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主义根源研究
刘晶晶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主义活动植根于新世纪的土壤中，有其特有的社会根源。国家治理与政府管控的缺失、现代化程度低与社会秩序的紊乱、网络媒体的大量渲染以及个人极端主义、排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的蔓延，使恐怖主义事件表现出更多新形式。全球各国只有探明恐怖主义事件发生的根源，才能从源头上遏制恐怖主义发生的概率与频率，推动世界和平的建设。
关键词： 恐怖主义；全球化；社会根源
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活动尤为猖獗，频频爆发。根据《2018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在最可能的十大风险中恐怖主义排在第八位[1]。近年来，全球各地恐怖事件不断增多，袭击方式更为多样，伤亡人数屡创新高。2016年，全球有25 673人倒在了恐怖主义的枪口或炸弹下，与 2014年的死亡人数相比提高了22%[2,p2]。恐怖主义的爪牙蔓延到全球各地，危害着人类的生命安全。2016年，全球共有106个国家遭受到恐怖主义事件的侵扰[2,p2]。全球恐怖主义表现出很多新的发展趋向，以高学历、高收入、低龄化袭击者发动针对平民、妇女、儿童的独狼式、枪击式、难民式恐怖主义事件渐趋增多，并且，恐怖主义事件多以科技网络为手段，以恐怖组织为依托，不断威胁着世界和平。在恐怖主义危害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必须探明恐怖主义的社会根源，才能更好地抑制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经济萧条、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现代化程度发展不平衡，网络媒体、恐怖组织都成为滋生恐怖主义思想的温床。
随着掌声的响起，我们班的总结会和颁奖结束了，但兴奋和感动却永远留在了大家心间，温暖着彼此的心，激励着大家不断前进。
一、国家力量薄弱，政府管理疏松
国家治理与政府管控是全球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在发达的欧美地区，国家政治腐化，管理不善，社会问题突出；在恐怖主义的多发地中东地区，国家力量薄弱，政治动荡，派系纷争，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在南亚地区，政治冲突成为主要因素。这些社会现象都致使恐怖主义不断出现。
首先，欧美国家近年社会问题不断凸显，致使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频频爆发。例如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超级大国，其地位已经受到多方挑战。民主制度受到质疑，政府系统内部腐败成风，从美国的选举来说，大量的资金服务于各个政治团体，这种方式已使腐败合法化。截至 2017年12月27日，美国利益集团在联邦的游说支出约为24.68亿美元，创五年来新高。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7年7月15日指出，“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被巨额资金所扭曲”[3]。政府的腐败必然影响国家的治理能力，降低国家自身的保障，进而引发恐怖事件的产生。除腐败问题之外，政府管理不善也致使恐怖主义事件发生。2017年11月5日，美国德克萨斯州发生枪击案，造成至少 27人死亡，袭击者为戴文·凯利。戴文·凯利原服役于空军，2012年因家暴被送上法庭关押一年，在关押期间，又被送至精神病院，从精神病院逃跑后被抓回空军基地，继而被空军开除。2013年，凯利曾经涉嫌性侵女性。对有这样背景经历的人物，美国空军竟然并未向联邦调查局通报，致使凯利利用漏洞购买枪支。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对有一年以上监禁以及非自愿接受精神病治疗史的人不得出售枪支，但由于其中的种种疏漏，让凯利有机可乘。政府对枪支的管控逐渐放松，使得人均枪支量增加，据美国国会下属研究机构统计，截至目前，美国人均持枪数量是1968年的两倍，民间共有3亿支枪[4]。因此，欧美地区枪击事件的主要原因在于枪支泛滥与政府管控力度较小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情况之下，政府应加大监管力度，减少枪支暴力事件的发生。
其次，常年混乱的中东地区是一个小集团、大分化的世界，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依靠，社会秩序无从保障。政治动荡给恐怖分子创造了“良机”。在埃及，恐怖分子更猖獗，恐怖袭击事件从2012年的20起上升到2016年的293起[2,p39]，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渐渐增加。与此相反，恐怖组织通过积极的社会措施，完善社会生活设施，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政府的职责。“基地组织”曾在也门设立伊斯兰教教法法庭[5]，解决当地纠纷，对国家司法进行干预，因其较高的办事效率，人们对此大加赞赏。因此，在国家力量较为薄弱的情况下，这些恐怖组织乘虚而入，成为人们精神的寄托与安慰，更以实质性的政策帮助了人民。政府的无能为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这是政府无力承担社会压力，使社会处于一种非常规状态。
同时，难民危机也导致了恐怖主义的产生。发达国家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接收来自中东动荡地区国家的难民，给他们以生存的希望。但随着难民的到来，问题也渐渐凸显。难民的接收不仅对接收国的就业压力、社会资源、医疗卫生等问题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激起人民的不满，也容易受到伊斯兰教的宗教渗透。发达国家对难民处处排斥。而当难民进入发达国家，看到的是和平与动荡的差距，是发展与落后的隔阂，面对的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在德国，2016年10月16日，19岁的大学生被17岁的阿富汗难民性侵并杀害。青年难民的恐怖袭击在女性之间产生了恐慌，更引起了社会的批判。难民充满了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对政府机构的不信任、对当地民众的仇恨以及对自身的失望，最终走上了恐怖袭击的道路。
国际反恐的背后穿插着各国利益的博弈，特别是面临着国家霸权主义的干涉，一些国家染指他国政治，制定反恐的双重标准，尤其是美国往往打着“人权”“反恐”的旗号，强化对伊斯兰世界的控制。无论是巴以冲突，还是阿富汗战争，美国的干涉使反恐问题更为复杂。调查发现，美国对外的军队部署会进一步加剧当地政府国家的不满从而引发反美恐怖主义[15]。此外，邻国之间应相互合作，避免兵戎相见。2017年12月13日，发生于印度的恐怖袭击事件中，印方称：他们掌握有技术性原因，此次恐怖事件由巴基斯坦什卡尔·塔巴叶组织袭击，要求巴基斯坦立即对该组织以及杰伊什·默罕默德采取措施，但巴方认为印度过于草率下定结论，将巴基斯坦定性为恐怖国家。两国矛盾重重，根本无法在反恐问题上合作。国际反恐方面的冲突不断凸显，在这一问题上，大国的协作互助非常重要，但当今各国无论是组织结构还是行动计划方面的合作都不足，貌合神离的外交关系不仅不利于自身的发展，而且使恐怖分子有机可乘。因此，国际间应建立适当的体制框架，在确保人权的基础上有效实施反恐行动战略，使每一个参与其间的行动者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并使其合法化[16]。
二、现代化程度较低，社会秩序混乱
作为弱势群体，妇女经常成为恐怖组织袭击的对象。新世纪女性拥有同男性同等的权利，引起了部分男性的不满。2016年芬兰小城伊马特拉一家餐馆外发生枪击案，造成3名女性死亡。经调查，该袭击者并没有接受任何极端组织的派遣，也不存在任何政治动机，只是对女性怀有仇恨。塔利班组织禁止女性接受教育和外出工作，禁止妇女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存在歧视妇女的种种暴行。2016年4月21日，“伊斯兰国”杀害了250名女子，因为他们拒绝嫁给“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成员。女性即使在法律上得到了相应的权利，但千百年来传统的男权社会的影响无法立即消除。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大，社会对男性要求的提高以及妇女对权利的追求，男女两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
中东地区各国纷争不断，最为典型的特征表现为该地区核心国家的缺失。伊斯兰世界虽然大都信奉伊斯兰教，看似拥有统一的宗教思想，但伊斯兰世界派系繁多，是一个小集团、大信仰的世界[11]。伊斯兰教派系繁多，文明在这里表现出多元化、复杂性的倾向。各国互相争夺与控制，使这一地区长期缺乏核心国家。如果有核心国家的统领，地区之间就会以核心国家的文化为标本，文化越来越表现为共性，形成一种广泛联系、相互学习的文明交互网，从而在文化上表现出统一性。但在伊斯兰世界，各国分裂动荡，没有一个统一的核心，虽然有强大的伊斯兰教做屏障，但无法消除各派系的争端，社会凝聚力较弱，民众对民族国家的概念理解较为薄弱，只忠心于自己的小团体。这是伊斯兰世界长期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也是其易受攻击的原因。
而南亚地区也由于宗教各派系纠纷不断，领土问题尚待解决，各国之间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宗教，都无法相互凝聚，社会秩序混乱，很容易引发恐怖主义事件。
三、个人极端主义、排外心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长期存在
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指出：“9·11”之后，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事件中超过八成是美国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实施的。从表1中也可以看出，白人极端主义者越来越多，有犯罪史、家暴史的袭击者不在少数，社会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更多地来自社会内部。据美国东北大学犯罪学家詹姆斯·福克斯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采访时提供的数据：自 2006年以来美国的大部分袭击中，袭击者有家暴史的占美国恐怖袭击案件的 16%，有精神病史的占 18%[12]。2017年德克萨斯州枪击案的袭击者戴文·凯利曾对妻子多次施暴，并有虐童前科。这类袭击者更多地表现为个人极端主义，与宗教组织没有关系。袭击者的共同特征便是内向、不善沟通、有暴力倾向，不满足于现实社会。经济全球化在促进经济发展与文明交流的同时，也加剧了阶级分化和社会紧张，破坏了民主自由社会的根本原则，催生了恐怖主义[13]。因此，发达国家在注重外部极端思想侵袭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本国公民极端思想的源头，整合社会秩序，维护公民生命安全。
表1 欧美地区恐怖袭击事件
就在易非的胡思乱想中，车顶的灯熄了。来来往往上厕所洗漱的人少了，稀疏的讲话声变成了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只有火车在哐当哐当往前慢慢摇。一切静下来后，各种气味向易非涌来，泡面的甜腥味儿、鸭脖的辛辣味儿，还有鞋子和脚的臭味儿……这是暮春天气啊，再干净的车厢，也难免有脚丫子的臭味儿。
除此之外，种族歧视的思想长期存在。世界不仅是多极化的，更是多元化的。多元化的世界助长了各民族的民族优越感。德国排斥难民、美国排斥黑人等等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很多国家对恐怖主义与宗教之间的认识有偏差，将伊斯兰教定性为一个恐怖主义的宗教，排斥隔离，甚至亵渎诋毁。2016年9月25日，约旦知名作家纳哈德·哈塔尔因此前转发诋毁伊斯兰教的漫画，在首都安曼的法院门口被枪杀。2012年以来，美国曾出现诋毁伊斯兰教的电影、法国《查理周刊》曾刊登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均在中东地区引发轩然大波。
在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成为主要矛盾，旧有的社会秩序瓦解，个人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体。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中东地区，在这一地区，从20世纪 80年代开始以来，伊斯兰国家已经进入全面社会转型时期[8]，政治民主化、社会法制化、经济市场化和文化现代化同时进行。但伊斯兰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程度相差甚远，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法制不健全，教育水平低。国家武力承担社会压力，失业率持续攀升，政府权力薄弱，国家秩序混乱，伊斯兰世界陷入“失序”和动荡的状况[9]。2017年，著名学者李绍先在新华网第八届“纵论天下”国际问题研讨会上曾说：中东地区动荡的症结在于“原有秩序的崩塌，而新秩序尚未建立”，个体对“应有”和“拥有”之间的差异更为敏感，也更加看重（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政治方面）。虽然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但是由于缺乏尝试的机会或尝试受阻，以至于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不能得以体现和得到保障[10,p55]。中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现代化程度也逐步上升，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明显。2016年突尼斯 34%的大学生处于失业状态，而“伊斯兰国”每月给加入其组织的人提供2 000美元的薪酬[2,p67]。因此，这些极端组织的“援助”为生活困苦的人们提供了基本的生活需要，扮演了“政府”的角色，使国家陷入混乱的局面，恐怖事件频频爆发。
（2）外网门户。主要实现对外门户的信息发布与展示，包括集团信息，组织架构、新闻公告等，实现门户信息的动态发布。
四、网络媒体的快速传播
另一方面，媒体对恐怖事件毫无抵抗力，因为媒体需要“轰动效应”来提高收视率或者发行量。一些媒体对恐怖袭击的报道有失偏颇。在恐怖袭击发生后，他们一味地指责政府的失职与不作为，尤其是一些西方媒体，将矛头指向了受袭国家。在媒体的宣传过程中，西方政客也为转移自己国内的矛盾，将民众的注意力转移到恐怖主义受袭国，以反恐为借口，干涉他国，推行自己的霸权主义与国际战略，这无形之中助长了恐怖主义的气焰。同时，媒体在报道恐怖事件时，利用血腥的图片这一视觉冲击造成社会恐慌与焦虑，这正符合恐怖袭击者的初衷，使恐怖分子更为猖獗。媒体成为恐怖分子的免费公关。在报道恐怖主义的方式上，无论是图片的采集，还是言语的描述，都不断将恐怖主义推向合法化[14]。
全球有几百个恐怖组织，各个恐怖组织轮番成为恐怖袭击的主导者，使世界和平受到威胁。这些恐怖组织圈占势力范围，占据国家领地，成为恐怖主义事件的发起者，造成的影响也极为巨大，伤亡更为惨重。
网络媒体是信息传播最有效的工具，因其“时效性”与“真实性”得到了人们的信赖，媒体在塑造人的思想价值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享受着网络带来的刺激与娱乐的同时，也更容易受到外界不良信息的影响。而恐怖组织也利用网络的便利条件，广泛传播。艾曼·扎瓦西里曾经说过：我们处于一场战争中，而这场战争多半发生在媒体这一战场上，并且，我们正处于为我们乌玛的思想和灵魂传播的媒体之战中[10,p115]。
五、各国反恐合作的不足
随着当今国际恐怖主义日益猖獗，恐怖主义事件呈现出频繁性、碎片性、随意性以及全球性。2016年，恐怖袭击已遍及世界106个国家。因此，反恐既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也是一个超越意识形态与文化差异的问题，各国应该摒弃之前的对抗状态，相互携手治理恐怖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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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克什米尔主权问题的归属。自 1947年英国在该地区的统治结束后，克什米尔问题一直困扰着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冲突不断。2018年4月1日，在该地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造成了包括13名恐怖分子、3名警察、4名平民在内的20人丧生，50余人受伤[6]。其二，“伊斯兰国”在该地区的渗透。由于东亚、东南亚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伊斯兰国”组织在中东频频受挫，不断遭到打击，将目标转移到此。除此之外，本土兴起的许多非法组织也宣誓效忠“伊斯兰国”，例如成立于 2015年印度尼西亚的“神权游击队”就是很好的例证，而在印尼，这样的组织不下30个[7]。其三，宗教派系繁多，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一些邪教组织的矛盾纠纷使该地区易受到恐怖主义的侵袭。
六、恐怖组织的毁灭性不断加大
一方面，恐怖组织掌握着高超的网络技术，在网络上对其自身进行广泛宣传，使恐怖袭击披上合法的外衣。除此之外，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恐怖组织大肆渲染，对殉教者的“烈士”给予最高的荣誉，起到一定的宣传与鼓动作用，进而招募更多的恐怖分子以及获取更多的资金援助。如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一旦发动恐怖活动，就会在媒体上公开承认。借助媒体的帮助，恐怖活动更加严密隐蔽，加大了反恐工作的难度；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参与了恐怖组织的活动。
近年来，“伊斯兰国”、塔利班、基地组织以及博科圣地成为最致命的四大恐怖组织。2016年恐怖组织的袭击次数以及伤亡人数之多令人瞠目结舌，“伊斯兰国”的活动最为活跃，见表2。
结合喀什市色满乡实际，大力发展蔬菜种植业、特色林果业、养殖业，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形成支柱产业，发挥产业支撑的保障作用，增强贫困户自我造血的能力［2］。
表2 2016年四大恐怖组织伤亡人数[2,p73-75]
2016年，“伊斯兰国”共发动恐怖袭击1 132次，死亡人数9 132人，如果包括其分支，死亡人数超过了11 500人，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记录[17]。“伊斯兰国”是由基地组织分支而来，因为分歧（“伊斯兰国”袭击平民和什叶派教徒，基地组织与之相反）而逐渐成为独立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32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占主要力量。这两个地区的袭击事件占据该组织整个恐怖袭击的93%，巴格达和摩苏尔受灾最为严重。该组织主要以袭击平民的自杀式爆炸为主要手段。博科圣地以反对西方化为主要目标，一直是多国部队打击的对象。因此，从2014年以来每况愈下，在2016年8月分裂为三个分支，影响逐渐降低，但它造成的损失依然不可估量。塔利班组织的主要目标是争夺阿富汗领土，所以政府人员是他们的主要攻击对象，自杀式爆炸相对较少。基地组织由于受到严重打击，多年来一直处于基本稳定状态。2016年以来，其他三个组织恐怖活动略微减少，但“伊斯兰国”的活动不断上升。在 2016年全球最致命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中，排名前10的事件中有9例是由“伊斯兰国”操纵的，由此可见“伊斯兰国”的威胁。除此之外，恐怖组织还不断挑起欧盟集团内部成员国之间的自我袭击，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亡[18]。
同时，由于各方势力对恐怖组织的打击行为，恐怖组织不断改变策略方式，利用网络媒体与高科技手段，加强毁灭性。“伊斯兰国”内部成员使用加密社交软件Telegram和WhatsApp，这种软件保密性较强，政府不易窥测。并且，他们利用“暗网”技术，使用服务器位于瑞士的安全电子邮箱服务ProtonMail进行通讯，专门设有24小时的服务窗口“圣战帮助站”[19]。他们掌握较高的计算机技术，拥有专业团队操控，从而规避政府管制，减少政府干预。不仅如此，恐怖组织还通过网络技术招募作战勇士，以此来对抗政府的反击。恐怖组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加大毁灭性，危害世界。
七、结语
无论是源于宗教纷争、民族纷争还是个人纷争，恐怖主义活动都有着特定的社会文化根源。对于发达国家，政府管控不足、社会腐败问题突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阶级矛盾日益恶化以及社会自身内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爆发的主要因素。在个人极端主义猖獗的同时，排外心理、种族主义也不断蔓延，致使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地区的矛盾升级，加剧了恐怖主义活动的爆发。对于欠发达国家，国家经济水平低下，政治发展不健全，从而使社会问题突出，也使得国家安全未能保障，地区纠纷长期不能解决。而且，世界多元化趋势更为明显，来自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人们在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驱动下容易产生矛盾与冲突，从而使恐怖主义活动频频爆发。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不断发展，但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持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难题。同时，组织严密、系统完善、科技先进的恐怖组织毁灭性也不断加强、覆盖面不断扩大，成为全球人民的公敌。而恐怖组织或恐怖分子利用新闻媒体与网络技术的高效性与煽动性招募恐怖分子，进行恐怖宣传。
(4)重复步骤(2)和步骤(3)，直到计算出的可行解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①两代种群的最佳适应度值相差0.001以内;②种群总数不超过50代。
总之，虽然恐怖主义活动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各国反恐的目标是一致的。面对全球化局势下的恐怖主义，世界各国应该通力合作，推进各国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多元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在多元化、个性化的世界中寻求合作，以最有力的措施打击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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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oot of Terro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21stCentury
LIU Jing-jing
(College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Terrorism activiti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re rooted in the soil of the new century. They have their own unique social roots. Lack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government control, low degree of modernization, disorder of social order, massive rendering of online media, personal extremes, spread of xenophobia make terrorism take on more new forms. Only by ascertaining the root of terrorist incidents ca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urb the probability and frequency of terrorism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peace.
Key Words: terrorism; globalization; social roots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115(2019)02-0086-06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9.02.016
收稿日期： 2018-10-19 修回日期：2018-11-09
作者简介： 刘晶晶（1994-），女，山西吕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校对：刘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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