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东北路统军司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代论文,司考论文,路统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生女真部落联盟反辽过程中，东北路统军司是辽朝组织镇压反抗的重要军事机构。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关辽代东北路统军司的研究似嫌不足，一方面表现为缺少专文梳理，而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西南面招讨司、南京统军司等都有专门的成果；①另一方面散见于文章和著作中有关辽代东北路统军司的成果在其设置时间、管辖范围、军事职能以及沿革变迁等诸多问题都看法不一，歧义颇多。②鉴于此，本文尝试对辽代东北路统军司问题重新加以梳理，并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认识，敬祈学界指正。 一、辽代东北路统军司设置时间及背景 关于东北路统军司设置的时间，《辽史》中没有明确记载。李锡厚认为：“当生女真完颜部最初发动叛乱时，辽朝主持战事始有东北路统军司。”③王曾瑜则主张，东北路统军司最初的名称可能是东北路女直兵马司，在辽兴宗时，“方才成为一个单独的军区机构”。④查阅《辽史·本纪》，最早出现“东北路统军使”一职是在辽道宗大康三年(1077)，“二月壬午朔，东北路统军使萧韩家奴加尚父，封吴王”。⑤出现“东北路统军司”是在大安六年(1090)，“夏四月丁酉，东北路统军司设掌法官”。⑥而生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起兵反辽是在天庆四年(1114)。可见，东北路统军司早在阿骨打起兵之前就已经存在。那么，东北路统军司最早是否为东北路女直兵马司呢？东北路女直兵马司仅见于《辽史·兵卫志》，主要管辖乙室奥隗部。而该部为“神册六年，太祖以所俘奚户置。隶南府，节度使属东北路兵马司”。⑦据日本学者岛田正郎研究，乙室奥隗部属于契丹二十部之一。但它已经不是契丹人部落，而是由新征服的乌古、奚部分族众重新组成的，隶属于辽四大部族之一的乙室部。⑧由此可知，乙室奥隗部本身并非女真部落。东北路女直兵马司管辖一个非女真部落，其个中原因，由于《辽史》编撰方面的芜杂、混乱，实难说清楚。至于东北路女直兵马司与东北路统军司的关联则更难考究。 如果不拘泥于前贤成说，立足于东北路统军司组成因素进行分析会发现，实际上它包含辽朝东北路的形成和统军司机构的设置两个节点。关于辽朝东北路的史料，最早见于《辽史·圣宗本纪》中，统和三年(985)，“诏以东北路兵马监军妻婆底里存抚边民”。可知辽代东北路最迟于统和三年(985)已经形成。统和七年(989)，“迪离毕、涅剌、乌濊三部各四人益东北路夫人婆里德”，⑨这里“夫人婆里德”与前述“妻婆底里”实为一人。婆里德能够对部族属部进行管辖，说明东北路已形成独立的军事机构。《辽史·百官志》补充称：“已上三部，隶夫人婆底里东北路管押司。”文中出现东北路管押司，这是否为东北路的早期统治机构名称呢？对此，较早研究辽代军制的杨若薇先生指出：“为了拼凑篇幅，《辽史》修撰者常于《纪》、《传》中强取一些职名或职务，硬给按上个‘司’字，强充机构，列入《百官志》。”⑩由此观之，迪离毕、涅剌、乌濊三部应该是受夫人婆底里掌管的东北路管押。按辽朝制度，管理这些部落的是详稳司，像管理东北地区系辽籍女真大王府事务的就是详稳司。(11)而开泰八年(1019)确有东北路详稳的记载：“庚申，以东北路详稳耶律独迭为北院大王。”(12)因此，辽代东北路最迟在辽圣宗时期就已经形成，它最早的机构当是东北路详稳司。 关于辽代东北路统军司与东北路详稳司之间关系，杨若薇研究发现，大康三年(1077)以前，《辽史》本纪中未见东北路统军使及东北路统军司之记录，反倒是屡见东北路详稳的活动；而在此之后，东北路详稳的记载就没有了。(13)据此可知东北路统军司的前身应该是东北路详稳司。不过，二者之间绝非契丹称谓与中原名称的简单互换，而是一次军事机构的重新设置。因为与东北路统军司毗邻的乌古敌烈统军司也是在此前后由详稳司转变而来的，其机构重新改置的记载非常明确：“(咸雍四年)秋七月壬申，置乌古敌烈部都统军司。”(14)对此，辽《萧兴言墓志》进一步佐证，辽道宗时期曾在乌古敌烈地区“改详稳司为统军司”。(15)由此推之，东北路详稳司改为东北路统军司也应是一次重要的军事防御机构调整和重新设置。另外，辽道宗改详稳司为统军司只限于乌古敌烈和东北路，并非全面的改制，像国舅详稳、南女直详稳、咸州详稳司在道宗以后都依然存在，(16)这也说明辽道宗此次改制有其特殊的政治军事背景和明确的针对性，并不是简单地将契丹部族详稳改为汉制的统军司。 在《辽史·本纪》中，东北路统军使最早出现在大康三年(1077)，(17)与其年代最近的东北路详稳出现在咸雍七年(1071)：“以东北路详稳合里只为南院大王。”(18)可见东北路统军使设置就在咸雍七年(1071)至大康三年(1077)这七年之间。那么，这七年中或之前在辽代东北路及毗邻地区都发生了什么政治事件呢？考诸史实，最主要的是五国部的连续叛乱。在咸雍五年(1069)，五国部中的阿里部发动叛乱，辽朝命萧素飒征讨，这场叛乱很快平息。(19)但咸雍七年(1071)五国部再次叛乱，辽朝“以讨五国功，加知黄龙府事蒲延、怀化军节度使高元纪、易州观察使高正并千牛卫上将军，五国节度使萧陶苏斡、宁江州防御使大荣并静江军节度使”。(20)从上述受封官员来看，平叛动用了众多军队，也反映出叛乱规模之大。此外，《金史·世纪》中还提到“辽咸雍八年，五国没撚部谢野勃堇畔辽”。在短短几年里五国部接连发生叛乱，说明辽朝亟需加强对该地区的军事威慑。值得注意的是，五国部在辽属国、属部体系上“属黄龙府都部署司”(21)管辖，但东北路详稳也参与对其的军事平叛，如在重熙十七年(1048)五国蒲奴里部叛乱时，“殿前都点检耶律义先为行军都部署，忠顺军节度使夏行美副部署，东北面详稳耶律术者为监军，伐蒲奴里酋陶得里”。(22)从东北路详稳和知黄龙府事都参与对五国部的征伐来看，辽朝在该地区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军事管理机构，而东北路统军司的设置正是扭转这一局面的举措。 此外，东北路统军司的设置也是针对这一地区属国、属部体系发生的变化，不得不在军事管理和防御上进行调整的结果。早在重熙十七年(1048)，完颜部的乌古乃就借镇压五国蒲聂部叛乱的机会成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金史·世纪》称：“既而五国蒲聂部节度使拔乙门畔辽，鹰路不通。辽人将讨之，先遣同干来谕旨。景祖曰：‘可以计取。若用兵，彼将走保险阻，非岁月可平也。’辽人从之。盖景祖终畏辽兵之入其境也，故自以为功。于是景祖阳与拔乙门为好，而以妻子为质，袭而擒之，献于辽主。辽主召见于寝殿，燕赐加等，以为生女直部族节度使。辽人呼节度使为太师，金人称‘都太师’者自此始。辽主将刻印与之。景祖不肯系辽籍，辞曰：‘请俟他曰。’辽主终欲与之，遣使来。景祖诡使部人扬言曰：‘主公若受印系籍，部人必杀之。’用是以拒之，辽使乃还。既为节度使，有官属，纪纲渐立矣。” 乌古乃成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后，开始“有官属，纪纲渐立”，这为他借助辽中央政府权威对外拓展提供了合法性和便利。乌古乃在咸雍十年(1074)去世，尽管此时完颜部尚未完全凌驾于辽中央政权之上去役属其他生女真诸部，但完颜部在生女真部族中的优势地位已经奠定，一些生女真部开始归于其统治，如“斡泯水蒲察部、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统门水温迪痕部、神隐水完颜部，皆相继来附”。(23)辽朝属国、属部体制一直是对各生女真部落采取“分而治之”策略，而此刻则面临着生女真族完颜部的日益强大，以及生女真部落军事联盟的逐步形成。这促使辽朝中央政府必须加强其对该地区的军事控制，建立更强有力的军事机构，这也正是东北路统军司设置的另一动因。 综上，东北路统军司取代原来的东北路详稳司是新军事防御形势下的产物。尽管两者在职能上有承继关系，但东北路统军司的军事职能更加凸显。从这一点上说，东北路统军司有别于原来的东北路详稳司，其设置时间不能以东北路详稳司的出现为起点。故东北路统军司作为新的军事机构确立时间应在道宗咸雍七年(1071)至大康三年(1077)期间。 二、辽代东北路统军司的管辖区域 辽代东北路统军司的统治中心在上京路的泰州和长春州，像泰州的德昌军、长春州的韶阳军都隶属东北路统军司管辖。(24)天庆四年(1114)，面对生女真部落节度使阿骨打的反叛威胁，辽朝廷“发浑河北诸军，益东北路统军司”。(25)此处东北路统军司军事力量的增加来源于浑河北诸军。关于浑河，《辽史》中有两条记载，一个在辽阳府，另一个在山西，与东北路统军司距离都较远，难以契合。反倒是《金史》中存在上京附近浑河的记载，如“(天辅四年)次浑河西，使宗雄先趋上京”。(26)又徒单思忠跟随阿骨打伐辽，“战殁于临潢之浑河”。(27)上京区域内的浑河北诸军正是泰州、长春州军队，由此也能看出东北路统军司以上京境内泰州、长春州为核心。另长春州的鸭子河泺是辽皇帝春捺钵的场所，又是在辽代相当于唐代“道”一级的节镇大州，(28)因此，东北路统军司的行政机构应设在长春州，《契丹国志》中“长春路置东北统军司”(29)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不过东北路统军司在管辖区域中不包括黄龙府。因为从行政地理上看，东北路统军司与黄龙府都部署司分属于上京道和东京道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太平六年(1026)，黄翩为黄龙府兵马都部署，“东京留守八哥奏黄翩领兵入女直界徇地，俘获人、马、牛、豕，不可胜计，得降户二百七十，诏奖谕之”。(30)黄翩领兵入女真界的行动由东京留守八哥上奏，说明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与东京留守之间存在上下级的军事隶属关系。重熙十三年(1044)，“遣东京留守耶律侯哂、知黄龙府事耶律欧里斯将兵攻蒲卢毛朵部”。(31)此时，黄龙府兵马都部署的军事权力已被知黄龙府事或黄龙府尹取代，但与东京留守的军事隶属关系依然明晰。而东北路统军司则与上京道关联密切。前已提及东北路统军司核心统治区域在长春州和泰州，它们都在上京道。此外，萧乙薛在天庆十年(1120)金兵攻陷上京时，“诏兼上京留守、东北路统军使”。(32)此时金军已占据了辽的东北路和上京，故上京留守和东北路统军使都是空衔，但将两职放在一起，说明它们之间以前存在行政关联。由此观之，位于东京道的黄龙府不在东北路统军司的统辖之内。因此，东北路统军司的管辖区域是以长春州、泰州为中心，北至乌古敌烈统军司，南毗邻黄龙府。 除直接管辖的州县外，东北路统军司还控制着众多属国、属部。这些属国、属部有的在其所辖的州县境内，而更多的则处于今天嫩江以东地区。参见下表和下图。
东北统军司所辑部落分布图 说明：源自《中国历史地图集》辽代东京道，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根据表和图能够发现，东北路统军司所辖地区除了泰州、长春州等地区外，还包括今天嫩江以东、混同江以北诸部族。北宋人余靖在辽兴宗时出使契丹时谈道：“其东北则有挞领相公，掌黑水等边事；正东则有注展相公，掌女真等边事，此皆守边者也。”(33)黑水沿袭了唐代的称谓，唐代黑水靺鞨主要分布在今天第一松花江以北地区，故挞领相公掌黑水边事的记载与上表和上图所示区域契合，说明东北路统军司包括其前身东北路详稳都对今天嫩江以东、混同江以北诸部族进行管理。 除此之外，东北路统军司管辖区域还包括生女真部以及在拉林河和第二松花江之间的宁江州。这些地区在东北路统军司成立之前都属于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如咸雍七年(1071)对五国部叛乱进行镇压，主要是黄龙府的军事力量，其中也包括宁江州的军队。(34)但东北统军司成立以后，它们则划归东北路统军司管辖。关于宁江州，《辽史·地理志》称：“宁江州，混同军。观察，清宁中置。初防御，后升。兵事属东北统军司。”(35)按照辽朝所实行的府、节镇州—防、刺州—县三级行政制度，(36)宁江州在最初道宗设州时为防御州，从咸雍七年(1071)嘉奖宁江州防御使大荣来看，这一时期的宁江州隶属于黄龙府。但东北路统军司成立后，宁江州地位上升为观察使州，从而获得独立地位，并直接隶属于东北路统军司。生女真地区属国、属部后来在军事上也受东北路统军使管辖，比较明显的是在阿骨打反辽过程中，军事交涉以及调集军队准备镇压等都是东北路统军司的职责。如“辽统军司闻之，使节度使捏哥来问状，曰：‘汝等有异志乎？修战具，饬守备，将以谁御？’”(37)“遂发浑河北诸军，益东北路统军司。阿骨打乃与弟粘罕、胡舍等谋，以银术割、移烈、娄室、阇母等为帅，集女真诸部兵，擒辽障鹰官。及攻宁江州，东北路统军司以闻。”(38)因此，东北路统军司的管辖范围实际上不仅包括了原来东北路详稳司控制的泰州、长春州以及今天嫩江以东、第一松花江以北诸部族，还包括原来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控制的今天拉林河以东、第一松花江以南的生女真部落。 三、辽代东北路统军司的军事作用 辽代东北路统军司设置于咸雍七年(1071)至大康三年(1077)期间，到阿骨打反辽的天庆四年(1114)，总共存在了40余年。这一时期正是生女真完颜部逐步扩张、生女真部落联盟渐趋形成的阶段，而阿骨打起兵，最终导致辽朝大厦倾颓，从这一角度看，东北路统军司有失职之嫌。但辽政权的最终灭亡，应该是其政治、军事乃至民族政策失败综合因素的结果。如果单纯地从东北路统军司的设置以及实际运行来看，它还是发挥了其应有的军事职能。 (一)东北路统军司的设置加强了对生女真部落地区的军事防御力量 原来对生女真的军事防御由黄龙府兵马都部署负责。黄龙府地区的兵力以汉军和渤海军为主，而东北路统军司主要是游牧部落的番军。在阿骨打起兵前派遣胡沙保去宁江州侦查，回来称：“惟四院统军司与宁江州军及渤海八百人耳。”(39)这里“四院统军司”即指东北路统军司，《辽史》中有“五院、六院”，(40)由契丹迭剌部析分而成，未见四院记载。但四院也应与军队游牧部落特征相关。天庆七年(1117)女真军进攻长春州，“东北面诸军不战自溃，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复下泰州”。(41)这里的四部是否指“四院”尚不可知，但此处出现了皮室军。皮室军都是选诸部豪健者组成，是部族军的主力。它原是契丹的中央禁卫军，后来也用于戍守边境。东北路统军司下存在皮室军，反映出其所辖军队的部族军成分和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宋人史愿《亡辽录》中称：“长春路则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咸州兵马详稳司、东北路都统军司。镇抚女真、室韦。诸部所在分布诸番与汉军，咸以爪牙相制。”(42)这里诸番与汉军爪牙相制，不仅指统军司和都部署军内部制衡，也应包括东北路统军司番军与黄龙府都部署司汉军之间的制衡。据有关学者研究，奚族镇戍东北，就有对渤海军的制衡作用。(43)由此推之，东北路统军司的设置旨在用原东北路的番军代替黄龙府的汉军、渤海军，以加强对生女真地区的军事防御力量。 东北路统军司对生女真部落防御力量的增强还表现在军事部署上。东北路统军司一方面将宁江州从黄龙府划出，归入自己的防御体系，并将其级别由防御州变为观察使州，这样泰州—长春州—宁江州就形成了军事通道，直接控制和防御生女真的完颜部，阿骨打起兵之所以首先进攻宁江州也是为解除这一威胁；另一方面，东北路统军司接替黄龙府对生女真地区进行防御和管理，可以依托原松花江以北各属国、属部的优势，从而形成对生女真地区的包围态势。事实上，这些松花江以北原东北路的属国、属部后来都加入到抑制和管理生女真部落的行动中。如寿隆六年(1100)，盈哥率完颜部女真军进攻统门水地区的女真部落，其首领阿疎“诉于辽，辽使奚节度使乙烈来问状，且使备偿阿疎。穆宗复使主隈、秃答水人伪阻绝鹰路者，而使鳖故德部节度使言于辽，平鹰路非己不可。辽人不察也，信之”。(44)这里的奚和鳖故德部都是原东北路详稳所辖诸部。据关树东研究，奚部原驻守南境，统和十三年(995)，东北属部兀惹叛命，奚王和朔奴奉命率部东征，结果战败。圣宗乘机“籍六部隶北府”，使奚部成为朝廷的直属部落，奚王沦为辽朝的地方官员。可能即自此次东征后，奚六部便以屯戍东北为主。据《金史》记载：奚王又称奚铁骊王。铁勒者，古部族之号，奚有其地，号称铁勒州，又书作铁骊州。可见奚王率本部屯戍松花江流域，是为防遏女真。(45)铁骊在今天呼兰河上游至松花江北岸，(46)故奚部落属于原东北路属部。鳖故德部是金代称谓，在辽代称鼻骨德部，辽圣宗时以其俘户分别置伯斯鼻骨德部、达马鼻骨德部，都隶属于东北路统军司管辖。鼻骨德本部在今天俄罗斯哈巴罗斯斯克比占河流域，亦属于当时的东北路统军司范围。(47)除此之外，阿骨打起兵时曾派实不迭逮捕辽的障鹰官达鲁古部副使辞列和宁江州渤海大家奴。(48)据张博泉先生研究，此处达鲁古部是生活在长春州的达鲁古主部。(49)既然达鲁古部在长春州，肯定属于东北路统军司管辖，而障鹰官则是负责从生女真部或者五国部获取海东青的官员。可见，东北路统军司设置后，原东北路属部都参与到对生女真地区的管理中。 (二)东北路统军司对生女真五国部及鹰路实行了有效的军事管理 东北路统军司设置前，生女真五国部反辽最为激烈，这与辽对五国部的统治方式有关。辽对生女真部落地区总体上实行因俗而治的羁縻统治，生女真各部落酋长世袭，享有对内的自治权。作为辽的属国、属部，其首领被封为节度使或者详稳，向辽朝纳贡，还要协助辽军镇压不服从辽统治的女真部族。但辽对生女真部落中五国部的统治在东北路统军司设置之前曾一度超出了羁縻统治的范畴。五国部是指生活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的五个较大的生女真原始族群，《辽史·营卫志》记载五国部的名称为“剖阿里国、盆奴里国、奥里米国、越里笃国、越里吉国”。(50)开泰七年(1018)三月，“命东北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五部岁贡貂皮六万五千、马三百”。(51)此处铁骊当为越里吉之误。五国部每年需向辽政府贡纳“貂皮六万五千、马三百”，负担很沉重。五国部在圣宗时期纳入辽属国、属部体系后，各部酋长被授予官职，负责本部落事务，但在重熙六年(1038)，“北枢密院言越棘部民苦其酋帅坤长不法，多流亡。诏罢越棘等五国酋帅，以契丹节度使一员领之”。(52)辽在五国部地区罢酋帅，设置契丹官员，是与生女真部落酋长自治的羁縻统治相背离的。景爱先生认为这是一种“改土归流”的措施，是辽朝对五国部统治政策的重大改变。(5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设置五国节度使后，辽朝官员可以直接进入五国部地区收取贡赋，特别是索取一种猎鹰，即海东青。官员所经过地区，又被称为“鹰路”。辽朝深入生女真腹地，在五国部建立直接行政统治的效果并不理想，其表现就是五国部的激烈反抗，如重熙十七年(1048)五国蒲聂部节度使拔乙门叛乱、道宗咸雍五年(1059)五国部阿里部的叛乱、咸雍七年(1071)五国部的叛乱、咸雍八年(1072)五国没撚部谢野勃堇的叛乱。东北路统军司正是在这种叛乱频仍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从表面上看，辽在五国部直接设置节度使似乎是辽中央权力的加强，特别是每次五国部反叛后，辽中央都会派大军深入女真部落征讨，显示出辽军事统治在该地区强有力的存在。但问题是军事需要服从政治目的。辽对五国部的“改土归流”仅仅是个案，意在保证皇家对海东青的需求。它不是辽朝对生女真部落整体改土归流的实验点，亦未改变生女真部落地区一直以来的羁縻统治状态。如果仅仅为达到索求猎鹰而放弃怀柔政策，进而招致反抗，不得不劳军兴师，这实际是管理政策的失败。故东北路统军司设置以后，辽对五国部的统治方式发生了改变：第一，五国部节度使的逐步撤销。《辽史》中最后出现五国部节度使是在咸雍七年(1071)，当时的五国部节度使是萧陶苏斡，但在此之后就不见记载。为缓和与五国部酋长的矛盾，辽中央重新加封了五国部各酋长为节度使，并撤消了契丹的五国部节度使。(54)该措施实际上重新恢复了对五国部的羁縻统治政策。第二，将打通鹰路和保证海东青贡御的任务交给了由完颜部首领担任的生女真部落节度使。早在辽兴宗重熙十七年(1048)五国蒲聂部叛乱时，完颜部就参与了平叛，乌古乃也正因此被授予生女真部落节度使官职，然而当时镇压叛乱的主力是辽军。在辽属国、属部体制下，女真完颜部被要求出兵参与平叛非常正常。但在东北路统军司设置以后，辽朝开始转向主要利用较为驯服的完颜部打压其他反抗的女真部落，完成保证鹰路和海东青贡御的任务。如金世祖劾里钵，“擒腊酷献于辽主，并言乌春助兵之状，仍以不修鹰道罪之”。(55)穆宗盈哥时，“会陶温水、徒笼古水纶石烈部阿阁版及石鲁阻五国鹰路，执杀辽捕鹰使者。辽诏穆宗讨之”。(56)这里不排除完颜部借机发展势力的因素，但保证鹰路畅通和辽捕鹰使者安全是其作为生女真部落节度使的主要职责。东北路统军司存在时期的上述措施起到很好效果。从大康元年(1075)到天庆二年(1112)五国部最后一次朝贡，在这36年间五国部共朝贡13次，平均2.7年1次，说明五国部一直臣服辽朝。当然，尽管有辽捕鹰使者被杀的情况发生，但鹰路总体上仍是畅通的，这是生女真部落节度使作为辽属官存在的基本职责。故从五国部和鹰路问题上看，东北路统军司以军事威慑为后盾的羁縻管理颇为成功。 (三)东北路统军司对生女真完颜部的扩张进行了遏制 辽在生女真地区建立的属国、属部体系是一种分而治之的羁縻统治，旨在维持各属国属部实力的均衡。如果出现均衡局面被打破的潜在趋势或现象，辽朝就会加以遏制。东北路统军司的设置就是在乌古乃时期完颜部日益强大，辽在该地区属国属部体系面临威胁的背景下出现的。不过，乌古乃在咸雍十年(1074)去世，其子劾里钵袭位，完颜部出现“内外溃叛，缔交为寇”(57)的困境。不仅原来的强势地位不复存在，而且其部落生存还面临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辽东北路统军司对劾里钵采取了支持政策，这是因为劾里钵是辽任命的生女真部落节度使，担负着打通鹰路和保证五国部朝贡的重任，为辽朝所用，听命辽朝。然而，劾里钵时期的完颜部却在镇压内部叛乱和抵御外部进攻中进一步壮大力量，《金史》评价劾里钵称：“因败为功，变弱为强。既破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基业自此大矣。”(58)面对完颜部的再次崛起，东北路统军司重新开始对其进行遏制。最突出的表现是当穆宗盈哥向统门水(今图门江)流域扩张时，辽朝明显保护和支持被进攻的阿疎一方。辽朝三次派辽使命令盈哥罢兵，尤以最后一次寿隆六年(1100)尤为严厉，遣奚节度使乙烈向盈歌传令，“凡攻城所获，存者复与之，不存者备偿”。(59)从内容来看，辽朝旨在恢复阿疎的领地、人口和财产。前述奚节度使隶属于东北路统军司，可见东北路统军司是辽朝推行遏制生女真部落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在天庆元年(1111)，东北路统军使萧兀纳就上书建议：“臣治与女直接境，观其所为，其志非小。宜先其未发，举兵图之。”(60)结果几次上疏，天祚皇帝都没有采纳。1114年，头鱼宴事件以后，女真族开始建城堡，厉兵秣马。对此，东北统军司及时做出反应：“辽统军司闻之，使节度使捏哥来问状，曰：‘汝等有异志乎？修战具，饬守备，将以谁御？’太祖答之曰：‘设险自守，又何问哉。’辽复遣阿息保来诘之。太祖谓之曰：‘我小国也，事大国不敢废礼。大国德泽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无望乎？若以阿疏与我，请事朝贡。苟不获已，岂能束手受制也。’阿息保还，辽人始为备，命统军萧挞不野调诸军于宁江州。”(61)文中的阿息保是耶律阿息保，其身份是辽枢密院侍御。(62)辽枢密院之所以再遣阿息保来诘问生女真部建城堡的问题，显而易见是接到了东北统军司的上报。同时，得到辽枢密院调集本路军加强防御命令后，东北路统军司立即进入最前沿军事据点——宁江州。由此能够看出，无论是萧兀纳主动进攻生女真部的军事提议，还是这次及时预警，东北路统军司发挥了其应有的军事防御职能。 不过在生女真部落反辽过程中，东北路统军司似乎组织镇压不利，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导致辽军一再落败。实际上，随着经济和政治的频繁往来，生女真部落的融合、强大以及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历史的趋势，辽朝“分而治之”的统治局面不可能永远维持。就辽军方面来说，之所以在对抗生女真部落军队中不断落败，原因是综合性的。首先，东北路统军司虽然属于防御生女真部落的重要军事机构，但其无直接调兵权，兴兵必须得到枢密院的批准。因此，在调集军队上显得迟缓，无法快速做出反应。宁江州之战就是辽朝的军队尚未完全调集，受到女真军突然进攻而导致失败的。其次，辽朝统治腐败，军队战斗力不强是其主因。尽管宁江州失利，但辽朝军队在军事上的强大不容置疑。出河店战役以及后来天祚皇帝的亲征，从军队人数上都远远超过阿骨打的女真军，然而一再落败，这已经不是军事原因所能解释的。最后，东北地区是各民族聚集区，其中以女真族以及与其民族同源的渤海人为主。由于辽朝统治腐败，民族矛盾尖锐，阿骨打起兵的结果是东北地区各民族的揭竿而起，不断汇入反辽的洪流中，这是女真族最终推翻强大辽王朝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参见陈得芝：《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何天明：《辽代西南面招讨司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樊文礼：《辽代丰州、天德军和西南面招讨司》，《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康鹏：《辽代西北路招讨司再探——兼论辽朝西北路的防御体系》，《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高劲松：《略论辽代南京统军司》，《鸡西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②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李锡厚：《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辽金西夏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曾瑜：《辽金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李锡厚：《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辽金西夏卷)，第173页。 ④王曾瑜：《辽金军制》，第55页。 ⑤《辽史》卷23《道宗三》。 ⑥《辽史》卷25《道宗五》。 ⑦《辽史》卷33《营卫志下》。 ⑧参见［日］岛田正郎：《辽代的部族制度》，《蒙古学信息》2000年第4期。 ⑨《辽史》卷12《圣宗三》。 ⑩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217—218页。 (11)参见程尼娜：《辽代女真属国、属部研究》，《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 (12)《辽史》卷16《圣宗七》。 (13)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269页。杨先生上述发现立足于《辽史·本纪》，但在《辽史》卷93《耶律铎轸传》中，有一条史料与其观点有出入：“重熙间，(耶律铎轸)历东北路统军使。”由于重熙以后仍有东北路详稳的记载，故根据乌古敌烈统军司的设置和《本纪》所反映的情况，估计此条史料是用后来的官职称谓追记前事。 (14)《辽史》卷22《道宗二》。不过，咸雍八年(1072年)尚有：“以讨北部功，乌古敌烈部详稳耶律巢知北院大王事，都监萧阿鲁带乌古敌烈部详稳，加左监门卫上将军。”(《辽史》卷23《道宗三》)康鹏认为咸雍八年的记载可能是因改名时间不久，因仍旧称所致。参见康鹏：《辽代西北路招讨司再探——兼论辽朝西北路的防御体系》，《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 (15)刘凤耆、唐彩兰：《辽“萧兴言墓志”和“永宁郡公主”墓志考释》，《燕京学报》新十四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辽史》卷24《道宗四》；《辽史》卷27《天祚皇帝一》。 (17)《辽史》卷23《道宗三》。 (18)《辽史》卷22《道宗二》。 (19)《辽史》卷22《道宗二》。 (20)《辽史》卷22《道宗二》。 (21)《辽史》卷33《营卫志下》。 (22)《辽史》卷20《兴宗三》。 (23)《金史》卷1《世纪》。 (24)《辽史》卷37《地理一》。 (25)《辽史》卷27《天祚皇帝一》。 (26)《金史》卷2《太祖本纪》。 (27)《金史》卷120《徒单思忠传》。 (28)《契丹国志》卷22《州县载记》。 (29)《契丹国志》卷26《女真国》。 (30)《辽史》卷17《圣宗八》。 (31)《辽史》卷19《兴宗二》。 (32)《辽史》卷101《萧乙薛传》。 (33)《全宋文》卷572《契丹官仪》，《全宋文》第2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34)《辽史》卷22《道宗二》。 (35)《辽史》卷38《地理志三》。 (36)参见关树东：《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37)《金史》卷2《太祖本纪》。 (38)《辽史》卷27《天祚皇帝一》。 (39)《金史》卷2《太祖》。 (40)《辽史》卷32《营卫志中》。 (41)《辽史》卷28《天祚皇帝二》。 (42)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甲集卷第21《政宣上帙二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 (43)参见关树东：《辽朝部族军的屯戍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44)《金史》卷67《阿疎传》。 (45)参见关树东：《辽朝部族军的屯戍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46)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页。 (47)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161页。 (48)参见《金史》卷2《太祖》。 (49)参见张博泉：《辽金女真达鲁古部与达鲁古城重议》，《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4期。 (50)《辽史》卷33《营卫志下》。 (51)《辽史》卷16《圣宗七》。 (52)《辽史》卷18《兴宗一》。 (53)参见景爱：《辽代的鹰路与五国部》，《延边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54)参见程尼娜：《辽代女真属国、属部研究》，《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 (55)《金史》卷67《乌春传》。 (56)《金史》卷1《世纪》。 (57)《金史》卷1《世纪》。 (58)《金史》卷1《世纪》。 (59)《金史》卷1《世纪》。 (60)《辽史》卷98《萧兀纳传》。 (61)《金史》卷2《太祖》。 (62)参见《辽史》卷101《耶律阿息保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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