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65周年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手稿论文,研讨会论文,周年论文,经济论文,学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京大学哲学系和江苏省哲学学会不久前在南京联合召开了纪念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公开发表65周年专题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以新发表的文本群为依托，对《手稿》的形成、内在逻辑结构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一、新发表的文本群及其对《手稿》研究的重要价值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国际研究界普遍认为，《手稿》是马克思在完成了七册《巴黎笔记》的经济学摘要后创作的一部特别的“著作”：从形式上看，它是片断、未完成的；而从内容上看，它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因此，学界往往将《手稿》同马克思当时的经济学研究割裂开来，主要参照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当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来理解《手稿》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史中的地位。但是，随着马克思当时经济学研究的新文献的不断涌现，以及研究的深入发展，前苏东的一些学者逐渐意识到，《手稿》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摘要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将《手稿》从同体创作完成的《巴黎笔记》中割裂出来，只会使《手稿》研究陷入迷途。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70、80年代以来，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新版MEGA2 第四部分开始出版以来，前苏东学界将《手稿》和《巴黎笔记》贯穿起来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成果。
和马克思当时经济学研究有关的这些新发表的文献，对《手稿》的深度研究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这些笔记摘录中，我们可以直接读到马克思对一些学术观点的特定意向性、最初的随机性评论和由此产生的原初性写作计划和构想，其中，我们可能找到《手稿》各种创造性思想最初形成的理论激活点和原发性线索。相反，如果我们脱离《巴黎笔记》特定的经济学研究摘录模式及其深层转换，也就不可能科学地解读《手稿》的本真语境，从而失去准确理解《手稿》的客观基础，造成诸多无意义的学术纷争。
二、青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手稿》的形成
90年代以来，在前苏东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对《手稿》的形成史及其内在逻辑结构等问题做出了极具方法论价值的回答。他们认为，国内哲学界对《手稿》的现有研究，如同上述国际研究界前期研究状况一样，没能发现经济学研究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与此同时，经济学界正确地看到了《手稿》中经济学思想的不成熟性、异化劳动理论对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价值批判和否定的非科学性，但又因此否定了整个《手稿》的理论价值，而没能发现马克思当时尚不科学的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历史观价值及对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重大影响。针对现有研究的理论缺陷，他们指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单科研究必然会失掉一些最重要的东西；并且，在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性最高也是最后体现的古典经济学中，资产阶级的自我批判性获得了最完整的表现，同时，这种自我批判性在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中获得了再生和延续。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来源是经济学，而在现阶段，学界也就应当更多的是在以前被忽视了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去求索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问题，国内鲜有人注意过，即使有人（如国内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吴易风先生）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由于把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论断混淆为哲学论断而没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实际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自觉地将经验论唯物主义引入经济学研究中，把“看得见的事实”即社会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对象，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社会唯物主义”。并且在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中，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术语和学说都大致形成了。可是在研究经济学的最初时期里，马克思虽然已经通过费尔巴哈完成了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但面对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受到了费尔巴哈以感性直观的个人为观察点的思维方式隐性制约的马克思，却又因为不能理解经济学对社会经济事实进行合理抽象的科学性而反对政治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当时的主导思路，即哲学人本主义，是一种隐性唯心史观。
当马克思在青年恩格斯、赫斯和蒲鲁东的影响下去批判地研究经济学的最初阶段，面对数量巨大的经济学文献，他基本上没有什么专业发言权，而主要是在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摘录，马克思力图和青年恩格斯等人一样，在经济学的立场上去反对经济学。随着经济学研究的逐步深入，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的“失语”禁令得到解除。在《穆勒笔记》中，马克思的思想因“交换的媒介”而得到激活，他首先从交换开始，进一步意识到货币的媒介作用，再从货币到信用，否定性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运作过程中的拜物教本质；其次是将对拜物教的经济分析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深刻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的交换、货币实质上是人的类活动——真正的人的社会关系的颠倒；最后是从赫斯的交换异化论直接走到了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劳动异化论，从而初步形成了自己独创的人本主义哲学——经济学批判逻辑。
三、德法社会主义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有同志提出，学界必须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形成的具体历史过程中来，可操作性地同时也是历史地还原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进程。
新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大约在《德法年鉴》之初就转向社会主义了。当时德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正是根据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马克思对卡贝、德萨米等人所鼓吹的共产主义和傅立叶、蒲鲁东等人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的片面性进行了批评。马克思最后的结论是，法国理论并不能实际运用于德国，德国人必须首先从宗教和政治而不是从经济出发来解决德国自身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转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时刻，他并没有实现人本主义和私有制批判理论在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统一，换句话说，还没有解决德法社会主义不同的理论原则的联盟或联合。《德法年鉴》的中后期，主要是在赫斯的金钱异化思想的引导下，马克思才逐步认识到，消除私有制正是实现社会主义、实现人的本质的全面解放的必由之路，从而达到了德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联合与联盟，并将自己的研究兴趣转向了经济学。
就《手稿》而言，德法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英国古典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李嘉图阶段，但马克思最初的经济学摘录却是按照“萨伊——斯卡尔贝克——斯密”的顺序来进行的。马克思之所以如此摘录，正是因为受到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影响。法国社会主义者是以在当时英国已显陈旧的斯密学说作为自己理论基础的，这一点无疑是和法国还没有进入大机器工业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也正是因此，他们无法理解处于大机器工业时代的李嘉图经济学说。马克思是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主要是蒲鲁东）的影响下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因此他十分合理地从斯密学说的庸俗化者萨伊开始了自己的摘录。另外，在马克思最初的经济学摘录中，我们清晰地发现了青年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虽然在不断地学习和“跟读”中，马克思逐步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学修养，并很快就对青年恩格斯和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批判逻辑产生了不满，进而形成自己的人本主义异化批判逻辑，还应当看到，劳动异化理论实际上是对赫斯金钱异化学说的一种深化和提高，而决非青年马克思一时之偶得。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德法社会主义者已有的成就，就不会有《手稿》中马克思辉煌的理论再创作和升华。
四、《手稿》的内在逻辑结构
针对“《手稿》是一个统一整体”的传统见解，有学者根据对新文献群的研究指出，《手稿》本身根本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其中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论话语。第一种是作为批判对象的古典经济学及其从社会历史出发的社会唯物主义逻辑；第二种是青年恩格斯和蒲鲁东同源于英国李嘉图社会主义的立场，即站在既定经济学观点上反转资产阶级劳动价值论、根本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批判逻辑，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第一种话语的直接颠倒；第三种就是马克思自己独创的人本主义异化批判逻辑。在第一笔记本的第一部分里，马克思主要是按照国民经济学的方式来批判国民经济学，其参考系是蒲鲁东和青年恩格斯，但这并不是马克思自己的本真话语，而是他所提出来作为批判对象的一个理论预设，因为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这种并没有超出国民经济学水平的社会主义批判，首先没能解决劳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其次，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革命的目标问题。在第二部分中，马克思接着青年恩格斯和蒲鲁东的困境往下说，以劳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解决了后两者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这里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才是整个《手稿》的主导理论话语。按照马克思思路的发展逻辑，第二笔记本应当是整个《手稿》的主体部分，在这里，马克思很可能是想根据异化劳动理论来重新翻译经济学的“非人”学问，对政治经济学说史进行一番彻底的批判。但是第二笔记本有着严重的缺失，只余下了XL—XLIII（40—43）页。不过残余部分也已经表明， 在经济学说史的实证研究中，马克思的思想无意识地受到了蕴涵在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科学逻辑的影响。例如，在对英国政治经济学从斯密到李嘉图的发展问题的具体论述中，马克思已经不再简单地套用“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的存在形式之间矛盾运动”这个思辨公式，而力图在私有财产中和工业自身的历史运动中来把握和解答了。这标志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中出现了人本学逻辑和科学逻辑的潜在对立。正是在以后的经济学（主要是针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国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著作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逐渐克服了人本主义逻辑对他的深层制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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