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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01)03-0051-03
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毛泽东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观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道德教育、道德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充分发挥思想道德因素的作用，不断提高党政领导干部和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增强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素质，推进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德治理论。
一、毛泽东德治思想的理论渊源
毛泽东的德治思想，从理论上说，是同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道德建设的理论密不可分的；从实践上说，又是同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尤其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密切相关的。
(1)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是毛泽东德治理论的思想渊源。“德治”思想，作为一种治国之道，在我国是从儒家开始的。从先秦到清朝末年，由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奠定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的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经过汉代学者初步系统的论证，再经过宋明以来诸多思想家的理论思辨和逻辑论证，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内容庞大、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把国家统治、社会治理理解为“修己”和“安人”两大原则：它首先要求国家统治和社会管理者，进行自我修养，陶冶性情，成为仁德贤明的君主或清正廉明的行政管理官吏；然后再用已修之身去管理国家、社会和人民，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毛泽东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中的维护道德秩序、注重行为规范、严格要求自己、尊重理解他人、热爱集体利益、致力整体发展等个人修养观念、政治道德观念和公共道德观念，对毛泽东的德治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但是，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德治思想中，始终存在着“内圣”与“外王”、德治与人治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儒学的影响延续到民族危机深重的近代时，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近代，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梁启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梁启超把中国传统道德的特征概括为“私德”，并与现代社会重视的“公德”相对照。他认为：中国传统德治在促使个人道德完善上仍是有益的，只是在群体凝聚力这样的公德上没有发展。因此，需要在保留儒家修身的同时，通过“新民”来强化公德、强调“群”和集体主义（梁启超：《新民说》）。毛泽东早年读过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和他的一些文章，对他十分崇拜，深受这种新德治思想影响。中国源远流长的德治思想传统是毛泽东德治思想产生的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思想土壤。
(2)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尤其是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是毛泽东德治思想形成的实践渊源。在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对救亡图存等社会问题的讨论，经历了从“言技”到“言政”再到“言教”的曲折发展。但是，“言技”及其实践产物洋务运动，“言政”及其实践产物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都未能挽救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中国之所以难改颓势，实是“教”不如人，只有开展文化、道德革命，从精神上改造国民才能拯救中国，这就是“言教倡学”。李大钊、陈独秀发起的以文化、道德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认为“动天下”，必先“动天下之心”；而“动天下之心”必须有“大本大源”；而要有“大本大源”，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给黎锦熙的一封信》转引自《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辑》，第85页）。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武装党员、战士和全体人民，十分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说：“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他同样看到了精神、道德、意志的作用，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2]。认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3]。在晚年，毛泽东强调要用共产主义精神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要经常开展“灵魂深处的革命”。实践出真知、出智慧，毛泽东德治思想就是在近代中国人民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实际进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
(3)马克思主义的德治理论是毛泽东德治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的德治理论特别是列宁的德治思想，是毛泽东德治思想产生的直接理论来源。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大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政治觉悟，注重以德建党、以德执政、以德育人，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的马克思主义德治理论，其基本内容有：第一，确立了道德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基本方针。列宁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4]。第二，规定了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人、教育人和提高人。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克服和消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起来的，具有勇于牺牲、无私无畏、刚毅英勇、不断创造等优秀道德的革命者。第三，阐述了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是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的道德规范和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第四，提出了道德建设的具体途径和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与群众实践相结合、要与法制建设相结合、要与物质利益相结合，要采取灌输与榜样相结合等方法来加强全民的思想道德建设。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的德治理论也成为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造和治理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
二、毛泽东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毛泽东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方针、基本途径、基本任务，提出了“思想和政治是灵魂，是统帅”，“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等一系列闪光的观点，强调以德治国重在以德治党、以德治政和以德育人，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德治理论。
(1)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以德治国的基本方针。在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中，以民为本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熟读经史，深谙“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同时毛泽东又是马克思主义者，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宗旨，确立为以德治国的基本方针。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了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5]。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观，不仅融入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之中，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在毛泽东看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和口号，它有着丰富的内容：在价值主体上，它要求共产党人自觉地坚持和贯彻以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在价值客体上，它要求共产党人自觉地把自我作为价值客体，用自己的行动服务于人民；在人生价值的实现问题上，它要求共产党人自觉坚持和贯彻发展“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这个基本观点，“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5]；在价值的评价问题上，要求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毛泽东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5]。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是我们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以德治国的基本方针。
(2)以德治党与以德治政、政党伦理与责任伦理的有机结合是以德治国的基本途径。毛泽东同志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取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即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他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5]。因此，以德治国重在以德治党，加强政党伦理建设。以德建党，就是要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党员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广大党员的理论、政治水平和道德素质，即要立共产党人之“德”。加强政党伦理的建设，就是要通过对广大党员的教育，培养党员对党的忠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和对道德的操守。并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式作用，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著作中，毛泽东明确提出：立共产党人之德，就是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观，要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要有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要有愚公移山的艰苦奋斗的精神，要有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的崇高的道德品质。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形势、问题和任务，采取了集中教育，同经常教育相结合、以道德自律为主，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途径和方法，在党内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教育和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坚强的领导核心。
毛泽东认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所以，对于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还是干部问题。因此，以德治国必须以德治政，大力培养干部道德，加强责任伦理的建设。加强干部的责任伦理建设，就是要通过干部的道德教育，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增强人格感召力，充分发挥他们的道德表率和示范作用，教育和感化广大民众，以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毛泽东把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中的“修己”与“安人”的原则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结合起来，为干部提出了一系列的责任伦理规范：一是要培养干部的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其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这样的青年，才是真正的模范青年。这样的道德才是真正的政治道德”[1]。二是要培养干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意识。“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利益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和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5]。把对人民负责和对上级行政领导负责统一起来，明确对群众负责就是对党和领导负责。三是要培养干部高度的集体责任感。毛泽东同志把集体主义原则看作是共产党员和干部在现实生活中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的道德关系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6]。总之，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干部道德建设，是实施以德治国的关键；以德治党与以德治政、政党伦理与责任伦理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毛泽东以德治国的理论体系。
(3)以德育人，造就社会主义新人是以德治国的基本任务。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认为以德治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以德育人，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首先，他提出了“三育并重，德育为首”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3]。并明确提出，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认为这是培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其次，他提出了又红又专的人才培养目标。在他看来，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因此，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又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干家。第三，注重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全党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3]。“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3]。否则，“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成为少数人的空忙”[5]。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社会主义的新人。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毛泽东提出了不同层次的要求：最起码的是做一个“普通的人”，不能失掉做人的起码标准；革命人道主义则是进一步的追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应是最高层次的追求。我们造就的社会主义的新人，应该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6]。按照这“五种人”的标准，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社会主义新人，是以德治国的基本目标和任务。
(4)灌输与榜样相结合，自我教育与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道德化运动相结合，是实施以德治国的基本措施。实施以德治国，就是要通过“德治”与“德教”，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水平。对此，毛泽东把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中提倡的“慎独”、“知行合一”等道德教育与修养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原则以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实施以德治国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是灌输与榜样相结合，充分发挥榜样的道德感召作用。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全党和全社会大力弘扬像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焦裕禄等英雄模范人物的“无私”、“利他”、“奋进”、“献身”的革命精神，造就了良好的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促使人们见贤思齐。二是利用反面人物和案例进行道德劝诫。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传媒，揭发和揭露坏的典型，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促使人们“见不贤而内省自身”。三是道德的自我教育与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道德化运动相结合。在道德教育上，毛泽东特别提倡发动群众运动，主张把道德的内省与外部的舆论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个人“灵魂深处的革命”和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道德化运动，加强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应该说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这些做法，对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是产生过积极作用的。
三、结论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德治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德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德治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同时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治国方略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毛泽东的德治思想也存在着一些局限。一是他过分地强调通过思想道德教育、通过榜样的力量和道德感召力，来防止和消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却忽视了民主法制这种客观机制的建设；二是他的德治思想有着浓厚的道德劝诫的色彩，过分地强调依靠党员干部的主观自觉来实施以德治国，却忽视了客观制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三是在道德建设中过分地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却忽视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从而最终走向了“人治”。再一次说明，德治必须与法治相结合，才是科学的治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