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学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5)06-0005-07 毛泽东的“两论”是指他的实践论、矛盾论，邓小平的“三论”是指他的“猫论”“摸论”和“不争论”，亦即生产力论、实践论和不矛盾论。这是两种既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思维方式：毛泽东的“两论”更倾向于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邓小平的“三论”更倾向于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前者可谓政治形而上学，后者可谓政治实践哲学。这里，“形而上学”不是在与辩证法对应意义上，而是在与实践哲学对应意义上使用。 在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哲学著作时，我们不应仅仅从表层语义来理解，那样就将它们变成通俗哲学教本、读物，如同我们长期以来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一样；而应结合它们的语境和语用，探析其中深层语义，这样才能还原它们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表明，许多思想、理论，一旦被我们熟悉了，就会变成常识，而常识则意味着原有深度被平面化，因此需要不断将它们重新陌生化，这是思想原创和理论创新的一种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魅力正是它的“根本解决”和“直接行动”的实践品格。因此，马列主义在传入中国后，几乎立刻就被应用于社会改造中。与其他国家比，中国马列主义没有经过理论研究阶段，就进入了实践应用阶段。这是一个特点，既是优点，也是缺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有一个从历史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过程。这一思想转变过程是由当时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决定的。李大钊、陈独秀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时，重点介绍的是“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亦即阶级斗争说)。瞿秋白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着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互辩律的唯物论”或“互辩的唯物主义”(亦即辩证唯物论或辩证唯物主义)，并因此起到了承上(李、陈)启下(毛)的作用。 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时，他就面临着党内的种种责难。陈独秀、王明都认定毛泽东路线是所谓“山上的马克思主义”，尤其王明动辄以马列经典、共产国际文件为“尚方宝剑”，危害极大。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包括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1930年，还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就写作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调查工作》，20世纪60年代重新发现)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的著名论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主张“马克思主义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1937年，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又写作了《实践论》《矛盾论》两文。“两论”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克服主观主义，包括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并且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哲学基础，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完成。 “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毛泽东哲学思想大体可以概括在“两论”里。毛泽东写作“两论”，准备工作是充分的，包括读书和批注。但是，更根本和更重要的不是读书，而是革命和战争的实践，才是毛泽东思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课程时曾编写过《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是《讲授提纲》第二章“辩证唯物论”的最后一节，《矛盾论》是其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第一节，原标题为“矛盾统一法则”。相比“提纲”其他部分，这两部分已经是完整的论文。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时，作者本人作了一定的补充、删节和修改。 概括地说，毛泽东的“两论”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实践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矛盾论是唯物辩证法。在“两论”，甚至整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历史唯物主义严重缺失。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局限。不是说毛泽东不研究社会历史问题，而是说他在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时，不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式，而是按照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提出、分析、解决问题。譬如，在谈到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时，毛泽东经常将“实践—认识—实践”转换为“个别—一般—个别”，即“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3]，“群众—领导—群众”即“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4]，亦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5]，还有“民主—集中—民主”亦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6]。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实践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应用。同样，历史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应用，阶级分析法是矛盾分析法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应用。建国以后，他的两部哲学著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是这样一种分析范例，例如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用专政(强制)的方法去解决敌我矛盾，用民主(说服)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亦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7]一般地说，毛泽东习惯于用唯物辩证法——矛盾论来分析每一时、每一地革命和建设的内外部形势、主客观条件；但除了以经济地位(贫穷还是富裕)来确定政治态度(革命还是反动)这一阶级分析之外，却不习惯于进行社会经济分析。 第二，用实践论来置换唯物论，用矛盾论来置换辩证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及“矛盾的普遍性”。他指出：“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8]“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9]毛泽东将“事物集合体”“过程集合体”理解为“矛盾集合体”，这是一个思想原创，起码也是一个理论创新。矛盾论不仅是方法论，而且是世界观，是本体论(客观辩证法)和认识论(主观辩证法)的统一。矛盾就是问题，矛盾的世界也是问题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可能是一个自然世界，只可能是一个人化世界——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对象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一篇哲学论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有这样一句话：“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10]将物质等同于实践，将精神等同于认识，表明毛泽东关注的对象不是自然(本体)世界，而是政治(生活)世界；但他关注的方法却不是实践哲学，而是形而上学。这就叫做“政治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不是与辩证法对应，而是与实践哲学对应)。 上述第一点说明了毛泽东与马克思的不同，第二点说明了毛泽东与恩格斯的不同。概而言之，马克思用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政治世界，恩格斯用形而上学(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自然世界，毛泽东用形而上学(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政治世界。在这一点上，或许毛泽东更接近于列宁。因此，莱文认为，毛泽东《矛盾论》是“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这恐怕是由时代特征、中国国情决定的，也与毛泽东的思想个性、知识背景有关。在长期革命战争形势下，毛泽东具备丰富的革命和战争的经验和智慧，但他却欠缺深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知识。这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 第三，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相互蕴含。《实践论》研究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矛盾论》研究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寓于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之中。一方面，实践论蕴含了矛盾论。毛泽东不仅指出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就是一对矛盾，而且还强调认识着重于把握矛盾的普遍性，实践着重于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另一方面，矛盾论蕴含了实践论。在毛泽东那里，从矛盾的特殊性到矛盾的普遍性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从矛盾的普遍性到矛盾的特殊性是一个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因为认识倾向于普遍化、抽象化和简单化，实践倾向于特殊化、具体化和复杂化。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及“矛盾的特殊性”，虽然强调“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起着决定作用，但认为“非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起着决定作用。因此，阿尔都塞将毛泽东《矛盾论》解读为“多元决定论”。当然，虽然“两论”相互蕴含，它们还是各有侧重(偏重)。 我们在研究“两论”时，不应局限于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其他几篇哲学论文中，而应联系毛泽东的全部思想体系，尤其他的军事思想、政治思想。大致地说，实践论是由战争认识论和革命认识论发展到哲学认识论；矛盾论是由军事辩证法和政治辩证法发展到哲学辩证法。 第一，战争认识论和军事辩证法。 毛泽东的所谓实践，不论包括“生产活动”“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11]等等，或者主要是指“三项实践”——“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12]，它的原型就是革命战争。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战争已经从冷兵器时代进入了热兵器时代，然而还在初级阶段，“小米加步枪”应对“飞机加坦克”就说明了革命战争的经济基础——农业和手工业的特点。这个特点说明，人们在实践—认识中首先并且主要依靠经验和智慧，而非理论和知识。正是基于这一时代特点，毛泽东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13]其实，武器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力—科技力的表现，而且是人力和人脑的表现。然而毛泽东强调的不是人的脑力(理论、知识和智能)，而是人的心力(经验、智慧和勇气)。这就要求人们在战争中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14]“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15]这一“自觉的能动性”既包括认识的能动性(如智慧等)，也包括实践的能动性(如勇气等)。但是，人们在战争中的认识和实践自有它的特点。“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16]“确实性”的认识是理论、知识，而“盖然性”的认识则是经验、智慧。然而，对战争的认识主要不是来自战争理论，而是来自战争实践。因此，毛泽东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17]所谓认识“十六字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18]也是来自革命战争实践。中国革命战争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主要来自农民，受教育程度低下，毛泽东战争认识论正适用于他们。 毛泽东说：“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19]可见连“矛盾”都来自于战争。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是战争全局和局部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涉及战略学和战役学、战术学的关系。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就是敌强我弱。但是，战略(全局)中的敌强我弱可以首先转化为战役、战术(局部)中的敌弱我强，然后积累为战略(全局)中的敌弱我强，由此取得最后胜利。“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20]“集中大力，打击小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21]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基本原则。诸如积极防御而非消极防御(防御战中的进攻战)；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从“化整为零”到“化零为整”)、阵地战为辅；战略的持久战，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以歼灭战为主，以击溃战、消耗战为辅(反对乞丐向龙王“比宝”的“拼消耗”，主张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通过缴获补充兵员、装备，充分利用敌人的兵工厂和运输队)；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无后方的作战”)，等等，都是这一基本原则的展开和发挥。从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22]到“十大军事原则”，都体现了这一基本思想。 第二，革命认识论和政治辩证法。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列宁说：“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毛泽东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23]反过来说，同时也是战争的继续，政治也是战争的普遍手段的继续。这种政治就是革命；这种革命就是战争。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24]因此，“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25]。毛泽东不忌讳“战争万能论”的讥笑。他说：“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26]中国革命既是暴力式的，也是群众性的。毛泽东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27]“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28]“兵民是胜利之本”[29]。“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30]。所谓人民战争，既是“人海战术”，也是人海战略，不仅是军事的战略和战役、战术，而且是政治的战略和战役、战术。毛泽东不考虑战争以外的革命、革命以外的政治。对他来说，政治=革命=战争，因此，革命认识论=战争认识论。革命与战争的相通之处在于敌对思维：“你死我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既然政治=革命=战争，同样，政治辩证法=军事辩证法，例如“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31]，既适用于军事，也适用于政治。毛泽东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32]“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33]武装斗争是军事，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是政治。政治策略与军事战略相通，尤其(国外)民族斗争、国内(党外)阶级斗争、党内路线斗争与武装斗争相通，都要在空间维度或时间维度上运用全局和局部的辩证法或战略和战役、战术的辩证法，譬如“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34]“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35]。最大限度地依靠和团结绝大多数人，其他的人亦应尽可能地争取他们中立，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极个别人；对于盟友既有联合，又有斗争，为联合而斗争，以斗争求联合；每次攻击一个主要敌人，“不要四面出击”[36]，等等。毛泽东说：“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37] 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是革命战争的经验总结，适应当时中国的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但是，当这种军事战略思想转化为政治策略思想，亦即应用于(国外)民族斗争、国内(党外)阶级斗争、党内路线斗争时，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实效显著；另一方面则存在滥用可能，对敌斗争的手段应对政治的分歧、思想的分歧，如后来“反右”“文革”等。 第三，哲学认识论和哲学辩证法。毛泽东的“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革命—战争认识论和军事—政治辩证法在哲学层面上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实践论》研究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和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以及诸如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辩证关系等等问题。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觉得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38]“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39]《矛盾论》研究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以及诸如内因和外因、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对抗等等问题。 李泽厚曾说过，中国辩证法溯源于兵家辩证法，从而具有不同于概念辩证法的特征：高度冷静的理智态度，迅速抓住关键的二分法方式和直接指导行动的具体实用性。孙子创立军事辩证法；老子将其提升为政治辩证法——“君人南面术”，具有多义性和不可确定性的魅力；韩非子将其进一步推广为生活辩证法——对世事人情的周密细致的分析计算。政治犹军事，人生乃战场，揭穿了一切虚情假意而“益人神智”。这种军事—政治—生活的辩证法在毛泽东这里同样有着显著表现。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论、作为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既构成了毛泽东的世界观，也构成了毛泽东的历史观。严格地说，毛泽东的历史观是群众史观，它不是建立在对社会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而是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和矛盾观的逻辑推演。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要载体，所以毛泽东这样看待历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40]因为阶级斗争是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所以毛泽东这样看待历史：“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41]“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42]“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43]人民之所以战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因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道在于人心。争天下在于争人心，得人心方能得天下。这就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至于阶级斗争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基础上，毛泽东承认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通常却罕有具体历史分析。因此，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唯物史观通向唯心史观的一种路径，从而发现科学社会主义通向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路径。 毛泽东的历史观强调的不是客观规律性，而是主体能动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44]“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45]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论新阶段》中，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46]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也面临着党内的种种责难，诸如“砍旗”“丢刀子”等等。1978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7]邓小平正是沿着毛泽东所倡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向，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人们将邓小平的哲学理论概括为“三论”(“猫论”“摸论”和“不争论”)。如果我们将邓小平的“三论”(生产力论、实践论和不矛盾论)与毛泽东的“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结合起来考察，其中脉络异常清晰，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思维历史演变和逻辑关联的基本轨迹。 其一，邓小平的生产力论填补毛泽东的思维空白，回归历史唯物主义。如前所述，毛泽东的“两论”基础不在历史唯物主义，而在辩证唯物主义。邓小平的“三论”基础既有辩证唯物主义，更有历史唯物主义。邓小平的“猫论”，其思想实质是生产力论，也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发展。邓小平喜欢引用他的战友刘伯承所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48]这一句话在传闻中变成“不管白猫还是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经常被人们讽刺为是只讲生产力决定作用，不讲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能动反作用的生产力论或者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对此，毛泽东以师长的口吻讽刺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49]为此，邓小平自我解嘲说：“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50]其实，生产力论或唯生产力论，就是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或正统马克思主义基本组成部分。毛泽东讲“造反有理”“斗争哲学”“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两种思维方式：一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毛泽东的思维是革命思维、战争思维；二是“不立不破，立字当头，破在其中”，邓小平的思维是建设思维、改革思维。毛泽东走向了政治决定论或政治一元论，但邓却未走向经济决定论或经济一元论，而是更倾向于系统思维。 邓小平在两个方向上丰富了生产力论：一是丰富了生产力概念的内涵。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51]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52]的著名论断，以后更进一步主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53]，“要把知识分子提到第一”[54]。科学技术和脑力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要构成要素，这就在深度上深化了生产力理论。二是丰富了生产力概念的外延。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三个有利于”的著名论断：“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5]生产力、综合国力、生活水平三者一致反映生产力标准与综合性尺度相统一，这就在广度上拓宽了生产力理论。 其二，邓小平的实践论与毛的实践论同中有异。邓小平的“摸论”，其思想实质是实践论，也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发展。邓小平喜欢其同事陈云说的一句话是：“摸着石头过河。”[56]邓小平具有类似观点：“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57]这一句话经常被人们讽刺为是只讲感性经验，不讲理性思维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或者实用主义。其实，毛泽东讲“实事求是”，邓小平讲“解放思想”，二者是一致的。但是，毛泽东的“实践”以革命战争为原型，邓小平的“实践”以建设改革为原型。这一基本差异派生其他差别。譬如，前者强调经验和智慧(“盖然性”认识)，重视工农群众，注重政治思想；后者强调理论和知识(“确实性”认识)，重视知识分子，注重专业业务，等等。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比较而言，在毛泽东那里，轻重分明，在邓小平这里，强调毛泽东所忽视的，但也没有忽视毛泽东所强调的，毕竟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学生、晚辈，邓小平之于毛泽东有着传承关系。 其三，邓小平的不矛盾论与毛泽东的矛盾论异中有同。早年邓小平强调“三不(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主义”，晚年他强调“不搞争论”，并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58]作为邓小平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矛盾论”的一个否定表达，就是“不矛盾论”(“去矛盾论”，其中将“不”解读为“去”，“争”解读为“矛盾”，“论”解读为“理论”，也就是说，不是“不—争论”，而是“不争—论”，这样意思就深刻了许多)。它的意思不是否定矛盾，而是一种搁置矛盾或悬置矛盾的原则、方法，反对人为激化矛盾、扩大矛盾。“不搞争论”，就是不搞无谓争论，不必在意识形态上纠缠(诸如“是马非马”“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等等)，不能搞到妨碍实践的地步，因为问题归根结底不是在认识层面上解决的，而是在实践层面上解决的。实践解决矛盾，就是博弈，或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双输)，或正和博弈(双赢)。毛泽东的矛盾论只注意到一种可能——零和博弈，邓小平的不争论还注意到两种可能——双输、双赢。在零和博弈没有可能(譬如双方“斗则两害、和则两利”，不能“你死我活”，只能要么“同归于尽”，要么“和平共处”)时，就应避免双输，争取双赢，就要悬置异见，求取共识。其实，“猫论”“摸论”已经蕴含了“不争论”。因此，不矛盾论是生产力论—实践论的要求。矛盾论更适用于革命和战争，不矛盾论更适用于建设和改革，二者相反相成。 从毛泽东的“两论”到邓小平的“三论”，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从革命战争到和平建设。按说他们两人具有相似的生平和阅历，也都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但毛泽东执著于革命战争时代的光荣记忆，邓小平却满怀着和平建设时代的辉煌梦想，这是邓小平超越了毛泽东的地方。 邓小平自称“实事求是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做是改革派，把别人看做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59]“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60]李泽厚认为邓小平的思想个性是“实用理性”。务实而不务虚，是邓小平的思想个性。“猫论”(生产力论)、“摸论”(实践论)和“不争论”(不矛盾论)，是邓小平发明的“三论”，是邓小平思想个性的集中表现，是邓小平的主要思想遗产。标签：形而上学论文; 实践论论文; 认识论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矛盾论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毛泽东论文; 邓小平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军事研究论文;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辩证唯物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