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锡瑞之史论与其政治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政治思想论文,皮锡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1)01-112-05
力主“通经致用”的经学大师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长沙善化人），曾积极参加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是晚清湖南改革运动中一位重要的宣传家和实干家。“少习史传”的皮锡瑞，同样强调“以史经世”，他始终萦心于通达古今之变，“陈古以切今”，针对清末社会各种衰乱之象，从历代的兴亡成败中寻找立国之道，提出诸多经世救时的主张。鉴于康有为以今文经学托古改制之流弊，他又标举“不引经书，专讲史事”，建构起独具特色的变法理论。本文通过解读现存皮锡瑞咏史论史之作，来抉发他隐含在史论中的政治主张，并揭示出皮氏史论与其变法理论间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皮氏与康、梁变法思想的根本差异，以纠正学术界长期流传的一种错误见解。
“陈古以切今”
皮锡瑞虽以经学名家，自少至壮却以文名盛于湖湘，一直究心于史传与词赋，“好议论、词藻”，后以科考屡试屡失，“议论无所施”，才不获用，遂弃词章议论，转向经学著述。（注：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8、80～81、98～103、33、81页。）皮锡瑞曾自述：“抗论时事，盱衡今古，鄙宋明之贫弱，慕汉唐之富强，少作诗文，多是此种议论。”（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手稿），藏湖北省图书馆，戊戌年三月十九日、三月十九日、六月初六日、三月二十日、七月廿九日、闰三月十六日、四月初七日、七月十七日、七月十八日、四月初三日、四月初七日、十一月廿四日、十一月廿八日。）皮锡瑞自幼体时事之艰，怀天下之忧，又受父辈经世学风影响，慷慨以救济天下为己任，如谓：“壮心悬日月，意气塞乾坤……著鞭谁先我，鸡唱警刘琨。”（注：皮锡瑞：《师伏堂诗草》卷一，长沙，思贤书局，甲辰本，夜话有感呈杨霖生、和元人十台诗、读史二十六首、渡江南归轮舟中作、京口二、读史二十六首、读史二十六首。）友朋间以孙策、周瑜、刘琨、祖逖等历代先贤相比拟，而自许为孙、刘一类乱世英杰，整顿乾坤、澄清天下之气慨可以想见。皮锡瑞又有诗曰：“十岁讽群籍，二十游皇州。遂览古今略，颇识安危筹。”（注：皮锡瑞：《师伏堂诗草》卷二，秋怀十韵二、秋怀十韵六。）“案头《汉书》时熟读，经国大计初非懵。”（注：皮锡瑞：《师伏堂诗草》卷五，百花洲怀苏云卿、途中遇湘军东征。）自谓博览史籍，胸罗万卷，通达古今之变，筹谋救时之方。
皮锡瑞早年足迹不出长、善，诗文以仿拟古人、吟唱风景、涵咏旧史为主。1874年后，他频频往返湘、浙、赣与京师间，于仆仆风尘中饱览山水之胜。然而他以感慨时事，于旧史古迹独有盎然兴趣，故诗文除描绘风景外，仍多凭吊古迹、吟谈史事之作。1872年他仿作《宫词》十首，所咏十事为：吴阖闾宠敌国佳丽、楚灵王嗜宫中细腰、秦始皇偏好神仙、隋炀帝奢游江南、汉武帝长门薄恩、曹阿瞒铜雀筑台、晋武帝羊车择宿、陈叔宝溺幸三妃、东昏侯笑看生莲花、唐玄宗邀欢杨玉环，于历代君主大加讥责。1873年又作《读史二十六首》，论及汉隋间数百年历史，有汉高杀功臣、绛灌抑贾生、桓灵兴党祸、嵇阮陷浊世等，专叹人才之遭厄；有汉哀让贤、汉明迎佛、曹操篡夺、魏晋禅让、梁武佞佛、梁元败灭、炀帝南巡等，总结兴亡之机运；又对王莽改制、范仲淹改革、王安石变法及桑弘羊、刘晏理财等有所评论。皮锡瑞早期所作骈文，并不逞其词章之长，而以朴实文笔品评旧史是非，总结兴败缘由。从1873到1874年，皮锡瑞两年内撰文14篇，皆为论史之作。后来，他又有《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汉云台中兴诸将序赞》、《唐十八学士序赞》、《重修屈贾祠合启》诸文，品评前贤。此外，皮锡瑞还有《咏史》、《两汉咏史》、《宙合堂谈古》、《读通鉴论史评》等专门吟谈史事的诗文集。在皮锡瑞的全部著述中，史论作品实占相当的比重。
皮锡瑞曾直言其究史之意说：“扇遗烈，窥刊石，捃逸文，折群言之淆乱，涤近事之苛烦，或陈古以切今，匪贵远而贱近，庶几鱼藻古义，聊以讽时，燕说郢书，亦足治国云尔。”（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一，宙合堂谈古自序。）晚年，他为弟子陈干庭专论史事的《鉴古斋日记》作序，更详述道：“予惟善言古者，必皆验于今。……今世变尤亟，为旷世所未有，举海外东西及西半球诸国，万目睽睽，睒睒环伺，金轮铁轨，无处不窥觎，传教通商，无日不斗阋，其祸为尧舜禹汤文武所不及防，孔子孟子所不能料。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古今，无中外，虽为古人所不及防不能料，而能推此心理，取古人之陈迹，比附推究，而求所以抵制应付之术，亦未始不可取以为鉴。”（注：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8、80～81、98～103、33、81页。）可见皮锡瑞始终倾情于历史，用意在从古今之变中探寻治乱之源、救时之策，即所谓“陈古以切今”。
论史与论政
皮锡瑞正是在“以史经世”思想指导下，在吟谈史事中，指点帝王将相，纵论成败兴亡，借以探讨用人之方、御外之策，引古以鉴今。他透过史论表达出来的政治见解，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人才兴废与国运盛衰。皮锡瑞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人才兴废与历代兴亡的关系。他从对历史的反思中，得出人才决定政权兴亡、关乎国运盛衰的认识，呼吁晚清统治者拔举人才。
皮锡瑞曾幽情思古，吟咏两汉史事说：“文景与明章，当时已称治。君臣尽明良，生民不憔悴。匪无成法遵，亦重择人寄。下诏求英贤，上书取高位。”（注：皮锡瑞：《师伏堂诗草》卷二，秋怀十韵二、秋怀十韵六。）他把两汉之盛，归因于察举制度，及汉廷对甄进人才之重视。他特别比较西周崛兴和东周陵替，以为二周盛衰与人才用废大有关系：“乃知济济多士，西岐所以维新；无陪无卿，东洛所由守府。得失之效，不其伟欤。”（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二，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唐十八学士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云台中兴诸将序赞、汉武论、班超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汉武论、谢安论、寇准论、谢安论。）对于诸葛亮，前人津津乐道刘备之猥自枉屈，三顾草庐，皮锡瑞却别有新见：“盖公不遇昭烈，则将遁迹终身，昭烈不得公，亦且窜身无所。”（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三，诸葛亮论、演连珠、孔融荐祢衡论、演连珠、孔融荐祢衡论、王安石论、演连珠。）对于《论语》所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以往皆视其中之“人”为百姓，皮锡瑞通过考察春秋列国用人情况，把它解释为人才，认为得人才者国兴，失人才者国亡，他说：“语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阖闾用伍员而霸，夫差杀之而亡。”（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二，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唐十八学士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云台中兴诸将序赞、汉武论、班超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汉武论、谢安论、寇准论、谢安论。）
至于人才之遇合，皮锡瑞认为既与时代际会有关，更有待于当政者识拔。皮锡瑞认为纵有经世之志气才干，而无时代之风云际会，也将沉废山泽，老死床第，即他所说：“匡时者才也，时违则才废”（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三，诸葛亮论、演连珠、孔融荐祢衡论、演连珠、孔融荐祢衡论、王安石论、演连珠。），“经纶者才也，际会者运也，有才无运，潜龙不能阶尺木”（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二，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唐十八学士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云台中兴诸将序赞、汉武论、班超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汉武论、谢安论、寇准论、谢安论。）。但皮锡瑞所说的时与运，更多的指向君主和公卿大吏对人才的识拔重用，“蛟龙腾海，必假尺木之阶，麟凤隐曜，亦须高识之拔。”（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三，诸葛亮论、演连珠、孔融荐祢衡论、演连珠、孔融荐祢衡论、王安石论、演连珠。）只要当政之人重贤爱才，才俊之士自会四面而集。皮锡瑞在诗文中反复题咏过燕昭王之碣馆征贤与汉武帝之金门对策，又极其羡慕伍子胥和诸葛亮能见知英主，得以创立千秋功业，而屈原、贾谊、祢衡、嵇康等志行高洁、才略长伟而不获世用之遭际，使他万分感慨：“天之生才实难，士之遇时不易。”（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二，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唐十八学士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云台中兴诸将序赞、汉武论、班超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汉武论、谢安论、寇准论、谢安论。）皮锡瑞甚至干脆以重才用贤与蔽贤嫉才作为臧否人君及公卿执政的标准：“盖闻龙泽四海，靡云雨则不奋，鹏抟万里，得扶摇而势舒，是以鲍叔庸臣，荐贤垂竹帛之烈，臧文贤者，窃位蒙斧钺诛。”（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三，诸葛亮论、演连珠、孔融荐祢衡论、演连珠、孔融荐祢衡论、王安石论、演连珠。）皮锡瑞为褒扬鲍叔牙举荐管夷吾之功，不惜屈之于庸臣之列，而臧文政声虽著，但三黜柳惠，妒才蔽贤，所以皮锡瑞斥之“虽不朽之誉取高世禄，而蔽贤之责难绾鈇钺”（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二，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唐十八学士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云台中兴诸将序赞、汉武论、班超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汉武论、谢安论、寇准论、谢安论。）。对于藏弓烹狗却高歌大风的刘邦，他更是极尽讥讽：“大风萧萧吹不止，真龙老去功狗死。去年彭越前年韩，却向歌中求猛士。”（注：皮锡瑞：《师伏堂咏史》，大风歌、和亲计。）
在中原伏莽、四疆多事之秋，皮锡瑞反复强调人才之登用取决于当政之识拔，希望朝廷广甄士子，蔚兴人才，又大声疾呼，寄望奇杰英才，出而扶危定倾，救亡图存，“将欲拯黎元于涂炭，振宇宙之黪黩，安可不激扬奇杰，寤寐风云者乎”（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三，诸葛亮论、演连珠、孔融荐祢衡论、演连珠、孔融荐祢衡论、王安石论、演连珠。），“上黪下黩，必将有以扶其倾，纲颓维绝，必将有以系其纽，苟非魁杰，曷佐勘定”（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二，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唐十八学士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云台中兴诸将序赞、汉武论、班超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汉武论、谢安论、寇准论、谢安论。）。可见，皮锡瑞借旧史讨论人才兴废，现实用意十分明显。
第二，严防夷夏与反抗侵略。在四境不虞，外敌侵凌之际，皮锡瑞透过历史风尘，思考夷夏关系，总结前代得失，坚持严守夷夏大防，以反抗外来侵略。
历代中原对于四裔，不出征、抚二策，皮锡瑞既不主张为开拓疆土而劳师靡财，去征讨胡人，更反对泯灭华夷之界，去羁縻四邻。他讥汉武帝经营西域“实喜功之夸念，而非经国之远猷”（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二，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唐十八学士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云台中兴诸将序赞、汉武论、班超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汉武论、谢安论、寇准论、谢安论。），评班超冒险出使，谓“侯之功仅荣一旦，而初非远猷也，侯之事但了一生，而难为继起也。”（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二，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唐十八学士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云台中兴诸将序赞、汉武论、班超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汉武论、谢安论、寇准论、谢安论。）对于晋武帝，皮锡瑞在肯定其一统之功时，更严责他使“西戎北狄，逼处诸华”，终乃五胡乱华，酿成乾坤千古大变。（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二，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唐十八学士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云台中兴诸将序赞、汉武论、班超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汉武论、谢安论、寇准论、谢安论。）李唐征抚四夷之盛，前后无与其比，故皮锡瑞以《唐书四夷论》予以详究。他首先指出唐征抚四夷，前盛而后衰，初侈之以为国家之福，终乃因之而受无穷之祸，成败易辙，有国有家者，当以之为永鉴。接着，他具体分析唐之力征与优抚皆为失策：用兵四夷，奋武逞威，则“去一敌复生一敌，灭一戎又出一戎。国破者种尚存，人俘者地故在”，夷不可能尽灭，反而“徒使年年烽火，怨结胡天”，可谓得不偿失；至于送以子女金帛，亦非太平长久之计，“和亲入贡，空费犒赐之财，奏凯称觞，何与安危之策，其为失计，无待明言”。（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二，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唐十八学士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云台中兴诸将序赞、汉武论、班超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汉武论、谢安论、寇准论、谢安论。）皮锡瑞以为中华与胡夷“此盛则彼弱，彼王则此衰”，所以古圣先贤特重夷夏之防：“古之帝王，申划封宇，隔阂华戎，不揖盗以窥天，不教猱以升木，毡毳冠带，各安中外之便，城郭庐帐，毋溷耕猎之徒。来朝者坐之门外，不示人以利器，执禁者达以符节，不使近夫华风。是以世变虽亟，族分不乱。”（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二，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唐十八学士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云台中兴诸将序赞、汉武论、班超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汉武论、谢安论、寇准论、谢安论。）因此他特别批评唐主优抚夷狄，根本之失在坏华夷大防，而胡人既得中朝之利器、仪轨，又知李唐之虚实、利便，终成心腹之患。（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二，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唐十八学士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云台中兴诸将序赞、汉武论、班超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汉武论、谢安论、寇准论、谢安论。）
在洋务渐兴的80年代，皮锡瑞坚持严守夷夏之防，确实有点落后于时代。不过，夷夏大防的观念，也能让他这样的士子，在海通国创、外衅纷逞之际，时刻关注外来寇患，坚决抗御外侮。皮锡瑞不主张开疆拓土，便是对时局有清醒认识的结果，因为在列强环伺、狼烟四起之际，保土固疆乃是当务之急，侈言开边拓土，不异痴人说梦。所以皮锡瑞虽不满于汉武之拓疆西域，却大赞其抗击匈奴为“摅远祖之宿愤，恢孙子之远图。”（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二，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唐十八学士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云台中兴诸将序赞、汉武论、班超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汉武论、谢安论、寇准论、谢安论。）对于历史上积极抗御外族入侵的贾谊、谢安、刘裕、寇准、岳飞、文天祥、于谦等，皮锡瑞反复吟咏，再三哀吊。而对于孱主庸臣昏墨误事，坐失御寇良机，他则大加斥责。例如他认为谢安在淝水战后，本可乘战胜之威，一举北上，恢复中原，“而乃孱主不武，懿亲非贤，奇功未成，震主斯避”（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二，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唐十八学士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云台中兴诸将序赞、汉武论、班超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汉武论、谢安论、寇准论、谢安论。）；又论宋真宗景德抗辽之事，说“所可惜者，大势可为，懦君不武。五日可了之对，勉从于前，百年无事之谋，难争于后。幽燕不取，金帛反输”，伏下靖康之祸机。（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二，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唐十八学士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云台中兴诸将序赞、汉武论、班超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汉武论、谢安论、寇准论、谢安论。）皮锡瑞既颂刘裕北伐之功，谓“北府胆寒灵宝舸，西行威震赫连刀。雄争魏操文微愧，志比桓温功更高。”（注：皮锡瑞：《师伏堂诗草》卷一，长沙，思贤书局，甲辰本，夜话有感呈杨霖生、和元人十台诗、读史二十六首、渡江南归轮舟中作、京口二、读史二十六首、读史二十六首。）但又憾其北伐不继：“欲抵黄龙痛哭回，金牌十二憾交催。寄奴岂有班师诏，徒使中原父老哀。”（注：皮锡瑞：《师伏堂诗草》卷一，长沙，思贤书局，甲辰本，夜话有感呈杨霖生、和元人十台诗、读史二十六首、渡江南归轮舟中作、京口二、读史二十六首、读史二十六首。）
皮锡瑞亟望乱世多出英杰，其意亦重在抵御外侮。如他细述谢安以惊人之镇定与不世之长算打败苻秦，然后大发感慨：“今风流已遥，掩鼻莫效，际此四郊多垒，大敌寇边，怀訏谟之远猷，念苍生之安属，倘亦有闻而兴起者乎！”（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二，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唐十八学士序赞、春秋列国名臣序赞、云台中兴诸将序赞、汉武论、班超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晋武论、唐书四夷论、汉武论、谢安论、寇准论、谢安论。）他反复指出，在外敌凭临、奇变将至之际，要救亡图存，昏愦鄙陋之流已不足有为，须待奇士英才来力挽狂澜，收复山河：“拊髀思颇牧，勋臣谢世多。亟求好身手，规复旧山河。”（注：皮锡瑞：《师伏堂诗草》卷五，百花洲怀苏云卿、途中遇湘军东征。）1874年，皮锡瑞从浙江返乡，有长江之行。他乍见西洋轮船奔驰江面，即有天堑不守之忧：“谁遣螺舟入中国，蹴踏巨浸田成桑。楼台处处开海市，一衣带水谁能防。”（注：皮锡瑞：《师伏堂诗草》卷一，长沙，思贤书局，甲辰本，夜话有感呈杨霖生、和元人十台诗、读史二十六首、渡江南归轮舟中作、京口二、读史二十六首、读史二十六首。）船过京口，他情不自禁，又吟出一诗：“宋帝余威此尚存，挥刀百战破孙恩。只今北府英雄在，肯使楼船据海门。”（注：皮锡瑞：《师伏堂诗草》卷一，长沙，思贤书局，甲辰本，夜话有感呈杨霖生、和元人十台诗、读史二十六首、渡江南归轮舟中作、京口二、读史二十六首、读史二十六首。）末两句显然化自“若使卢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足使人想起刘裕北伐之业，而皮锡瑞特别点出历史上一直被目为海贼的孙恩，又明言不使楼船据海门，其抗击西来寇盗之心不言而喻。对于不思外侮、摧残人才的刘汉和赵宋，皮锡瑞则大加贬斥。“秦项虽亡冒顿张，漫云鸟尽任弓藏。英雄老受平城辱，更与何人守四方。”（注：皮锡瑞：《师伏堂诗草》卷一，长沙，思贤书局，甲辰本，夜话有感呈杨霖生、和元人十台诗、读史二十六首、渡江南归轮舟中作、京口二、读史二十六首、读史二十六首。）讥刺刘邦“但知敌破谋臣亡，安知撑犁起北方”，卒受平城之辱。（注：皮锡瑞：《师伏堂咏史》，大风歌、和亲计。）他痛数两宋执行“防内重于御外”的国策，斥其“内防萧墙，外忽远人，细固扃鐍，巨忘大盗”。他原来对班超等经营西域有所讥议，到了西北边事日棘，皮锡瑞转而称誉班超的谋略与勇武：“血溅乌孙马，光寒大食刀，班君有奇计，虎穴斗应鏖。”（注：皮锡瑞：《师伏堂诗草》卷三，感伊犁事。）他原以为“侯之事但了一生而难为继起”，这时却一再于诗文中追慕班超壮年即能立功绝域，寄寓投笔从戎抗御外侮之意。后来当法、俄、日等国相继寇犯边关，皮锡瑞坚决反对弃守或与之谈和，力主加强边防、抵御侵略。
“善变而取法于古”
嘉道以来，随着清政的渐渐陵夷，和外患的日趋深重，变革时政的呼声逐渐成为实际的革新浪潮，经世改革、洋务自强、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四次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前后连贯。有着强烈经世救时志愿的皮锡瑞，于此时代潮流，先有所感受，继而投身其中，戊戌时期积极宣传和推动湘赣两省的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蓬勃展开之际，又在湖南热情兴办新学；他先后就变革科举、革新教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等提出许多具体主张，并对晚清改革进行理论探索，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变法思想。皮锡瑞曾多次自述说：“抗论时事，盱衡今古，鄙宋明之贫弱，慕汉唐之富强，少作诗文，多是此种议论。”（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手稿），藏湖北省图书馆，戊戌年三月十九日、三月十九日、六月初六日、三月二十日、七月廿九日、闰三月十六日、四月初七日、七月十七日、七月十八日、四月初三日、四月初七日、十一月廿四日、十一月廿八日。）综观他的变法言行，可见其变法思想的萌生和成熟，始终与“参考历代史事”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甲午战争前，在思想相对封闭、于西学新知未予迎受的情况下，皮锡瑞出于革除晚清弊政的实际需要，对历史上的改革尤其是王安石变法格外关注。早在1873年，他就比较同样依托《周礼》进行改革的王莽和王安石，说“分明一样周官法，犹胜荆舒但理财”，意谓王莽能变制度，优于王安石只知敛财；他吟咏范仲淹，有“倘能更制度，何至用荆舒”，惋惜庆历新政未作制度法令的变更，没能革除赵宋积弊。（注：皮锡瑞：《师伏堂诗草》卷一，长沙，思贤书局，甲辰本，夜话有感呈杨霖生、和元人十台诗、读史二十六首、渡江南归轮舟中作、京口二、读史二十六首、读史二十六首。）1874年，皮锡瑞又专作《王安石论》，称赞王安石能锐意变革，然而志大才疏，不足以任大事、谋大政，不知对症下药，一革赵宋积弊，徒侈求富求强。皮锡瑞批评他循着“欲强兵，必先聚财，欲聚财，必先科敛”的思路改革，造成新法之弊过于旧法，百姓受困更甚于前，加上用人不当，结果宋廷未获变法之益，反受变法之祸。在皮锡瑞看来，宋之积衰，非因贫弱，乃在体制有弊，“失在内积嫌疑，制过繁重，外托忠厚，弊内委靡，赏加无名，刑废不用，财不外散，兵无专属”，以致富拥四海反而仰屋嗟贫，势席全盛反而输金送帛。因此他认为变法的关键在革除弊政苛法，“使能惩其敝辙，振其颓唐，上罄推心之诚，下免掣肘之患，雄边巨镇，委以重兵，郊赏冗官，除其滥费，变牛毛之法，网漏吞舟，任虎牙之将，权寄授钺，守府虚器，戒周末之文弱，矢志变法，挞鬼裒荆，仿商家之骏厉，则积弊可渐革，富强可立致也。”（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三，诸葛亮论、演连珠、孔融荐祢衡论、演连珠、孔融荐祢衡论、王安石论、演连珠。）后来他又指出：“宋法最陋，本宜变，特所变者，在去其猜防苛细之法，以尽人之才。荆公误以为当致富强，乃愈形贫弱。”他还指斥当时反对派“误谓一切不当变，而又无致富强之术”（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壬辰年八月十日。）。可见，皮锡瑞一再批评王安石，并不是反对变法，而是认为变法首在变更制度。他关于变革的思考，因有史事可鉴，一开始就能深入到体制的层面。
评论王安石变法时，皮锡瑞提出“琴瑟贵乎更张，而猝然更之，则弦绝”，认为改革要谨慎从事，反对猝变和过激主义。事实上，主张渐变、不求速效以收实效正是皮锡瑞变法思想中的重要一项，他曾明确提出：“一切不变，施之今日，固不相宜，扫地更新，望之今人，亦恐难逮，宜去其太甚，尽其所得为守旧、维新。”（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手稿），藏湖北省图书馆，戊戌年三月十九日、三月十九日、六月初六日、三月二十日、七月廿九日、闰三月十六日、四月初七日、七月十七日、七月十八日、四月初三日、四月初七日、十一月廿四日、十一月廿八日。）劝诫维新者不必与旧法完全决裂，认为扫地更新的方针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1898年3月底，《湘报》刊出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提出“改法以同法，通教以绵教，屈尊以保尊，合种以留种”，公开宣扬全盘西化，引起守旧人士激烈反对。皮锡瑞对易鼐的观点很不以为然，而赞同“今即顿进，亦难求速效，不若用渐进法”（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手稿），藏湖北省图书馆，戊戌年三月十九日、三月十九日、六月初六日、三月二十日、七月廿九日、闰三月十六日、四月初七日、七月十七日、七月十八日、四月初三日、四月初七日、十一月廿四日、十一月廿八日。），坚持变法应该走平和、渐进之路。对于变科举、废八股，皮锡瑞本来心情急迫，但要付诸实施，他却很不同意一朝尽变。当时还有人以为学堂既办，科举将废，人才必定全出于学校，皮锡瑞却说：“窃恐一时未能及此”，他再次援引王安石变科举的故事，指出：“昔荆公尝欲变科举一出于学校矣，而卒未能尽变。宋时惟太学有三舍之法，升至上舍，即可出身，不必由进士，而进士科卒不废……将来变法，恐亦只能如此，太学出身与进士并重，未必能遍开学堂，全废科举。”（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手稿），藏湖北省图书馆，戊戌年三月十九日、三月十九日、六月初六日、三月二十日、七月廿九日、闰三月十六日、四月初七日、七月十七日、七月十八日、四月初三日、四月初七日、十一月廿四日、十一月廿八日。）后清廷大规模兴办新学时，皮锡瑞即以旧式教育与利禄之途直接关联，力主给学堂学生奖励功名出身，来加快新式教育的普及。（注：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8、80～81、98～103、33、81页。）
皮锡瑞的另一个重要变法思想——反对尽变西法，更是他“善变而取法于古”的变革思路的产物。在评王安石时，他强调变法要对症下药，“用药期于瞑眩，而昧者用之，则病增”，批评王安石未能找准北宋积衰的病源所在，没有从根本上革除北宋的弊政苛法。1895年，对西学尚疑信参半的皮锡瑞曾提出：“现在之事，宜先清内乱，严惩贿赂，刻绳脏吏，责帅以法，实事求是，乃可变法，且必先改宋明陋习，不必皆从西法。”（注：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8、80～81、98～103、33、81页。）1897年以后，皮锡瑞对西学的态度已有根本改变，公开倡导向西方学习，要求引进西学以自强，可是，随着对维新运动越来越多的参与和思考，他更加明确地提出反对尽变西法。（注：详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戊戌年二月十五日、二月十七日、三月十四日、四月初七日。）皮锡瑞反对一切效法外人的变法论，虽是因为他坚守夷夏大防，以为“变夏用夷，尤非善变”（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三，诸葛亮论、演连珠、孔融荐祢衡论、演连珠、孔融荐祢衡论、王安石论、演连珠。），和担心变法不善，不仅西法未能学到，连中国固有的文化也会丧失，然而从根本上看，是由于他对时政弊病的根源有迥异于常人的分析。皮锡瑞始终认为，清朝沿袭宋明成制，多有缺漏、苛虐，“今法多沿明，明法又本于宋，与唐以前判然不合”（注：皮锡瑞：《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九次讲义》，《湘报》第57号。），而他一直“鄙宋明之贫弱，慕汉唐之富强”，并归因于汉唐之制甚美，而宋明之法多弊。因此在他看来，只要革除宋明弊法，恢复汉唐良规，国家就会强盛，民族就能有振兴，即其所谓“必先改宋明陋习，不必皆从西法”。直至清末新政时，他还说：“方今言变法，尤宜讲求古今通变，汉唐以上，何以富强，宋明以下，何以贫弱，诚于历代沿革得失升降之故，了然心目，思所以善变而取法于古，有不必尽学于四夷，而自可以强中国者。”（注：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8、80～81、98～103、33、81页。）可见皮锡瑞始终反对一味取法外国，强调变法要参照本国历史经验，从古今之变和历代治乱得失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对策。
皮锡瑞虽然很早就开始研治今文经学，喜公羊家言，但他在戊戌前并未直接以经术谈变法，而是从史事的检讨中阐述他的改革主张，即“披亭林、船山议论，参考历代史事，以为不当沿宋明之弊法，舍汉唐之旧规”。讲学南学会后，皮锡瑞最初只谈汉宋、朱陆等传统学术，以求破学派门户之见，联合群力，保种保教；直到4月间撰拟第八次讲义时，为宣扬变法，才正式谈素王改制，阐发经中微言大义，但他剖解原因说：“孔子改制，西汉旧说，近人多举此为冒子，此亦有故。中国重君权尊国制，猝言变革，人必骇怪，故必先言孔子改制，以为大圣人有此微言大义，然后能持其说……既言变法，不能不举公羊改制之义。”又答叶德辉书中说：“弟初讲学，承公有勿言《孟子》、《公羊》之教，而其后不能不略及之者，此非有意与公背驰，实以学会所讲，在开民智，听者人杂而多，必如此乃可推尊孔教而引伸变法之说也……其后说到变宋明之陋，复汉唐之规，弟平日所见本如是，未尝云改从西法也。”（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手稿），藏湖北省图书馆，戊戌年三月十九日、三月十九日、六月初六日、三月二十日、七月廿九日、闰三月十六日、四月初七日、七月十七日、七月十八日、四月初三日、四月初七日、十一月廿四日、十一月廿八日。）可见，皮锡瑞在南学会讲学，为宣扬变法而言及孔子改制一说，原非出自本心，而是随顺听众。仔细看他的讲义，发现他论述变法时更娴熟的是援引史事，而非阐发经义。
皮锡瑞由最初品评王安石而萌生出变法思想，到最后公开标榜“善变而取法于古”，其真实意图在使变法跳出“康学窠臼”。维新之初，皮锡瑞就明白地说：“康门之论，欲尽改今日之政，予谓先易天下之人，改政乃可行，否则新政与旧法相背，老成必与新进相争，终将扼之，使不得行，行之反多弊，以滋守旧党之口实，今日所行是也。”（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丁酉年四月十七日。）可见他与康有为在变法思路上一开始就有明显的差异。在维新运动中，皮锡瑞又有不少与“康门”相左的见解，如康门主张急变、全变，皮则主张渐变、缓变；康门力主“尽变西法”，皮则反对“皆从西法”；康门从公羊中引申出民权与平等之义，皮则只讲变法不讲民权；康门力主联英、日以制俄，皮则反对一意依赖外人，强调自强以保种，等等。正因为皮锡瑞在变法问题上，与康梁等人的主张有许多不同，所以当1898年江西公车在北京标出“皮门”一语，皮锡瑞得知后心中一喜：“以我门下生为皮门人，老辈望而避之，或可与康门抗行乎？”（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手稿），藏湖北省图书馆，戊戌年三月十九日、三月十九日、六月初六日、三月二十日、七月廿九日、闰三月十六日、四月初七日、七月十七日、七月十八日、四月初三日、四月初七日、十一月廿四日、十一月廿八日。）他并当即思考与康门“抗行”的问题，与弟子商议怎样自树一帜，他在日记中写道：“桂伯华来，以康工部《桂学答问》见示，即《輶轩今语》之类。夏少村亦至，与桂、夏说今言维新变法，难出康学窠臼，除非不引经书，专讲史事，复汉唐之旧制，改宋明之陋风，此亭林、船山诸公屡言之，引申其说，犹可自立一帜。”（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手稿），藏湖北省图书馆，戊戌年三月十九日、三月十九日、六月初六日、三月二十日、七月廿九日、闰三月十六日、四月初七日、七月十七日、七月十八日、四月初三日、四月初七日、十一月廿四日、十一月廿八日。）康有为在构建变法理论时，除援引西学外，主要依据对经学的改造。皮锡瑞为了纠改他以主观臆断之今文经学来托古改制的流弊，以其对历代史事的素养，迅速标举出“不引经书，专讲史事”，显然是有意与康学立异。
《湘绅公呈》曾攻击“虽以谨厚如皮锡瑞，亦被（康氏邪说）煽惑，形之论说，重遭诟病”，御史徐道焜又诬参皮锡瑞“称道康梁，心悦诚服”，皮锡瑞当时对此数作辩解，答叶德辉书中说：“弟与康并未谋面，徐学使、梁孝廉到湖南始相见，并无深交。”（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手稿），藏湖北省图书馆，戊戌年三月十九日、三月十九日、六月初六日、三月二十日、七月廿九日、闰三月十六日、四月初七日、七月十七日、七月十八日、四月初三日、四月初七日、十一月廿四日、十一月廿八日。）“治今文十余年，专门在《尚书》与《公羊》，颇相出入，并非见康梁之学，始荣今而虐古。”（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手稿），藏湖北省图书馆，戊戌年三月十九日、三月十九日、六月初六日、三月二十日、七月廿九日、闰三月十六日、四月初七日、七月十七日、七月十八日、四月初三日、四月初七日、十一月廿四日、十一月廿八日。）他驳斥江西守旧人士和御史徐某的诬陷时又说：“江西人攻新党，并及于我，此皆欧阳煜、郭之屏等所为。二人卷经予批坏，必憾予。批实无推康梁之处，持论皆平。”（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手稿），藏湖北省图书馆，戊戌年三月十九日、三月十九日、六月初六日、三月二十日、七月廿九日、闰三月十六日、四月初七日、七月十七日、七月十八日、四月初三日、四月初七日、十一月廿四日、十一月廿八日。）“批语皆称道孔孟，并未涉及康梁。”（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手稿），藏湖北省图书馆，戊戌年三月十九日、三月十九日、六月初六日、三月二十日、七月廿九日、闰三月十六日、四月初七日、七月十七日、七月十八日、四月初三日、四月初七日、十一月廿四日、十一月廿八日。）“在湘讲学，到馆批卷，无一言涉及康梁，何以知其心悦诚服？”然而学术界长期以来普遍认为，皮锡瑞在戊戌时期特别是南学会讲学时宣传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学说，其变法思想不过袭取康、梁变法论之余唾。由上文来看，此类论调应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