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问题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德国论文,共同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词 德国问题；舒曼计划；欧洲一体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寻求解决德国问题，是西欧联合和一体化运动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是战后欧洲联合由发展政府间合作为特征的阶段进入“一体化”联合的新阶段和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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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问题，既是历史上“德国”问题”的继续，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其意义对德国人来说，是恢复因战败而丧失的国家经济政治地位和民族统一，重新回到世界民族国家之林的问题。对欧洲和世界而言，则主要是一个使德国成为和平民主的国家回到世界大家庭中，不致再度成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问题。60年代亨利·基辛格曾写道：“至少已有三个世纪，德国的安排一直是欧洲稳定的关键”；“德国似乎不是引起它的邻国对它抱有野心，就是威胁到它的邻国的安全。”①自19世纪德国统一之后，德国似乎主要不是因其虚弱而引起别国对它的野心，而是因其过分强大而对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它两度发动世界大战以争夺霸权。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统治者的暴行，更使人们确信，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德国，将是欧洲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破坏者。在打败纳粹之后，如何防止德国在战后东山再起重行侵略，非常自然地成了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在考虑战后世界安排时，首先要关注的问题。还在大战方酣之际，美、英、苏三大国以及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就对此进行过反复的思考、讨论和磋商，提出了种种设计和方案。其中有涉及对德国本身的改造和重建的，也有关于从外部对德国进行约束的，基本的内容包括：清除纳粹势力及其影响，解除德国军备和消灭军国主义，拆除军事工业和限制工业能力，削弱重工业垄断集团的实力，实行民主改革，在一定时期中对德国实行占领和管制，最终使德国成为和平、民主、统一的国家重新回到世界大家庭中。四大盟国在打败德国后一段时期内，在各自的占领区内在不同程度上实施了上述政策。这是反法西斯斗争的继续和深入，对于战后解决德国问题和维持欧洲的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四大国只有防止德国东山再起一种考虑，处理德国问题会简单得多。但事实是，世界大战既打败了德国，也极大的削弱了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大国，造成了欧洲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的普遍衰竭和两个被称之为“准欧洲大国”的美国和苏联的崛起和对峙。欧洲和德国又恰恰成了美苏两大势力对峙的前沿。新的国际力量格局，对德国问题的处理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特有的复杂性和困难。
还在战时，出于对战争结局和即将出现新格局的预测，各大国考虑处置德国的思路就受到了影响，产生了分歧。例如，美、英、苏都曾有过严厉处置德国的考虑。美国准备过一个使德国“农牧业化”的“摩根索计划”，罗斯福还主张分割德国。丘吉尔对美国的方针表示过赞成。苏联也主张过分割德国。但严厉处置德国是以战后盟国继续合作为前提的，也是出于战时对德国的极端愤恨之情。但在德国战败和欧洲衰微之势日益明显，苏联势力崛起的形势下，严厉处置或分割德国就不符合美、英的需要了。对这一点，对欧洲均势最为敏感的英国认识较早，英国总参谋部和内阁在考虑战后欧洲时，形成了“短期问题是德国，而长期问题是苏联”的思考。1943年丘吉尔在前往德黑兰会议途中，曾对人讲了下面的话：打败德国只是时间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俄国②。美国也认识到，“战争结束时俄国将在欧洲占统治地位，在击溃德国以后，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同俄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相抗衡。”③这种考虑注定了美英终究要放弃严惩和分割德国的方针，而且到一定时候要扶持德国复兴以利抗衡苏联。这正是后来事情发展所走的轨迹。“摩根索计划”很快就被放弃了，分割德国的政策也被放弃了。占领德国后不久，美英就开始考虑使德国恢复起来和问题。随着战后美苏争论加剧和同盟破裂，美国终于把苏联作为主要对手和“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于是，伙同英国一起，正式采取措施复兴德国西部占领区，建立西德国家，并将其纳入西方阵营之中，以利于“遏制”苏联。战时的主要敌人，现在变成了对苏冷战中需要借重的力量和盟友。
于是，引出了一个如何使德国复兴与欧洲和平和安全相统一的复杂课题。战后初期，人们对纳粹暴行记忆犹新，对德国东山再起的恐惧感十分强烈。苏联和东欧国家坚决反对美英扶持德国并将其纳入冷战轨道的方针，强烈地要求按战时盟国关于处置德国的协议办事，以确保德国不再为害。围绕德国问题发生了严重的东西方斗争，导致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建立，并使德国问题成为欧洲东西方对峙中一个长期热点。德国的复兴（后来德国分裂，在西方成了西德的复兴）在饱受法西斯蹂躏之苦的西欧国家，也引起严重的忧虑和多方面的反对。尤其是法国，反对和抵制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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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对复兴德国的强烈而顽固的抵制，事出在因。法国与德国是西欧两大强国，同时又是世仇。这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统一时发生的普法战争。20世纪又有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交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遭法西斯占领和蹂躏。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法国民族主义者认为，为了战后法国的持久安全和恢复法国的伟大，就必须采取措施永久地改变法德之间的力量对比。戴高乐未能参加美英苏三大国战时关于处置德国问题的讨论，但他有自己一套处置德国问题的设想。他在《战争回忆录》中说，战时他最关心的就是“德国战败以后，欧洲将发生什么变化和德国应该有怎样的命运”的问题④。戴高乐为德国安排的命运是什么呢？他当时遵循的基本上还是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置德国的思路，即是一个虚弱的、分割的、非中央集权的德国。具体说有如下几个方面：将莱茵地区从德国分离出来，使它在战略和经济上与西方结合，实际上是要把法国边界推到莱茵河；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区鲁尔脱离德国，实行国际管制；德国另一重工业基地萨尔区成为一个单独的州，在经济上与法国结合。他说，按照波茨坦协定，德国在东部割去了领土，而西部却原封未动，因此德国的活力和野心会转向西方，在西方也应有相应的安排，关键就是要使莱菪和鲁尔分割出来，置于西方的战略和政治控制之下。他还强调“不许可再有中央集权的德国”⑤，以及要德国支付巨额赔款。他还没想在德国被大大削弱的条件下，建立一个以法国为首的、包括已被肢解和削弱后的德国的西欧集团，实现欧洲统一。他说，只有欧洲统一，才能恢复欧洲的安宁与和平。要使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战略上联合起来，形成世界上三大力量之一，并在必要时成为苏联和盎格鲁一撒克森阵营之间的仲裁者⑥。
戴高乐处置德国问题的主张，与其他三国的方针原本是有一致之处的。但很快就暴露出不一致，特别是与美英不久采取的扶德方针相抵触，甚至也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1944年12月，戴高乐访苏，想用支持苏联以奥得一尼斯河为波兰西界的主张，换取苏联支持以莱茵河为法德边界。但斯大林却不表支持。1945年波茨坦会议上，三巨头决定不分割德国，而是要把和德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并且将建立中央管理机构，最终则要使统一的德国回到世界大家庭中来。法国立即声明反对这一决议，并宣称将在法占区拒绝执行有关规定⑦。1945年8月下旬，戴高东到美国，向杜鲁门强调要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德国东山再起，要求鲁尔国际化。杜鲁门却强调“不要夸大德国的危险性”，对法国一系列对德主张表示保留⑧。在对德管制建立后，法国代表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中，多次使用否决议，阻止建立德国中央管理机构的措施，使管制委员会工作常常陷入瘫痪，各占区则自行其是⑨。同时法国在自己的占领区中推行自己的一套。在经济上把法占区作为法国的供应基地，利用德国资源供法国恢复经济之用。在政治上鼓励法占区各州的地方特殊主义倾向。实际上，在美英同苏联的争论激化以前，在德国问题上法国与美英的争执甚至更为尖锐。
1946年1月戴高乐辞职，其对德方针在此后几年中仍被法国政府沿袭下来。同年7月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提出合并占领区，以利德国经济恢复，法国加以拒绝，而是继续在其占领区内我行我素，把它控制下的莱茵地区的一部分并入一个新的州，称为莱茵一法尔茨州。12月又在萨尔区与德国其他地区之间建立关税壁垒，使其在经济上与德国隔离而与法国结合。
1947年美苏冷战正式开始，此后愈演愈烈。美英明确地把对德国问题的处理从属于抗苏冷战的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加紧扶持德国经济恢复，筹建西德国家，并宣称即使法国反对，它们也要干下去。法国面临苏联的威胁（特别是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和随后开始的柏林危机，更使西德感到苏联威胁严重），经不起冒与美英对立而陷入孤立的危险。加之关于建立北约的谈判和美国明确地对欧洲安全承担责任，有助于制约德国和减轻法国的担心。法国终于在德国问题上向美英靠拢。1948年春夏，在西方六国伦敦会议上，法国同意让整个西德都加入欧洲复兴计划（即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以及建立一个西德政府。法国也不得不放弃分离莱茵地区的要求，但它要求对鲁尔的煤钢生产和分配实行国际管制（当时在英美控制下），以及在军事上对法国的安全予以保障。美英满足了法国的要求：1949年成立了鲁尔国际管理局，同时成立了一个军事安全局以确保德国的非军事化。
即使如此，在筹建西德国家的整个过程中，在德国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恢复德国经济、合并占领区、起草占领法规等一系列问题上，仍然产生了许多争论。法国的基本态度和要求仍然是：尽可能削减德国中央政府权力，延缓德国经济的恢复，延长和较多地保留占领国在西德国家成立后继续拥有的对德权利⑩。法国还担心北大西洋公约可能吸收未来的西德国家参加并使之重获武装，在法国议会辩论北大西洋公约时，德国的地位成了中心问题。外长罗贝尔·舒曼不得不作出保证说：不可能有德国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的事情(11)。尽管法国有对德国复兴的重重忧虑，却是无力回天。西德国家终于在1949年9月成立，法国占领区成为西德国家的一部分。法国不得不使德国问题从属于抗苏需要，在此前提下寻求防止德国再度为害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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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国家的建立，使德国问题出现了新的形势。美英继续推行复兴西德并将其纳入西方阵营，并争取在西德的基础上统一全德，最终将整个德国纳入西方体系之中的政策。这与西德阿登纳政府的方针是相吻合的。德国统一这一目标，由于东西方冷战，已成为主要是东西方之间斗争的事情，非西方集团单独可以解决的。而且对法国来说，德国分裂在一定程度上是件值得欢迎的事，它毕竟在总体上削弱了德国。早在1947年7月法国《世界报》就说过，德国的分裂也许不可避免，但也许不失为德国问题的最彻底的解决办法(12)。但随着西德的建立，不管法国愿意去否，西德的经济复兴，并逐步恢复主权并成为西方集团中的平等一员，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对法国也仍然是足堪忧虑的事。西德已不再是本身没有最高权力机构的“占领区”，而是一个国家了，并很快就显示出争取平等和主权完整的强烈意志。阿登纳政府对西德成立后盟国仍加在它身上的种种限制日益不满，而法国恰恰是主张加强和延长这此限制的。1949年到1950年初，当法国与萨尔当局谈判签订“法国一萨尔协定”，谋求继续控制萨尔地区时，西德出现了强烈的抗议浪潮，法德关系陷入危机状态。阿登纳指责法国在萨尔的所为是“反对欧洲的决定”，将激起德国的民族主义，危害欧洲恢复(13)。西德还强烈批评在法国要求下建立的鲁尔国际管理机构，说西德受到了歧视。还强调，除非对鲁尔这样的国际控制扩大到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的工业区，才是可以接受的(14)。因此当西德被吸收参加鲁尔国际管理局之后，西德仍是不满意的。阿登纳对于盟国通过《占领法规》对西德主权和自由的限制也很不满意。他说：“我们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占领法规对我们的权力范围有相当的限制。”阿登纳政府为尽快实现西德的主权和平等地位而不懈努力：要求停止对德国工厂的拆迁，要求盟国驻德专员不经与西德政府磋商不要就西德对外事务作出决定，要求修改《占领法规》，要求在“权利平等”的条件下加入西方阵营的“防务安排”，实现重新武装。
西德政府的这一系列要求，在欧洲东西方尖锐冷战的条件下，符合美国的战略需要，因此，逐步地取得了成效。1949年11月，三个占领国与西德签署“彼得斯贝格议定书”，进一步减少对西德工厂的拆迁，放松对西德经济的限制。美国还积极考虑让西德加入北约“安全安排”，即实行重新武装的问题。因为在美国看来，没有西德的防务贡献，欧洲的防御就只能是“大西洋岸边的一场后卫战”。只有西德参加，才能有纵深的防御。西德成立不久，美国政府内就频繁地谈论起利用西德的力量来加强西方的防务。西方三大国外长1950年5月11日在伦敦开会，讨论西方防务和西德的地位、西德的生产发展速度问题。虽然西德重新武装问题的正式提出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9月，但正如法国舆论在辩论北大西洋公约时指出的，北约包含着西德重新武装，就如鸡蛋中包含着胚胎一样(15)。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在让西德复兴并重新武装的同时，又确保西德不致再度危害欧洲和平与安全。这个问题早就存在，现在由由于西德国家的建立和它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摆脱不平等的地位并重新武装，而更为突出了。诚然，美国和英国在西欧驻军，通过占领法规，通过北约，对西德加以制约，都是能够为此目的服务的。但是这些大都是靠外来力量起作用，终究是不可能持久的。因此，欧洲应有一种欧洲本身的更为积极而长远的解决办法：建立一种有机的结构，实现欧洲国家包括德国在内，永久和解，进行合作。从1948年开始任法国外长的舒曼经常询问周围的人：“我们如何处置德国？如何创造一种稳定的欧洲环境呢？”(16)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德国问题的另一思路在欧洲、在法国取得了主导地位。这就是法德谅解和合作，在统一的欧洲中来解决德国问题，消除战争危险，保持和平与安全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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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欧洲国家间的合作和联合来消除纷争、确保和平与发展的思路，在欧洲历史上早已有之，关于法律和解合作的建议，也早有人提出过。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外长白里安就曾主张法德和解和欧洲联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德和解和欧洲联合的主张，在关于战后欧洲的各种设想中，广泛地占有一席之地。在战后初期欧洲重建过程中，欧洲联合运动更是蔚然成风，出现了各种致力于此的组织，举行过多次以此为宗旨的会议，提出过种种计划和方案，并且开始了政府间合作为特征的西欧联合。战后欧洲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要解决德国问题，只有通过一体化的欧洲联合才能实现。1948年海牙“欧洲大会”的决议指出：“无论就工业或政治而言，德国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有赖于欧洲联邦。”(17)欧洲联邦派主张建立“欧洲联邦”，实行超国家性质的“一体化”联合，以便建立起有真正实权的欧洲权力机构，来约束各国的行为。法国在戴高乐战时制定的对德方针行不通之后，也转向在欧洲统一中解决德国问题的道路。1948年的外长皮杜尔说，只有在一个统一的欧洲中才能解决德国问题(18)。继皮杜尔为外长的舒曼，更是早就设想在统一的欧洲范围内实现法德和解。他在法国辩论北约时明确指出：“德国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要在和平的欧洲合作框架中来解决它”。(19)从他任外长时起，法国政策的重心就决定性地转到了在欧洲统一中解决德国问题。1949年，社会党人安德烈·菲利普也提出应通过欧洲统一来解决德国问题(20)。
但是实际上，直到1950年西欧还只有一些政府间合作的机构和组织，它们并无欧洲联邦派所希望的制约各国行动的实际力量。实际情况只允许从某一具体的方面着手，逐步渐进，以期最后达到目的。这就是所谓“功能主义”方式。这就要求找到一个合适的突破口，或曰起点。由于欧洲联合的关键必须是法德两大国的和解与合作，这个突破口或起点必须是法德两国认为重要并可以接受的。1949年9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关于德国问题的解决，我认为我们应当让法国充当带头人”。他是要法国拿出主动来。1950年4月，他再次对法国提出这个要求(21)。一项欧洲解决办法只能由法国来带头。法国政治家也认识到必须采取主动。让·莫内在1950年4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德国的形势如果不向与自由人民合作的方向发展，德国就将变成“法国的癌症和和平的癌症”。“如果法国现在还不讲话，还不行动，今后的国际形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那时，有些国家会聚集在美国周围，……会进一步加剧冷战局面。……德国将日益迅速发展，将被重新武装起来。这一点。就连我们自己也无法阻止。……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必将导致法国的灭亡。”(22)。法国认为，在欧洲范围内解决德国问题的关键，是对德国重工业建立某种控制，社会党人安德烈·菲利普指出：“保证新德国不致支配欧洲的唯一办法，是欧洲支配鲁尔(23)。随着西德国家的成立及其恢复重新武装不可避免，这个问题更加迫切，因为鲁尔重工业正是军事力量的最重要基础。在1949年签署彼得斯贝格议定书之后，法国议会内再次发生激烈争论，要求政府大力阻止德国工业潜力的复活和转化为军事力量，鲁尔国际化，以作为欧洲安全的保障和联合的欧洲的初步阶段等(24)。让·莫内分析道：在法德交界三角地带的煤钢工业，是互相补充的，由于人为的国界划分和民族主义的形成，造成双方为了这一地区而进行激烈的冲突，任何一方失去这一地带，就感到安全没有保证，于是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和战争，而煤钢工业作为军事实力的关键问题，又使冲突更加严重了(25)。因此，实现对德国重工业的控制，就成为消除对德国工业和军事实力的恐惧心理（这被看作欧洲联合的最大障碍）、实现法德和解合作，在欧洲框架内解决德国问题的关键和起点。这不仅仅是法国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其他欧洲国家所关注的问题。让·莫内则把这称之为“误会最多”、“最容易犯旧错误”的问题(28)。因而在欧洲框架中解决德国问题要首先从这里着手。
对法国和其他国家来说，控制德国的重工业区是在欧洲框架中解决德国问题和实现法德和解合作的关键，但怎样才能使这种控制成为西德能够接受的呢？控制鲁尔等德国重工业区，并不是新的要求。过去法国的政策也曾致力于此，其结果只是引起德法矛盾的加剧和德国人的反感和抗议，那怎么能消除积怨保证和平呢？关键问题在于要以一种新的、有利于法德和解的精神和方式来实现这种控制。过去那种单方面的限制西德的方式，使它感到受到压制和歧视，自然只会适得其反。正如前述，阿登纳明确地表示，除非对法、德、比、荷、卢等国工业都进行国际控制，西德才能接受这种控制。1950年春，西德接二连三地抛出了一系列有关建议，如建立包括德国南部和法国洛林在内的关税同盟，建立拥有统一议会和共同国籍的、向其他国家开放的法德联盟，建立一个法德经济联盟，以及建立一个在法－德－英联盟基础上的欧洲议会等等建议。他还指出，西德加入欧洲联邦的条件是权利平等(27)。有利于法德和解合作的方式，只能是在平等联合的基础上，实现对西德的鲁尔和萨尔工业区的控制。这正是舒曼计划的实际制订者让·莫内的主张。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德国问题的症结在于，德国担心盟国的监督长期下去，因而会使德国长期处于屈辱地位，而法国则担心德国一度强大，别人就更难驾驭。怎样解决德国问题呢？瓜分德国的野心是建筑在战胜国暂时的优势基础上的，这已经过时了。如果放弃战胜国统治他人的想法来研究主权问题，战胜国与战败国共同达成协议，联合经营共同的天然资源，法德两国的联系就会牢固，合作前景就会十分广阔。必须在消除对德国因战败而受到歧视的地位的同时，把法德两国的工业放在同样起点上，既可消除一方的特权地位，又可消除另一方的战争威胁，使法德进入和平时代，并对欧洲统一起到积极作用(28)。这就是说，要对德国工业建立国际控制以消除战争的恐惧，法国也必须接受类似的控制；要限制德国的主权，法国也必须在主权方面作出类似的牺牲。1950年法德萨尔之争激化之际，莫内告诉舒曼：“和平只能建立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1919年我们缺少和平，是因为我们实行歧视他人的高人一等的政策。我们目前正在犯同样的错误。”(29)其实，早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时期，莫内就考虑过欧洲各国不能仅仅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重建，而是必须实行超国家的联邦。在德国问题上，应考虑把鲁尔的煤钢资源置于欧洲权力机构领导和管理之下，欧洲各国都把一部分主权交给一种“中央联盟”似的机构，以建立巨大的欧洲市场和阻止民族主义势力重新抬头(30)。
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莫内在1950年4月份同他的助手一起，数易其稿，起草了关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议。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外长舒曼的支持。1950年5月9日，这个建议由舒曼正式向外宣布，故名之曰“舒曼计划”。他建议成立一个由各参加国在平等基础上组成的超国家的欧洲机构，统一管理参加国的煤、钢工业。由于煤钢工业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又是军事力量的重要基础，煤钢工业的欧洲化就可以改变这个地区长期从事武器制造并不断使自己沦为牺牲品的命运，使将来法德之间的战争不仅不可想象，而且“在物质上也不可能”。同时还可以最终导致经济和政治上统一的欧洲，为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打下基础。舒曼在随后强调，这个建议的主要目的是政治的，即一劳永逸地结束法德之争(31)。
舒曼后来曾写道：为什么要搞煤钢共同体这个“新奇的超国家机构？”“为了使德国接受对其主权——这正逐步不可逆转地恢复给它——的限制。如果我们要使德国接受这些限制，我们就必须为之树立一个范例……(32)。“舒曼计划“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主张将法德及所有参加国的煤钢工业都纳入同样一个超国家机构的管理之下，都接受对自己主权的的一定的限制，体现了平等联合的精神。因此，它立即受到西德的欢迎。阿登纳称之为“宽宏大量”的步骤，是“在法律平等的基础上提出的具体建议，说他要将实现这个建议作为毕生最重要的任务(33)。这个建议与阿登纳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相吻合，即推动西欧联合，在西欧联合中恢复主权和平等地位。阿登纳认识到，由于历史的沉重负担，西德要恢复主权和平等，只能在欧洲联合和一体化的框架内，接受对主权和自由的某些限制才能实现。加之，处于战后初期还远远摆脱受歧视受压制的地位，西德在欧洲超国家机构中接受对主权的某些限制，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是一种牺牲（实际上当时它还没有恢复对鲁尔和萨尔的主权），反而可以换得其他国家与它在同等地位上也接受对主权的一定限制。对德国煤钢工业的国际控制变为有德国平等参加的对有关国家的煤钢工业的共同的超国家控制，对德国工业主权的单方面限制变为对法德及其他参加国在煤钢工业方面主权的共同限制，无论如何，都是西德恢复主权和平等方面的获得。法国作为一个特权的战胜国，由主张不平等地、歧视性地单方面限制西德，转向在煤钢共同体的超国家机构内平等合作的政策，这是具有远见的、显示了和平诚意的勇敢行动，为法德和解、欧洲联合，为在此基础上解决德国问题，作出了独特贡献。
“舒曼计划”得到美国支持。1950年6月，法、德、意、荷、比、卢六国开始谈判，1951年4月，六国签署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从此，法德两个世代仇敌走上了和解合作之路，欧洲联合运动也进入以超国家一体化联合为目标的新阶段。在欧洲一体化联合中解决德国问题的思路终于开始实施，后来并作为欧洲一体化联合运动向前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因，一直未曾消失。
*本文1994年5月16日收到（本文系国家教委“八五”社科科研基金项目中期成果）
注释：
①亨利·基辛格：《选择的必要》，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59-160页。
②《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第36页；T·H·安德森：《美国·英国与冷战》，1981年英文版，第10页。
③罗伯特·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48页。
④⑥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三卷，第43、174、197、204、211-212页。
⑤《战争回忆录》第二卷，第635-636页；第三卷，第44、48、66、571页。
⑦F·威利斯：《法国、德国与新欧洲》，1968年英文版，第16-17页；赫伯特·廷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外交政策》，1972年英文版，第38页。
⑧A·克罗利：《戴高乐传》，1969年英文版，第272页；《战争回忆录》第三卷，第562-563页。
⑨⑩(13)(20)(23)(24)《法国、德国与新欧洲》，第17、27-28、30-31、74-77页。
(11)W·F·汉里德、G·P·奥顿：《西德、法国和英国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2-133页。
(12)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14)(16)(27)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1、95、92页。
(15)(17)阿·格罗塞：《法国对外政策1944-1984》，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73、76页
(1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外交政策》，第44页。
(19)居伊·德·卡莫瓦：《法国外交政策1944-1968》，1970年英文版，第27页。
(21)《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第90、93页；理查德·沃恩：《二十世纪的欧洲——通向统一之路》，1979年英文版，第106页。
(22)(27)(26)(28)(29)(30)(33)《欧洲之父——莫内回忆录》，第96、99、98-99、96、87、10-11、120页。
(31)《欧洲之父——莫内回忆录》，第119页；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译本，第373页。
(32)J·R·威格斯：《1945年以来的欧洲简史》，1984年英文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