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中国化探析_社会学论文

社会学中国化探析_社会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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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学中国化问题在大陆、港台和海外华人社会学学者中已成为热点问题,深受社会学界的关注。其原因主要在于,接受西方社会学教育的一代人,在面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时,感到了文化差异中的社会学出路问题。西方文化传统中产生的社会学能否应用到对中国的社会研究中,也就成了学者们关心的重要议题。本文拟在对海内外学者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观点作概要论述的基础上,从元理论角度讨论社会学中国化的含义及可能的具体途径。

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意见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三种:1.认为社会学中国化有其独特的意义,社会学应当有其独特的民族性格。西方社会学是在西方文化中产生的,而中国文化是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文化形式,中国社会学应当是与西方社会学不同的社会学,社会学中国化即建立中国的社会学。2.认为没有必要谈社会学中国化问题,只有一种社会学,社会学中国化只不过是西方社会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扩展和复兴。其中一部分人认为社会学中国化没有必要甚至毫无意义。3.认为社会学中国化是使社会学在中国充分发展,使它在中国生根,即认为社会学中国化不是理论的中国化,不是建立中国社会学,而是社会学工作的中国化,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是社会学学科的中国研究。第一种观点较少考虑社会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第二种观点强调纯粹理论意义上的社会学,是一种“唯社会学”倾向。第三种观点是一种折衷的看法。至于倾向于哪一种观点是与研究角度相联系的。目前对社会学中国化问题分析的角度有(1)知识社会学,该角度讨论的是社会学知识是不是普遍可以适用的?(2)哲学批判理论,认为社会学中国化问题必须在诠解沟通及批判的层次上进行。(3)方法论角度,把方法论分为几个层次,并且从每一层次上探讨“中国化”问题。(4)社会学史角度,认为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的历史,也就是逐步“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化”带有某种必然性。(5)案例与比较研究角度。研究角度不同,对社会学中国化问题的倾向是不一样的。实际上社会学中国化这一提法的歧义并不在于“中国化”概念,而在于“社会学”这一概念。“社会学”是纯理论还是社会研究工作,抑或是社会学方法?对于“社会学”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理解也就决定了对“社会学中国化”这个命题的不同理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超越社会学的学科视野,进入到元理论的层次来分析这个问题。

元理论是指对社会学本身所进行的思考,是对社会学理论的逻辑分析。社会学理论的对象是人与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元理论的对象是社会学理论,即社会学家所持的理论观点。元理论可以较为精确地定义为对社会学理论中的深层结构的系统化研究,元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达到对社会学理论深层次的理解。在社会学元理论研究中,有两个重要概念,即库恩范式(paradigm)与韦伯理想型概念(Ideal type)。把握这两个概念对我们理解“社会学中国化”有重要意义,至于这两个概念运用在元理论领域中的恰当与否将另文评述,本文只分析有关学者对这两个概念的运用,以分析社会学中国化问题。

库恩的范式概念在社会科学界可谓人人皆知了。这里不准备详细介绍范式概念,只指出重要的一点,即库恩范式概念的整体性。库恩把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从前科学到常规科学到科学革命,再到新的常规科学的过程,即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的不断更替的过程。这种更替的核心就是范式的转换与更替。而范式的更替是科学共同体中支持者的活力下降,支持者逐渐逝去,范式失去解难题能力的结果。因而实际上库恩的理论中,科学进步的过程与科学共同体,以及范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对科学所做的整体性分析。

在社会学元理论研究中,大多数运用库恩范式的学者都只是单面地运用范式,把范式只看成是一种信念。但诺伯特·里茨却很好地把范式整体性地运用到美国社会学的研究中。诺伯特将社会学划分为几个阶段:首先从19世纪80年代社会学传入美国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作——“波兰农民”发表止,称为前范式时期,芝加哥学派所代表的思想观点被认为是准范式,即还没有完全成形的范式。第二,从20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出现了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并统治美国社会学数10年之久。第三,随着60年代中叶美国社会的社会矛盾加剧,阶级矛盾尖锐化,结构功能主义衰落,社会学进入一个多元理论时期。

用库恩的观点来分析美国社会学可以获得关于美国社会学发展的比较清晰的认识,可以看出该分析中所揭示的社会学美国化过程。社会学一开始并非产生于美国本土,它诞生于西欧,早在社会学在美国开花结果之前,欧洲社会学家就创造了惊人的成就,尤其是德国的韦伯,法国的迪尔凯姆的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思想取之不竭的源泉。美国社会学早在1890年就已传入,直到1930年芝加哥学派诞生时,才出现了一个准范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1)美国的社会学也存在一个美国化问题;(2)美国社会学的引进到第一个范式的出现也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探索阶段;(3)美国中心主义倾向把欧洲社会学看成是前范式时期。

如果从社会学元理论的另一个工具来分析,对社会学的认识将是不同于库恩范式的另一幅图景。玛格丽特·波洛玛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一书中运用了韦伯的理想型概念,她把社会学理论描述为两个极端之一,自然主义、实证主义与人道主义、解释性的社会学理论。运用理想型于社会学理论本身可以说是韦伯理想型方法学中的一个重大突破。玛格丽特还根据学者的自我形象将社会学家分为牧师与先知两种理想型,社会学家以及其理论可以纳入由这两个标准所确定的框架体系内。

由理想型的运用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在这种分析中,社会学理论是不分国界的,任何社会学知识只是世界社会学知识的“世界体系”的一部分。(2)区别社会学理论的依据是社会学家对人与社会的不同假设以及关于社会学论点的形而上学、认识论、本体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内涵而决定。(3)社会学的理论体系既可包括一个长久时期,从社会学创始到当代社会学,也可只限于当代社会学分析。综上所述,在元理论分析中使用不同的概念与方法影响到关于社会学的不同认识,而这会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分析提供契机。

阐明元理论中的两个概念后,对社会学中国化问题可以指出两个方面:从理想型来分析社会学不存在中国化问题,从库恩范式角度来分析,社会学存在中国化问题。换句话说,从社会学作为理论层次、信念层次上讲本身并不存在着国家、民族的含义与区别,如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一样具有某种普遍性,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主义上的社会学即包括从学科的角度却有着中国化的深远意蕴。这是不是自相矛盾的提法呢?不是,因为我们使用了元理论中的不同工具。理想型是韦伯创造的用来分析社会现实(应该包括社会学理论自身)的工具,它本身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方法论上的工具而已。而范式则不然,虽然库恩的范式有多种含义,但其思想中的整体性是明显的,是从范式、科学共同体以及学科发展的机制的相互关系中来理解科学知识及其载体的。正是社会学元理论中的工具不同,才会有社会学中国化的不同看法。虽然国内外也有学者从元理论角度谈到中国化的含义,但大多数只瞩目范型的概念,并且缺乏元理论的高度,让人难以信服。下面从两个方面对上述观点作进一步阐述。

(一)在韦伯的理想型看来,区别社会学的不同倾向的依据是对人、社会、世界的不同信念。借用前面提到的一对理想型——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来说,自然社会学假定人的一切是受规律支配的,社会也由内在规律支配,社会学的主要工作是发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人文主义社会学,则倾向于对立的方面,认为人与社会并不受客观和确定的规律支配,因为人是有意识、有精神、有思维创造性的。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差别是明显的,然而不管它们关于人和社会的假设如何不同,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人、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因为他们在人与社会的假设上有所不同而导致“人、社会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之外的东西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区别社会学理论的只是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假设,而不是“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或其它不同的对象。因此,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只要仍然是社会学,就必须研究人、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是与其他任何国家的社会学不应该有区别的。区别的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社会学应当选择的方向。是人文主义解释学还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实际上,中国社会学历史上最具有特色的社会学研究,所运用的概念体系并没有超出人与社会以及它们关系的范围。不管社会学在哪个国家和民族,运用“社会学立场”总是存在的,即对社会、个人以及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的“一般论述”。总之,社会学中国化不应当成为一种臆想和拒受某种知识的借口。

(二)从库恩的范式来看,社会学中国化是必然的,而且很迫切。库恩把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与科学变迁的机理联系起来。所以社会学从整体上不仅是理论和理论假设,还有支持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及作为科学发展的机制。科学共同体是有国界的,社会学的发展也存在范式的发展、更体与变化。在同一个范式内部还存在着修改、精制以及重构。作为范式有它的核心问题,如芝加哥学派研究的是“社会互动”;结构功能主义研究的是“社会结构”。范式的选择是受到研究者和学术共同体的文化背景、民族性格、社会特征决定的。例如,美国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被认为是美国社会在战后顺利发展的反映。社会学从整体角度看是与一个民族、国家的诸方面紧密联系起来的。所以,社会学中国化,就是要有自己的研究方式,要有自己的“科学共同体”,要有能反映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等社会现实的特点,也就是说,社会学中国化,应该像美国社会学发展一样,形成一个“结构功能”的范式,有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哈佛大学”的研究群体,还应选定“社会结构”这样的研究主题。那么,在这种意义上,社会学中国化就是具体的,而不是思辨的空中楼阁。

中国社会学要达到这一步,路还是很长的。中国社会学的引进并不比美国引进社会学迟,但中国社会学理论始终没有在世界社会学理论框架中占一席之地,其中原因很多,主要是美国社会学是在较为和平、民主、自由的气氛中发展的,并且伴有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新科学技术手段的刺激。即使这样,美国社会学第一个范式的到来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而我国的社会学在解放前一直处于动荡的战乱中,像费孝通早年所研究的乡村城市的关系,由于战乱和政治原因而未能及时结出硕果,直到80年代后,才形成一套小城镇发展的理论,比应该出现的年代晚了近半个世纪。事实上,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实地研究,在中国几乎形成了准范式,有众多的学者云集在云南大学,以乡土社会为主题,但遗憾的是没有发展出一套核心理论来。由此观之社会学在中国形成范式,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基础上盼望范式时期的到来只能是一种奢望。

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如何走?如何更快的走向社会学的范式时期呢?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问题和症结何在呢?

关于中国社会学的现状已有不少社会学同仁在进行反思。何肇发教授指出10多年来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只浮于表面,可谓一针见血。社会学的确存在着研究零碎、肤浅、方法落后、庸俗化的倾向。李文曾认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障碍有以下几点:(1)经验研究、理论研究缺乏指导;(2)研究缺乏连贯性;(3)学科缺乏制度化;(4)专业基础训练薄弱;(5)研究成果缺乏科学性、准确性;(6)急功近利的主观原因。这些概括地说明了中国社会学的困境。苏国勋也曾说,中国社会学应用研究与学术研究的脱节影响了学科本身的健康发展。

本文认为,社会学要实现中国化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1.加强理论研究。10几年来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只是停留在学科建设层次上,总是在诸如社会学的性质、对象等社会学概论方面纠缠不清,对关于人和社会的一般理论研究方面恪守教条,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社会学中国化的另外一个方面是社会学要走向世界,让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人把中国人提出的理论、方法作为研究和学习的内容,让中国的社会学家能够与帕森斯、韦伯相提并论,靠中国社会学中的经验研究是不能走向世界的。任何理论体系都存在核心部分与边缘部分,我国社会学目前大多留在边缘部分,而没有形成硬核。因此,社会学要中国化就是要拿出与世界一流社会学家相媲美的理论来,加强理论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2.加强学术团体的力量。美国社会学中芝加哥学派,结构功能主义以及其它著名理论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兴起的。共同的理论倾向和共同的兴趣驱使了人才的集中,强化了学术交流和思想的撞击,使学术共同体产生了理论。而我国的管理体制严重地阻碍了具有共同学术观点的人才的集中和交流。人才只能散布在全国各地,孤军奋战。而集中在一个研究单位的人,却是兴趣各异,难以形成集中优势。一个人的研究精力和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实际上这不是社会学单一学科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其它领域里的普遍落后状态,无不与此有关。因此,中国社会学要想有所突破,必须在体制方面进行深层次改革。

3.选择中国社会中某些方面作为研究的核心和主体。社会学中国化,必须在理论核心部分有所突破。芝加哥学派研究的是“互动”,结构功能主义研究的是“社会结构”。中国社会学也应该有这种选择,不过大部分学者较少认识到这一点。台湾学者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曾有学者归纳了社会学应当注重的几个问题,它们是(1)道德、伦理、权威;(2)中国人的人性观念;(3)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及家庭对社会的关系;(4)当代政权与文化和学术的影响;(5)中国的阶级概念;(6)中国的社会理想和民俗;(7)中国历代革命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8)一些中国特有的观念;(9)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变迁等。这些均可称为研究主题,但它们均是较为经验层次的问题,只能把它们作为突破口,提出更加概念化和更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学的概念。至于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就有待于社会学同仁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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