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研究中的十大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心理学论文,十大论文,试论论文,关系论文,心理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心理发展与教育》杂志创刊已20周年了，作为国内唯一的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学术刊物，在同行的支持下，经历了风雨的洗礼，不仅成为一本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国核心期刊，而且成了影响因子在国内心理学刊物中为前三名的发表源。作为主编，对此当然有一定的喜悦之感，但更多的是感激之情。在此，让我代表编委会感谢所有关心《心理发展与教育》成长的学术界、教育界的同行、作者和广大读者。
20年前，我在《心理发展与教育》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试论我国儿童心理学前进的道路”的拙文，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孰对孰错，让20年的“过去”去评判，“旧事”就不必重提了。我所从事教学与研究的领域是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今天，借纪念《心理发展与教育》20周年之际，想再来谈些理论问题，我拟命题为“十大关系”，旨在对我国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浅见。
1 自然面与社会面的关系
心理是脑的机能，脑是心理的器官，心理的内容取决于现实，现实世界既包括物理世界，又包括社会世界，这就构成心理学两个研究方面：自然面和社会面。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心理学必然深入研究大脑；随着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计算机控制的断层扫描(CT)、脑电图(EEG)和事件相关电位(ERP)等技术的进步，心理学也必然积极参与揭示脑的生物物理与生物化学机能的研究。于是心理界呈现一种大家都来购置现代器材，都来探索心理的大脑奥秘的现象，这当然是件好事，说明研究手段正趋向现代化，但也必然引起一些心理学家开始担忧我国心理学这种追求和时尚，认为这是心理学纯生理学化的倾向。尽管这种担忧大可不必，然而，却给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如何处理好“自然面”与“社会面”的关系。
心理是自然面与社会面的统一，我们决不能因为某人研究某一个方面而视为科学与不科学、先进与落后、前进与后退。为此，我认为必须处理好研究中自然面与社会面的关系，必须坚持三点：首先，从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来看，我们研究自然面，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脑定位，二是关键期，三是可塑性。其次，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允许从不同层面上去分析，既可从分子细胞上，即微观水平上层开研究；又可以从全脑宏观水平上进行研究；也可以更多地从行为科学角度对心理发展和教育心理进行研究。第三，在今天，我们不探索自然面是一种落后的表现，但忽视了社会面也是一种不科学的表现。在强调探索自然面的研究同时，必须重视社会面的研究，因为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强调发展过程与教育过程是社会化的过程。基础教育使个体完成儿童青少年的社会化，而终生教育是个体，特别是成年人的继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过程。在自然面与社会面的关系中，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到底采用什么方法，要根据具体课题要求来决定，即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只要揭示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规律，哪种方法都是科学的。
2 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关系
中国的心理学，包括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是由西方传入的。有人根据查阅和搜集到的1900～1918年间翻译过来的30本心理学书籍，尽管有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成分，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系统的具有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体系的书还是很少的。约从20年代以后，作为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专门译著才开始出现。在我国心理学的发展中，1949年之前主要是学习西方；1949年至1965年主要是学习苏联。1978年后的20多年，在“改革开放”的国策下，中国心理学空前活跃：一是队伍逐步扩大；二是积极开展学术活动，科研成果越来越多；三是冲破禁区，深入研究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各个领域；四是广泛开展国际心理学的交流与合作研究。1999年，科技部在制定2010年科技发展规划时把心理学纳入国家优先发展的18个领域之一；2004年我国在北京成功举办了有6000多名代表参加的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这两件大事都说明中国心理学，包括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中国心理学的国际化，是提高我国心理学学术水平的基本决策。这里的国际化，既包含着与国际同行交流、合作，又必须坚持国际心理学研究标准并和国际接轨。在具体措施上，要认真地找出我们与国际心理学的差距，进而努力缩短这种差距；要踊跃地在国际心理学学术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以此作为检验学术水平的一个指标和展示学术成果的一个窗口；要积极利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参加或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与论坛，以密切我们与国际同行之间的关系；要畅通人员交流渠道，创造条件，能派得出，又能回得来，使更多心理学家逐步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化的水平；要购置新资料，购买新仪器，以提高知识水平，改善研究条件。
我们在坚持国际化的同时，必须坚持民族化，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乃至整个心理科学的根本出路。其理由在于，一是在科学心理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早已有心理学思想，包括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思想，例如，“多元智力”(Multiple Intelligence)类似于3500年前我国的“六艺”；“研究性学习”(Inquiry Learning)和《礼记·中庸》篇中强调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相似；二是中国人口众多，又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我们在强调心理现象共性的同时，有必要关心一下中国人心理本土化和民族化特点的研究；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心理学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在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崭露了头角，显现出一种越是民族化的东西，越能走向国际化的趋势；四是跨文化研究永远是科学心理学发展的一条途径，只有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才能探索人类心理的共性。
3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心理学家在面对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问题时，会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旨趣：理解与应用。这便是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应该看到，基础研究也好，应用研究也好，对于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来说都是必要的。二者有着各自独特的目标：基础研究回答的是心理发展、教与学相互作用基本规律即“是什么”的问题，寻求的是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所需的描述、预见、干预、特别是解释性的知识；应用研究则侧重于回答现实社会生活和教育实践中心理发展变化的“应该”问题，旨在从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角度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建议或指导。二者也有着不同的价值：基础研究奠定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彰显的是学科的学术价值；应用研究则维系着学科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凸现着学科在实际中的存在价值或生命力。同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不能相互取代。基础研究所提供的描述、预见、干预、解释性的知识固然是实际问题解决的理论基础，但当运用于实际问题时，必然遭遇从“一般”到“个别”或从“抽象”到“具体”间的差异问题。而且，任何基础研究均不可避免地渗透着研究者的价值观，将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就等于将某一整套价值观运用于实践，而这种价值观却有可能与实际问题解决所需价值观格格不入。所有这些，就决定了应用研究不可能是基础研究在实践中的简单延伸。
另一方面，还应看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也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基础研究所获得的成果无疑能帮助从事应用研究的心理学家预见、发现并深入理解实际问题，并为应用研究所寻求的行动建议或改进措施提供有益的启示。应用研究也能为基础研究提供新的有待解决的课题，积累必要的事实材料，为基础研究所寻求的“大理论”建构提供相关的“小理论”。特别是，由于应用研究维系着心理学同实际问题的联系，它的发展还能给整个学科当然也包括基础研究赢得更多来自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心理学家为赢得社会的支持，会自觉地思考其理论成果的实践蕴涵，甚至直接从事基础理论的应用研究；从事应用研究的心理学家也会因相关基础理论的缺乏而从事一定的基础研究。这样，就造成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有鉴于此，在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领域，两者均应互相关注，互相借鉴，互相支持，切不可顾此失彼，更不可夜郎自大，坐井观天；切不可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研究或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的偏向。
4 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随着经济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不断扩大，研究方法与思路不断更新。然而，在发展的同时，有关教育与个体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新问题不断涌现，这就要求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不断总结以往经验，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寻找新的理论，提出新的措施。因此，继承与创新已经成为当前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的主旋律。
我们需要“继承”。“推陈出新”中蕴涵了丰富的哲理。没有坚实地“推陈”，就不可能有效地“出新”，在强调“创新精神”的同时，“出新”之前的“推陈”过程更为重要。所谓“推陈”，实质就是继承，就是要将以往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经验加以科学的归纳和总结。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行为主义理论、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格式塔学习理论、布鲁纳认知结构理论、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等，仍将成为我们研究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内容，并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总结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对研究方法的秉承。到目前为止，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方法论已经历了哲学思辨阶段、实证阶段以及数字化和信息化阶段。教育强调以客观实验数据为基础来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与探索并逐步向自然科学靠拢，包括构造主义所采用的内省法，行为主义所主张的实验、观察和测量法，精神分析学派的临床分析法等；目前应用较多的借助于计算机软件的多元统计分析等，都是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要继承的方法。
在强调继承的同时，更应当注重理论和方法的创新，继承的目的在于创新，而创新应当以解决在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为最终目标。今天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面临着时代进步所产生的诸多新问题的挑战。例如，网络教育与青少年犯罪、社会结构变化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品质的培养、环境意识与可持续发展、单亲或离婚家庭子女的心理健康、素质教育与青少年儿童创造力的培养等。对于这些新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新问题，仅仅依靠以往的理论与方法可能难以对这些现象的特点和规律进行全面的描述和科学的解释。因此，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才能深入理解和准确揭示问题的本质，从而制定出有效的干预措施，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创新应当突出表现在方法层面上，尤其要从行为遗传、认知、生理等多角度对多种研究手段和方法的综合运用；与此同时，创新还应当体现在对不同学科和理论的吸收、借鉴和整合上。
5 整体研究与局部研究的关系
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上升为普遍的研究方法，就是整体（综合）研究和局部（分析）研究。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整体研究，主要是研究心理的整个面貌和整体结构。当然，作为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对这些内容既可以进行全面的、整体的研究，也可以进行对某一个问题，某种关系或某一方面开展研究，即进行局部研究。局部研究，就是对心理发展和教育发展中某一个别的、局部的、比较小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
局部研究和整体研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整体研究可以为人们提供对心理较全面的认识，具体到发展心理学研究中，整体研究可以认识到个体心理发展的全过程或全貌，便于找出心理发展一般性的规律，以及它和教育工作的关系。然而，这种类型的研究内容比较复杂，要求研究者必须有理论上和研究设计上全面的准备和保证实验研究的信效度。否则，容易顾此失彼，不一定能充分而深刻地看到发展的全貌。更严重的是有可能由于实验步骤不统一，或实验受到其他无关变量的污染等因素，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局部研究便于对某一心理机能进行比较专深的研究。
整体研究与局部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简而言之，局部研究不是割裂整体、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在整体框架指导下的研究，整体研究也并非面面俱到，全面开花的大杂烩，而是在局部研究的基础上，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排除非本质的东西，抓住现象之间本质联系和关系的研究。因此，在具体的心理学研究中，不能只注意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例如，行为主义只注重分析刺激—反应，而忽视了意识，从而不能从总体上把握人的行为和心理；格式塔理论能够从总体上把握知觉的整体性，但由于缺乏分析，因而对人类的认知活动规律也还仅是一种较笼统的猜测。尤其是面对心理学派系林立、众说纷纭的状况，就更需要用系统的方法论，来描述和解释人的心理这个本身就具有系统性的研究对象。
当今的科学发展表现出在高度分化、高度专门化基础上的高度整体化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学及其分支学科，如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领域中交叉学科的出现，正是由科学发展的大趋势所决定的，体现了横向整体化的特点。同时，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研究重点的变化直接指向人类的具体实践领域，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体现了纵向整体化的特点。
6 个人研究与合作研究的关系
从研究人员说，任何一个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可以是个人独立进行，也可以是几个人或多数人合作进行研究。
我们认为，一个心理学家应该能独立设计搞研究。他的学术水平愈高，通过个人的设想就能更好地对于某一问题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研究是合作研究的基础。但是，个人的研究，他的取样代表性往往不够理想，在人数或是地区上，有时有一定的局限性。合作或集体搞研究，特别是全国性的研究，例如，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为核心的认知发展研究协作组，以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牵头的青少年思维研究协作组等，都是全国性的合作，取样广、被试多、有代表性。但这种集体合作研究，不能统一深入，研究的统计数据结果也比较粗糙。
我认为，在今天，个人研究和合作研究都应该进行。前者可以往纵深发展；后者不仅是对前者具有促进作用，而且能取得前者某一方面发展的一般性的特征。当然，我们并不否定以往的集体合作研究，因为集体合作研究也有一个加深和提高质量的问题。但长期追踪、深入某个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问题反复解剖、细致分析，并且运用现代化设备，往往不是靠一个庞大协作组能够解决的。然而，我这么说，并不是取消合作研究，恰恰相反，个人研究和合作研究相结合，有利于促进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在一个合作团体中，成员之间密切配合，知识和能力相互补充，研究过程中往往能够激发出耀眼的思想火花，提出一种新的科学问题、思路或研究方法。因此，合作研究有利于开辟新的认识领域，促进心理学的新发现。
这里我还要指出一点，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学科发展不仅体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研究方法的创新，而且也体现在科研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上，这样才能保证学科旺盛的生命力和创新精神。随着科研课题的复杂化和难度的提高，在一个结构合理的合作群体，一般都有一个或几个学术带头人。在他们的指导和培养下，整个研究团体能接触到学科的前沿，不仅成果累累，而且还能人才辈出。所以在这里，我殷切地希望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把学术梯队建设看作是自己学术生命的延续，甘当人梯，大力地扶植年轻学者，以完善与发展自己领衔的创新团队。
7 现代化手段与常规研究的关系
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可以采用一般研究技术，如观察、谈话、测验、作业式实验以及闻名国际的皮亚杰的临床研究方法，就属于这一类。依靠这些常规研究手段，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发展，很多研究者在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某个课题的研究中，采用了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如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现代化观察室、实验室等，这对于深入研究某些课题是有帮助的，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系统和录像系统，近20年在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研究中用得较为普遍。计算机系统在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实验中，一是用操作实验，控制刺激，记录反应；二是用于建立数据系统，存储数据；三是用于对实验结果的数据进行分析和统计处理。录像系统主要用于对师生的活动、行为的观察和记录，以及事后的深入细致的分析。
也在近20年里，如前所述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仪器，还有眼动仪（用于认知研究）、四视野速示器（用于认知研究）、16导生理记录仪（即多导仪，用于情绪研究）、诱发电位仪（用于注意研究）、行为分析系统软件（用于观察室里研究）等等，在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研究领域中运用得越来越广泛。
又是近20年来，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标志。数字化信息技术成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指标，并与心理学研究方法和手段相融合，统计软件开发越来越多，使得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测量和实验数据的搜集和分析更加准确、快捷，实验设计与控制更为全面和科学。
如果有条件，在我国的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中采用上述现代化的实验手段和统计方法是必要的，它不仅使研究更细致、深入，缩短时间，提高实验的精确度和科学水平，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能使我们对某些本来难以研究或不可能研究的课题开展研究。当然，对这些我们是倡导采用的，而且在自己的研究中已经广泛使用。但我们也认为，过分强调这个条件为唯一条件，认为没有这些装备和方法就不能取得研究的积极成果，也是片面的。
8 实验研究与史论研究的关系
任何一位优秀的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家，都强调实验研究，上面谈到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都是以实验研究为前提的。在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中的教育实验研究，主要是指对教育现象有控制观察的研究。但由于教育现象的复杂性，很难像对自然界进行实验研究那样的控制，所以，教育实验研究控制的程度不如对自然界实验研究那么严格，可是，既然属于实验研究，它也讲究控制性，为的是科学性。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实验研究的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功能，要从研究目的、研究原则、选择类型、变量控制和具体方法等方面表现出来。
但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也有许多理论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索，这就形成史论研究。实验研究是史论研究的基础，史论研究是实验研究的升华。1882年，德国心理学家普莱尔(W.Preyer)的《儿童心理》一书问世，标志着科学儿童心理学的诞生。后几经变革，1957年美国心理学年鉴用“发展心理学”代替了“儿童心理学”的概念。在发展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中，除了我们所坚持的先天与后天、内因与外因、教育与发展、年龄特征与个性差异四个关系之外，当前发展心理学理论发展也很快，例如，在智力发展中，出现了卡洛尔(J.B.Caroll)的智力发展的三层级理论(the Three Stratum Theory of Intelligence)，出现了斯腾伯格(R.J.Sternberg)的“成功智力”、加德纳(H.Gardner)的“多元智力”、珀金斯(D.Perkins)的“真智力”、塞西(S.J.Ceci)的“智力的生物生态理论”和梅耶尔(J.D.Mayer)与戈尔曼(D.G.oleman)的“情绪智力”等理论。教育心理学什么时候诞生，这在国际上是有争议的，前苏联认为最早正式的教育心理学著作是卡普切列夫（П.Ф.Каптерев）1877年的《教育心理学》（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ая сихология）；但西方一般认为桑代克(E.L.Thorndike)首先建立教育心理学，他的《教育心理学》(Educational Psychology)于1903年问世，奠定了教育心理学的基础。在教育心理学中理论很多，光在学习领域，就涉及刺激—反应理论、认知学习理论和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涉及有关记忆、学习迁移和学习动机等方面的学习规律。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终身学习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于是出现了自我调控学习、学习风格和内隐学习等学习研究的新进展。所有这些，都说明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中，史论研究的必要性。
9 定性与定量的关系
定量研究采用源自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力图保证所研究问题与结论的客观性、可靠性和概括性。这种研究取向认定事实是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的，是客观的；研究者应该与所研究的问题保持距离，其自身的价值取向不能变成研究的一部分；研究本身是一种演绎思维的过程，它源于研究的理论与假设，并且以一种因果的顺序被检验，其目标是检验一个理论的概括性，使人们能够运用理论了解并预测某些现象。定量研究的方法通常包括实验研究、准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
定性研究旨在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个体或社会的现象，这里研究通常在现象发生的真实环境中进行，借以把握该现象的整体轮廓。这类研究者认为，在给定的情境中存在多种事实，要在研究中反映这种多样化的认识；研究者应该参与到所研究问题之中，研究过程是研究者与所研究问题的互动过程；认为问题的含义有其背景特点，不能将问题与具体的环境剥离开来，注重在更大的背景和脉络中来解释事实；这类研究遵循归纳推理的过程，研究者对所研究现象或问题没有预设的理论与假设，理论的出现来自于被试所提供的信息；研究的目标在于揭露存在于所研究现象中的理论，并从不同的角度检验其准确性。定性研究的常见方法包括个案研究、人种学研究以及现象学研究等。
虽然有些研究者强烈地坚持其中的一个而否定另一个，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强调两种研究取向的结合，并探索可能的结合途径。在国际上已有人提出了两种研究取向结合的“多方法三角测量(cross-method triangulation)”的观点，一个典型的应用就是在效度研究中的“多特质多方法模型”(multi-trait multi-method matrix)。另外，又有人提出了两种可能的结合方式：系列组合(sequencing combination)和混合组合(hybrids)。前者指在研究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研究方式，如发展一个量表，在开始阶段采用访谈法获得被试对所研究的特质的可能的反应，对这些反应进行归类后，再形成标准化的问卷，获得定量数据；后者指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本身同时包含定量和定性的成分，比如关于评分者一致性问题的研究，其研究方法中就同时包含定量和定性的成分。我希望我国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界的研究者，积极探索定量与定性两种研究的结合点，以便使研究更科学、更有说服力。
10 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当前的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中，“普及与提高”关系尤其突出。随着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个体心理与行为发展的性质、特点、任务、内容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研究者对此作出更好的解释和预测，同时也要求所有社会成员更好地了解和认识这些心理特点和规律，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这样便涉及到心理学乃至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知识的普及与自身研究水平的提高。
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2004)中，各类学校要做好学生的德育工作；在基础教育新课改中，课程改革者涉及并运用心理学的概念；在“振兴教育、教师为本”的前提下，要为教师教育提供心理学理论依据和实验依据；为培养与造就高素质创造性的人才，必须进行创造性教育和创造性学习；在大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要科学地理解心理健康，积极地开展心理健康的教育；离异家庭子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要纠正他们的情绪、适应、学习、思想道德和智力问题；独生子女是在特殊的家庭背景下成长的，应该把他们中间存在的消极性格变为积极性格；在我国“未富先老”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要防止老年心理危机，促使老年人健康生活，安定社会秩序……
所有这些现实问题，需要向全社会不断普及心理学科学知识，使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广泛应用于心理健康、学校教育、体育运动、人员选拔、技术培训、人力资源开发、组织文化建设、广告与营销、产品设计、司法工作等诸领域，促进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同时也要求心理学研究工作者对人的心理现象以及社会、自然关系中的心理活动特点和规律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以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从中可见，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艰巨任务和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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