，所以全吾恻隐之心也”[14]45。《万寿同归集》中说：“杨生养雀，宁有意于玉环，孔氏放龟，本无情于金印。”[32]75善书中提倡的放生既可培养恻隐仁心，“以慈心故，行放生业”[32]34，又是珍爱生命、保护自然生态的有益行为，含有生态伦理因素。
三、善的法则：善书的教化原则和教化方法
在儒家思想中，道德实践是发自本性的自觉自证。可是正如《论语·里仁》所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在现实生活中君子总是少数，所以善书将道德行为外化为处世原则，并以奖善惩恶的神明权威来劝导人们向善。这种劝善方式虽有功利性，但作为一种世俗伦理规范，成为大众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一）善书教化的原则
善书的教化原则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大部分善书强调身心双重教化，利用大众追求善报的心理进行劝善引导，强调在日常生活中积累善行，是一种重视实践的道德教化体系。
善书的主要目的是劝诫民众行善，其受众的特殊性决定了善书通常采用通俗易懂的教化形式，阐述的内容大都深入浅出。它们经常应用因果事例，配以插图话本，写成后由捐助出版，多以小册子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同时，善书的传播并不仅限于书面文字，还采用宣讲说唱的形式，激起大众的兴趣。
善书强调对生命的救助，重视医疗慈善的重要作用，劝说人们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文昌帝君阴骘文》明确提出要人们舍药救人：“济急如济涸辙之鱼，救危如救密罗之雀。……舍药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烦。”[17]15宋元以后，舍药施医成为善书的基本内容之一。宋代的善书《太上感应篇》提到善行二十多条，表达了帮助他人、拯救他人生命的道德关怀：“矜孤恤寡，敬老怀幼……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17]45
在强调节俭这一点上，善书与儒家的齐家观念一致，很多家训反复告诫子孙要节俭。特别是在社会风气趋向奢靡的时代，善书、家训、人生智慧书中都会特别强调俭朴美德。明代刘龙田本《日记故事》就专列“俭约类”。另一方面，勤俭节约需要控制在一定的度上，《小窗幽记》认为，简朴是一种美德，但是太过分了反伤雅道：“俭，美德也，过则为悭吝，为鄙啬，反伤雅道；让，懿行也，过则为足恭，为曲谨，多出机心。”[31]11
清朝初年，善书新生了一种劝善思维，即治病救人的“方子”比施药善举更为重要。康熙年间的唐彪在其《人生必读书》中说：“施药不如施方，极善之言也……加十倍矣。”[33]209由“施药不如施方”的理念推导下去，医心劝善其功更大。善书主张垂训教人，劝人为善。《文昌帝君阴骘文》将“垂训以格人非”作为善行。《自知录》称“劝化人改恶从善，一人为十善”[17]189。《文昌帝君功过格》中说：“以德行文章相劝勉，一次一功。”[17]213
2014年以前，郭书凤家由于经济基础差，又没有其他收入，一家四口人只能靠一点山坡薄地维持生计，一年下来，平均每人年收入也不足3000元。按郭书凤的话说，当时看着富裕人家的小日子，自己都觉得丢人。由于其家庭确实贫困，同年三月份，郭书凤家被确定为贫困户。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LSDV方法进行系数估计，所有个体维度上不随时间变动或者时间维度上不随个体变动的因素均通过设置虚拟变量加入到模型中，因此实际估计的模型为：
2.善报心理的综合运用
善书的一大特征就是善于运用民众渴求善报、畏惧恶报的心理，将这种渴求和畏惧与教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敬畏心理，促使人们行善去恶。
善书都以善恶有报作为劝善的基础，行善者得到福报，作恶者则会受到惩罚。《太微仙君功过格》说，天地有司过之神等监察人的行为，录人善恶，为恶则减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为善则“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甚至“神仙可冀”[17]4-5。《至言总》卷5《锄过》中说，行善则子孙繁息，善行积累到一定程度，甚至可成为圣真、仙曹局[34]868。《玉历宝钞》以地狱场景来劝善诫恶，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者都会在地狱受各种酷刑。劝善小说中有对善恶报应的形象化描写。
综上,对帕金森病痴呆患者实施美金刚联合多巴丝肼治疗,可有效缓解患者症状,安全性较高,临床疗效较为理想,对患者生活质量干扰程度较小,值得临床推荐。
明中叶以后，有识之士试图通过劝善惩恶的宣传重整濒于崩溃的伦理纲常，有的学者采用儒家经义及典故阐释善书，使善书成为士庶日常生活指导书。善书教化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强调在生活中发现善、实践善、积累善。善书将道德伦理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根据具体实际，使用图文书籍和劝善歌曲等形式，引导人们遵从道德伦理，知道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具有生活教育特色，如《不费钱功德例》劝告大众不要暴殄天物，吕坤的《好人歌》告诉人们什么样的才是好人。
3.生活之善的意义追寻
善书中的善恶报应思想主要表现为一种阴骘观念。善书和劝善故事中经常说“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善书《文昌帝君阴骘文》劝人们修善修福，广行阴骘，百福千祥皆从阴骘中来。善书又告诉人们，人的祸福取决于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天道”，人的行为是导致祸福的最终原因，这也就是《尚书》中“天道福善祸淫”及《左传》中“祸福无门，惟人自招”的意思。清初小说《醒世姻缘传》第十一回篇首诗说：“莫说人间无鬼神，鬼神自古人间有。鬼神不在半空中，鬼神只在浑身走。良心与鬼相盛衰，鬼若纵横心自朽。若还信得自家心，那有鬼来开得口？胆先虚,心自丑，所以鬼来相掣肘。既知鬼是自家心，便识祸非天降咎。”[35]277
可以看到，随着SPP阶数的上升，Er随θ变化而变化的周期变小.其它分量对θ的依赖关系随着阶数的上升也有着类似的变化.这是由于场量中都含有因子ei(nθ+βz-ωt)，n越大，相同的θ所引入的相位就越大，即场量随θ变化而变化得越快，故场量随θ分布的周期就越小.
善书将道德外化为处世的原则，作为一种世俗伦理规范，流行于广大的基层社会，成为庶民教育与民间信仰的宝典。善书的伦理规范涉及到政治、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早期的善书如《太微仙君功过格》为宗教性的心性涵养和道法修持而作，但内容上偏重世俗日常伦理。到了后来，善书的宗教化特征逐渐淡化，呈现出全面世俗化的特征，涉及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善书中的政治伦理主要针对中下层官员，善书强调得最多的是社会伦理。《太上感应篇》列举一百七十余条“恶行”，涉及社会伦理的近七十条，如“受恩不感”“杀人取财”“强取强求”“耗人货财”“散弃五谷”等。当时的劝善小说中，给违背社会伦理的人安排命运的严惩，如小说《桂员外穷途忏悔》中，桂迁夫妇忘恩负义，桂妻和两子皆受恶报，桂迁本人改过从善才得幸免。
（二）善书教化的方法体系
善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劝善的方法，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劝善方法体系。用得最多的是神引法、榜样法、功过格、图文法、故事法等。
1.神引法
善书将神灵视为人间善恶的监督者和福祸报应的实施者。道教的司命信仰为《太上感应篇》全盘继承。司命信仰可概括为“天理昭昭，报应不爽”，人的行为时时受到监督。劝善故事中多有“举心动念天知道，果报昭彰岂有私”“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意早先知。劝君莫作亏心事，古往今来放过谁”等说法。
实际上，神是先验道德的代称。古代善书中强调神的监督，但最终决定因素还是自己。命运由神祇决定，但神祇决定的依据却是本人的善恶行为。“裴度还带”之类故事体现的正是善书的这种命运观。《喻世明言·裴晋公义还原配》中说：“面相不如心相。假如上等贵相之人，也有做下亏心事，损了阴德，反不得好结果。又有犯着恶相的，却心地端正，肯积阴功，反祸为福。此是人定胜天，非相法之不灵也。”[36]347
善书劝人行善，是以“德福一致”为理论支持的。这种观念在道德实践中能唤起个体内在的道德需要，为道德行为提供精神上的支持。换句话说，善书教育实际上激起的是道德动机，道德动机是道德行为产生与发展的精神动力。善书教育有效地将强制性“惩罚”教育与现实的道德行为动机激发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训引”结合的教化模式。
2.榜样法
善书极为看重榜样的重要作用。为了使善恶观念深入人心，引导人们弃恶从善，善书常通过树立榜样的方法进行教育宣传，引导人们仿效。善书中的古代圣贤名人事迹，证明了德福一致，善恶有报，为人们树立了道德榜样。榜样有无穷的力量，可以激发人们的道德动机，更容易取得良好的教化效果。
善书中引用的名人行善故事大都来自史传、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明代的明太祖下令收集历代善恶典型事例，制成劝善书颁行。明成祖下令编写的《为善阴骘》讲述了165 个行善获福、作恶遭谴的感应故事，如“弘敬延寿”“必大免吏”“杨宝救雀”“裴度仁恤”“禹钧行善”等都是历史上的名人故事。《后德录》《阴德传》《劝善录》等纪事性善书，《普陀宝卷》《轮回宝传》《幽冥宝传》等经卷类善书，多采用古代名人故事宣讲善恶报应的道理。在《文昌帝君阴骘文》中，主管人间禄籍、司文人之命的文化神文昌帝君将自己的善行呈现给世人，又讲述了若干历史名人的善行故事，以此教育士人。
3.功过格
功过格是善书的一种重要类型，将人们的思想、言行等按善恶功过予以分类，进行评估打分，按照分数判定和衡量善恶与福祸的关系。这种对自己的言行逐日记载反思的方式，和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有相通之处。
《太微仙君功过格》是现存最早的功过格，全书设功格三十六条，过律三十九条。《救济门》中说，凡救人性命，减免各种刑者，大至一百功，小至三功不等，赈济鳏寡孤独亦有功。功过格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直接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在履行功过格的时候，需要逐日登记做过的善事并打分，按月、年进行折算，余额为本年所得功数。为了方便登记，许多地方还专门印有功过表格，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功过格通过对德目的细化，使道德教育内容既全面又具体；通过量化的形式进行宣传教化，价值观方向明确，便于实践操作；通过对善恶报应观念的综合应用，紧密结合实际利益追求，可以激发人们为善去恶的自觉性。
9例左冠状动脉异位起源于肺动脉的患儿中,6例手术病人术前均做了升主动脉造影和左心导管检查,造影能清楚的显示冠状动脉起源,评价左、右冠状动脉的侧枝情况。具体情况见表2。
明清时期的小说中讲述了功过格的使用方法，如《醒世恒言》第二十八篇写张秀才为了求子，听从颍如和尚的教导，以功过格行善事：“立了一个行善簿，上边逐日写去：今日饶某人租几斗，今日让某人利几钱，修某处桥，助银几钱，砌某处路，助银几钱，塑佛，造经，助修寺，助造塔，放鱼虾，赎龟鳖，不上半年，用去百金，一千善立完，腹中已发芽了，便请他完愿。”[37]1214-1215
4.图文法
1.医治身心的双重教化
劝善文多以书面文字为主，如《文昌帝君阴骘文》《了凡四训》《戒赌文》《戒溺文》等。明清之际开始流行的图说善书，经常配以图画进行解说，较著名的有《阴骘文图证》《感应篇图说》等。图画比文字更直观，更有感染力，劝化效果更好。乾隆二十年处州总兵黄正元采用古今事迹及儒家经义解说《太上感应篇》，配以图例，佐以诗词和灵验故事。清末《绘图宣讲集要》把圣谕按内容分拆成条目进行解说，每个条目后面附录一些故事，书中根据故事内容绘有图画。
善书有各种形式，有的用歌曲韵文劝善，如明吕坤的《好人歌》、清石成金的《自在歌》、明王阳明的《训儿篇》等都是韵文，因为有韵律，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便于流行，能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善书采用图文结合、讲唱结合的方式进行劝善宣传，形成了善书教育的基本模式，达到了更好的劝善效果。
5.故事法
善书作者为使善书通俗易懂，生动有趣，产生更大的劝善效果，借助通俗小说的艺术形式和写作手法编写善书。为了激发听众和读者的兴趣，加深他们对善书中抽象说教的理解，善书制作者常以故事来注解善书。有的善书讲述行善获福、作恶遭谴的感应故事，可作小说观，被称为“善书小说”。
善书常借用小说技法，通过不同人物的言行态度和命运的对比来宣扬积德行善的理念。《普陀宝卷》通过两兄弟对待斋僧布施的不同态度而导致不同命运的描写，宣扬布施行善的重要性[38]。《轮回宝传》则通过夫妻间的对比，强调敬佛布施的重要性[38]。不少善书小说情节曲折，如《绘图宣讲集要》中的《双善桥》写四川蜀州朱琦为善有好报的故事，情节出人意料，悬念设计颇具匠心。有的善书在形式上也模仿小说体制，如《绘图宣讲集要》中的《嫁妻养母》叙事体制与唐传奇基本相同；清朝嘉庆年间的善书《指淫断色篇》采用章回形式，全书共十三回，回目对仗。
受劝善之风影响而出现的劝善小说，有的从善书中取材，更多的是体现善书中的思想观念。如清初长篇小说《续金瓶梅》明显受到《太上感应篇》的影响。《续金瓶梅》作者声称：“这一部《续金瓶梅》替世人说法，做《太上感应篇》的注脚。”小说每回均以《太上感应篇》中的语句开篇，然后以故事情节进行演绎。
四、善的归宿：劝善教育的当代实践
研究古代是为了服务当代，古代的善书教育体系是当代道德教育的宝贵资源。借鉴古代善书的劝善方法，进行价值观上的引导，对当代社会道德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有重要的意义。
全风化片麻岩物理参数描述统计如表4所示。土样土粒比重、各类密度值都较为稳定。土样的测定孔隙比介于0.471～0.953，平均为0.67；孔隙度介于32%～48.8%，平均为39.5%，孔隙比与孔隙度均大于位于其上部的石英砂岩风化残积土。孔隙度标准差与极差偏大，也反应土层中孔隙分布具有非均性。天然含水量介于9.8%～30.2%，饱和度介于55.7%～100%，表明原状土样不完全处于饱和状态。
（一）正确的立场指引
古代善书对当代道德建设有借鉴价值，但古代善书中良莠混杂、瑕瑜互见，我们在借鉴吸收的过程中，要以正确的立场作为指导，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1.因时利导
纵观中国古代道德教化史，不能否认善书教育的重要意义。同时，因为时代的变迁，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古代劝善教化中的问题，完善道德教化思想体系，探索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道德教育方式，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善书所构筑的古代道德教育体系涉及面很广，是一种以人格完善为导向的生活教育。善书强调安己立人，为了让广大民众能够接受教化内容，善书采用多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宣传教育。古代善书将助人为乐、乐于奉献、忘我牺牲等作为道德追求，但这些道德要求在生活实践中实行起来有一定难度。不能违背道德发展完善的正常规律，不能将超出人们自身限度的道德标准强加在他们身上。只有通过道德教育，才能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道德自律，人们才会主动遵循道德规范，追求完美的道德人生。
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的根基，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要返回精神家园，必须坚守优秀传统文化。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文化交互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利用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的优势，借鉴其他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道德教化体系。
2.去粗取精
高校作为科技和人才的重要结合点，在积累智力资本、提高科技水平、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具有重要地位，而创新能力的提升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
中国传统道德有着鲜明的矛盾性和两重性，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消极、落后的一面。在有些情况下，精华与糟粕良莠混杂。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善书积累了丰富的教化资源，形成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劝善方法。但是由于善书兴起盛行于封建时代，不可避免地存在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借鉴吸收学习善书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
善书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奉为圭臬,有效利用民众的信仰与追求，将传统的伦理思想与民俗文化有机结合，“是一种不论贵贱贫富, 儒、佛、道三教共通又混合了民间信仰的规劝人们实践道德的书”[16]437。理解劝善书的伦理性特点是探索其教化因子，深入挖掘其理论与实践意义的前提与基础。
善书中有的内容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比如对传统美德的肯定。以孝为例，孝是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善书中反复强调的尊敬父母、赡养老人，在当代社会仍有重要的意义。如今中国出现了老龄化趋势，老龄人口占据很大比例，养老问题凸显。以孝为善书，倡尊亲敬老，对解决社会养老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健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重要的意义。
受水区东部平原超采区适度开采利用地下咸水，在降低咸水层静水位、减少农田耕作层含盐量的同时，也相应减少咸水层和淡水层水位差，减缓咸水层向淡水层的越流补给速度，使咸水层不至于扩散。
（二）多法并用的教化实践
除了神引法、图文法、故事法、功过格等劝善方法外，古代善书还主张“治未病”，从源头出发，防患于未然。古代善书的劝善还充分考虑对象的个体差异，利用各种条件、方法，内外并治，进行“道德治疗”。所有这些，都对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不治已病治未病
中医讲求“不治已病治未病”，在疾病尚未出现之前进行预防，《黄帝内经》中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39]7善书也将“治未病”视为治疗的第一原则，认为不良品德出现后固然要进行治疗，但是上乘之法并非等到品德“污染”到病态才去医治，而应当从源头出发，防患于未然。
善书将人心看作良善品德的起点，认为只要在发端之初保留善念便可有效防止恶念的产生，防微杜渐。许多善书坚持这个理念：“夫人修持善恶，自起于心。心是五贼之苗，万恶之根。夫人之心，拟行善，善虽未成而善神已应矣；心起恶，恶虽未萌，凶神已知。”[34]447将自身的善念唤醒，在恶念发端之际就及时将其抑制，这是善书治疗的内在准则。
顶岗实习是高职校学生实习的一种方式，是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学生完全履行其所在实习岗位所有工作职责、掌握岗位专业技术，对学生的能力起到很大的锻炼作用。为实现顶岗实习目标，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必须抓好学生实习期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好党团组织生活。近年来，高职院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理念，积极进行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面对党建工作新形势、新问题和新难点，更要进一步研究探索党团组织生活的新形式、新内容和新途径。
功过格将心念也作为善恶标准，与理学的格物致知、修身养性相通，与心学由内而外的道德自我完善相符。《太微仙君功过格》列举功过的具体计算方法，即使只是举意，没有做出恶行，其过也在三至十过之间。《福国镇宅灵应灶王宝卷》中，本有四十年帝王之分的罗隐，因其母心生不良之念，要待罗隐登极后“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结果被抽去了贵骨，命运彻底改变[40]。
2.因人施教
为了使得道德教化的效果符合预定的教育目标，必须充分考虑对象的个体差异，利用各种条件、方法进行教化。善书教育在劝善的过程中，将这一理念贯彻于现实的道德实践中，如道家善书根据群体的信仰对象差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创作出吕祖系、文帝系等各种系列的善书，融合感应说、因果说等理论，根据群体的认知水平、结构差异，采用不同方法进行道德引导治疗，或是理论宣讲，或是小说创作，以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为了对最广大的民众进行劝善教育，产生更大的劝善效果，善书常常写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有的善书又针对特殊的群体，如托名文昌帝君的善书，强调“德”在科举中的重要性，是专门针对读书人的劝善，如《文昌心忏》《文昌戒淫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很多劝善小说中写到士人因为犯有淫行而被神明剥夺了中举仕进的机会。明代小说类书《国色天香》中的“规范执中”“名儒道范”等都是为士人、士大夫而作。善书中的敬惜字纸信仰也主要针对读书人。清末出现了《桂宫梯》《青云梯》等敬惜字纸的善书。还有一些善书是针对乡绅的劝戒，如《不费钱功德例》里专有“乡绅不费钱功德”，《醉笔堂三十六善》里有“绅宦三十六善”等。
因人施教在今天的道德教育中更为重要。现代社会是个开放、动态的系统，不同群体、不同个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在进行道德教育时，要坚持多元并存的理念，处理好个性发展与道德教育的关系，采用有效的宣传教育方式方法，探讨道德准则内化的有效机制。道德教化既然是外在规范与内在良知的互动，就应该遵照中医个性化治疗原则，因人因时因地进行道德宣传教育。
3.内外并治
内外并治是古代劝善教育的重要原则和方法。内外并治首先指内在良知的发现、道德自我完善与外在道德规范约束之间的关系。儒家的修身是根据道德规范要求自己，但最终的目的是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觉的行为，也就是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儒家将“慎独”当作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从理学到心学的转变，也就是从外到内的转变，道德自我完善越来越被强调。善书也强调道德的内在自觉，如《太上感应篇》说：“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不履邪径，不欺暗室。”[17]4宋元之后，特别是明清之际，以善书为中心，以圣谕为指导，辅之以民间力量，善书、家训、蒙学等形式结合，社会各阶层通力合作，掀起了一场劝善运动，将内外并治应用于道教教化实践，对社会风气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内外并治也指道德教化与法律约束相结合。早在战国时期，法家的韩非子就强调“赏罚随是非”“祸福随善恶”，把劝善置于法律观念之下[41]147。到了汉代，经学家从政治实践层面论劝善，如《大戴礼记》云：“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以正，坚如金石，行此之信……”[42]22-23强调“劝善”与“惩恶”、“庆赏”与“刑罚”双管齐下，认为“德教”与“法令”一样重要。后世帝王认识到道德劝善和法律约束两者缺一不可，在颁布法律的同时颁布善书，让官员士人阅读法律和善书，甚至其纳入科举考试的范围。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和谐社会，必须将法治建设和道德教育相结合。
总之，植根于古代文化的劝善教育体系是道德教育的宝贵资源。善书通过各种形式进行道德教化，进行价值观的引领，对当时社会道德的维护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有重要作用。我们研究善书，总结善书的教化模式和方法，可以为现实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借鉴。时代变化了，但有不变的东西在，那就是基本的道德伦理。在今天，社会传播媒介众多，特别是互联网上信息量大，良莠混杂，如何进行善的引导，更为复杂，也更为紧迫。应该古今结合，积极引导人们选择符合生命本有价值的道德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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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Good Education Wisdom and Contemporary Moral Education Practice
LI Wen-jing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Shanshu education system, rooted in ancient culture, is a valuable resource for moral education.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improve the moral values of the people by emphasizing keeping good thoughts,doing good deeds, and carrying out good deeds in daily life. Shanshu teaches and publicizes educ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illustrated and written forms and preaching methods to guide social values, such as advocating good writing, exhorting good poetry, drawing good books and annotating good books. It has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society.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alistic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by clarifying the context and ess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hanshu and summarizing the education model of Shanshu.
Keywords： Shanshu；education；indoctrination；contemporary practice
［中图分类号］ B2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04(2019)02-0041-09
URI：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90420.2311.020.html
［收稿日期］ 2018-10-26［网络出版时间］ 2019-04-22 16：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文人化研究”（14BZW065）。
［作者简介］ 李文静，女，山东临沂人，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应用伦理研究所兼职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任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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