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合作中的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韩论文,政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4)06-0014-19 中国和日本分别是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韩同为二十国集团(G20)成员，三国经济总量(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在东亚格局中更占有举足轻重地位。中日韩加强合作，不仅有利于三国自身发展，还会对世界和地区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中日韩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经济互利构成三国合作的坚实基础。中日韩三国互为重要邻国，历史、领土问题错综复杂，当前中日、日韩“岛争”更使安全冲突凸显、政治关系恶化、政治对立严重，成为三方合作的主要障碍。更为严重的是，政治关系恶化、政治对立严重，已经冲击和损害了三方经贸关系，形成政治对立与经济互利的恶性循环。努力走出这种恶性循环，实现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成为摆在三国面前重大且紧迫的问题。 一 经济互利：中日韩合作的坚实基础 若以领导人会议举办为标志，中日韩合作已走过15个年头，2014年迎来中日韩合作15周年。1999年11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启动了“10+3”框架下的三方合作。2003年11月的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2008年12月，三国领导人开始在“10+3”框架之外举行会议，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中日韩合作发展到新的阶段。在领导人会议之下，三国还建立了18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50多个工作层交流合作平台。2011年9月1日，中日韩合作秘书处正式在韩国首尔挂牌启动，而比中日韩合作起步更早的东亚许多重要合作框架，如“10+3”、东亚峰会(EAS)等，迄今仍未能设立专门的秘书处之类的组织机构。 中日韩合作的全面展开和快速推进，说明其有着坚实的发展基础。这一坚实基础，首先是经济互利。互为最重要经贸伙伴的中日韩三国，相互依存度高，互补性强，发展势头猛，合作领域宽，推进和拓展三方合作给三国带来了多层面的经济利益。①具体表现主要有三： (一)三方贸易快速增长，互为重要贸易伙伴 贸易往来是经济关系的主体和基础。1999年中日韩合作启动以来，三方贸易关系快速发展，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如表1所示，1999～2013年，中日韩三方贸易由1320.4亿美元猛增至6796.8亿美元，14年间增长了4.15倍。其中，增长最快的中韩贸易由250.3亿美元增至2742.5亿美元，增长了9.96倍；其次是中日贸易，由661.7亿美元增至3124.2亿美元，增长了3.72倍；增长最慢的日韩贸易亦由390.4亿美元增至930.1亿美元，增长了1.38倍。 伴随三方贸易的快速增长，相互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也快速提升，彼此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如表2所示，日韩加在一起，已占到中国外贸总额的14.4％，接近于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所占比重；中韩加在一起，已占到日本外贸总额的25.7％，远远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加在一起，占到韩国外贸总额的28.6％，更是韩国绝对第一大贸易伙伴。实际上，仅就中国而言，已分别于2002年、2007年和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贸易伙伴国和出口对象国。只是由于“岛争”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中日贸易遭遇严重冲击后，中国作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国的地位才被美国重新夺取，而作为其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贸易伙伴国的地位依旧不可撼动。2014年上半年，中国在日本贸易、进口和出口中的占比分别为20.1％、21.7％和18.1％，美国的相应数字分别为13.1％、8.6％和18.4％。②中国更是韩国绝对遥遥领先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4年上半年中国占韩国外贸总额的20.7％，出口总额的24.5％，进口总额的16.7％，而曾经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美国，相应数字分别仅为10.4％、12.0％和8.7％。③
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均具有明显的出口主导型特点，三方贸易快速增长，相互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快速提升，说明三方经济互利快速增强。 (二)相互投资不断扩大，产业布局高度关联 相互投资是经济关系的拓展和深化。1999年中日韩合作启动之后，三国之间的相互投资得到快速扩大，投资流向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中日韩合作启动之前和启动初期，主要是日韩两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而到后来，尤其是中国推出“走出去”战略之后，中国对日韩直接投资也在不断扩大，三方相互投资越来越朝着均衡方向发展。 为剔除年度波动影响，可以每三年平均数计。1998～2000年，日本对华和对韩直接投资(净流出)分别仅为8.7亿美元和6.3亿美元，而至2011～2013年已分别猛增至117.4亿美元和32.4亿美元，分别增长了12.5倍和4.1倍。④截至1999年底，日本对华和对韩直接投资余额分别仅为73.4亿美元和29.4亿美元，到2013年底已分别猛增至981.3亿美元和298.5亿美元，分别增长了12.4倍和9.2倍。⑤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也十分迅速，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截至2012年底，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累计已达528.92亿美元，除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维尔京群岛外，排在日本、美国和新加坡之后，成为中国第四大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占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3.91％。⑥2013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达30.59亿美元，仍是中国第四大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2014年1～6月，韩国更超过日美，并成为中国第二大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实际使用金额达28亿美元。⑦ 相互投资快速扩大的直接结果，是三国的产业布局高度关联，产业链条日趋融合，产业分工逐渐深化。实际上，目前一些地区和全球知名产品，如丰田、本田、三星等，其研发、生产和营销等链条已在中日韩三国之间得到无缝对接，与其说是日本和韩国的品牌产品，不如说是三国产业合作的共同成果。目前的基本产业分工格局是，研发和重要零部件生产主要在日韩，而加工组装则主要在中国大陆，然后销往三国和世界各地。未来的主要趋向是，研发和重要零部件生产也开始向中国大陆转移。 投资流向始终是由获利来主导的。中日韩三方相互投资的不断扩大，源于投资企业的获利在不断增大。这本身即是中日韩经济互利的重要层面。而另一层面也同样不容忽视：作为投资接受方，在税收、就业、技术外溢等诸多方面获得了巨大收益，否则也不会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去吸引外资。 (三)合作领域逐步拓宽，合作机制日臻完善 在三方贸易和相互投资快速发展的同时，三国之间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全面展开、快速推进。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是财政金融合作。包括：通过签署双边互换协议，防止和抵御国际游资对三国货币的恶意冲击，稳定三国外汇市场；签署货币直接交易协议，减少贸易投资交易成本和汇率波动风险；相互购买对方国债，加强三国国债市场融合和财政合作。此外，在国际金融体系和地区金融合作领域，三国也进行了密切的协调和合作。 同时，三国在节能环保、粮食农业等领域的合作也在快速推进。如在粮食农业合作领域，2012年4月14～15日，首届中日韩农业部长会议在韩国济州岛举行，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明确指出，三国加强农业合作，有利于提升农业技术、强化粮食生产能力、促进农产品贸易，从而有利于维持三国更加良好的粮食安全保障、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保护农业用地和生物多样性。⑧为此，三国将首先启动在粮食安全保障和农业政策信息方面的合作，将重点加强在东盟粮食安全信息系统、东盟与中日韩大米紧急储备以及亚太粮食安全信息平台等区域和国际层面的粮食安全合作，通过合办研讨会等方式，交换与粮食安全相关的农业政策信息，促进研究人员交流，寻求联合研究契机。此外，在动植物防疫、防灾减灾、农产品贸易便利化等方面，也将进一步加强三方合作。 机制建设是确保中日韩合作稳定发展的基础。除上述领导人会议和部长会议机制化、正式设立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之外，中日韩合作在经济领域的机制建设更取得显著进展。其中，最重要的是《中日韩投资协定》正式签署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正式启动。在三国官产学共同研究的基础上，三国于2007年3月正式启动了关于中日韩投资协定的官方谈判，经13轮正式谈判和数次非正式磋商，于五年之后的2012年3月完成谈判。随后在同年5月13日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关于促进、便利和保护投资的协定》(简称《中日韩投资协定》)。该协定共包括27条和一个附加议定书，囊括了国际投资协定通常涵盖的所有重要内容，包括投资定义、适用范围、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征收、转移、代位、税收、一般例外、争议解决等条款。 2002年中日韩自贸区设想提出后，翌年启动民间研究，2010年启动官产学联合研究，2012年初联合研究完成并通过审议。以此为基础，在2012年5月13日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宣布年内正式启动自贸区谈判。2013年3月，中日韩自贸区第一轮谈判正式启动，并于2013年7月和11月、2014年3月分别进行了第二、第三和第四轮谈判。 结束不久的第五轮谈判(2014年9月5日闭幕)，又就货物贸易降税模式、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方式及协定范围与领域等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磋商，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协定的范围和领域、谈判未来安排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方面，三方深入交换了意见，进一步缩小了分歧；在范围和领域方面，除已成立的11个工作组外，三方同意将电子商务、环境、合作纳入协定并相应成立工作组；三方还通过了未来谈判新安排，商定11月底在日本东京举行第六轮谈判。⑨ 二 政治互信：中日韩合作的薄弱环节 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是任何区域合作框架顺利推进不可或缺的两大条件。遗憾的是，虽然经济互利为中日韩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而政治互信不足或政治对立严重，却成为中日韩合作的薄弱环节。经济互利基础坚实而政治对立日趋严重，构成当前中日韩合作面临的“二元悖论”，也是中日韩合作遭遇阻碍、难以推进的根源所在。 (一)“岛争”恶化中日、日韩政治互信 由于历史问题未能彻底清算、冷战影响未能根本铲除、岛屿争议未解决、政治制度差异大等原因，中日韩合作本来就存在着政治互信不足的薄弱环节。由于这一薄弱环节的存在，中日韩合作时刻面临着因某些特殊政治事件冲击而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风险。如在本世纪初小泉执政时期，由于小泉作为首相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而导致中日、日韩政治关系恶化，严重阻碍了中日、日韩双边和中日韩三方合作的进展。小泉下台后，经过三方各界的不懈努力才得以恢复，从而才有了中日韩在“10+3”之外独立举办领导人会议(2008年12月)、中日韩合作秘书处正式启动(2011年9月)、签署《中日韩投资协定》并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2012年5月)等一系列重大合作成果。这应该是中日韩合作进展最快的“蜜月期”。 可惜好景不长，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岛”，引发中日政治安全冲突，日韩围绕独岛(日方称“竹岛”)主权的冲突也随之恶化，政治互信不足问题再度凸显，政治对立日趋严重，中日韩合作遭遇严重阻碍。尤其是安倍二度上台执政后，不仅未能缓和中日、日韩之间的岛屿争端，反而通过所谓“安保三箭”等行动，显示其在对华、对韩外交上的立场更加强硬，在政治右倾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而将中日韩政治互信推向了1999年中日韩合作启动以来的最坏时期。其主要表现是：(1)本应于2013年在韩国举行的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未能如期举行，迄今仍未有恢复迹象；(2)各种部长级会晤机制被迫停止，其他级别的三方合作机制也或被取消，或收效甚微；(3)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虽在进行，但实践证明，没有领导人等政治高层决断，很难取得理想效果；(4)中日韩其他层面和领域的合作也严重受阻。 (二)中日韩合作面临“二元悖论” 当前中日韩合作深陷困境的直接原因如前已述，是“岛争”导致中日和日韩政治关系空前恶化。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中日韩合作目前面临的“二元悖论”。 众所周知，传统的日韩对外关系格局，无论在政治安全层面，还是在经济贸易层面，均一元化地高度依赖美国。在政治安全层面的突出表现，是美国通过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关系，对日韩政治安全保持着高度控制，从而形成日韩在政治安全层面对美高度依赖。而在经济贸易层面的突出表现，则是美国长期保持着日韩第一大贸易对象国，尤其是出口对象国的地位。如表3所示，直到2000年，美国仍是日本和韩国绝对第一大出口市场，对美出口占比分别高达30.1％和21.9％。 然而，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国际经贸地位迅速提升，美国在日韩对外经贸关系中的重要地位逐渐被中国所取代，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更加速强化了这一过程。
先看日本。日本对华出口占比在2000年仅为6.3％，到2005年猛升至13.4％，2009年中国取代深陷金融危机的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2010年日本对华出口占比升至19.4％，2011年最高达19.7％，比2000年上升了13.4个百分点。而美国占比同期则由30.1％下降至15。3％，下降达14.8个百分点。 再看韩国。韩国对华出口占比在2000年仅为10.7％，2003年中国即取代美国成为其第一大出口对象国。到2013年韩国对华出口占比更上升至26.1％，比2000年上升了15.4个百分点。而美国占比同期则由21.9％下降至11.1％，下降达10.8个百分点。 但在另一方面，美国在政治安全层面对日韩的控制不仅未根本改变，反而在2011年美国加速推进重返亚太战略后得到进一步强化。美国越来越将日韩作为其在东亚构筑“雁型安全模式”的桥头堡，不断强化与日韩的军事同盟关系和政治安全关系，从而导致日韩在政治安全层面对美依赖进一步加深，以致形成目前日韩对外关系中“经济贸易依赖中国，政治安全依赖美国”的“二元结构”，也由此形成目前中日韩合作所面临的“二元悖论”。中日韩合作中的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问题，必须放在这一“二元结构”或“二元悖论”的大框架下，才能准确把握。 (三)经济实力对比变化的政治影响 中日韩合作所面临的“经济贸易依赖中国，政治安全依赖美国”的“二元结构”，是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导致中美日等大国经济实力对比关系深刻变化的直接结果。如表4所示，中美日三国的经济总量在2000年为16.2万亿美元，到2013年增至30.9万亿美元，增长了90.7％。其中，中国由1.2万亿美元猛增至9.2万亿美元，增长了666.7％；美国由10.3万亿美元增至16.8万亿美元，仅增长了63.1％，增长速度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日本在此期间则几乎只有波动，没有增长。三国经济增长速度差距如此之大，必然导致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深刻变化。2000年到2013年，中国在三国经济总量中的占比由7.39％升至29.72％，上升了22.33个百分点，而美国占比则由63.45％降至54.38％，下降了9.07个百分点；日本占比更由29.17％降至15.9％，下降了13.27个百分点。尤其是中国于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超越日本的步伐急剧提速，2013年经济总量已相当于日本的1.87倍。
上述中美日经济实力的如此急剧变化，不仅是形成中日韩合作面临的“二元结构”中“经济贸易依赖中国”的直接原因，仅此也足以说明中美日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变化产生的政治影响。更加重要的是，这一变化还对日本的政治走向产生了直接影响，无论是日本国内政治的全面右倾化，还是在对外政策上更加强硬、军事化色彩更加浓重、更加亲近美国，都可以从中找到其深刻的经济根源。日本政客欲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来达到其政治野心，也经常从中美日经济实力对比的深刻变化中，寻找似乎最能让世人相信的“论据”。而目前中日和日韩之间的政治对立和安全冲突之所以如此严重，以致成为中日韩三方合作的主要障碍，正是日本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上述变化的直接后果。 三 正视经济互利与政治对立的恶性循环 当代国际关系，无论是双边关系、多边框架还是区域合作，均呈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之间的交叉、融合日趋强化之势，由此形成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高度关联与互动。⑩这种关联与互动可以有两种态势：一种是良性的，主要表现是经济互利促成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成为政治互信的基础，政治互信为经济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从而反过来强化经济互利；一种是恶性的，主要表现是经济互利未能促成政治互信，而政治互信不足甚至形成政治对立，又反过来形成经济合作的障碍，对经济互利形成恶劣影响。 非常遗憾的是，目前的中日韩合作就处在经济互利与政治对立的恶性互动之中。前文的数据和分析应该能够证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经济互利并未促成和强化三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以致成为导致这一局面的深层原因。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一恶性互动的另一重要方向，即政治互信不足甚至政治对立恶化，如何反过来对经济互利形成严重损害。 (一)政治对立严重冲击经济关系 政治对立导致中日、日韩关系恶化对经济关系的冲击，首先表现在中日和日韩双边贸易投资关系的萎缩上。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岛”，是当前中日和日韩之间政治对立与安全冲突恶化的开端和主要标志。分析此后的中日韩经贸关系，尤其是中日、日韩经贸关系走势，应能说明中日韩合作中政治对立对经济关系的冲击态势和损害程度。 先看中日经贸关系。2013年中国在对外贸易总额增长7.59％的背景下，对日贸易却减少了5.13％，其中对日出口减少了O.9％，自日进口减少了8.73％。(11)2013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为70.64亿美元，比2012年减少了4.3％，尤其是2013年下半年为23.77亿美元，更比上半年减少了49.3％。(12) 再看日韩经贸关系。2013年韩国对日出口减少了10.7％，自日进口减少了6.7％；2014年1～6月又分别减少了5.4％和12.2％。(13)2013年日本对韩直接投资减少了17.5％。(14) (二)政治对立直接阻碍经济合作 政治对立导致中日、日韩关系恶化对经济关系的冲击，也表现在中日、日韩及三国官方经济合作的倒退或停滞上，甚至更加直接和严重。任何区域合作，包括区域经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妥协和让步，甚至是主权让渡，没有高层政治决断很难推进。目前中日韩政治对立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领导人会议被搁置，高层互访被中断，经济合作尤其是高层经济合作，很难得到有力的高层政治推动。由于政治氛围欠佳，高层促动缺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虽在进展当中，但能否取得重大突破，仍存很大疑问。《中日韩投资协定》虽已正式签署，但其实际执行效果，也取决于是否具备良好的政治氛围和社会基础，至少对中方而言，在日本右倾化引发前段时间一片“抗日”呼声中，对投资协定的有效落实，一定会产生冲击和影响。目前的政治对立，还导致中日韩政府各经济部门的高层首长几乎中断了交往，这不仅已严重影响到官方主导的经济合作项目，也已对产业和企业层面的各类合作造成严重冲击。我们已经看到，不仅那些更加依靠官方促动和支持的经济合作陷入停滞，即便是那些主要依靠产业和企业界自身推进的经济合作项目，也因受到政治氛围的干扰、官方支持的缺位而进展迟缓，甚至陷入停顿。如中日韩节能环保合作，始终被认为是互利性最大、意愿最为一致的领域，但近期相关论坛也同样空前冷落，效果大不如前，相关项目也是重重受阻。 (三)日本对外经贸关系重现“亲美远华”倾向的政治含义 从“岛争”导致中日安全冲突和政治对立恶化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尤其是出口结构变化的新动向可以看到，对华与对美占比长期保持的“美消华长”或“亲华远美”的态势出现了逆转：对华占比重又转升为降，而对美占比却开始转降为升。如表5所示，对华占比在2011年以前始终是攀升的，2011年达到高点19.7％后，从2012年开始回降到18.1％，目前仍停留在这一水平未见回升。而对美占比在2011年前一直是下降的，2011年降至低点15.3％后开始回升，2012年升至17.6％，2013年升至18.5％，超过了对华占比18.1％。这意味着中国于2009年从美国手里夺走的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的地位，2013年又被美国重新夺了回来。
同时，在是否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上，日本政府一直犹豫不决，一些利益集团更是强烈反对，尤其是作为执政的自民党主要“票田”的农业团体，反对呼声更加激烈，而后来日本政府为了亲近和讨好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了牵制和抗衡中国，还是顶着国内强大压力强行加入了。 总之，我们看到，无论是经贸现实，还是政府导向，中日政治对立恶化后，日本重现“亲美远华”倾向，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中隐含或明示的政治含义是，日本之所以在历史和领土主权等问题上不断“挑事”，在右倾化、军事化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如此之快，是在美国加速重返亚太的大背景下，拉美国“大旗”做自己“虎皮”，试图背靠美国达到险恶目的。由此势必固化或强化中日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恶性循环，也势必固化或强化中日韩合作中的“二元悖论”。 四 实现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 当前中日韩合作面临的“二元悖论”，既不利于三方合作的进展，也不符合三国各自的利益和诉求，必须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扭转，尽快实现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推进中日韩合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中日韩合作所面临的“二元悖论”，更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和意愿。实现中日韩合作中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中国应该而且能够做出独特贡献。为此，首先应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实现如下几大层面的良性互动。 (一)国家权益与地区责任的良性互动 维护国家权益，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原则和根本。但国家权益是一复杂系统，既有近前权益，也有长远权益；既有局部权益，也有总体权益。国家对外政策的原则和根本，应该是追求长远和总体权益。当近前权益和局部权益与之发生冲突或矛盾时，必须善于取舍，勇于放弃。更加重要的是，要维护长远和总体国家权益，还必须承担足够的国际责任，包括全球和地区责任，对全球和地区大国而言更是如此。 中日韩均是G20成员，都是全球或地区大国。作为分列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和日本，更应承担起推进包括中日韩合作在内的区域合作的重任。而要承担地区责任，谋求地区和全球长远及总体权益，就要在必要时舍弃一些近前或局部利益，至少不能唯利是图，更不能为一己之利损害地区整体利益或以邻为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权益与地区责任的良性互动，在承担地区责任、推进区域合作的同时，争取自身最大的长远和总体权益。 对中国来讲，目前首要的长远和总体权益，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为此必须营造有利的地区环境，缓和政治对立，化解安全冲突，推进包括中日韩合作在内的周边区域合作全面发展。这意味着，承担地区责任与维护国家权益，在总体上是统一的。努力实现国家权益与地区责任的良性互动，符合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 为此，中国目前应积极承担推进中日韩合作的多层面责任：(1)切实落实《中日韩投资协定》、货币直接交易等已签署协定，确保双边和三方相互投资关系的稳定发展；(2)立足三方合作与各自利益的长远和大局，包括缓和政治对立及其对经济关系的冲击，积极推进自贸区谈判，尽快达成协议，确保双边和三方贸易的稳定发展；(3)尽快启动和推进与三国民生直接相关的合作项目，如食品卫生、节能环保、绿色发展等，扭转中日和日韩民众相互缺乏好感及信赖的状态，夯实中日韩合作的民意基础；(4)加强中日韩三国在“10+3”货币金融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等区域框架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的协调配合，维护本地区整体和长远利益。 (二)区域架构与对美关系的良性互动 美国虽非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国家或周边国家，但却对东亚整体格局影响巨大，包括中日韩合作和中日关系。如前所述，当前中日韩合作面临的“二元悖论”，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尤其是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分化与安全控制，有着直接关系。因此，要扭转中日韩合作面临的“二元悖论”，实现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必须努力实现包括中日韩合作在内的地区架构与对美关系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此，中国必须从如下几大层面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1.扎实推进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必须承认，美国重返亚太，包括对东亚的经济分化与安全控制，针对中国的战略指向十分明显。要实现中日韩合作中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没有美国的理解和支持、没有良好的中美关系很难奏效。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崛起持防范和遏制态度，主要基于对崛起大国的传统思维定式，认定崛起大国必然要与守成大国形成权力冲突和战略对抗。 如何让美国正确理解和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尤其是如何崛起、与守成大国关系如何，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此，习近平主席履新后首访美国，即与奥巴马总统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并明确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界定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由此，揭开了中美关系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中心和主线的历史新篇章。而每逢中美关系的重大进展，必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加深认识和新的举措。最新动向是在2014年7月9日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习主席再次明确指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双方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从两国国情和世界形势出发，共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符合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体现了双方决心打破大国冲突对抗的传统规律、开创大国关系发展新模式的政治担当。”他还就如何继续扎实推进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提出“增进互信，把握方向”、“相互尊重，聚同化异”、“平等互利，深化合作”和“着眼民众，加深友谊”等四点重要主张。(15)可以想见，伴随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推进，美方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和防范态势将会有所缓和，从而将对实现中日韩合作中经济互利和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2.有效加强中美东亚事务协调 中国地处东亚，并在依托东亚快速崛起，东亚对其战略意义和重大利益显而易见。美国长期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在东亚同样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对此，中美双方必须相互理解和承认，否则必将导致战略误判、冲突和对抗。因此，双方必须就东亚事务进行切实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具体举措之一，是有效利用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该机制自2011年6月启动以来，已对亚太、东亚或亚洲事务形成多项共识，2014年年初举行的第五次磋商收效更大(16)，以后应更加积极、有效利用。另一具体举措是共同参与东亚和亚太地区合作。美国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发起国之一，中国于1991年正式加入，从而使APEC成为中美共同参与的地区合作组织。2014年中国是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主办国，中美已就加强在APEC框架下的合作、共同推动会议取得重大成果达成共识。中美共同参与的第二个地区合作框架是EAS，中国是该机制发起国之一，美国于2011年与俄罗斯同时加入，从而为中美就东亚事务协调沟通搭建了另一重要平台。有效利用好APEC和EAS两个平台，应是中美加强东亚事务协调的重要途径。 3.妥善处理中美日三边关系 当代中日关系发展史上的每一重大事件，几乎背后都有浓重的美国身影。中美日作为全球前三大经济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对全球和地区影响最大的三边关系。当前中日韩合作和中日关系的发展态势，也深受中美日三边关系变化的影响。表4已经描述了中美日三国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急剧变化。由此，必然导致中美日三边经济关系快速调整。调整的主要方向如表6所示，是中美之边日趋重要，中日之边相对次之，美日之边地位下降。2003～2013年，中美贸易增长312.5％，中日贸易增长134.0％，而美日贸易仅增长了16.9％，中美贸易增幅相当于中日贸易的2.33倍和美日贸易的18.49倍。结果是，在2003年中美贸易仅相当于中日和美日贸易的0.95倍和0.73倍，2013年已分别扩大至1.67倍和2.56倍。
上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中，对华关系应该远比对日关系更加重要。这显然可成为我定位中美日三边关系的重要依据之一。我们还应注意到，在美国对外战略架构中，中国还有许多远比日本重要的地方。如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日本不是，在许多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美国更需要中国的支持和配合。再如，若目前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无限发展，必将否定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根本，美国不会听之任之。另外，即便是美国主导推进的TPP谈判，日本虽为配合美国最终加入，但美国很快就发现，在一些重要领域，恰好日本是其推进谈判的最大障碍，如农产品和汽车问题。总之，我们不应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有意或无意地将美国推向日本一边。 (三)三方合作与双边关系的良性互动 中日韩三方关系，是由中日、中韩和日韩三对双边关系构成的。中日韩三方合作进展如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三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态势。目前中日韩合作中出现的“二元悖论”，也首先是因为日韩尤其是中日双边关系出了问题，日本政府“购岛”引发的中日双边安全冲突和政治对立，是中日韩合作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岛争、参拜等引发的日韩政治对立次之。而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中韩双边关系都保持着良好发展态势。要实现中日韩合作中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也应在实现三方合作与双边关系的良性互动中寻找突破。为此，中国似应采取如下举措： 1.以三方合作缓和双边对立 东亚地区和中日韩合作的历史表明，每当中日双边关系出现重大波折，导致双方首脑难以单独安排会晤时，东亚系列峰会往往可为实现会晤提供更加自然的机会或平台。如在小泉参拜导致中日政治关系恶化，领导人无法单独会晤时，就在东亚系列峰会等地区或多边场合实现了会晤。由于安倍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走得更远，事态更加严重，因而即便是在东亚系列峰会期间，也未能实现领导人会晤，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本身也因此被暂时取消。但是，没有中日两大国的协调，东亚系列峰会的成果必然大打折扣，而因中日、日韩政治对立取消领导人会议，更严重损害中日韩合作大局。问题的焦点和当前冲突的始作俑者在日方，日方必须首先调整、修正其对华和对韩政策，在此基础上应尽快恢复中日韩领导人会晤，并借此来缓和空前恶化的双边关系。 2.以中韩协调加强三方合作 如前所述，目前中日韩合作遭遇困境的主要问题出在日方，中韩关系仍保持着良好发展态势，甚至处在历史最好时期。加强中韩在包括中日韩合作在内的地区事务中的协调，无论产生积极示范效果，还是导致竞争效果，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日方调整对华和对韩政策，回到正确道路上来，为中日韩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为恢复领导人会议提供良好契机。 在目前正在推进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加强中韩协调也有利于谈判的推进。表1数据还能从另一角度为此提供如下参考：2000～2013年，中韩贸易占三方贸易的比重由20.4％提升至40.3％，这说明中韩关系在三方合作中地位快速提升；中韩贸易相对中日贸易的比重由41.5％提升至87.8％，这说明相对于中日关系，中韩关系越来越重要；中韩贸易相对日韩贸易的比重由67.2％上升至294.9％，仅就目前中韩贸易相当于日韩贸易的2.9倍这一事实，即可说明中韩关系不仅越来越比日韩关系重要，而且要重要得多。 3.以对韩合作促动对日关系 韩国是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开创的“点穴”式外交的首选国家，其战略意义和政经意图不言自明。此访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媒体报道颇多，这里不拟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在中日、日韩关系恶化，中日韩合作(领导人会议)陷入困境的背景下，中韩加强合作，无论从积极示范效应看，还是从竞争效果看，都势必会对双方对日关系造成明显促动。如此次访问达成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决定要在2014年年底前完成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无论是对中日和日韩贸易，还是对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均会产生直接而巨大的促动效应。 (四)周边布局与对日外交的良性互动 在近年中国周边关系中，我们看到两方面重要事实：一方面，日本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产业转移等途径，长期在我周边经营并取得明显效果，目前与我争夺周边的力度进一步加大。2011和2012年度，东亚和西亚分别占到日本全部ODA的69.5％和75.9％，且在2013和2014年度计划中均占63.0％，实际执行会超过这一比重。(17)2013年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增长了20.1％，其中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更增长了121.3％。(18)另一方面，近年当东海、南海和朝鲜半岛问题恶化，对我周边安全环境造成巨大压力时，北部(中亚)和西部(南亚)周边局势的相对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为我缓解了压力，赢得了主动。这两方面事实告诉我们，实现周边外交与对日关系的良性互动，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全面推进周边外交，尤其是积极优化周边外交布局，可以改善我对日关系的环境，增大我对日关系的砝码。为此，我国应在全面推进周边外交的基础上，重点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 1.以“两廊”拓展南亚外交 所谓“两廊”，即“中印孟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两廊”建设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发展南亚外交的重中之重。而通过“两廊”建设稳固对南亚关系的基础，确保西部边陲持续安定，显然有助于缓解东海问题恶化给我周边安全造成的压力，为我对日外交赢得主动。 2.以“一带”推进中亚外交 北部周边的相对稳定，在目前中国周边安全格局中占据突出重要地位。且中国的北部邻国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与中国经济具有显著互补性。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含俄罗斯)的政治安全关系稳定发展，但经济关系却相对滞后。为弥补中国对中亚外交中的经济“短板”，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的设想，并将其视为发展对中亚外交的重中之重。中国北部邻国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起点，也将是“一带”建设的最直接和最大受益方，从而具有与中国共同建设“一带”的强烈愿望。可以预见，伴随“一带”建设的逐步推进，中国对中亚外交将发展到全新阶段和更高水平。作为“点穴”式外交的第二站，习近平主席选择蒙古国进行访问，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战略意图。 3.以“对俄”平衡对日外交 俄罗斯是中国周边最重要的国家，也是我国数对战略伙伴关系中最扎实的一对。加强对俄外交，也会从多层面平衡对日关系：(1)加强对俄关系，可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美国加速重返亚太对周边造成的压力，从而有利于改善我对日关系的大环境；(2)“岛争”是中俄在对日关系上面临的共同问题，对俄协调得当，有助于加大我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运作空间；(3)中俄在维护二战成果层面，有着坚实的共同立场，加强对俄协调，有助于阻止日方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4)加强对俄经济合作，尤其是能源合作，可使我在中日对俄能源竞争中赢得主动。 注释： ①本文使用“经济互利”，应该比使用通常意义上的“经济相互依赖”更恰当。经济相互依赖虽与经济互利存有密切的因果关系，但不等于经济互利自身。无论是相互贸易，还是相互投资，相互之间都是为了获取利益(即为了“经济互利”)，因而相互贸易投资的发展，本身即意味着相互利益或“经济互利”的增大。 ②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エトロ)
2014年上半期の日中貿易
。 ③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2014年第3期，http：//countryreport.mofcorn.gov.cn/record/qikan.asp?id=6425。 ④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エトロ)
日本の国·地域别对外直接投资(国際収支ベ一ス、ネット、フロ一)
、http：//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fdi/。 ⑤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エトロ)
日本の
接投資(
高)、1996～2013年末、対
，http：//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fdi。 ⑥参见中国商务部：《中国外资统计2013》，2013年10月。第15页。 ⑦参见中国商务部：《2013年1～12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快讯》，http：//www.fdi.gov.cn/1800000121_33_3917_0_7.html；《2014年1～6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快讯》，http：//www.fdi.gov.cn/1800000121_33_4159_0_7.html。 ⑧
務省
日中韓三国間協力
、hap：//www.mofa.go.jp/mofaj/area/jck/index.html。 ⑨参见中国商务部新闻办：《中日韩自贸区第五轮谈判在北京闭幕》，2014年9月5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409/20140900722881.shtml。 ⑩关于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追求经济利益是各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经济互利是各国加强合作、建立政治互信的基础；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罗伯特·吉尔平、保罗·克鲁格曼等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大家，也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交叉、融合与互动，等等。基于本文主要讨论最新现实问题，在此不拟展开。 (11)参见中国商务部：《2013年1～12月我对亚洲国家(地区)贸易统计》，http：//yzs.mofcom.gov.cn/article/g/date/thirteen/201402/20140200490994.shtml。 (12)参见中国商务部：《中国投资指南外商投资统计》，http：//www.fdi.gov.cn/1800000121_10000079_8.html。 (13)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数据网，韩国，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index.asp?p_coun。 (14)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エトロ)
日本の国·地域别対
接投資(国際収支ベ一ス、ネット、フロ一)
、http：//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fdi/。 (15)参见习近平：《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4年7月10日。 (16)参见《中美在亚洲相关领域合作项目清单》，2014年1月22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b_602314/zzjg_602420/bmdyzs_602866/xwlb_602868/t1121948.shtml。 (17)
務省国際協力局
平成26年度国際協力重点方針
、2014年5月、5頁、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bunyabetsu/juuten/index.html。 (18)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日本の国·地域别対
接投資(国傺収支ベ一ス、ネット、フロ一)
、2014年7月、http：//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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