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农业发展计划与非洲农村反抗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发展计划论文,殖民地论文,农村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6)01-0184-10 20世纪40-60年代，英属东南非洲殖民地政府纷纷推出农业发展计划，旨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然而，这些政策非但未能有效维护非洲农村稳定，反而激起了非洲农村对于殖民统治的反抗，从而形成了“农民反对保护”的独特现象，使得非洲民族主义力量原本无力动员的农村也成为反抗殖民统治的重要力量。①本文主要从殖民地农业发展计划的出台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实际效果等方面展开论述，意在揭示殖民地农业发展计划与非洲农村反抗之间的关系，以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非洲社会变迁与非殖民化之间内在关联的理解。② 一 农业发展计划的出台背景 1.殖民地经济与帝国本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英国政府层希望殖民地成为原材料供应地和工业产品市场。与此同时，在帝国统治日益面临严峻批评情况下，英国政府希望通过推动殖民地发展，重新确立帝国的合法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40年英国殖民政府颁布了《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这一法案的公布，标志着英国放弃了此前一直奉行的非洲殖民地财政自给自足原则，转而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包括农业在内的非洲殖民地发展计划，“发展”观念成为殖民政府的核心理念，“殖民政府的战后活动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时期也被称作“第二次殖民占领”。③ 在这一背景下，殖民地政府更多介入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并且极力促进非洲农业的制度和技术革新，“农业发展部门取代殖民官员成为了殖民威权主义的化身”。④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殖民地政府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关注非洲人农村环境的“管理”，例如生态环境的修复、土壤保护以及农业生产的改善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时的农业发展目标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试图实现非洲人的土地所有制变革，并且传播关于财富、劳动力和社会组织的新观念，希望以此来加速推进非洲社会变革。⑤ 2.维持非洲农村稳定，遏制非洲民族主义力量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环境保护主义话语在东南非洲殖民地逐渐显现。按照这种环境保护主义话语，非洲人的农耕技术容易导致土壤流失，因而是“危险而又有破坏性”。⑥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殖民统治者担心非洲人保留地的过分拥挤、过度开垦和土壤流失等问题影响非洲民众生存，进而危及殖民地社会稳定。此外，美国的沙尘暴也引起了英国政府对于殖民地土壤保护问题的关注。出口需求与人口增长因素的结合，使得非洲人农业生产取得极大进展，并开始破坏原本已经脆弱的生态平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生态学家对此发出了严重警告，从而导致“非洲，濒临死亡的大陆”这类标题的著作大量出现。⑦在这一情况下，殖民当局希望实现农业和畜牧业的集约化以及环境的理性化，从而减缓森林和耕地的破坏速度，使得非洲人在“自己的”地盘实现“发展”，避免非洲人的城镇化，并维持移民劳动力体系。⑧ 1935年，英国殖民部下设的殖民地农业和牲畜健康顾问委员会在伦敦举行会议，要求东非殖民地任命全职的土壤保护官员，以确定亟需采取农业防护措施的地区。此次会议之后，各殖民地日益认识到农村土壤保护的重要性，正如当时尼亚萨兰总督H.B.基特马斯特(H.B.Kittermaster)承认，自己以往对于此事疏忽大意，不过已经意识到“尼亚萨兰的土壤侵蚀和土壤耗竭将会是一个严峻而又紧迫的挑战，很有必要采取措施予以回应”。⑨ 1937年，南罗德西亚土著事务部部长称，“过去8年时间里，土壤遭受严重侵蚀的土地面积增加了60％”。在49个保留地，被侵蚀的土地面积达到10％以上，其中一个保留地甚至达到90％。据估计，“受到严重侵蚀”的土地面积“是正在耕作土地的一倍半。目前非常清楚的是，倘若不尽快采取行动，土著保留地的大片土地将变得不再适宜居住”。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南罗德西亚政府推出了《土著土地耕作法案》(Native Land Husbandry Act)。殖民地政府试图通过土地所有权“改革”来遏制保留地的生态灾难，在白人移民集中于更赚钱的烟草业的情况下，使得农民农业生产更多的粮食，并提供稳定的劳动力供应。(11) 在尼亚萨兰，由于遭受了自殖民地建立以来最为严重的饥荒，20世纪30年代以后，殖民政府日益关注南部地区较高的人口密度及其对于土壤侵蚀的影响。(12)欧洲种植园主宣称，这场大饥荒是由于非洲土著人口过多所造成。而且，由于殖民政府所规定的烟草价格过高，因而非洲农民更感兴趣于种植烟草，而非粮食作物。殖民当局也倾向于将灾荒解释为非洲人口过多所导致。(13)1949年，殖民地农业总监R.W.凯特维尔(R.W.Kettlewell)强调，殖民当局需要“在未来数年时间里彻底改变其农业政策，否则将大难临头。非洲人口在不断增加，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非洲农民具备改变生产方式的意愿或者能力”。另一位殖民官员则警告殖民政府，日益加快的城镇化将对于部落生活造成破坏，“非洲人应当待在农村”，但是这需要提高非洲农业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必须加快推行农业发展计划。(1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肯尼亚的欧洲移民农业进入繁荣时期，而非洲保留地则处于社会和经济危机的边缘，特别是在中部省和尼扬扎省，保留地土壤肥力遭受严重破坏。20世纪30年代末，保留地的农业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官方的关注焦点，不过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政府没有太多精力关注此事。在战争结束之后，这成为政府农业政策的紧迫任务。1942年至1943年严重的粮食危机更是预示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农业总监于1945年报告说，土著保留地的地力下降超过50％。此外，随着非洲人口的增长，土著保留地的拥挤问题也变得更为严峻。而且，随着土壤肥力下降和保留地人口密度的增加，土地所有权归属更为碎片化，大量家庭所占有土地根本无法维持生计。按照殖民地农业部的估计，在中部省的非洲人地区，24％的地产小于维持生计所需的2.5英亩，而在霍尔堡(Fort Hall)等地，这一比例甚至高达44.8％。随着保留地自给自足的经济遭受破坏，保留地的社会问题也变得日益严峻。在中部省、尼扬扎省和马查克斯(Machakos)等地，土地资源变得更加稀缺，土地购买与销售变得极为普遍，这进一步加剧了阶级形成，并引发了保留地内部关于土地的激烈斗争，相关的法律案件急剧增多，“在这样一个争夺已经遭受侵蚀的土壤的过程中，不同家庭相互冲突，兄弟反目成仇”。(15) 在非洲民族主义日益高涨情况下，殖民政府尤其希望维持农村社会稳定。殖民政府试图培育独立的农民阶层，使其成为粮食生产的主导力量，并且成为殖民地政府的坚定支持者。(16)在几乎所有的英属东南非洲殖民地，培育“进步”农民成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官方政策，例如肯尼亚的1953年《土地整治计划》(Land Consolidation Programme)、1954年的《斯温纳顿计划》(Swynnerton Plan)、北罗德西亚的《非洲农业改良计划》(African Farming Improvement Scheme)以及乌干达和坦噶尼喀的类似计划。 3.限制非洲人生产以满足白人移民的利益 随着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爆发，移民经济的脆弱性充分暴露出来，大多数白人移民缺少度过经济危机的资金储备，他们只能通过政治而非经济手段来应对危机，因而要求殖民政府对于白人移民生产采取保护措施，而歧视性环境保护主义论调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出现的。白人移民纷纷将非洲人描述为不负责任的，将他们视作保留地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按照白人移民的逻辑，既然保留地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是由非洲农民所造成，那么解决办法就在于保留地之内，而不是重构作为殖民地国家基础的种族关系。(17) 非洲保留地的所谓土壤保护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白人移民对于非洲农民生产的担忧。例如在北罗德西亚，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矿业生产的扩张，玉米市场规模扩大了两倍。(18)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世界市场需求的恢复也导致玉米出口的复苏。与此同时，非洲农民的产量也引起白人移民阶层的担忧，白人农场主不断要求限制非洲农民生产，其结果就是1935年玉米控制委员会的设立，殖民政府把国内市场分成了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四分之三的市场留给了欧洲人，而剩余市场才对非洲生产者开放。(19)种族化的玉米定价，意在人为地提升白人移民的竞争优势，并遏制非洲人生产的扩张。即便如此，玉米控制客观上为非洲生产者提供了稳定的当地市场价格和可能的出口途径，因此非洲人的玉米产量进一步提高。1936年至1937年，非洲人保留地玉米大获丰收，他们通过玉米控制委员会售出了大量粮食。随之而来的是，非洲人保留地的玉米单一作物生产取代了传统的轮耕制，因此客观上加剧了非洲人保留地的土壤侵蚀问题。(20) 类似地，肯尼亚殖民政府也积极推动非洲农民尽可能地扩大生产，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限制非洲人生产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基库尤农民因而放弃了轮作和农作物轮耕等传统农业方式，尽可能充分利用可耕地。经过数十年的精耕细作，基库尤人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白人移民建构出一套关于非洲人在农牧业方面落后、无知和无能的话语。按照白人移民的这套话语，只有他们自己才是土地管理的守卫者，土地效力和经济繁荣的保护者；而非洲人落后耕作方式则是造成土壤侵蚀和地力下降的主要原因。白人移民认为，非洲人居住地区必须实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样才能满足非洲人维持生计的基本需求。不过，白人移民所能容忍的非洲人“发展”是有限度的，以免与他们发生竞争。(21) 殖民政府认为，造成土壤侵蚀和肥力下降的重要原因在于非洲人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持续耕作和过度放牧。为了消除这些影响，殖民政府在二战后引入了一系列发展政策。基库尤农民不得不为此承担大量的土壤保护工程，例如修筑数百英里的梯田以抵御土壤侵蚀。然而事实上，保留地的问题根源在于太多的基库尤人生活在过于狭小的土地上，可行的解决办法是扩大基库尤人保留地的面积，或者允许非洲人获得白人高地的土地。然而，殖民政府此时并未考虑这两种解决办法。(22)肯尼亚殖民总督米歇尔强调，非洲土著保留地的土壤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不公平的土地分配格局，而在于非洲人不善于使用土地。他认为，开放白人高原土地给非洲人，不是解决非洲人农业问题的关键。除非非洲人改良农业技术，否则即便将欧洲人占有的土地让给非洲人，也只会导致更多土地的土壤肥力下降。尤其是在问题严峻的中央省，非洲人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土地，而是农业技术的改良，只有这样才能恢复土壤肥力。(23) 4.通过西方科学来解决殖民地社会问题 在英属东南非洲殖民地，西方科学与殖民统治有着密切联系，殖民地改善和环境主义话语成为了官僚统治的重要手段。自20世纪20年代初，殖民统治日益依赖于“科学方法”的权威观念来建构关于保留地土壤侵蚀的“危机叙述”，从而形成了“改善”和“环保主义”的话语，殖民科学及其“客观性”话语构成了“殖民主义的道德一面”，从而为殖民政府增强对于殖民地的行政控制提供了合法性。(24)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南部非洲的殖民官员普遍将非洲人农业技术视作有害环境的粗放型农业，从而为行使殖民地国家的“家长制权威”创造政治空间。按照这些殖民官员的看法，非洲人为了积累财富和嫁妆而蓄养牲畜，将会导致牲畜存栏过多，而在土地资源稀缺情况下种植单一农作物，则可能导致地力耗尽或者土壤侵蚀。保护主义话语深刻影响到农业计划的设计和实施方式，正如当时的两位土壤科学家和牧业专家所指出的，“殖民政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服了当地种族，他们留在非洲的唯一借口就是驯服非洲植物”。(25) 殖民地政府试图通过环境保护主义话语，将土地重新分配的政治问题重构为单纯的土壤退化问题，属于技术手段的解决范畴，希望借此实现土地分配问题的去政治化。殖民者声称，非洲农民不懂土壤保护，因此应当遵循白人的教导。按照西方农业技术的基本假设，农业与环境是可以与“社会分开来进行分析的”，能够运用普世方法来加以解决。环境保护主义成为了殖民地政府手中的“政治技术”，因而将土地分配这样的政治问题变成了一个仅仅通过技术手段就能加以解决的问题。(26) 二 农业发展计划的内容及效果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殖民地农业发展计划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较多侧重于技术层面，主要关注农业技术改良和环境保护措施，例如建立国家公园、划定森林保留地、修建梯田水坝、实施土壤改良以及减少牲畜数量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农业发展计划的内容和手段发生了重要转变，在继续关注于农业技术措施的同时，殖民者日益强调培育非洲农民阶层的重要性。殖民政府强调，仅仅改变某些方面的农业政策是不够的，而必须全面改变非洲人的定居模式和土地运用习惯。到20世纪50年代，土地所有制改革成为了英属东南非洲农业发展计划和农业改良的重要内容，殖民官员强调重新建构农村社会、培育富裕的自给自足农民阶层的重要性，他们明确意识到社会管理与技术干预同等重要，这就是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等殖民地推行《进步农民计划》(Master Farmer Schemes)或者类似计划的背景。(27)
1946年，尼亚萨兰农业部提出了《进步农民计划》。该计划主要是鼓励非洲农民遵循殖民政府所提出的土壤保护和农业发展措施，例如翻土作垄、筑堤和轮耕等。要成为“进步农民”，非洲农民必须符合严格的条件，包括拥有不少于3.2公顷、经过整治的土地，实行土壤改良措施，并且遵照良好的农业耕作技术。采取这些措施的农民将会得到政府支持。政府所认可的“进步农民”，其土地会被登记在案，在贷款、市场信息和农业技术的集中教育等方面能够得到政府支持，耕种土地每亩可以得到1-2英镑的奖金。政府希望这些“进步农民”成为其他非洲农民所效仿的榜样。政府意在通过这些措施创造出崭新的农民阶层，使其成为殖民地社会和制度变迁的先锋，并且成为政府的坚定支持者。(28) 1946年至1947年，北罗德西亚政府推出了“非洲人农业改良计划”(African Farming Improvement Scheme)，主要是在赞比亚东南部的马扎布卡(Mazbuka)和乔马(Choma)等地实施。该计划主要针对某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富裕农民，希望他们成为广大农民所效仿的榜样。这一计划强调运用牛粪、轮耕制和杂草控制等土壤保护措施，执行这一计划的进步农民将得到以化肥和农业设备为主要形式的补贴。他们能够购买更多的犁耙和拖拉机，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增加耕作面积和产量，并雇佣工资劳动力来弥补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入选计划的农民需要一定条件，他们需要向殖民地农业部展示致力于农业革新的兴趣，并且需要“在欧洲移民农场的工作经验，以及具有一定的正规教育经历”。(29) 类似计划还包括1947年博茨瓦纳的“进步农民计划”。这一计划最早推行于巴克伽特拉(Bakgatla)保留地，起初是由农业示范官员在试验地块种植庄稼，而非洲农民作为“合作者”或者“农民学员”学习株行种植和轮作制等农业改良技术。“合作者”的选择由酋长们决定，需要拥有在白人农场和矿山的工作经历，并且有一定的教育程度。制订计划的殖民官员认为，少数参与者所享受到的好处将会“渗透”到大多数农民。(30) 1951年，南罗德西亚殖民政府颁布了《土著土地耕作法案》。法案阻止农民所控制土地的碎片化，并且将土地和水资源保护的基本责任分到各农户，从而满足民众基本的生存需求。这一计划涵盖2100英亩土地，耗资700万英镑，其中400万英镑由农场主承担，计划5年时间内实现非洲人保留地的农业革命，目的是稳定农村人口并限制劳动力流动。南罗德西亚土著事务部部长帕特里克·弗莱彻(Patrick Fletcher)称这一计划在“整个非洲都是极为独特的，或许是类似计划中最为全面的”。(31) 1954年，在茅茅起义的背景下，肯尼亚殖民政府推出了“斯温纳顿计划”。除了放开非洲人种植咖啡的禁令之外，政府计划在1954-1959年间斥资500万英镑用于非洲人农业发展，改革非洲人传统的土地制度，推动由部落或村社共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改革措施来培育小农阶层，从而奠定殖民地农村的稳定基石。 就这些发展计划的实施效果来看，大多数并未实现原定目标。以博茨瓦纳为例，参与计划的农民产量取得较大增长，这表明倘若大部分农民能够加入其中，完全可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原定目标。例如，1960年至1961年的农业季节，948名参与计划的农民(占全部农民家庭的1％)的产出是平均每户52.5袋蜀黍，而这一计划之外的农民平均产出是每户12.4袋。然而，这一计划面临着诸多困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农业技术人员不足。1950年，博茨瓦纳农业部一共雇佣了57名技术人员。1958年，负责调查经济形势的委员会得出结论说，当时的农业示范员和农业官员人手不足，每3年时间只能培训450名进步农民，只占殖民地农民家庭总数的1％。甚至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农业技术人员数量仍然严重不足，10万户家庭只有130名农业示范员，而要涵盖全国范围则需要至少4000名农业示范员。倘若计划要获得成功，农业部需要增加资金购买农业设备并提供更多受过训练的农业示范员。(32) 在北罗德西亚，“非洲人农业改良计划”并未对大多数非洲农民产生吸引力。在整个计划实施过程中，一直未能实现吸纳10％农业人口的原定目标。20世纪40年代初，在该计划实施地区共有大约16800名成年男性农民，而进步农民的数量有限，1946年至1947年只有95人，1947年至1948年是303人，1948年至1949年是362人。到1960年项目预定完成时，只有60％的保留地被纳入其管辖之下，另外只有33％的土地分配到个人手中。(33)尼亚萨兰的《进步农民计划》由于资源问题而被推迟，只是在1949年饥荒之后才得以推行，并且由于条件严苛，只有少数农民有资格申请，到计划实施的最后一年1961年，“进步农民”总共只有508名。(34) 三 农业发展计划与农民的反抗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农业发展计划不仅未能实现原定目标，反而激起了农民的普遍反抗。概括起来，农民的反抗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首先，这些农业发展计划的实施时常影响到农民的切身利益。 “第二次殖民占领”时期，殖民农业发展计划急剧地改变了非洲家庭劳动力的分配、土地利用和生产技术。殖民政府声称，介入非洲农业是为了非洲人的“福祉”，但是这些农业发展政策并未向非洲农民展示切实好处，更无法提供有效的经济激励。(35)土壤改良措施，例如捕杀牲畜、修筑堤坝、起垄、限制耕作田地规模等，通常需要农民为此付出额外劳动，更何况农民无法因为产出下降而获得补偿。此外，这些计划通常包含一定程度的人口迁徙，而被迫迁徙的农民从殖民政府那里获得的赔偿极为有限，他们被安置的地区通常并不适宜生活，甚至可能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这也是农民们所不满的。(36) 其次，普通民众在农业发展计划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程度极低。 殖民政府农业发展计划并未将非洲农村社会关系考虑在内，或者试图以一种简单化方式来改变这些社会关系。殖民者对于非洲农业问题的理解完全依照西方科学，很少或者未曾顾及非洲民众的农业实践或者社会组织制度。在殖民地官员看来，对非洲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而言，土著知识体系并不具有任何意义。殖民地农业发展计划尤其强调技术专家的角色，从而实施单边主义干预和集权主义计划。尽管农业政策干预在最初阶段会借鉴农民的某些技术，不过大多是有限的，取而代之的通常是殖民政府的全面计划。遏制保留地农业危机的紧迫需要，使得殖民官员认为有必要采取控制和干预措施，并实行仁慈的威权主义，而不是考虑非洲人的利益或者情感。例如，肯尼亚农业部和省政府的殖民官员认为，农业危机的根源在于非洲农民本身。正是农民的无知、无能和贪婪，才导致土地遭受严重侵蚀，而这只有通过严厉的政府政策才能加以解决。(37) 然而，殖民地农业发展计划本身不可能是社会中立的，它们势必牵涉到殖民地社会关系，而这是这些计划未能实现的重要原因。农村反抗所针对的，通常并不只是某些在技术上存在欠缺的具体措施，而且还包括殖民者的控制及其所造成的社会破坏。(38)即便在农业发展计划遭到农民反对的情况下，殖民政府仍然坚持采取土壤保护措施的重要性。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很多殖民官员意识到，殖民地的政治环境、计划执行方式及其背后逻辑，都意味着只有依靠强制才能推行包括土壤保护在内的农业发展计划。(39)为了迫使非洲农民接受农业发展政策，殖民政府对不遵守农业保护措施的农民克以重罚。然而，这只会让土壤保护政策更加不受欢迎。 譬如，坦噶尼喀政府于1951年推出《马赛发展计划》(the Massai Development Plan)。尽管殖民官员声称该计划只是解决农业技术问题，但是计划与殖民者的秩序与控制密切相关，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马赛人的土地、劳动力、牲畜和生存手段问题，殖民者力图实现对于这些不驯服的马赛族臣属的秩序与控制，并迫使其实现“进步”。就此而言，这一计划推动、适应并巩固了殖民政府对马赛人的控制。然而，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却导致殖民官员和马赛人之间的激烈冲突，马赛人认为殖民政府超出了权限范围，干涉它的内部事务，忽视了他们的利益和主张。计划原本是为了树立马赛人对于殖民政府的信心，结果却加剧了反殖民动员。(40) 再者，非洲民众对于殖民地政府不信任。 由于殖民地政府和白人移民之前对非洲人的土地剥夺，因此非洲民众对于政府在保留地实施农业发展计划的动机表示怀疑。例如在北罗德西亚，“非洲人农业改良计划”遭遇阻力最大的地区恰恰是经受过严重土地剥夺的地区。这些地区的非洲民众尤其担心殖民官员所鼓吹的农业发展计划，很可能是为白人抢占这些土地做准备。对于大多数非洲农民而言，解决土地问题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在人多地狭的保留地之外为非洲人提供更多土地，然而这是白人移民和殖民地政府所不愿意的。在很多通加人(Tonga)看来，非洲人农业改良计划并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是殖民地政府的分而治之图谋，最终是为了欧洲人的利益。殖民政府以“过于拥挤”为由在马扎布卡(Mazabuka)土著保留地实行了多项土壤保护措施，这些大多不受欢迎，然而邻近的欧洲人农场的闲置土地却达数百万英亩。殖民地农业部抱怨道，随着反中非联邦斗争达到顶峰，非洲人认为农业发展“基本问题”的“本质是政治和社会的，而非农业和经济的”。(41)非洲人国民大会利用土地问题来削弱通加人对于政府的信任，特别是在“土地遭到欧洲移民侵占的部落，这自然为这一类型的鼓动提供了肥沃土壤”。(42)更糟糕的是，1956年殖民地政府明确宣布将欧洲移民农业的发展纳入中非联邦政府责任范围之内，而非洲人农业则仍然由各殖民地自行控制，这使得非洲人农业无法从铜矿收益中获得补贴，“非洲人农业改良计划”的资金来源因此受到影响，非洲人更加怀疑它只是一个临时措施，目的是为欧洲人的大规模移民做准备。(43) 四 非洲农村反抗与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既是殖民政府在意识形态和财政上致力于“发展”的阶段，同时也是非洲农村反抗殖民统治最为严峻的阶段，这二者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在这些非洲殖民地，民族主义组织的主要支持力量集中于城市，并不具备动员非洲农村民众的能力。然而，殖民地农业发展计划加剧了非洲农村社会的分化，触及了非洲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特别是非洲农民对于土地、劳动力和牲畜的控制，使得农村人口成为了非洲民族主义力量的反殖民盟友。 在北罗德西亚，殖民政府强加的农业发展计划使得农村反抗和民族主义政治联系起来。在整个殖民时代，这些农民一直受到各种农业法规的影响。对他们而言，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民族主义斗争不过是他们以往已经展开斗争的延续。农民虽然被迫参与到政府所推动的农业计划之中，但是他们厌恶这些法令的实施方式。而民族主义政党领袖则攻击殖民地政府的农业法令，同时极力说服农民相信自己是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赞比亚非洲民族大会(Zambian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以及后来的联合民族独立党(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都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44) 在南罗德西亚，《土著土地农业法》试图通过土地私有制来提高非洲保留地的农业生产效率，该法案的实施削弱了酋长对于土地的控制权，再加上减少牛畜存栏量和平整畦沟等保护措施，因而引起了非洲农村民众的反感，并为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对于官员的攻击随处可见，民族主义政党渗透到农村地区”。(45)而且，《土著土地农业法》也导致大量非洲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由于这一法案剥夺了城镇工人的农村基础与安全保障，因此导致农民不满与城镇不满情绪的结合，正如土著事务总监(Chief Native Commissioner)在1961年和1962年的年度报告中所述：“民族主义组织从一开始就把法案作为他们攻击殖民统治的首要目标，并竭力贬损抹黑这一法案”，法案的反对者“并不仅限于无地者，同样也包括他们的父母和亲属，事实上整个乡村社会的态度都发生了急剧变化。正是由于土著土地农业法案的实施……导致政府土著专员和农村非洲人之间的关系紧张”。(46)《土著土地农业法》助长了非洲人对于殖民政权的反抗，从而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支持。(47) 在尼亚萨兰，饥荒后的农业保护措施已经导致全国范围内的不满，其发展顶峰是1953年恩彻鲁(Ntcheu)和乔洛(Thyolo)的骚乱。为了实现农业保护措施，政府强迫农民参加劳动，并且要求农民在田垄上种植木薯。然而，农民认为这可能导致木薯腐烂，并且担心修筑堤坝只是为欧洲人定居做准备。面对非洲农民的反对情绪，殖民政府从1956年起暂缓执行农业发展计划，并集中精力惩罚那些公然违抗农业计划的非洲农民。然而，这并未导致局面缓和。从1956年开始，大众层面的不满被新一代政治领袖所利用。尼亚萨兰非洲人大会(Nyasaland African Congress)将农业发展计划作为政治动员的核心，并以此攻击殖民政府和乡村酋长。1956年6月，殖民地情报摘要中提到：“在科塔科塔(Kota Kota)地区，非洲人大会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在斜坡上的木薯田地作垄，非洲人大会先后在这里举行了十次集会，因此有效刺激了这里的政治活动，每场集会参加者都在4000人以上。”(48) 肯尼亚的斯温纳顿计划也试图创造出保守的农民中产阶层，从而安抚肯尼亚非洲社会激进阶层的不满情绪，尤其是基库尤人地区。然而，这项由白厅和内罗毕殖民地政府秘书处所设计的农业发展计划并未给基库尤农民带来好处，反而导致他们更大程度的反抗。农业发展计划试图说服农民相信新的经济作物轮耕制度更适合雨量匮乏地区，但是很多基库尤农民认为这些所谓的农业技术只会加重他们的负担，例如强迫非洲人每周两次修筑梯田，或者强迫他们种植小米或木薯。非洲保留地农民普遍不信任殖民政府的农业发展计划，很多人怀疑一旦梯田修筑完成，他们的土地将会遭到剥夺，从而为殖民政府安置欧洲移民做准备。保留地到处都在传播成千上万非洲家庭将要流离失所的传言。在基库尤地区，修筑梯田破坏了殖民控制的基础，从而为城镇激进派提供了动员保留地民众支持的机会。在所有的肯尼亚非洲人中间，基库尤人受到殖民农业政策影响最深，因此对于殖民统治的反抗也最为强烈，而这是茅茅运动的重要根源。(49) 综上所述，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英属东南非洲殖民地，殖民地政府所推出的农业发展计划对于非洲农村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些发展计划未能向农村民众展示所能带来的利益，反而触动了非洲民众的生存模式及其对于土地、劳动力和牲畜的控制。尽管殖民地国家声称介入非洲农村发展是为了非洲农村民众的“福祉”，但是却增强了非洲农民的政治意识，使得非洲农民开始对殖民统治感到不满。非洲民族主义组织的力量主要集中于城镇地区，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动员农村民众。对于这些民族主义者而言，殖民政府的农业发展计划为他们提供了政治动员的契机，使得农村民众与民族主义组织结合起来，从而为反殖民斗争提供了农村支持。 近年来的非洲史研究日益强调，殖民地社会变迁塑造着殖民者对殖民地的认知与政策，是全面理解非殖民化的重要社会背景，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殖民地政府所实施的这些发展政策旨在维持殖民地的价值并使其最大化，但是事实上却种下了导致自身毁灭的种子”。(50)研究殖民地农业发展计划，有助于深入理解非洲社会变迁与非殖民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注释： ①环境史是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国外研究主要参见"Special Issue on the Politics of Conservation in Southern Africa",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15,no.2(Jan.,1989);"Special Issue:African Environments:Past and Present",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26,no.4(Dec.,2000)。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参见李安山：《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对殖民时期加纳东部省的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包茂宏：《南非土壤保护的思想与实践》，《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包茂宏：《非洲史研究的新视野——环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张顺洪：《英国海外粮食公司活动考察》，《史学集刊》2011年第2期。 ②近年来的非洲史研究对于非殖民化的宏大叙述提出了挑战，强调以往研究较多是从殖民者视角出发的，所探讨的更多是“非殖民化”的“计划性”问题和国际政策因素，而忽视了非洲殖民地社会的历史背景和非洲社会的能动性。参见Frederick Cooper,Decolonization and African Society,the Labor Question in French and British Afric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74。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评述，参见杭聪：《近二十年来英美学者关于英属黑非洲帝国衰落原因的研究》，《史林》2010年第4期；刘明周：《英帝国解体的研究范式评析》，《世界历史》2013年第2期。 ③D.A.Low & John M.Lonsdale,"Introduction:towards the New Order 1945-1963," in D.A.Low & Alison Smith eds.,History of East Africa,Volume Three,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pp.1-64. ④Fredrick Cooper,"Africa and the World Economy," African Studies Review,Vol.24,No.2/3(1981),pp.1-86. ⑤David M.Anderson,Eroding the Commons,the Politics of Ecology in Baringo,Kenya,1890s-1963,Oxford:James Currey,2002,p.2. ⑥William Beinart,"Soil Erosion,Conservationism and Ideas about Development:A Southern African Exploration,"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11,no.1(1984),pp.52-83; Paul Richards,"Conservation in Africa: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15,no.2(1989),pp.390-392. ⑦A.D.Robert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7 1905-194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122. ⑧William Beinart,"Introduction:The Politics of Colonial Conservation,"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15,no.2(Jan.,1989),p.153. ⑨William Beinart,Karen B.Rown & Daniel Gilfoyle,"Experts and Expertise in Colonial Africa Reconsidered:Science and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Knowledge," Africa Affairs,Vol.108,no.432(2009),pp.413-433. ⑩William Beinart,"Soil Erosion,Conservationism and Ideas about Development",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11,no.1(1984),p.65. (11)Victor E.M.Machingaidze,"Agrarian Change from Above:The Southern Rhodesia Native Land Husbandry Act and Africa Respons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ol.24,no.3(1991),p.566. (12)Erik Green,"A Lasting Story:Conservation and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ervices in Colonial Malawi,"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Vol.50,no.2(2009),pp.255-259. (13)Megan Vaughan,The Story of an African Famine:Gender and Famin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Malaw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77-79. (14)Erik Green,"A Lasting Story:Conservation and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ervices in Colonial Malawi,"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Vol.50,no.2(2009)," p.264. (15)Bruce Berman,Control and Crisis in Colonial Kenya,the Dialectic of Domination,Oxford:James Currey,1990,p.275. (16)Owen J.M.Kalinga,"The Master Farmers' Scheme in Nyasaland,1950-1962:A Study of a Failed Attempt to Create a 'Yeoman' Class," African Affairs,Vol.92,no.368(Jul.,1993),p.367. (17)A.Fiona D.Mackenzie,"Contested Ground:Colonial Narratives and the Kenyan Environment,1920-1945,"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26,no.4(Dec.,2000),p.706. (18)R.E.Baldwi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xport Growth:A Study of Northern Rhodesia,1920-196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p.141. (19)Andrew Bowman,"Ecology to Technocracy:Scientists,Surveys and Power in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Late-Colonial Zambia,"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37,no.1(2011),p.138. (20)Mac Dixon-Fyle,"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and Political Protest on the Tonga Plateau,Northern Rhodesia,"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Vol.18,no.4(1977),p.582. (21)David M.Anderson,Eroding the Commons,the Politics of Ecology in Baringo,Kenya,1890s-1963,p.156 (22)Caroline Elkins,Imperial Reckoning,The Untold Story of Britain's Gulag in Kenya,New York:Henry Holt & Company,2005,p.23. (23)David Throup,Economic and Social Origins of Mau Mau,1945-1953,Oxford:James Currey,1987,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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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Wazha G.Morapedi,"The State,Crop Produ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 Botswana,1947-1966",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32,no.2(2006),p.354. (31)Victor E.M.Machingaidze,"Agrarian Change from Above:The Southern Rhodesia Native Land Husbandry Act and Africa Respons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ol.24,no.3(1991),pp.587-588. (32)Wazha G.Morapedi,"The State,Crop Produ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 Botswana,1947-1966",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32,no.2(2006),p.364. (33)Victor E.M.Machingaidze,"Agrarian Change from Above:The Southern Rhodesia Native Land Husbandry Act and Africa Response",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ol.24,no.3(1991),pp.587-588. (34)Erik Green,"A Lasting Story:Conservation and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ervices in Colonial Malawi",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Vol.50,no.2(2009),p.262.d (35)David Anderson,"Depression,Dust Bowl,Demography,and Drought:The Colonial State and Soil Conservation in East Africa during the 1930s",African Affairs,Vol.83,No.332(Jul.,1984),p.321. (36)⑤William Beinart,"Soil Erosion,Conservationism and Ideas about Development:A Southern African Exploration",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11,no.1(1984),p.81. (37)Bruce Berman,Control and Crisis in Colonial Kenya,the Dialectic of Domination,p.277. (38)⑥William Beinart,"Soil Erosion,Conservationism and Ideas about Development:A Southern African Exploration",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11,no.1(1984),p.83. (39)William Beinart,"Soil Erosion,Conservationism and Ideas about Development:A Southern African Exploration",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11,no.1(1984),p.81. (40)Dorothy L.Hodgson,"Taking Stock:State Control,Ethnic Identity and Pastoralist Development in Tanganyika,1948-1958,"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Vol.41,no.1(2000),p.55. (41)Northern Rhodesia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Annual Report 1951,Lusaka:Government Printer,1952,p.12. (42)C.E.Johnson,"African Farming Improvement in the Plateau Tonga Maize areas of Northern Rhodesia," Agricultural Bulletin of the Northern Rhodesia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Lusaka:Government Printer,1957,p.4. (43)Andrew Bowman,"Ecology to Technocracy:Scientists,Surveys and Power in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Late-Colonial Zambia",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37,No.1(2011),p.147. (44)Owen J.M.Kalinga,"The Master Farmers' Scheme in Nyasaland,1950-1962:A Study of a Failed Attempt to Create a 'Yeoman' Class",African Affairs,Vol.92,No.368(Jul.,1993),p.380. (45)Victor E.M.Machingaidze,"Agrarian Change from Above:The Southern Rhodesia Native Land Husbandry Act and Africa Response",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ol.24,no.3(1991),pp.587-588. (46)Victor E.M.Machingaidze,"Agrarian Change from Above",pp.587-588. (47)Michael O.West,The Rise of an African Middle Class:Colonial Zimbabwe,1898-1965,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2,p.215. (48)John McCracken,A History of Malawi,1859-1966,Oxford:James Currey,2012,pp.323,328. (49)David Throup,Economic and Social Origins of Mau Mau,1945-1953,pp.10,81,151. (50)Richard J.Reid,A History of Modern Africa,Chichester:Willey-Blackwell,2012,p.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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