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模，不是简单的好人好事
胡志强
《工会博览》杂志记者
学者王国龙在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山东解放区的民众动员研究》中重点考察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山东解放区的民众动员，分析了民众动员的背景、基础、历史进程、动员方法以及评价等内容。[9]
每年我们都会组织劳模荣誉称号获得者的集体巡回演讲，目的是让更多的劳动者认识劳模，学习劳模，但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在诸多的劳模演讲活动中，劳模们向听众介绍自己事迹的时候，大多偏向自己做过哪些感人的、无私忘我的是工作，较少涉及劳模们所特有的劳动观念、劳动之于社会的意义、以及在不同时期他们如何调整自己去适应社会的变化等问题。缺少了这些涉及劳动和劳动者观念的内容，我们听到的巡回演讲，更像是一场场好人好事的报告会，这似乎让我们觉得缺少点什么。
仅就我个人采访过的劳模看，劳模们之所以在和别人一样的工作岗位上做出虽不完全迥异于别人，但确实在很高的程度上超越同事、同行的贡献，绝非仅仅由于他们有一颗常人都可具备的好心和善良，而是他们往往比一般的劳动者更具社会远见、洞识，特别是在一些很前沿的科技工作岗位上，他们甚至就是那些最具世界视角，且有能力又敢于在自己的岗位上 “为人先”的人。
深入了解之后，我们可以知道，很多普通岗位上的劳模的所思所想，也大多与人不同，在众人眼里很是普通的事情，他们总有一个更高的层面认识和工作的态度。比如，小学教师郑丹娜，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放到了国民素质养成的高度，把小学教育看作是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基石来对待，才有了她那一套独特的 “全接纳，慢引导”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一个国企的年轻董事长柳浩，在近几年企业转制、市场变化多端的时候，以一个技术干部的身份几乎是只身闯进了让她眼花缭乱的市场中，她说，“市场的严酷不是给哪个人准备的，是大环境。我喜欢，我不怕。”
郑丹娜和柳浩都没想过把自己的工作做成好人好事，然后在巡回演讲中说出来，让人家去学。忘了是哪位接受采访的劳模曾经对我说： “什么叫好人好事？怎么定义？就说雷锋吧，大家都说他做的是好人好事，实际上，雷锋的骨子里是螺丝钉精神，是有一份热发一分光。要是简单定义为好人好事，是肤浅的认识。”
李景星在《史记评议》中对此大加赞赏，他说“天地日月，难以形容；圣如孔子，亦难以形容。孟子称为圣之时，已是创论。而史公世家，更称之为至，尤为定评。自是之后，遂永远不能易矣。”[2](P141)可见，司马迁对孔子推崇备至。司马迁把孔子放到“至圣”的崇高地位，反映了他评价历史人物的独到眼光，也反映了他对孔子的深刻认同。司马迁首先称孔子为“至圣”，把孔子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在《史记》中司马迁又是怎样表现他对“至圣”孔子的关注呢？
这个劳模的观点让人深思！
首先， “好人好事”这种观念，放到劳模身上，实在是太过肤浅了。 “好人”这个概念是很难以界定的，比如好心做坏事。好事呢？同样也难以界定，比如，放虎归山，到底是野生动物保护，还是任凭野兽对人构成生命威胁？所以，如何确定好人好事，要有严苛的时、空条件考量，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评说历史上封建帝王的功过是非。更近一点说，我们评选劳模的标准也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的，那就不是关于好人好事的标准。
所以，希望在今后劳模们的宣讲会上，能听到更多涉及劳动和社会观念的内容，而不是让站在讲台上的劳模仅仅因为 “奉献和牺牲”，而成为听众同情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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