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时期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时期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对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问题，学术界往往存在简单化倾向，这样不利于准确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丰富的理论体系。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种思想的发展和形成过程，应作为一个“创立时期”来理解。在这一时期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先是从事历史遗产的批判和继承，在理论的批判中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体系，并进而主要是通过史学研究实践丰富和完善了这种崭新的历史观体系。从这个角度认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产生，才能得出合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结论。
对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问题，学术界往往存在简单化倾向，即常以某一篇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或形成的标志，相应的后果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基本理论局限在该篇中，这样不利于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丰富的理论体系。我认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作为一个“创立时期”或“形成时期”来理解，这样更可靠些，在认识上也更科学些。
在人类认识史上出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并用诸历史学中，是人类认识合乎规律自然发展的结果。我们判定唯物史观的创立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历史条件的产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依据是：在这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地总结了在他们以前一切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观，把前人的认识成果作为向新的认识阶段推进的阶梯。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①。其实，人类认识的发展也是如此。从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合理内核到创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是循着这一认识路线前进的。我们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创唯物主义历史观，提倡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是历史学的一次革命”②，正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扬弃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历史哲学而言的。这种艰难的科学革命，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在某一篇著作中完成。从对黑格尔历史观及其思辩的历史方法的批判，到对费尔巴哈历史哲学的扬弃，构成一条清晰可寻的马克思主义创立唯物史观的心路历程。
一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世前在历史思维领域里最重要的成果，是近代思想家在探索社会历史问题方面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在黑格尔历史哲学指导下的历史观，是资产阶级历史观或唯心主义历史观发展的最高峰。在黑格尔思辩的历史观中，包容了关于历史必然性、社会发展规律性和社会不断进步的思想。在运用他的历史观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他总是力图探究可供概括全部历史的普遍性原则和方法，力图发现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特点和整个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近代历史哲学、历史观中最集中的思想精华。
在黑格尔的历史观看来，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出现以前，就存在着一种精神本原——“绝对理念”，它是一切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基础，它是超越自然、超越人类的东西，因而是第一性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由这个“绝对理念”派生出来。由于“理性统治世界”，因而它把世界历史看成是“理性”、“精神”的铺张和实现，这样，就只有运用这一理论原则来理解和解释世界历史了。在黑格尔设计的历史哲学大厦中，把人类历史发展当作一种逻辑发展过程，当作一种合乎规律性的、有必然的因果联系的过程。在它看来，在精神本身中就已经潜伏着世界历史，就已经包含了自然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这就象一粒种子中包含了树木的全部性质及其果实的色、象、味一样。因此，世界历史只是精神借以揭示自己、展示自己的场所而已。黑格尔在表述其历史观时，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他强调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忠实地采用历史材料，又要从理性的范畴出发研究世界历史，观察历史现象，并且指明历史事变的内在的逻辑的联系，找出贯穿于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黑格尔历史观中关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史料与现实相符合的方法，正是超越古人的高明之处。黑格尔的历史观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关于人类历史过程的辩证解释，如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规律性和因果联系，等等；为此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肯定了黑格尔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辩证法的内容，说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③；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恩格斯还高度评价道，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在他的历史哲学中，“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④。虽然如此，黑格尔的历史观颠倒了物质世界与思想世界的关系，颠倒了逻辑联系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就是：它把历史看成其世界精神的展现，把历史看作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这样，黑格尔“不仅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把整个历史也变成了思想的历史”⑤。黑格尔的历史观受到从精神到物质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指导，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历史观体系，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扬弃这个唯心主义思想大厦的外壳，弘扬其合理的历史辩证法内核，建立唯物史观体系，提供了既定的历史前提。
对于黑格尔历史观这个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集中体现在1843年夏马克思所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两书中。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阶段和重要方面。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按照费尔巴哈倒转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榜样，校正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都将国家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将市民社会看成是被决定的因素，并把国家看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在马克思看来，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恰恰相反，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他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⑥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完整地表述道：“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样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⑦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历史观的分析和批判，找到了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钥匙。10年后，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成果时，又强调道：“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导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⑧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校正了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想的关系，指出了它们中哪个属于第一性的问题。他们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颠倒了两者的关系，就象“儿子生出母亲，……结果产生起源”那样荒唐。⑨在黑格尔历史观看来，绝对精神是客观世界的本原和历史运动的主体，而精神的发展则是自身超出，自身分离，又回复自身的过程，其最终动因在于自身的“一种冲力”⑩。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批评道，黑格尔把真理变成了“一具自己论证自己的自动机器”，“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11)。同黑格尔历史观相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以现实的人作为自己历史观的前提。他们强调，历史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12)，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人类社会实践，推动着历史前进的步履，最终决定着历史发展的阶段和水平。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发展的共象与殊相。统一性与多样性进行了阐释。他们认为，历史发展不仅取决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和自身的内在矛盾，具有共同的普遍联系；而各民族历史特点和文化传统相异，又表现为发展的形态多样性。这是对黑格尔历史观“民族精神”说的扬弃。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是一个受绝对精神支配的必然有序的过程，然而，各个民族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又受一定的特殊原则所制约，这就是民族精神。这样民族精神是“绝对精神”的发展在特定民族和特定时期中的体现，“构成了一个民族意识的其他种种形式的基础和内容”(13)，“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14)黑格尔历史观虽然发现了意识形态诸形式在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既具有共同性，又有其特殊性，这是二者矛盾的统一，但它却将“绝对精神”从外部引入历史，从而对民族精神作了唯心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进行了唯物史观的改造。他们研究欧洲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注意揭示一般规律，而且强调历史发展的民族特点。恩格斯曾说：“各种不同民族性所占的（至少是在近代）地位，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历史哲学里还很少阐述，或者更确切地说，还根本没有加以阐述。”(15)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阐述了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点，而且对英、法、德近代的民族特点作了详尽的考察。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黑格尔历史观颠倒了的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重新颠倒过来。他们既肯定黑格尔历史观运用逻辑范畴阐释历史的思维活动，同时又指出黑格尔历史哲学在演绎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颠倒了历史发展和逻辑结构的关系。这种颠倒的荒谬之处在于，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16)。这样，唯心主义历史观体系就在思维的王国里走进了死胡同；要走出来，只有抛弃它。因此，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摆正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关系，提出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必须统一、坚持以史实为基础和尊重历史辩证法的著名论点。
总之，通过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上告别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体系，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历史观的精华，如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和规律性、过程论等等，提出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重要命题。
二
对费尔巴哈历史观的批判继承，集中体现在1845年春马克思撰著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两书中。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唯物史观的另一段重要历程和重要方面。
费尔巴哈“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其历史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世前卓有影响的近代历史哲学流派。它“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哲学”(17)，在黑格尔历史观以后，只有费尔巴哈发展了18世纪以来的唯物主义，从而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人。费尔巴哈张扬唯物主义旗帜，把客观存在的人引入到历史认识范畴，“认识到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18)，从而揭破了黑格尔历史观体系中自然界、人类历史只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这个致命弱点，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1886年初，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此予以积极肯定。费尔巴哈由于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他“势所必然地意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19)费尔巴哈虽然摆正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转返到唯物主义之途，但他却抛弃了黑格尔历史观中充满活力的历史辩证法。这就使他的历史观仅仅停留在机械唯物主义的水平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评说道：“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20)费尔巴哈历史观中所包含的积极性、进步性成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扬弃和改造它，建立唯物史观体系，提供了既定的历史前提。
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把“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引入历史观中，将社会存在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社会实践去理解，把人的社会实践作为人类历史的起点和基础，这就为他确立科学的历史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命题：“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确立了正确的路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是在校正了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想、历史过程和逻辑结构等等关系后，牢牢坚持“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这一根本思想，而沿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思想路向展开论述的。马克思通过《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既坚持了费尔巴哈历史观的理论原则——将抽象的思维转换为感性的直观，同时，又同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历史观划清了界限：他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22)，“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23)。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若干方面阐发了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第一，由于他们支持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社会化了的人类，因此，他们强调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谜底，归根到底应当到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去寻找。他们指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要创造历史，首先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就需要衣、食、住及其它东西。因此，人们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乃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基本条件。过去的一切历史观都忽略了这一最基本的事实，从而把人同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造成了自然界同历史的对立，因之产生了许多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科学历史观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全面研究“第一个前提”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这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找到了任何社会进步、任何民族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了近似于生产关系的学术用语：“交往方式”，阐述了交往方式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他们认为，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于是，改变交往方式（生产关系）以适应发展了的生产力。在他们看来，这种交往方式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内容。他们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以往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这种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24)。第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了近似于经济基础的学术用语，为“市民社会”、“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等等来与上层建筑相对应，并论述其辩证关系。他们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物质交往”，它“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25)上层建筑的诸形式，包括国家和政治制度，也包括人们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观点，都“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26)。一旦经济基础发生变动，整个上层建筑也会随之改变，所以上层建筑的变化，“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27)。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别费尔巴哈历史观体系，扬弃它，才能建立自己的历史观理论大厦。
三
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扬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历史观，改造了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历史观，把历史唯物主义同辩证法对接起来，统一起来，于是，初步系统地表述其历史观才有可能：“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它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以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物质。由此可见：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28)
如果说，在184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是同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近代历史观体系决裂，并对它们进行批判地吸收，从理论上高屋建瓴地进行创造，设计出新历史观的基本构架，那么，从此后，他们主要地从事突出其新历史观理论内涵的工作，并通过从理论到研究实践，从实践到理论总结的认识过程，升华和完善其新历史观的理论内容。这就是说，他们一方面继续在理论上推进其崭新的历史观体系；另一方面，又通过具体的史学研究途径，在实践中检验并完善其新历史观。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首次吐露了他们关于新的历史观的基本设想，但从理论体系的角度说，毕竟它还不完备，还有一些没有定型、有待丰富的思想。在此之后，马克思同恩格斯一道，作了大量地完善其新的历史观体系的艰巨工作。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了《宣言》，运用他们所论证的新的历史观的基本思想，深刻地分析了人类历史上各个时代物质生产、经济结构和政治、法律、思想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及与它们相适应并作为这些矛盾运动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这样，人类社会发展的完整过程就被揭示出来了。对于《共产党宣言》的理论价值及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列宁曾予深刻地揭示：“这部著作极其透彻鲜明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叙述了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叙述了辩证法这一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叙述了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学说。”(29)
1850年，马克思写了《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写了《德国农民战争》，1851～1852年，恩格斯又写了《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852年，马克思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等。这些具体的史学研究，是在他们刚刚论证的新历史观的基本思想指导下进行的。通过庞大的史学研究工作，证实了他们关于新历史观的基本思想在认识论上的正确性和科学性。通过对具体研究成果的理论提炼，从而抽象化为其努力论证的新历史观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改造了由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创立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把它纳入到崭新的历史观体系中；通过对具体的阶级斗争运动的解剖，他们论证了人类社会必然通过阶级斗争而最后消灭阶级的社会历史理论，论证了人类社会必然由阶级社会演进到无阶级社会的历史过程；通过论证，他们还解说了人民群众与杰出历史人物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辩证关系等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和推进了他们所构建的庞大的历史观体系。
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创立自己的历史观过程中，经历了由理论论证到实证研究，再从实证研究到理论升华的循环往复的递进过程，因此，在1859年，他们对自己所论证的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内容的历史观进行总结，作完整而成熟的表述，就有了可能。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系统而精辟地阐述道：“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形式。……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30)这样，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将它同1846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表述的历史观构想相比较，可以看出，到这时，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那么的完整、成熟。
四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创立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对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种思想的发展和形成，因而就存在一个完整的创立过程，在时间上表现为一个阶段和时期。这个时期大致从1843年至1859年。其中可分为前后两阶段：前一阶段，是从1843年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至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段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从事历史遗产的批判和继承工作，在进行理论的批判中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体系。它集中体现为对黑格尔历史观和费尔巴哈历史观的批判；同时，基本设计出不同于近代一切历史观的思想体系。后一阶段，是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至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这一时段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要是通过史学研究实践丰富和完善这种崭新的历史观体系。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从而成熟地、完整地、精确地表述了唯物史观体系。这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体系定形了。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和定形的过程中，很难以哪一篇宏论巨著作为其创立或形成的标志。因为，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创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在认识上，在思想的表述中，常常各有侧重，但又互相贯通，存在思想认识上的互证－互释关系。因此说，与其以某一篇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或形成的标志，不如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时期”或“形成时期”的概念，它在认识上更准确一些。这样，利于考察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段内的发展轨迹，也利于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体系。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确认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的“最高发展”(31)，只有从这个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产生，才能得出合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结论。在以某一篇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标志的论说中，西方学术界主要以《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为标志。如敦尼克主编的《哲学史》、奥伊则曼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费多谢邦夫的《卡尔·马克思》，这一见解在我国哲学界颇有影响；在我国史学界，主要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其标志，如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赵吉惠著《史学概论》以及相关的一些论文。
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产生，经历了从1843～1859年这个较长时间的创立时期，但是，在这一整个时段内，他们一直没有使用“唯物史观”这一学术用语。而迟至1872年，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恩格斯首次使用了“唯物史观”这一概念，并作了界定：“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32)此后，恩格斯在多处使用了唯物史观这一学术用语，申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原则，如1878年，恩格斯所著的《反杜林论》(33)，1880年，由他所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34)，等等。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
②黎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③④⑤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0页；第2卷，第121页；第3卷，第16页；第2卷，第82页。
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21页，1963年人民出版社。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14页。
⑩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1卷，第32页。
(11)(12)(16)(17)(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0页；第104页；第66页；第177页；第118页。
(13)(14)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第93页；第104～10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
(20)(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0页；第18页。
(22)(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第18～19页。
(24)(25)(26)(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84页；第41页；第29页；第3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页。
(29)《列宁全集》第21卷，第30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31)《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8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
(33)《反杜林论》第264页，人民出版社1970版。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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