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类型化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难题论文,当代论文,类型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电影类型化顺应主流电影商业化发展趋势，但是并非轻而易举地加入一些商业电影元素即可大功告成，而是需要制作者和创作者认真对待，因为在当今世界，电影类型化确属难题，更何况在中国这个市场经济尚有待深化的环境中。本文尝试剖析这些难题，以寻求应对之道。
培育稳定观众
难题一：能否培育出对商业电影有长期需求的稳定的观众群体？
随着中国电影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已是大势所趋，类型电影作为商业电影的主体将会举足轻重，必将促使各种电影观念向商业电影观念靠拢，接纳乃至奉行商业电影美学。
类型电影演变历史与观众兴趣态度变化联系密切。类型电影要同时满足来自不同阶层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观众完全出于自愿的娱乐消费要求，同时也需要满足一定的精神需求。观众观赏需求被大体划分成不同类别，由不同的电影类型分别予以满足，如果这些要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保持稳定，制作者就可以按照其形成的模式生产，从而保证一种类型形成历久不衰的独特魅力。
电影类型是市场长期选择的产物。它的形成发展不需要特殊政策鼓励扶持，只需要提供并维持公平竞争的环境即可。任何精心设计的电影模式，无论理论推导多么完备，能否成功，并历久常新，都需要经受市场的汰选。这种商业竞争经常体现出来自广泛观众的集体无意识。与精英文化相比，可能粗糙乃至粗俗，即便如此，仍然需要坚定不移地尊重观众的选择，无须越俎代庖，人为干预。因为类型电影是由制作者、创作者与观众共同建构的，缺少观众反馈，任何精心打造的电影类型也难免寿终正寝。由此可知，找到稳定的观众群是维持类型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在大部分类型产生的年代，观众多数以家庭为单位，每周定期观看新片，习惯性地对特定类型上瘾，并对即将上映的同类影片充满期待，这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类型电影文化由此奠定厚实基础。
在当今社会寻求稳定观众绝非易事。在世界范围内类型电影被无情的首要竞争对手——电视逼到绝境，各种细化的电视节目长期大量供应，方便快捷，使观众的观赏需求基本得到立即满足。尤其在中国，大部分类型电影所能够发挥的功能已经被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长篇连续剧取代，它们吸引盲目跟从的观众上瘾，从而占据甚至预先支配了观众的大量闲暇时间，包括很多原本不打算用于观看电视剧的时间。况且，观众在做出选择时使用的是遥控器，方便快捷远超过在影院售票处挑选影片。录像机、影碟机大量倾销，令电影的处境雪上加霜。电影爱好者除了购买大量碟片，还可以在网络上下载各种影片，这使观众仿佛独自占有一座电影资料馆，随时调用。网络同时提供大量相关信息，供挑剔的观众参考，使之轻易超越盲目挑选阶段，更导致对电影类型痴迷的观众分流。甚至连电子游戏或网络游戏也在与类型电影争夺观众，所有扮演一定角色的游戏，基本原理都来自影视剧中的认同机制，只是由于便于主动参与，因而比看电影更有主体感。它们都是由电影特别是类型电影机制孕育而成，如今却毫无例外地成为类型电影的天敌。类型电影在与这些后起对手竞争时，如何扬长避短、出奇制胜是需要全力以赴认真应对的。
首先，要使类型电影面对更多的个体观众。如果说主旋律电影主要面对的是集体性观众，艺术探索电影满足的是少数精英观众，那么，类型电影满足的是以个体面目出现的大众。电影放映的应对措施应是：继续将以集体性观看为主改为个体性观看为主；以接受教育为主改为休闲娱乐为主。需要打破按照行业或职业身份划分观众的惯例，以类型划分电影代替以题材划分电影，使每一部影片都成为每一位个体观众可以在市场上随意选择的大众化文化商品。
其次，需要让观众乐于参与，体验到更多的主体性感觉。尽管这方面与网络相比先天不足，但是也并非毫无优势可言，关键在于塑造出乐于认同的形象，让观众不由自主地看作自己的化身，或与自身密切相关。让观众在主观认同与客观关照之间做出随机选择，尽量保持自由状态，不要施加精神压力。
电影类型需要在尊重观众自发选择中自然形成，这种条件可能要经历多年才能具备。中国电影创作者和观众需要极其耐心地在绵绵不断的历史中营造类型。尽管可能一时尚未结出硕果，但是在营造过程中创作者必然可以积累丰富经验，加深对于类型电影的理解，观众也由此凝聚，将自身的审美要求不由自主地奉献出来，融入类型电影美学之中，电影类型化正是这种缓慢的蜕变过程。而每当出现观众大量流失的状况，则是拉响了紧急警报，只要积极变革，很有可能带来新的转机。
把握文化冲突
难题二：当今的电影制作者、创作者和文化研究学者能够把握潜在支撑类型电影的文化冲突吗？
导致大量观众持续不断对于一些类型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在于，类型电影是对于社会的基本文化冲突通过娱乐的方式加以关注和表现，并且试图在想象中给予解决。不同的类型往往体现不同的文化冲突。
在整体上，中国电影面对的文化冲突是个体与社会的冲突。在中国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发展至今尚未成熟的现代社会，注重群体性都超过个体性，中国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的类型电影，而从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准类型电影中已经能够发现偏于群体性的特征。
任何一种类型都是从个别的影片发展起来的，如果它没有自生自灭，必定得益于适当的社会历史条件。在1949年以前，以群体性为主的电影大都产生于民族危难之际，因为只有这时，群体性要求才可能压倒个体性诉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电影主动承担起振奋民族精神的神圣使命。1949年之后，电影用于表现政治斗争、阶级冲突时往往得心应手，原因或许在于政治斗争的敌我矛盾与突出群体性电影中的冲突便于形成一一对应的同构关系。
但是，政治冲突仅仅可以看作人类社会文化冲突中的一种，并不能涵盖一切。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电影主要弘扬群体性，那么，改革开放后，则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个体的价值。但是，离开特殊的政治背景，表现日常社会生活，特别是表现改革开放后新的社会形态，电影未必能够充分把握基本的文化冲突，自然难以形成各种稳定的电影类型。
类型电影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帮助观众通过娱乐的方式解决个体与社会的冲突。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是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表面看这是不相容的两种价值观，但是又都在社会上发生重要影响，个人面临抉择时，经常处于两难境地。没有人能够代替普通个体处理二者关系，也几乎没有专门机构去培训个体学会这种根本性的处世之道，即便有人教授此类课程，民众也未必愿意洗耳恭听，身体力行。此时类型电影就会发挥作用，通过观看类型电影，个体观众能够及时找到一些解决方式，尽可能做到在保留个性的基础上，逐步完成社会化。在人们对于一种类型尚未清醒认识之时，这种解决文化冲突的方式就已经在发挥作用。不同的电影类型用不同的表现方式解决相互矛盾的价值观念，目的在于既展示了社会冲突，又能安抚观众，使观众对于各种文化冲突面对了，卷入了，解决了，安心了，从而使人们能够找到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和谐相处之道。
任何一种文化冲突都不可能通过观看一部影片一劳永逸地解决，正因如此，类型电影才可能长期发挥效益，它的存在正是试图解决一些看起来一直困扰观众，而又一时难以找到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于每一位观众而言，当然不可能一次性地药到病除，而是需要把这作为伴随一生的不断调整的过程，未必每次观看都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只要不断重复观看，应该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或许只有类型电影这种形式，才能充分发挥这种社会效用。以这种角度观察，就会认为类型电影的不断重复是有特殊意义的。
类型电影的重复包含两种：一种是同类题材、内容不断重复；另一种是同一部影片，引得观众反复观看。
重复的要点在于，观众对于一种并不陌生的题材和熟知的表现方式因上瘾而反复观看，仿佛越熟悉就越快乐。观众持续地需要，制作者根据成功的模式不断复制类似作品，直至观众厌烦，对于社会来说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成过程。观众个人的选择可能仅凭兴趣出发，未经深思熟虑，但大量观众的选择会逐渐形成一种趋势。恰恰这种过程可以不知不觉筛选出社会的基本文化冲突，并加以调和，呈现出随机自我调节之道。
在西方，类型电影形成托付给市场，由观众自主决定，购买电影票如同是投出一张选票，票房高的影片一定积淀着社会心理，把握着时代脉搏，即使一时人们尚未察觉，也难以在理性上充分认识。但是，总是有学者对于这些自发形成的电影类型进行认真的学术研究，挖掘和整理其中蕴含的文化密码，寻找和归纳基本的文化冲突。在中国，并非电影没有去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冲突，只是还不能充分利用类型电影的方式成规模地长期处理。电影人不断总结类型电影规律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尽快摆脱仅凭市场选择的盲目性，做到胸有成竹，及时为观众提供适用的文化产品。因此找到并把握一定的社会文化冲突，围绕着社会需要反复开发利用是类型电影发展的捷径。如果我们能够借鉴西方类型电影研究方式，定可事半功倍，体现出后发社会的优势。
类型与艺术创新相结合
难题三：创作者如何能够既尊重类型电影积累的经验，诚心诚意满足观众观赏要求，又能发挥个人创作个性？
类型电影的生命力在于，随着时代发展，一方面保留基本特征，另一方面适应新的观众要求而变迁，二者维持一种动态平衡。
现在即便在美国也已经失去了好莱坞经典类型电影产生的社会条件，标准的类型模式几乎不可能再被完全模仿复制。更何况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大部分经典类型电影模式更是难以照搬，只是大部分经验可以借鉴，这就要求电影创作者发挥一定的创造性。
任何电影类型，如果要获得市场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必须同时是一种大众化的艺术电影。流传下来的好莱坞类型电影的经典之作未必采用最常见的模式，却必定是显示出一定艺术个性的佳作。优秀类型电影需要在坚持类型普遍性原则的基础上发挥作者的创造性。美国经典电影类型的艺术家是由市场筛选出来的，所谓艺术大师的称号都是后来被加封的，如悬念大师希区柯克、西部片大师约翰·福特等。他们是体制内的作者，首先满足观众的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探索。中国的类型电影创作者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在新型制片机构制约下发挥艺术创造性，成为新的电影体制内的作者，这是大势所趋，张艺谋、冯小刚都是成功范例。
但是，作者的创作个性与类型化要求经常构成矛盾冲突，难以处理。
中国电影的类型化过程比较特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充分发展了突出政治的宣传教育电影之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才下决心尝试发展类型电影的。也有一些创作个体在追求纯艺术屡次碰壁之后，才被迫转身去搞商业电影。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并不甘心一生都拍类型片。他们把类型看得非常简单，认为只要照抄现有类型模式即可。
类型电影作者需要的创造性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充分利用类型电影积累经验，组合新的类型。其二是把艺术创新融入到类型模式之中，但不违背类型的根本特征，开发出新的类型模式，供市场选择。
利用现有模式是掌握类型电影的成功经验，模式是一些电影经验的凝聚，只是在传承过程中，人们不再每一次都从头整理这些经验，而是大体套用前人留下的现成样板，整体性地搬用经验，于是形成类型的各种套路。创作者需要清醒地对待类型中的种种模式，理解它凝聚着哪些经验，哪些适用于自己的具体创作，哪些并不适用，有鉴别地采纳吸收，才能继承这些经验的精华。
但是，另一方面又需要与固定模式作斗争，尽量不要让这些模式束缚了个人的创造性。即便是成功模式也需要在创作实践中有所变革和发展。对于中国电影人来说，更需要将其本土化，并进一步完成现代化转化。
对于类型电影创作来说，即使在创作中需要把自我带入作品，凸显独特个人风格，主要目的也应是增加艺术感染力，而非仅仅是贴上自己个性化的商标。“艺术家把他自己的思想、技巧和能力(就最广的意义来说是他的风格)带进类型，而类型则给他一个对他的作品起指导和规范作用的造型形式，……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他施加的限制。”①在类型的基本框架中发挥创造性，艺术个性反而有可能吸引观众。
按照常规电影观念，类型电影制造梦幻，弥补生活缺憾。艺术电影在很大程度上要颠覆这种造梦功能，启发观众清醒思考。两者势不两立。但是，现代观众已经有足够精神准备和艺术修养对待复杂的电影现象，可以接受更加丰富多彩的电影。类型电影作者需要把两种美学观念进一步结合。创作商业电影仍然需要以满足观众娱乐为主，在此基础上，反思、批判、质疑都是可以的，也是应该鼓励的。这无疑给电影人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现实既关注又逃避
难题四：能否让观众通过观看类型电影达到既关注现实又能逃避现实中具体问题的困扰，而又有益于社会的理想境界？
对于文化冲突的整体把握，并不能代替具体类型的开发、培育、定型及反省。类型电影可以直接取材于社会现实，也可以表面上与社会现实毫无关系，实际上存在潜在的联系，两类影片创作都需要把握类型电影与现实的微妙关系。
当前，满足常规市场需求应以当代题材为主开发电影类型。此类影片要想获得观众普遍性关注，或许应该以社会问题为出发点，表现当代中国民众的忧患与希望。
新世纪以来已将建设小康社会设定为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发展目标。大局已定，继续改革开放已不可逆转，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大量与个人切身相关的社会问题必然更多浮现，类型电影应该抓住这个转机，切入社会现实。当然并不是说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不需要电影表现，毕竟那不是类型电影擅长处理的题材，应该由主旋律电影去解决。社会问题当然不可避免掺杂政治因素，但是类型电影只有淡化政治因素，强化社会因素，把问题局限在日常生活范畴中解决，才可能扬长避短，有所作为。
同样是处理现实社会问题，类型电影与主旋律电影、艺术探索电影有所不同。它需要紧紧把握主流观众的心理。
对社会现实既要关注，又要逃避，二者平衡是此类影片成功的关键。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找到电影介入社会问题的方式，引起浓厚兴趣，只是第一步，接着需要引导观众沉浸到具体情境之中，使他们感到用电影艺术的方式解决任何问题都是有可能的，也是引人入胜的，从而摆脱具体现实问题对于精神的无休止的纠缠，转而专注于娱乐之中。这种对于现实问题的躲避是类型电影必不可少的美学特征。
近年一些获得商业成功的影片大多触及到其中奥妙，以社会问题为出发点，然后再加以改造、包装，以娱乐方式转移观众的注意力。《天下无贼》讨论的是社会如何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收入不被非法剥夺，情节展开后却转入不同盗贼之间的正邪大战，潜在主题是应以平等的心态对待弱势群体。《疯狂的石头》开始的情境是濒临倒闭的集体企业的如何自谋出路，后来转入保卫干部如何与各路犯罪分子斗法，潜在的话语是，对于濒临下岗的工人职工，社会不可能撒手不管，但这层含义早已消融在准黑色幽默之中。《云水谣》隐含着中国广大民众反对台独的坚定态度，颂扬的却是海枯石烂的坚贞爱情。
即使从社会问题出发，也不能把类型电影当作讨论社会问题的政治读本，它只是寓教于乐，因此需要采取适当措施把观众的注意力转移到消遣休闲方面来。大可不必为这种腾挪担忧，即使不像主旋律电影那样对于社会问题细致剖析，相信观众在娱乐过程之中也不会将社会问题完全淡忘，实际上有可能更多地作用于潜意识，有朝一日需要严肃地思考相关问题，深藏于潜意识中的意念就有可能浮现出来，发挥作用，无意中引导观众做出理性思考。
类型电影不是为根本解决社会问题而存在，它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制造当代神话，塑造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吸引观众自觉认同，从而有助于提高公民的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正义感、社会良心和人道主义精神。但是与主旋律影片略有不同的是，民间长期形成的一些意识形态可能会发挥更直接的作用，如义气、气节、仁义之类，只是需要将其进行现代化转化，转化为人权、平等、博爱、同情弱者等普世原则。
《天下无贼》堪为佳例，它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接近社会问题，既不远离，也不深入探讨弱势群体问题实质，以娱乐方式把社会问题个人化、情感化，靠情绪化方式将其解决，而不必像改革片那样提出高屋建瓴的改革方案。毕竟在社会实践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使放在类型电影中处理也无能为力，影片只能提供一种多数观众期盼的理想结局，能够发挥的社会作用是，缓解一些社会矛盾，发泄一些民间怨气。
把个体放置在虚拟的社会环境中，让其想象性地面对一些日常生活中不愿直接面对，或者没有机会直接面对的事物，尽量扩大认同对象的能力，发挥主动性，满足观众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满足的愿望，弥补平生缺憾。这种方式虽然使观众暂时离开现实问题的缠绕，却仍然能够发挥社会作用，为建构现代市民社会普及积极健康的精神因素，培育健全人格。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理论推演，在一个解构主义普遍存在的多元化时代，以现代神话方式塑造当代英雄形象，满足不同阶层观众需求，难度极大。如何寻求良策，需要继续认真探讨。
为非理性反文化的负面价值保留表达渠道
难题五：如何能够使类型电影在坚持社会主流价值的同时，为非理性或反文化的负面价值保留一定的表达渠道？
如果没有立足于鼓励娱乐的社会氛围中，类型电影难以充分展示其社会功能。类型电影以特殊的方式处理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的关系，给快乐原则更多的表现空间，使非理性反文化的负面价值也能够找到一种释放或间接表达的机会，从而达到一种平衡。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来，人的心理是被分成二元的，内心阴暗的一面与光明磊落的一面，两者并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非理性的阴暗面难以找到释放机会，只好压抑在潜意识之中，造成心理紧张，只有通过做梦才有可能缓解。非理性的释放也是一种社会的需要，它是坚守理性的补充，是个体有时需要摆脱现实束缚的一种方式。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类型电影也被赋予这种功能，给个人的精神释放以更多的自由。“类型电影兼有文化与反文化双重特性。它们表现出的欲望和需求并不是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成分，但是它们又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信条。”“每一种类型都是把某一种文化价值与另外一些价值对立起来，而这些价值正好是被社会忽视、排斥和特别诅咒的。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的综合体能够实现一个虚幻的梦；这也使观众能够表现出被禁止的感情和欲望，同时又得到主流文化的批准。……类型影片能够把社会禁止的体验和被允许的体验结合起来，其结合方式竟能使前者显得合理而后者显得丰富。”②
类型电影成功的一个关键在于对于观众观赏欲望的顺应、张扬、转移和隐藏。创作时通过电影手段把观众的个人观赏欲望调动起来，包装起来，组织到文本之中，找到合适的理由，将其合法化甚至正义化，采用适当的形式呈现出来，让观众释放内心压抑已久的欲望或情感时没有太重的精神负担。其目的是，给各种被压抑的负面因素一种直接表现的机会，然后再加以克服。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真正能够充分体现这种特点的类型电影有多种，由于具体国情的原因，我国目前恐怖片、犯罪片、强盗片、色情片等不可能生存，可供发展的类型并不太多，这自然抑制了多方面的探索。在已经发展的一些类型中仍然可以找到一些例证，如武侠动作片对于暴力的表现，经常采取用正义暴力反对非正义暴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观众对于暴力的想象，也发泄了暴力欲望，有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提供了与反社会力量认同的机会。武侠电影中也会出现一些超现实画面，如大侠们克服地球引力在天上飞翔，但是这些简单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
如果要发展类型电影就需要拓宽领域，减少社会道德束缚，强化快乐原则，抑制现实原则，增加娱乐性，特别需要发展非写实类电影。
这里不妨以科学幻想片为例。当然我们应该把现实中对待科学的态度，与科幻片中对待科学的方式区别开来，才能探讨科幻片的美学特征。
科幻片常常可以涉及一些平常社会禁止或缺少机会谈论的事物，能够刺激人的想象力。人的心理常常是，社会越忽视或越严厉谴责，明令禁止，个体就越渴望知道。一些常规化的思维方式也会被改变。
这种影片可以为观众提供一个感受反常事物的机会。它往往描写一些边缘地带，处于已知世界之外，使观众有机会发挥想象力，进入日常生活中难以接触的不可想象的时空之中。
个体在精神上需要敌人存在，但并不真正愿意处于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可以用超现实手法制造出一些敌人，让个体能够意识到可能会遇上哪些困难和挫折；个体内心难免存在恐惧，可能来源是具体的，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又是难以名状的，可以创造出一些形象，作为个体的恐惧对象，赋予它顽强的生命力，以激发人们去与他们斗争，战而胜之自然会克服内心恐惧；个体希望更多地冒险，但是又担心健康受到损害，生命受到威胁。于是需要经历精神冒险，磨砺意志；个体愿意遵纪守法，为此必须抑制自己的暴力倾向或破坏欲，但是这不意味着连想象自己通过暴力发泄的机会都被永远剥夺；个体当然都希望惩恶扬善，但是或许也愿意利用某种机会体验一下作恶的感受，释放一下干坏事的内心冲动，在现实环境中难以克服心理障碍，但是在观赏电影时，如果愿意，可以找到机会；个体相信科学的力量，寄希望于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但是在潜意识中必然也在担心科学技术发展失控，被坏人利用，危害普通老百姓利益。既然这种担心存在，那就无妨将这种现象再现于银幕上，供人具体感受玩味；社会总有一些禁忌话题，如讳言生死，但是个体必须要更多地理解死亡的真谛，才可能理性地面对自己或他人的死亡，因此应该让人有可以直接接触死亡、面临死亡、讨论死亡意义的机会；个体大多在理性上不相信灵魂、天堂、地狱之类超现实事物，但是并不意味着对这些事物的好奇，也不意味着个体不能想象它们的存在。直接在虚拟的天地间遨游，是一种对于世俗精神的解脱；个体相信理性，排斥非理性，但是并不能永远根除非理性，它们在潜意识中积蓄着对抗理性的能量，因此必须为观众提供通过观赏电影缓慢有节制地释放能量的方式。
一定的电影形式表达可以把观众的视听欲望与对特定的社会观念、道德观念的渴求结合起来，平衡起来。电影以制造奇观的方式促成视觉上的解放，一定程度上冲破视觉禁忌，带来快感。叙事与这种快乐原则的贯彻也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故事的起、承、转、合正好对应于观赏欲望的激发、激化、转移、平复。对于一些反文化的否定的因素至少在影片表述过程中表现出来，而结局是让位给肯定的因素。这种平衡是难以把握的，只能在大量实践中积累经验。
要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准，让几乎失控的心理冲动再回归理性是必要的，二者需要默契和平衡，不可偏废。
但是非写实类的科幻电影历来基本由美国好莱坞提供，这种局面有待改变。在基本解决温饱后，中国观众的娱乐要求也会有所变化，特别是对于非写实电影的需求会更加强烈，尤其需要浸润中国的科幻电影，这只能自己制造，才更能满足中国观众的需要。
目前此类影片创作尚未真正起步，许多问题还不知如何解决。当前不妨未雨绸缪，为迎接它们的到来做好精神准备。
从理论上讨论电影类型化并非只会遇到这几个难题，只是问题比较重要却常常被忽略。
当代电影类型化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只要商业电影实践蓬勃开展，必定激励电影人知难而上，勇于开拓。只要我们相信市场经济的力量，就会找到电影类型化的解决之道。
时间将证明一切。
注释：
①[英]爱·布斯康布《美国电影中的类型观念》，邵牧君译，《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第357页。
②[美]查·阿尔特曼《类型片刍议》，宫竺峰译，《电影理论文选》，第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