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英、美三国科技、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关系论文,国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5X（2000）03—0046—05
日、英、美三国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科技大国和教育大国，但三国在20世纪后50年的经济增长状况却有很大差异。 日本从1950 年到1970年的20年间，创造了日本奇迹，经济增长速度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1倍，领先于美、英，70年代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到了90年代， 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慢于日、美，但在90年代超越了日本。美国经济自1950年起保持平稳增长，90年代在知识经济的刺激下超常发展，并超过世界平均增长速度0.4个百分点，这是50 年来前所未有的。造成日、英、美在20世纪后50年中经济增长状况差别的原因很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原因在于三国科技与教育的发展模式不同。
一、20世纪后5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回眸20世纪的世界经济，人们不难发现，后50年的增长速率远远超过前50年。后50年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了3.4%，而前50年中， 增长最快的20年代也仅为3.5%，其余诸年在1.5%上下徘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20世纪后50年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是一个在世纪之交值得人们深入思索的问题。对于20世纪下半叶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有人归结为技术进步、储蓄增加和世界经济全球化，也有人归结为未爆发世界大战的和平国际环境。这些看法都有很多合理之处，但是必须明确，20世纪后50年，世界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自科技和教育。
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新兴产业的兴起和传统产业的改造。当代科技和教育的一系列重大飞跃，不仅开拓了许多新兴的产业领域，而且使传统产业的面貌也焕然一新。新兴产业的崛起与传统产业的改造，都给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倾注了巨大的活力。
新兴产业大多为高科技产业，而高科技产业则又是高科技成果的产物。本世纪中叶兴起的世界新科技革命，形成了一个高科技群。这个高科技群的成员到目前为止主要有信息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新能源技术。这些高新技术都很快就实现了产业化，从实验室走向了经济大舞台。
传统产业在高科技的作用下也旧貌换新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汽车、钢铁和建筑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三大支柱产业，这三大产业在战后又有了新的增长和扩展。战后的汽车工业自动化水平空前提高，而且不少厂家还很早就使用了机器人。日本1950年的汽车产量只有3.2万辆，1973年创造了709 万辆的记录。 全世界1950 年的汽车年产量为1048万辆，70年代猛增到2亿辆左右，增长了20倍。 钢铁工业的技术进步也十分显著，并且广泛地采用了计算机自动控制。二战后的建筑业开始推行建筑工业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建筑业还运用高科技成果，采用大量轻质高强度结构材料与高效能的保温、隔热、防水材料。高科技使传统产业在战后一扫疲态，重显青春。
由于高科技的强烈渗透，无论被称之为“朝阳产业”的新兴产业，还是被称之为“夕阳产业”的传统产业，都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据统计，美国在70年代创造的19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中，90%以上是属于“白领”的。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没有现代教育的支撑，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现代经济不可能有高速的发展。
在当今世界，抓住了科技与教育，就能占领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放松了科技和教育，就将丧失经济发展的主动权。这已成为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动向。但是，不能认为只要重视科技和教育，加大投入，提高水平，经济增长就能获得强大推动力。同为科技大国和教育大国的日、英、美，由于科技、教育发展模式的不同，经济增长的状况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因此，不仅要充分注意到二战后世界经济增长对科技和教育的依赖，还必须探索科技、教育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关系。
二、形成强烈反差的日本与英国
战后初期的日本，百业凋零，经济陷于瘫痪和崩溃的边缘。据日本政府经济安定本部估计，日本的国有资产因战争而遭受的损失总额达992亿日元，约为1944年国家财富总额的35%，1946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发动侵华战略（1934～1936年）前的62%。日本当时不得不吞下军国主义酿成的这杯苦酒。195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比印度还低，然而1955年日本经济就全面地恢复和超过了战前和战时的最高水平。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1967年压倒了英国和法国，1968年又追上西德，跃升为世界第三位，直追苏联和美国。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曾在世界经济中独占鳌头近百年。1820年，英国的工业生产总额占到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一半左右，1870年的比例还高达三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但由于家底丰厚，实力仍很强大，虽不能与美国匹敌，但直到1960年国内生产总值还大于法国和日本，与西德相当。不料10年后，英国就下降到法国的85%，西德的76%，日本的72%。进入80年代后，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及日本的一半。英国的综合国力已由1949年的世界第3位（仅次于美、苏）， 退居到1989年的世界第7位（排在中国之后）。
从战后到1973年，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达9.8%， 而英国仅为7.7%，两者竟相差2.1个百分点。日本和英国同为资本主义国家， 所处的社会制度和面临的困境大体相似，并且战后英国经济发展的起点和基础都大大优于日本，半个世纪后，日本却把英国远远地抛到了后面。据预测，到2000年，日本GDP占全世界的份额达13.2%，而英国仅为4.3%。
日本经济的起飞与英国经济的衰退都有十分复杂的原因。
日本在二战后进行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方面的重大调整，解散了财阀，实行土地改革和劳动立法，还采取了一系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同时，美国也从多方面为日本经济输血，还让日本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发了两笔横财。这些因素固然都很重要，但都属于一时起作用的因素，真正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持久影响的是科技和教育。
二战后，日本形成了重应用、高投入的科技发展模式。据估计，战后初期日本的科技起码比欧美落后20年。经过50年代的大举引进、60年代的消化吸收和70年代的自主开发，日本在科技领域的状况大为改观。1980年，日本政府正式提出“技术立国”的方针，并在80年代进入了独创研究的新阶段。
无论是大举引进还是消化吸收，无论是自主开发还是独创研究，日本科技的重点始终放在应用上，并能迅速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经济服务。日本的基础研究成果并不显赫，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寥若晨星，但日本的专利登记数却早在70年代初就跃居世界首位。1987年，日本国内专利申请约34万件，而同年美国只有13万件，英国则更少仅为3万件。不仅如此， 日本还具有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惊人能力。日本的炼钢技术原本十分落后，后引进了奥地利的氧气顶吹炼钢技术、法国的高炉吹重油技术、美国和苏联的高炉高温高压技术、西德的熔钢脱氧技术、瑞士的连续铸钢技术、美国的带钢轧制技术，博采各家之长，形成了世界第一流的独特的钢铁技术体系。技术的领先很快就引来了产业的崛起。1972年，日本生产每单位钢材所需成本只相当于美国的70%，1969年，日本一座高炉的生铁日产量达2723t，高出美国将近2倍，1976年，全世界有16座炉内容积在4000m[3]以上的超大型高炉，日本一家就占了11座。1974年，日本拥有氧气顶吹转炉46座，生产能力压倒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日本科技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科研经费增长速度迅猛。1970年，日本的科研经费约为美国的1／8，至1980年就达美国的1／3，到1990年已是美国的2／3，约等于英、法、德三国之和，并超过了苏联，1994年，美国研究与开发投资达1730.2亿美元，占GDP的2.61%。 为在这方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日本的研究与开发投资1996年比1995年增加3.1%， 达15万亿日元，占GDP的3%。科技上的高投入使日本赢得了经济上的高产出。1950～1981年，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20倍，而英国只提高了1.7倍。1988～1989年， 日本每百万美元国内产值的能源消耗换算成石油为158t，英国则高达452t（中国竟要1913t）。
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开始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经过百年努力，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教育大国。80年代初，日本的高中升学率达到94%，大学升学率达到37%左右。按总人口计算，每10人中有1个大学生， 按就业人口计算，每5个人当中有1个大学生。日本在70年代中期已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就是大学教育也进入了“大众化阶段”（美国社会学家M·特罗根据大学升学率将大学教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大学升学率在15%以下为“精英阶段”，介于15%与50%之间为“大众化阶段”，超过50%为“普及阶段”）。有人曾这样来形容日本大学之多，凡火车站有卖盒饭的城市必定有大学（日本的火车快车停车站必有卖盒饭）。如此发达的教育，不仅为日本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而且也造就了一大批科技人才。从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初，日本职工人数增加了15%，科学工作者却增加了100%以上。据1983年统计， 日本每千人当中的科研人员的人数已达287人，超过了美国的相应比例。 无怪乎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破天荒地提出在人才培养方面“要向日本学习”。
日本的教育极为注重面向经济培养实用型人才，这一点与日本的科技发展可谓同工异曲。在日本的大学生中，学工的是学理的6倍， 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只占总数的17.9%。除普通教育外，日本还有相当发达的企业自办的职业技术教育。日本政府把发展教育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环节。1960年，池田内阁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明确指出：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提高人的能力”，“而要提高人的能力，就必须提高全体国民的教育水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日本对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日本的教育费用增加了37.6倍，而同期美国只增加了5倍，英国也仅增加了9倍。1980年，日本教育费用的绝对金额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教育的迅猛发展， 为日本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二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抓住教育不放。
二战后，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低于日、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与英国战前发展经济的优势不复存在有关。曾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往昔拥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成了英国的廉价原料供应地和剩余商品的倾销地。二战后，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对英国的经济构成了沉重的打击。但这只是造成英国经济衰落的外在原因，而从深层延缓英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则是科技与教育上的失误。英国未能像日本那样运用科技与教育来加速经济的发展，相反却使科技与教育在相当程度上游于经济之外。
科技在英国的发展，历来有学者与工匠两个传统。牛顿与瓦特是这两个传统的代表。二战后，英国科技的发展，重牛顿轻瓦特、重基础轻应用的倾向十分突出。从1901年到1987年的86年间，英国获3 项诺贝尔奖（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的人数达63人，是同期日本（5 人）的12.6倍。然而，硕果累累的基础研究并没有带动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相应发展，更没有带来经济的繁荣。1997年，英国的专利申请件数不足日本的1／10（1／11.3）。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1968年比1955年增长1.4倍，日本同期却增长3.5倍，英国只及日本的40%，连一半都不到。科技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生产力，使英国的经济犹如龙钟的老人，不仅步履艰难，而且苍白无力。
英国的教育也不尽人意。虽然英国拥有剑桥、牛津那样的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但劳动力大军的素质远远低于日本。英国的教育注重英才而忽视普及。英国造就了相当一批科技界的精英，然而升高中的升学率在70年代还只有50%左右。英国偏重培养理论人才，在大学生中学理科的要比学工科的多一半，英国教育的这种状况，大大影响了它为经济增长作出应有的贡献。
日、英两国发展科技与教育的模式，对各自的经济增长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三、独具一格的美国模式
与日、英不同，美国的科技与教育具有自身的特色。这种独具一格的发展模式，使美国的经济增长也有别于日、英两国。
美国发展科技注重网罗人才和技术创新。二战期间乃至战后，美国以工作条件安定（免受战乱之苦）、仪器装备精良、学术环境宽松、物质待遇丰厚等优势，吸纳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学者。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控制论开拓者维纳，系统论创立人贝塔朗菲，荣获诺贝尔奖的数位美籍华人，等等，都是外国移民。精英荟萃的美国科技界，站在当代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搞出了大量尖端成果。在美国，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能被迅速应用于生产，转化为具有经济意义的技术创新。美国在技术创新上堪称世界之最。由爱迪生、富兰克林开创的技术创新传统，在二战后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代文明的许多成就都出自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创新大国的美国，往往另辟溪径，不断淘汰、更新成熟技术。正当日本投入数千亿美元搞模拟信号传输的高清晰度彩电时，美国创新出数字彩电，从而把模拟彩电逐步淘汰出局。正当日本将传真机改进得尽善尽美时，美国创新出网络，使传真机最终将失去用武之地。这样的创新能力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日本经济起飞后出现严重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在于技术创新能力的不足。技术创新跟不上，经济增长就缺乏后劲，也不能形成新的增长点。美、日在技术创新上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发达的科技需要发达的教育为基础。美国的教育不仅以发达闻名于世，而且形成了独特的模式。美国教育既重视英才，也重视普及；既重视适令，也重视终身。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联名签署发布的《符合国家利益的科学》（《Science
in
theNationalInterest》）的报告中，提出了5个战略目标， 其中后两个战略目标分别是“造就21世纪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和“提高全体美国人民的科学技术素养”。1997年，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重申了教育的3 个基本目标，即8岁能读会写、12岁能上英特网、18岁能上大学（College），同时又强调了实施终身教育。美国政府近年提出的这些目标，反映了美国教育向全方位推进的特色。90年代以来，美国每年用于知识的生产及其传播的开支约占GDP的20%，其中教育占10%，在职培训占5%，研究与开发占3%～5%。1983 年， 美国国家及地方财政的人均教育支出达965美元，几乎是位居第2的日本的1倍。如此高额的教育投入， 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全面推进、高额投入造就了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教育。
正是由于美国的科技和教育既不同于急功近利的日本，也不同于崇尚理性的英国，使得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形成了自己的轨迹。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增长比较平稳，未出现大起大落。90年代后，美国经济创造了辉煌，在增长速度上达到2.2%，不仅超越了日本（0.5%），而且超越了世界平均值（1.8%），这是50年代后从未出现过的状况。 目前，美国的失业率是197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通货膨胀率也降到了30年来的最低点，1998年，美国还摆脱了连年巨额财政赤字的困扰，出现了财政盈余。从1991年开始，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未出现衰退，并有望创出战后最长的经济增长期。这就是美国上上下下津津乐道的“新经济时代”的景观。美国的新经济主要是知识经济造就的，它的出现与美国的科技、教育的发展模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四、日、英、美三国模式评析
日、英、美三国科技与教育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不同时期各有千秋，这与世界经济增长特点的演变有关，也与科技，教育的发展模式有关。
二战前，世界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资本积累，战后经历了由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并重到以技术创新为主的演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50年代是40%，70年代达到60%，80年代进一步上升为80%。
日本奇迹的出现，是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双重作用的结果。1992年，日本每个工人的机器设备存量相当于美国的101.5%， 这说明日本在追赶美国的过程中，资本积累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虽然在技术创新上与日本相比具有明显优势，但由于物质资本仍举足轻重，所以在经济增长上不敌日本。80年代，日本资本大举进军美国，不仅买下美国的企业，地产，还收购了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和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大有买下美国之势。但是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陷入严重的困境。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很复杂，但从科技与教育的角度考察，不难发现日本过于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形成了制约。日本的科技不谓不发达，但重点放在了结构综合型、功能移植型和局部革新型等“短、平、快”的技术创新上。日本的教育也不谓不发达，但重点放在了提高劳动力素质上，忽视了从事基础研究的顶尖人才的培养。这种模式在技术创新不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时期能发挥明显的作用，但在以技术创新为主的90年代就注定要落伍。无怪乎到了9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不仅落后美国，而且落后英国。日本模式有其合理之处，但也不无教训。
英国科技与教育的发展与经济脱节，是一个很大的失误。90年代，英国经济增长速度对日本的超越，主要是日本的衰退引起的，并非出现了“英国奇迹”。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科技、教育的发展模式与90年代经济增长特点的某种适应。但无论如何，科技与教育不能钻进象牙塔，要面向经济，为经济服务。知识经济的崛起，使经济增长演变为技术创新主导型，物质资本的作用正在减弱，人力资本的作用日益凸现。在这个背景下，基础雄厚的英国科技与教育只要紧密结合经济，必定能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大有作为。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科技与教育。这个宝贵的优势对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说90年代前这种优势发挥得尚不够充分的话，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它的作用就无可比拟。所谓知识经济，即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定义）。这个对应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新经济形态，表征着社会生产力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飞跃。新一代社会生产力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知识，而知识的创新要靠科技的突破，知识的获取要靠教育的传播。美国的科技与教育既面向经济，又超前经济，这就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保持领先创造了必要条件。美国之所以在原理独创型技术创新上成为带头羊，同时又不乏高素质的劳动力，缘于其科技与教育的独特发展模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英、美三国二战后科技与教育的不同发展模式，值得我国借鉴。对中国来讲，无论搬用哪国模式都不可取。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像我国这样一个穷国、大国，在发展科技与教育的过程中，会遇到日、英、美不存在的许多困难。我国只能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但不管怎样，有一点应该肯定，我国的科技与教育事业要顺应世界经济增长的趋势和潮流，使之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在短时间内，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不可能发展到像美国那样的发达，甚至不具备日本、英国那样的实力。但是，中国具有社会制度方面的优势，具有民族凝聚力，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优势，必定能探索出一个更适合促进经济增长的有特色的科技与教育的发展模式。在过去的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奇迹。展望21世纪，中国的经济在科技与教育的有力推动下，将迸发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实现历史的超越，再铸中国的辉煌。
[收稿日期]2000—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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