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谈明清小说野史的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野史论文,史学论文,明清论文,价值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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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野史成为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
《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后世称之为稗史，虽无野史之名而已有其实。野史一名，至少唐时已见使用。《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杂史类载：“李潜用《野史甘露记》，二卷。”又：“公沙仲穆《大和野史》，十卷。”附注云：“起大和，尽龙纪。”按唐文宗大和元年至昭宗龙纪元年（827—889）共六十三年。《宋史·艺文志》史部别史类载：“《新野史》，十卷。”附注云：“题显德元年，终南山不名子撰。”这几部野史都未传于后世，从标题和附注之文来看，应是杂记朝廷或与统治者有关之事者，因其资料以民间传述者为主，作者出于私人志愿，非关于朝命，殆有“礼失而求诸野”之义，故称野史，虽不同于官撰之史书，内容则不离官家之事。
至宋代，说话人兴起于市井之间，说话中的一项为讲史。所讲之史，原以历代史事为主，《东京梦华录》所称之“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卷五《京瓦伎艺》），即为当时讲史者中之特出者。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称：“胡仲彬乃杭城勾栏中演说野史者，其妹亦能之。”（卷二七《胡仲彬聚众》）是所讲者已被称为野史。明人所编小说《二刻拍案惊奇》卷三○《疗遗骸王玉英配夫》篇中，“鹤龄自叹道：‘读尽稗官野史，今日若非身为之子，随你传闻，岂肯即信也？’”正式把小说也称为野史了。又《醒世恒言》卷十三《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篇末云：“原为老郎传说，至今编入野史。”《拍案惊奇》卷二一记唐德宗时人林善甫还金得善报事称：“此本话文，叫做《积善阴骘》，乃是京师老郎传留至今。”《喻世明言》卷十五《史弘肇君臣龙虎会》云：“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按话本是说话人所用的故事提纲，老郎为说话人后辈对于先辈的尊称，说明这些话本是有一定来历的。这些话本所讲的故事，以社会奇闻或名人轶事为素材，后来便逐渐成为野史了。在这些故事中，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于某些社会问题的看法，或保存了民间的传说和神话，而不以朝廷或官家之事为主，因此野史一名也就有了新的内容。
明代的小说家，用这些话本为依据，写出了长篇的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等，同时也写出了许多短篇的小说，如冯梦龙编写的《三言》，凌濛初编写的《二拍》，以及天然痴叟编著的《石点头》，东鲁古狂生编著的《醉醒石》，梦觉道人与西湖浪子辑的《幻影》（即《三刻拍案惊奇》），陆人龙编著的《型世言》等。这些短篇小说，在以旧传的话本故事为素材之外，更采用了不少明代发生的社会奇闻与名人轶事，直接写成小说。旧传的话本，因为只是一个演述用的提纲，内容质朴无华，推衍成为小说后，情节更为详细具体，而多用明代通行的风俗制度和习惯用语，因此虽述汉唐之事，实际上反映了明代的风俗制度。如秀才一名，在唐代是最高级的一个科目，比进士还难得，以致很少有以此人仕者，到明代不仅为初入学者所称，甚至为一般士人的通称了，在明人写的小说中，无论汉唐，读书人也都称为秀才了。又如以银两为主要货币使用，也是明代中叶以后之事，在小说中，银两成为历代通用的货币了。又如妇女缠足，据元末陶宗仪《辍耕录》所载：“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卷十《缠足》）在明人小说中，言及妇女，不分时代，都是弓鞋纤足。所以明时人写的这些小说，虽然包括了宋代流传下来讲史的内容，其中已经增入了许多为古代史实所无的成份，也就是古代之事已经明代化了。这是特别须要注意的一点。
小说向来被视为文学作品，可是在故有的典籍中，文史的关系密不可分，形成为我国故有典籍的一个特点。如《左传》和《史记》，在文学上却是古典文学的最高典范，在史学上则同为编年体与纪传体史书的鼻祖，且为保存古代史实的主要文献。从理论方面说，“文以载道”曾被奉为最高的原则，所谓“道”，就是按照“圣人”的理论以评述社会政治的具体事件。《警世通言》卷十二《范鳅儿双镜重圆》篇中有这样两句话：“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所谓“通俗”是文学方面的大众化，所谓“关风”便是有关社会政治的实际内容了。所以同样的一部书，既可以从文学方面看，也可以从史学方面看，各取所需，互不相碍，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鸿沟。江东老蟫（即缪荃孙）为董康重刊《醉醒石》写的序言云：“大凡小说之作，可以见当时之制度焉，可以觇风俗之纯薄焉，可以见物价之低昂焉，可以见人心之诡谲焉。于此演说果报，决断是非，挽几希之人心，断无聊之妄念，场前巷底，妇孺皆知，不较九流为有益乎。”其文明言小说，而已触及史学之实，恰为“小说野史”一词作了适当的说明。
小说野史之内容，大致可以分为纪实、传说、神话、幻想四大部分。神话与幻想，须在严加分析辩证之下始可得到某些史料，今可存而不论。传说的分量较多，也须在分析比较之下方可得到可靠的史料。纪实部分的史料价值最高，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常与传说混在一起，更不免存在迷信落后的看法，甚至错误荒谬的意见。但小说野史来自民间，反映了民间之事与民众的思想动态，所以错误落后的思想见解虽不可取，而在民间则发生着极大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小说野史完全可以看成为民间的历史，与官家即统治者所控制的历史截然不同，这是小说野史应当受到重视的一点。
小说野史在明末已经有高度的发展，上文提到了一些主要的著作。到清代更为变本加厉。有托于鬼神狐仙以揭露世间情态者，如蒲松龄之《聊斋志异》，袁枚之《子不语》等。有以假名记述当世之事实真相者，如吴敬梓之《儒林外史》，托为明代中期而实写清代中期之事，甚至人名亦取影射之法。晚清以来，以此种方式著书者不胜缕举，如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吴
人之《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曾孟朴之《孽海花》，刘鹗之《老残游记》等，均属此类。鲁迅曾以《儒林外史》为讽刺文学，《官场现形记》等为谴责文学，实际上皆重在揭露社会上的黑暗面，唯前者较为含蓄，后者更为露骨而已。其他小说也都以不同形式反映着人民的看法。如《子不语》第九卷有一篇《地藏王接客》，以鬼魂之见闻写阴司地府之唯重势利，以暗示当权者的势利熏心。又同卷《真龙图变假龙图》，写以主观断事之清官枉杀良民，以致人民编成歌谣：“瞎说奸夫害本夫，真龙图变假龙图，寄言世间司民者，莫恃清官胆气粗。”到《老残游记》中，便特写了一个玉贤和一个刚弼，实际上是不通达情理的愚贤（同时影射了曹州知府毓贤）和刚愎，都是以清官之名为坏人所利用，造成了更大的冤案。
二、小说野史所表达的重大社会问题
小说野史所记者多为发生于民间的实际问题，虽然不免有渲染夸张之处，其基本事实，确有所据，这个优点是官修史书所不及的，下面列举的是几个实例。
明代中期发生了正德年间的河北农民大起义，起义的规模很大，几乎颠覆了明王朝。起义发生的原因，《明史》说是文安人刘六、刘七并骁悍，捕盗有功，刘瑾家人梁洪索贿不得，诬之为盗，因而被迫造反。（《明史》卷一八七《马中锡传》）很显然这不是根本原因，原来农民租税负担既重，更长期为里役所苦，遇上荒年，弱者唯有逃亡，强者便不免揭竿而起了。《石点头》中的《王本立天涯寻父》一篇讲里役之害最清楚。
文安县地近帝京，差役繁重，户口日见贫耗。王珣因有这几亩薄产，报充了里役，民间从来唤作累穷病。何以谓之累穷病？假如常年管办本甲钱粮，甲内或有板荒田地，逃亡人丁，或有绝户，产去粮存，俱要里长赔补。这长流苦尚可支持，若轮到现年，地方中或遇失火失盗，人命干连，开浚盘剥，作夫当夜，事件多端，不胜数计，俱要烦累现年。然而一时风水紧急，事过即休，这也只算作零星苦，还不打紧。唯挨着经催年分，便是神仙也要皱眉。这经催乃是催办十里钱粮，若十甲拖欠不完，责比经催，或存一甲未完，也还责比经催。其间有那奸猾乡霸，自己经催年分，逞凶肆恶，追逼各甲，依限输纳。及至别人经催，却恃凶不完，连累比限。一年不完，累比一年，一月不完，累比一月，轻则止于杖责，重则加以枷扭。若或功令森严，上官督责，有司参罚，那时三日一比，或锁押，或监追，分毫不完，却也不放。还有管粮衙官，要馈常例，县总粮书，歇家小甲，押差人等，各有旧规。催征牌票雪片交加，差人个个如狼似虎，莫说鸡犬不留，那怕你卖男鬻女。总是有田产的人，少不得直弄得灯尽油干，依旧作逍遥百姓，所以唤作累穷病。这一段话对于明代农民所受的苦难，说的很细致。王珣因此被迫逃亡。其幼子王本立（名原）长大后，出门寻父，走到山东田横岛，见到田横庙十分破败，询问土人，土人说：“客官有所不知，这庙宇当初原十分齐整，香火也最盛，连年为赋役繁重，人民四散避徙，地方上存不多几户，又皆穷苦，无力整理，所以日就败坏。”王原听罢，别了土人，一头走一头叹道：“只道止有我爹避役远出，不想此处亦然。若论四海之大，幅员之广，不知可有不困于役的所在？噫！恐怕也未必。”小说用这段话作补充，说明这是当时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而文安县是更为严重的地方。
里役原与赋役相伴而生，统治者以赋役榨取农民血汗，里役更为之雪上加霜。在赋役稍轻时，实惠为乡里恶霸所得，农民依旧受苦；在赋役加重时，农民便无法承受了，再加上天灾人祸，农民只有走上起义之途。正德年间的河北农民大起义和明末的陕北农民大起义，都是这样发生的。
“盗贼”是一个很不好的名号，如作实质分析，可知名为盗贼者，不必真为盗贼，而真为盗贼者，反不负盗贼之名。《拍案惊奇》卷八《乌将军一饭必酬》篇中率直地指出：
话说世人最怕的是“强盗”二字，作个骂人恶语。不知这也只见得一边，若论起来，天下那一处没有强盗？假如有一等作官的，误国欺君，侵剥百姓，虽然高官厚禄，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作公子的，倚靠着父兄势力，张牙舞爪，诈害乡民，受投献，窝赃私，无所不为，百姓不敢声冤，官司不敢盘问，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作举人秀才的，呼朋引类，把持官府，起灭词讼，每有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的，难道不是大盗？只论衣冠中尚且如此，何况作经济客商，作公门人役，三百六十行中人，尽有狼心狗行，狠似强盗之人在内，自不必说。所以当时李涉博士遇着强盗，有诗云：“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相逢何用藏名姓，世上于今半是君。”这都是叹笑世人的话。
这段话说的非常痛快，指出了不负盗贼之名而有盗贼之实的那些人。下文又说：“这绿林中，也有一贫无奈，借此栖身的；也有为义气上杀了人，借此躲难的；也有朝廷不用，沦落江湖，因而结聚的。虽然只是歹人多，其间仗义疏财的，倒也尽有。”这又指出了负有盗贼之名而无盗贼之实的一些人。这篇小说写的乌将军，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二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七卷《伪汉裔夺妾山中》，在入话部分借张齐贤之口说：“世人不识诸君，称呼为盗，不知这盗非是龌龊儿朗作得的。诸君多是世上英雄，小生也是慷慨之士，今日幸得相遇，便当一同欢饮一番，有何彼此？”这与李涉的态度完全一致。又第三十九卷《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中写的那位神偷侠盗——懒龙，也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文末说：“似这等人，也算作穿窬中大侠了，反比那面是背非，临财苟得，见利忘义，一班峨冠博带的不同。况兼这番神技，若用去偷营劫塞，为奸作牒，那里不干些事业？可惜太平之世，守文之时，只好小用伎俩，供人话柄而已。”怀有真实才能的人不得其用，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小说中不少这样值得同情的人物，《喻世明言》卷三十九《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写南宋初年一位准备抗金的人被诬为盗，以致逼成反叛，此事见于宋人笔记《桯史》卷六，正是在这样矛盾中牺牲的一个好人。
历代的农民起义，在官修的史书中，照例被说成为盗贼，在小说中则透露了实情。南宋初年在福建发生的范汝为起义，是一次比较重要的农民起义，《警世通言》卷十二《范鳅儿双镜重圆》一文写其初起时的情况：
建州饥荒，斗米千钱，民不聊生，却为国家正值用兵之际，粮饷要紧，官府只顾催征上供，顾不得民穷财尽。常言巧妇煮不得无米粥，百姓既没有钱粮交纳，又被官府鞭笞逼勒，禁受不过，三三两两，逃入山间，相聚为盗。蛇无头不行，就有个草头天子出来，此人姓范名汝为，仗义执言，救民水火，群盗从之如流，啸聚至十余万。可见所谓“群盗”，正是“一贫无奈，借此栖身”的善良人民。
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尤其是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从《诗经》的《谷风》、《氓》、《中谷有蓷》等篇，到汉乐府的《上山采蘼芜》、《孔雀东南飞》等篇，历代不知有多少反映这种情况的文学作品。在明代的小说中，更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写得也更为明快细致。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满少卿饥附饱扬，焦文姬生仇死报》一篇中，开头就说：“话说天下最不平的，是那负心的事。……那负心中最不堪的，尤在那夫妻之间，盖朋友内忘恩负义，拼得绝交了他，便无别话，唯有夫妻是终身相倚的，一有负心，一生怨恨，不是当耍可以了帐的事。”下文有一段更详细的说明：
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作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人道他薄幸负心，作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稍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这些话只就夫妻之间的关系而言，女方已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如从全面的社会关系而言，女方所受的耻辱困难，更是屈指难数。仅以《三言》、《二拍》为例，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明言》卷二七），《简贴僧巧骗皇甫妻》（《明言》卷三五），《玉堂春落难逢夫》（《通言》卷二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通言》卷三二），《王娇鸾百年长恨》（《通言》卷三四），《卖油郎独占花魁》（《恒言》卷三），《李玉英狱中诉冤》（《恒言》卷二七），《蔡瑞虹忍辱报仇》（《恒言》卷三六），《甘受刑侠女著芳名》（《二刻》卷十二），《郑蕊珠鸣冤完旧案》（《二刻》卷二五）等篇，都是情节较为突出的，尤以李玉英、蔡瑞虹等事，读之令人发指。甘受刑之侠女为南宋名妓严蕊，其事见于宋人笔记《齐东野语》等书，使其受难者竟为理学大师朱熹，无形中揭穿了理学的伪面孔，其意义更为深远。金玉奴、玉堂春、杜十娘等事迹成为戏剧中的好题材，到现在舞台上仍然可以看到她们的形象。
上面提到的三个问题，里役之害民，“盗贼”的实质，妇女地位的低下，都是旧社会中极重要的问题，在封建统治时代自然无法解决。在人民的心目中早已看得清清楚楚，现实方面既然无法解决，便惟有用小说的形式予以揭露了。
三、小说野史所表达的一般社会问题
在封建社会中，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之外，更有许多特殊发生的问题，为害性也很大。主要是某些人假公济私，利用各种条件，达到陷害人民的目的。在小说中着意写的有简尸一事。就立法本意说，在判断人命案件时，简尸是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的，实际上则有许多法外的枝节，非当事人所能承受，尤其是贫者与富势之家发生争执的时候，贫者必然要吃很大的亏。在《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篇《行孝子到底不简尸》（卷三一），特别说明了简尸之为害：
今法，被人殴死者，必要简尸，简得致命伤痕，方准抵偿，问入死罪，可无冤枉，本为良法。自古道：“法立弊生。”只因有此一简，便有许多奸巧作出来。即把人命图赖人的，不到得就要这个人偿命，只此一简，已够奈何着他了。你道为何？官府一准简尸，地方上搭厂的就要搭厂钱，跟官、门、皂、轿夫、吹手多要酒饭钱，仵作人要开手钱、洗手钱，至于官面前桌上要烧香钱、朱墨钱、笔砚钱，毡条坐褥俱被告人所备，还有不肖佐贰要摆案酒，要折盘盏，各项各色甚多，不可尽述。就简得雪白无伤，这人家已去了七八分了。就问得原告招诬，何益于事？所以奸徒与人有仇，便思将人命为奇货。官府动笔判个“简”字，何等容易，道人命事应得的，岂知有此等害人不小的事？除非真正人命，果有重伤简得出来，正人罪名，方是正条。然刮骨蒸尸，千零百碎，与死的人计较，也是不忍见的。律上所以有“不愿者听”及“许尸亲告递免简”之例。……岂知世上惨刻的官，要见自己风力，或是私心嗔恨被告，不肯听尸亲免简，定要劣撅作去，以致开久殓之棺，掘久理之骨，随你伤人子之心，堕旁观之泪，他只是硬着肚肠不管。原告不执命，就坐他受贿。亲友劝息，就诬他私和。一味蛮刑，打成狱案，自道是与死者伸冤，不知死者惨酷已极了。这多是绝子绝孙的勾当！流氓与恶官借简尸加害于死者及其亲人，明为公正执法，实为害民的虐政，作者详叙其情后，竟忿怒地骂起来了。“法立弊生”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好事常常变成坏事，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假公济私以残害人民的另一个恶毒方式，是买嘱被捕获的盗贼诬攀所要陷害的人为同伙或窝家。小说中这样的例子甚多，如《醒世恒言》第二十卷《张廷秀逃生救父》，其父张权就是被诬攀入狱的，张廷秀经历了许多困难，最后考中进士，作了官，才解救出来。《石头点》卷十二《侯官县烈女歼仇》，烈女申屠希光之夫董昌，为坏人买嘱海盗，诬攀入狱杀害，陷害者的目的在诱骗希光，希光探知其情，于迎亲之夜，杀死仇人而后自杀，其事极为壮烈。《二刻拍案惊奇》第十五卷《顾提控椽居郎署》，记卖饼的江溶被海盗诬攀为窝家，幸得顾提控仗义执言，力为辨诬，方逢凶化吉，平安无事。这种情况在明代是很常见的，不知有多少善良的人民死在这样恶毒的陷害之下了。
族人争产，流氓光棍从中挑拨搬弄，也是常见的社会问题。《二刻拍案惊奇》卷十《赵五虎合计挑家衅，莫大郎立地散神奸》，揭露了流氓的诡计恶行。被谋害人家姓莫，莫翁已有二子，又与家婢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后此婢带孕出嫁，生得一子。莫翁死后，流氓挑拨婢家以此子吊丧为名，勒索其家产。莫大郎为莫翁长子，乘婢生之子吊丧时，认其为弟，使光棍们失去了把柄。家人不解此理，莫大郎说：
我家富名久出，谁不动火？这兄弟实是爹爹亲骨血，我不认他时，被光棍弄了去，今日一状，明日一状告将来，告个没休歇，衙门人役个个来诈钱，亲眷朋友人人来拐骗，还有官府思量起发，开了口不怕不送，不知把人家拆到那里田地！及至拌得到底，问出根由，少不得要断这一股与他，何苦作成别人家去。所以不如一面收留，省了许多人的妄想，有何不妙？众光棍一计不成，又施一计，要诈婢生之子一千两银子，也被莫大郎识破打消了。
流氓光棍造成的社会问题，除上举者外，还有很多。如以烧丹炼银求仙之术设局骗取贪财富翁的金银，（《初刻》卷十八《丹客半泰九还，富翁千金一笑》，《二刻》卷十八《甄监生浪吞秘药，春花婢误泄风情》）僧尼寺庵常为诱骗妇女失节的魔窟，（《恒言》卷三九《汪大尹火焚宝莲寺》，又卷十五《赫大卿遗恨鸳鸯绦》）虚设美人局骗取好色之徒的财物，（《初刻》卷十六《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陆蕙娘立决到头缘》，《二刻》卷八《沈将仕三千买笑钱，王朝议一夜迷魂阵》，又卷十四《赵县君乔送黄柑，吴宣教干偿白镪》）诸如此类，受害者虽为咎由自取，实际表明了人际关系的险诈，主要还是社会问题。其中情节比较曲折复杂，为一般史书所不载，而小说则能畅所欲言了。
四、小说野史所反映的举业和史书等问题
科举制度支配祖国在千年以上，多少士人的精神才智被其吞噬，甚至导致精神失常。《儒林外史》中所写的周进、范进，中举前后的怪象丑态，确是很典型的。其不幸落第者，数量更多于得中者，其表现也更为可悯。《聊斋志异》卷十八《王子安》篇，以“异史氏曰”的形式写得极为生动，其文如下：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闱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之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而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苦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周进、范进、王子安等未必实有其人，所写情况却是非常真实的。而同样为科举入仕者，进士与科贡则有高下之分。《警世通言》第十八卷《老门生三世报恩》，借老门生鲜于同之口说：
如今是个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谁说他胸中才学？若是三家村一个小孩子，粗粗里记得几篇烂旧时文，遇了个盲试官，乱圈乱点，睡梦里偷得个进士到手，一般有人拜门生，称老师，谭天说地，谁敢出个题目将带纱帽的再考他一考么？不止于此，作官里头还有多少不平处。进士官就是个铜打铁铸的，撒漫作去，没人敢说他个不字。科贡官，兢兢业业，捧了卵子过桥，上司还要寻趁他。比及按院复命，参论的但是进士官，凭你叙得极贪极酷，公道看来，拿问也还透头，说到结末，生怕断绝了贪酷种子，道：“此一臣者，官箴虽玷，但或念初任，或念年轻，尚可望其自新，策其末路，姑照浮躁或不及例降调。”不勾几年工夫，依旧作起。倘拼得些银子央要道挽回，不过对调个地方，全然没事。科贡的官，一分不是就当作十分，晦气遇着别人有势力，没处下手，随你清廉贤宰，少不得借重他替进士顶缸。这段话率直地指出了科举的虚妄和仕途的不平。关于后一项，请代史学家赵翼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写了一篇《有明进士之重》（《陔馀丛考》卷十八），但他未注意小说野史中的资料，因而有所不足。关于举业，《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的那一番“高论”，可以称为绝唱。马二先生从孔子用言，杨行举作官，孟子游说齐梁，汉朝开贤良方正科目，唐朝以诗赋取士，宋朝人讲理学，到明朝重文章（实际上包括清朝），于是他得出结论：“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作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作？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第十三回）《警世通言》和《儒林外史》这两段话确是极深刻的。
《儒林外史》第四十回写立下战功的萧云仙和文士武书的对话，揭露了官修史书的弱点：
萧云仙拿出一个卷子递与武书，道：“这是小弟半生事迹，专求老先生大笔，或作一篇文，或作几首诗，以垂不朽。”武书接过来，放在桌上，打开看时，前面写着“西征小纪”四个字，中间三幅图；第一幅是“椅儿山破敌”，第二幅是“青枫取城”，第三幅是“春郊劝农”，每幅下面都有逐细的纪略。武书看完了，叹息道：“飞将军数奇，古今来大概如此，老先生这样功劳，至今还屈在卑位，这作诗的事，小弟自是领教，但老先生这一番汗马的功劳，限于资格，料是不能载入史册的了，须得几位大手笔撰述一番，各家文集里传留下去，也不埋没了这半生忠悃。”对话指出官修史书抹煞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对所谓“正史”的一针见血的批判，同时表明了“野史”存在的必要性。
《醉醒石》第二回《恃孤忠乘危血战，仗侠孝结友除凶》，记载明初罗源县贼陈伯祥、王善、张破四等杀了进剿的连江巡检刘濬，濬子刘琏请求官军增援遭拒，于是联合友党，设计打入敌人内部，一举消灭了贼寇。书中最后写了这样一段话：
众人将他前日父亲死节，与近日刘琏设谋擒贼，写了呈子，申呈本府。本府前日不敢挑衅，到此敢于居功，就出文书转申，带一句“又得本府夙练乡勇协力”，扯到自己身上。行省具题，也带句道，“本省严饬守御，贼已潜处山林，不敢猖獗。”后边道，“此皆圣上天威，诸臣发
，而该府训练之功亦不可没也。”这也是积套。好个“积套”，我们看官修的史书，有多少事件是按照这个积套写的。真正出力建功的人，不仅在论功行赏时要排在后面，甚至不能入号，在史书记载中自然不着一字了。官修史书的这个缺陷，幸有野史可以补救，小说野史的作用，能不受到重视吗？
五、小说野史资料的开发运用
野史的范围很广泛，小说中所见的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笔记杂录占有更大的分量。清代以来，治史者已多用笔记杂录为考订史书史事的依据，到近代尤为学者所重视，如火药、造纸、印刷等古代文物的发明，莫不求之于古人的笔记杂录中。小说的文学性较强，向来与笔记杂录分别看待，其实小说称为稗史，即已表明其具有一定的史书性质。明王圻取历代笔记杂录有关史事者，编为《稗史汇编》一百七十五卷，称之为“稗史”，已视同小说。《儒林外史》以“外史”为名，其义与稗史相当。《聊斋志异》用传记体，附论自称“异史氏”，自居为一种特殊的史家。明清时期的短篇小说，多涉及各种社会问题，确是一项重要的历史资料宝库，而治史者至今尚未能充分利用，是最可惋惜的。
民间的风俗惯例等，时间相去既远，多有变化，在当时极平常的事情，到现在其真相却难以了解。如封建时代的小本经商者，到某地须认定主家，以后便可以世代来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明言》卷一），《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同上卷二八）等篇都记载了有关的情况。在近代，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仍保持着这种习惯，在较为闭塞的藏民地区，前往经商者首先要认主家曰“接茶”，否则无法进行交易，正是一种极现实的历史资料。又如泉州是古代对外通商的主要口岸，而外商多为波斯人，《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这一篇提供了一些可贵的资料。
有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史书只有笼统的记载，在小说中则有细致的叙述。如倭寇为害于闽浙等地，在《喻世明言》卷十八《杨八老越国奇逢》，《醉醒石》第五回《失热血世勋卫国，全孤祀烈妇捐躯》，这些篇中所写的倭寇侵扰和官兵乘乱害民，都十分真切。
时代不同，人们的思想意识有很大的变化，过去认为正确的，如绝对性的臣忠于君，奴忠于主，以及强烈的宗族观念，后嗣观念等，当日誉为精华，今日则不免视为糟粕。但其强调正义，公平合理，与人为善，谴责邪恶，否定淫乱，同情受害者，在今日也都是应肯定的美德，从全面来看，究意为可取者多。神而明之，臭腐可以化为神奇，何况尚非臭腐可比者。总之，小说野史是史学上一处尚待开发的矿区，不应长此弃置下去，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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