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尔什维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还没有谁来书写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社会的传播与发展史。近些年来出版了大量俄国研究19世纪欧洲思想家的著作，在对俄国社会的思想影响方面，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都无法与马克思相媲美。在近乎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马克思在俄国都享有至高的权威，无论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位居其次的是列宁。长期以来，各门社会科学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才会获得自身的存在权。作为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被看作是哲学、史学、社会学以及人文知识领域唯一正确的科学。时至今日，虽然关于这一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之间是否相符合，人们仍在进行着广泛的辩论，但无可争议的是，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志，俄国走过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众所周知，作为一种现象，“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单一的，其内部包含各种不同的、有时甚至激烈冲突的政治、社会和哲学流派。例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这两大不同流派内部就又同时包含有各自不同的多样性类型。可以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既有那些直接发展了马克思思想的人，如葛兰西、柯尔施、卢卡奇等，也有那些并未完全遵循马克思的思想，但在对资本主义持否定态度这一点上同马克思保持一致的人，如倾向于新康德主义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理论家、“新左翼”思想家以及一些看似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流派。① 俄国马克思主义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列宁，还包括合法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普列汉诺夫）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亚洲国家一些政治领袖也将自身划入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毛泽东、胡志明等），这又可以称之为东方的或亚洲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虽然马克思只有一个，但“马克思主义”却有很多种。
在这方面，苏联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虽然较之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变体来讲，苏联马克思主义更为注重对马克思观点的真实再现。恰恰是在苏联产生了“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它的补充——“列宁主义者”。为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化”，苏联政权一直在进行着斗争，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或者进行部分重新理解的企图。因而，口头上赞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但在实践上如果这种发展和创造并非来自于政权本身，那就会被指责和批判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或者背离马克思主义。为了公正起见，有必要指出，为了求真，苏联政权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收集、保存和研究方面，在对他们的全集、选集和单行本的多次再版方面的确做了大量的工作，苏联的马克思学研究拥有最丰富的文献资料、物质手段、研究机构和专业技术队伍，但问题在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文本所作的诠释，总体上并未超出其意识形态。
产生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有其独特之处，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就已经被很多俄国人当作新降临的先知来看待，他不仅能够预见人类历史的未来，而且通晓人类历史的全部秘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宗教根源，西方学者也曾经作过论述，但唯独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被比作了宗教。例如，别尔嘉耶夫就曾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宗教，一种作为基督教替代的宗教；今天仍然健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卡·莫·坎托尔则指出，在马克思的学说与耶稣基督学说之间存在直接的共通之处，它们在形式上是不同的，一个是科学，另一个是宗教，但在意义上二者是相同的，作为人类历史两种不同的“范式设计”，它们在人类演化进程中相互替代。当然，在俄国人的意识当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马克思，用列宁的话来讲就是，马克思的学说“没有丝毫伦理学的气味”②。这个马克思是战斗的无神论者，是抛弃了任何幻想的唯物论者，是对自身的阶级敌人加以无情打击的革命者。
在俄国人的社会意识当中马克思的形象是双重的，体现为极端对立的两种，或者作为绝对善的化身而存在，或者作为绝对恶的化身而存在。直至今天，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仍然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的。无论是将其神化还是将其妖魔化，人们对马克思的看待总是透过“宗教—道德意识”的棱镜进行的。优先从道德立场上评价一切是俄国传统所具有的一个特点。
但重要的是，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为什么是马克思而不是别人成为人们宗教景仰和膜拜的对象？为什么恰恰是在马克思心目中并未占据中心地位的俄国，马克思的学说却成为了几代人思想和行动的路标？
在俄国（直至社会主义垮台之前），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的理论，而且是唯一正确的、其各个内在组成部分也都不存在任何错误的、通晓社会生活全部问题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曾希望终结一切形式的意识形态，用科学来取代意识形态，但与经典作家的愿望相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则多半成了一种意识形态，首先是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然后是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上，俄国人有别于欧洲人，后者能够以更为冷静和批判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态度随着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政治舞台上的出现而告终。布尔什维克不仅宣布马克思主义为自身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党垄断控制的对象，而且赋予它一种形象，这一形象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人来讲仍是唯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代表。正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所取得的局部性成就并未超出这一看法的范围。为了理解其实质，首先必须研究布尔什维主义运动的实质。
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并不应归之于马克思主义，而应归之于俄国历史和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像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批评者所做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当中寻找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源未必是正确的。布尔什维主义产生于一个面临快速实现现代化（首先是工业化）、但大多数居民尚未做好历史和文化上的准备的国家。对于这样一个国家而言，即便取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也无法依照民主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最终，这一革命迅速转向了自身的反面。布尔什维克并不是非民主国家的原因，而是非民主国家的结果。他们对民主的拒绝并不是由于意识形态偏见，而是有着极其客观的起源。就当时来讲，没有任何一种民主形式能够对俄国历史上的两个根本问题作出回答，而这两个问题，欧洲国家在建立自身的民主秩序之前就早已解决了。
第一个问题是农民问题。生活在古老的宗法制农村公社中的农民，是俄国社会的主要人口，他们构成了俄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主要障碍，阻碍了俄国向私有制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和转变。并非国家而是农村公社将俄国社会牢牢地束缚在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当中。能否以民主的方式打破农村公社的抵抗，将俄国社会引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呢？
在一个农民国家当中，由部分受过教育的城市阶层发动的反对专制制度和政治压制的斗争，要想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必须解决对于农民来讲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对土地和自身劳动产品的所有权问题。政权问题，对于农民的意义，正是取决于政权对土地问题的解决。人们对一个好的政权的评价标准并不在于它对法律和权利的重视程度，而在于它是否是一个善的和公正的政权，能否对“普通民众”的敌人予以无情的打击。对政权的道德要求——能否按照良知来进行治理比任何法律秩序都重要。显然，这里人们对政权所持的支持态度，更多地是基于对其善良意志的相信，而不是对法律的相信。以这样一种意识参与到革命进程当中去的群众，任何时候都会得出民主变革的结论。
马克思曾经设想过，如果革命发生在俄国，那么它只能是一场农民革命，离任何一种民主制度都还相距甚远。他警告说：“俄国的1793年就会来到，这些半亚洲式农奴的恐怖统治将是历史上空前的现象。”③ 由于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必然伴随大部分农民与土地的脱离，因此，这一过渡不可能是平稳的，不可能不发生流血冲突。因此，在写给维拉·查苏利奇的著名的信中，马克思曾建议俄国社会党人等待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跟在欧洲后面，绕过资本主义，在自身村社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亦即不通过资本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依据马克思的这一想法，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之后，俄国只能成为一个农业国家，成为世界的农村，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将发挥世界城市的功能。这一想法未必能令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满意。后来，斯大林以纯粹俄国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认为实施暴力集体化政策、剥夺富农要比列宁的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的新经济政策好。如果其他政党最终夺取了政权，它们又会怎样来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假设，它们会以农庄化或农场化来代替集体化（像斯托雷平时期所做的那样），但同样也会是暴力的。
第二个问题是民族问题。问题并不在于俄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在于每个民族都生活在自身的历史疆域之内，仍然保留着自身的信仰、语言、传统和文化，并没有成功地融合到一起。怎样才能使这些民族生活在一起，生活于同一个国家呢？相似类型的多民族国家的存在经验表明它不利于民主。任何民主化的尝试立即就会导致国家的解体，南斯拉夫就是个例子，在此之前，所有的欧洲帝国包括沙皇俄国也是如此。并不是每一次解体都意味着向民主的转变，最终掌握政权的往往都是一些激进民族主义的政党和运动。为保持多民族国家的完整性，在布尔什维克倡议下所形成的苏联曾经在20世纪进行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试验，但正如所显露的那样，这是一场不太民主的试验。苏联解体之后，民族问题仍然是当代俄罗斯多民族联邦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能否以民主的路径解决这一问题呢？车臣的例子提供了反证。
俄国历史上这两大未获解决的问题，使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转向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但这与马克思的学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欧洲战败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也转向了同一方向，在意大利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上台，在德国则促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产生。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即便在国家恐怖主义最严酷的时期也没有中断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那么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德国纳粹则并不想与马克思主义有任何共通之处，虽然他们有时也会支持和效法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方法。
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等运动的产生原因，人们经常会到其领袖的粗暴个性或者恶意意图当中去寻找。但对他们在不同国家——意大利、德国、俄国——几乎同时获取政权这一问题，我们又该作出何种解释呢？单纯的偶然性并不能促使他们迅速攀上高位，这些人政治上的成功固然离不开他们对权力意志的追求，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当中存在着对该派政治领袖的现实需求。
独裁者并不是依据自身的愿望获取政权。历史上的各个时期虽然都不乏对权力的觊觎者，但这些独裁者在20世纪的出现——并且不是出现在任意某个地方，而是出现在欧洲大陆——证明在这些欧洲国家形成了一种无法替代独裁体制的社会形势，除独裁体制之外已无其他选择的可能。在另一种体制之下，这些主权国家要想达到与其他战胜国同等的军事和工业发展水平恐怕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并不奇怪，这些新的独裁者并不是来自那些整日幻想着复辟旧秩序的保守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而是来自那些更为关注进步和新时代到来问题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当中。所有这些独裁者都以对自身民族、国家或劳动阶级未来繁荣和强大的关心作为自身政权合法性的证明，除此之外，他们还能用什么来诱惑那些既输掉了战争又落入贫穷破产状态之中的人们呢？任何结束民族屈辱和贫困的承诺，无论这一承诺是由谁发出的，都会比自由民主的号召重要得多。而说到俄国农民，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些农民世代所幻想的并不是宪法和法制国家，而是拥有自己的土地和过上富足的生活。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现代化通常是在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的体制下完成的。但对于一个公民社会尚未形成、中产阶级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国家而言，其现代化任务的实现也可以借助民主的手段来完成吗？对于一个不再以君主制和帝制方式存在的国家，如何以民主的方式来保持其疆域的完整性呢？那些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对者，无论是俄国的自由派、民粹派，还是在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都不能给出自己的回答。短命的临时政府证明俄国尚未对民主做好充分准备。与这些仍然停留于19世纪的政治反对者相比较，这时的布尔什维克已经是20世纪的人了。
19世纪政治信仰的主要象征是自由主义的自由思想。正是这一思想占据了布尔什维反对者的头脑。按照他们的观点，只要终结了专制体制，建立了共和制度，宣布所有人都成为俄国的自由公民，这也就足够了——剩下的一切将会自行得到解决，俄国将迎来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的时代。但是，沙皇虽然被赶走了，结果却与人们预料的完全相反——军队溃败、国家瓦解，整个社会落入到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之中。俄国社会不仅面临着军事失败的危险，而且面临着国家灭亡的危险。
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他们集中和团结在了自身党的领袖周围。该党坚决地领导着自己的国家，采取一切措施恢复社会的秩序和纪律。对这一按修会纪律建立起来的、坚如磐石般政党能力的信任构成了20世纪的政治信念。这一信仰完全符合落后国家的发展实际，对这些国家而言，它们必须找到实现自身快速现代化任务的途径和手段。布尔什维克率先制定了这一信仰的原则并将其付诸实现，从而成为了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不能说他们的胜利是偶然的和毫无理由的。即使他们采取了非民主的方式，实行了俄国传统意义上的动员式经济体制，但对于俄国的现代化而言没有人会比他们做得更多。对于他们所提出的发展模式，你可以持否定态度，但它对20世纪初期的俄国显然是唯一可行的发展模式。甚至在今天，虽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看似终结，但我们依然见证了中央集权信仰的复活。人们所谓的垂直权力系统的存在，再次证明了这一信仰的起源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俄国式的，它曾经滋养了布尔什维克。因而，只有以俄国爆发的但并未取得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为背景，才能理解布尔什维主义现象的产生和出现。
众所周知，俄国革命并不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同时也不是由单纯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完成的。自1905年起的12年的时间里，俄国共发生了三次革命。可以认为它们是各自不同的革命，也可以将它们看作同一革命的不同阶段，如同法国大革命一样。
从这一观点看，十月革命只是上世纪初俄国社会所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事件，布尔什维克不外是将这一革命引向了俄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父权主义的轨道。我写这些并不是要为布尔什维主义恐怖作辩护，而是任何革命都会伴随极端冲突和暴力情况的发生。一般来讲，不应以道德的观点去评判革命，去谴责它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革命就其本性来讲并不是法律和道德行为，而是实力的较量。暴力、恐怖、国内战争，所有这些罪恶的东西从革命的观点看都是完全合理的，它们是革命的方法。如果要谴责十月革命的话，也必须对俄国历史上的、吸引了每一代知识分子参加的全部革命运动加以谴责，同时也要对整个俄国社会历史加以谴责，因为正是它构成了这一革命运动的形成土壤。
这里重要的是，十月革命的极端性和残酷性主要是由俄国对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准备不足造成的，而不应归罪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所经历的、最终转变为许多人所敌视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命运，并不应该由马克思学说的内在缺陷和错误来解释，而在于布尔什维克采用了这一学说。他们试图借助这一学说为自身所完成的革命进行论证，论证其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但这样做由于既缺乏理论的根据也缺乏实际的根据，最终就使这一学说变了味，歪曲了其中所包含的有关未来预见的内容。
可能，布尔什维克想掀开人类历史新的一页，实现人类历史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事实上他们却是被革命进程本身推向了革命。革命是由俄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所引起的，是俄国在传统工业技术方面和社会发展方面落后于欧洲发达国家所导致的结果。欧洲国家早在自身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就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它有可能以某种另外的方式或路径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吗？列宁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当中寻找根据，使马克思主义更适合解决他所提出的任务。因此，将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相结合的“功绩”应当归之于列宁。但为什么是与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某种其他的学说相结合呢？是什么使一个农民国家相信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能够战胜资产阶级并建立新社会的观点呢？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讲，他“迷恋马克思主义”，但并不是盲目的狂热者，他不会对现实持不加分析的态度，也不会固守任何教条而影响事业。是什么使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当中看到了答案，进而破解了俄国面临的难题呢？
列宁是布尔什维党的奠基人，但他从未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或者经典作家而自居，他认为自己只是马克思的学生。列宁起到的是杰出政治实践家的作用，他将马克思的学说变为了现实——即使不是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也是在其本国的范围内。如果说马克思是思想的天才，列宁就是革命行动的天才，正如他周围人所作的评价那样。例如，托洛茨基就是这样来看待列宁的。在《俄国革命史》一文中托洛茨基写道：“马克思是《共产党宣言》、《〈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中的马克思。马克思即使不是第一国际的奠基者，他也会一直活到今天。相反，列宁则是革命行动中的列宁。他的著作不外是为他的行动所作的准备。列宁即使一部著作也不出版，他也会像现在这样被记入历史：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第三国际的奠基人。”④ 列宁似乎也同意人们对其历史作用所作的评价。他曾经讲到，马克思主义对于他并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但是，按照卡·莫·坎托尔的观点，对于斯大林而言，“作为理论家的列宁，其理论形象并不逊色于马克思。斯大林实际上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下用列宁主义代替了马克思主义。与托洛茨基、葛兰西等很多人所持的观点相反，在斯大林看来，列宁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实践，而且也是一种理论”⑤。的确，正如坎托尔所认为的那样，列宁主义“完全是另一种理论的实践，即列宁理论的实践，而不是马克思理论的实践，虽然在列宁的理论当中可以找到马克思学说的痕迹”。由列宁所诠释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布尔什维主义及其政治目标和任务的理论依据。其他的一些布尔什维克包括波格丹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以及斯大林本人在内，他们也都觊觎和追求着这样一种作用，但他们都支持将列宁作为最高的权威，作为马克思的代表。到底马克思的哪些东西吸引了列宁？
在列宁的评价当中，马克思不仅是天才的思想家而且首先是一位革命者，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家。这里，“革命”和“专政”两词构成问题的关键。对于列宁而言，恰恰是这两者的存在使俄国社会面临的任务获得了解决，而与革命和专政两词相联结的“无产阶级”一词，对列宁来讲则仅仅意味着俄国最终既不会成为一个农民国家，也不会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农民俄国只是落后的同义语，而资产阶级俄国还没有出现，等待它最终出现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在俄国，到哪儿去寻找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一成熟资本主义的产物呢？在国家还没有形成工人阶级时又何谈无产阶级专政呢？在这一点上，自认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主张在还不具备作为革命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来代替它。如果说《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是把党看作工人运动的政治组织，那么列宁则将党变成了激发、指引和领导这一运动的有组织的独立性、职业性政治力量。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没有意识到自身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就没有党，但对于列宁而言，没有党就不会有革命的无产阶级。在“阶级”与“政党”的关系中，列宁是把政党放在了首位，把它作为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的主要条件。
列宁认为，在工人群众当中并不会自发地形成革命意识，党的最初任务就是要将这一“革命意识灌输到”工人群众当中去。列宁这一问题的提出与马克思的观点之间出现了分歧。一段时期内，列宁的说法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间获得了接受，但同时也导致了该党的分裂，使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随着俄国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列宁的意图变得越来越明显——要把党从革命的鼓动者和宣传者变为革命的总司令部。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中第一个将革命不仅看作是一种技艺，而且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职业活动的人，他将这一活动的从事者视作职业革命家。这里，革命的完成是由那些预先准备以暴力方式夺取政权的人所进行的，因而较少地取决于无产阶级自身。可以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组建政党，宣扬口号，替他们进行呼吁，宣誓对他们忠诚，也可以对他们进行宣传鼓动，但无产阶级自身却不能完成任何一次革命。因此，并不是指靠阶级，而是指靠在地下和非法条件下形成的、按照军事方式组织和武装起来的政党，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这一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了。
不应忘记的是，布尔什维克虽然决定发动革命，但他们只是指望这一革命能够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序曲。他们所想到的只是开始，并且发自内心地希望这一革命能够立即得到欧洲工人运动的支持，至于在革命之后应当做些什么，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都没有做过严肃的思考。整个列宁主义都可以归结为对世界资本主义“薄弱链条”出现革命“突破口”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的证明。布尔什维克党应当成为这一“突破口”的武器，该党所学会的并不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而是如何夺取政权——自然，这并不是以民主的途径而是以暴力的途径。
但是，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提出者难道不正是马克思本人吗？的确是的。马克思理论的提出实际上适应了欧洲社会的历史，但这一历史在马克思之后则立即发生了不同于俄国方向的另一种演化。实际上，在马克思仍然在世的时候欧洲很多国家的民主制就已经成为了现实。在进入自身思想的成熟阶段后，马克思恩格斯也曾一起得出结论，在现存的民主秩序中，工人阶级可以不通过革命的方式而采取和平的方式——通过参加民主选取——来赢得政权。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也可以利用民主渐进地实现社会主义的改良。这一思想奠定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构成了当代西方许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性条款。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上放弃了暴力夺取政权的思想，只要这个政权是民主的话。暴力的合理性只存在于与暴政的斗争中，而不在民主已经获得胜利的地方。
在自身活动的初期，马克思恩格斯的确坚信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保障民主的完全胜利。但是在生命的最后，他们却倾向于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可以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可以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法。的确，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民主和革命进行彻底的区分，因此，这也造成了在他们晚年的表述当中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不尽一致之处。不过，在他们创作的成熟期，他们比在年轻时更加热衷于民主的发展道路。因此，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最亲密的朋友和伙伴所作出的结论是合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最后一场革命，在此之后开始的将会是和平的演化发展。政治革命作为由专制向民主进行过渡的方式，其作用已经被证实，但在民主制确立之后，它就失去了历史的火车头作用，只能成为历史的记忆。在民主业已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任何试图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的做法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十月革命是这一结论的直接证明。与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西方方案相对立，列宁提出了自身极端激进和革命的方案。俄国官方和民间心态传统所固有的对于民主问题的虚无主义态度，将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区分了开来。在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阐释当中，专政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这一点体现得很充分。
众所周知，“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是马克思从巴贝夫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那里借用来的。但与他们不同的是，马克思并未把它理解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镇压，而是理解为工人阶级所争取到的最广泛的政治民主，不仅是无产阶级自身的民主，而且是所有人的民主。与资产阶级专政不同，无产阶级专政是大多数人获得权力，是建立在社会和国家的公职人员选举产生和人人享有同等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基础上的。马克思并非不关注资产阶级民主的争取问题，他只是想使这一民主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成果，为其补充更为广泛的社会性内容。后来，西方的社会主义政党都普遍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更愿意接受民主法制和社会国家的思想。
而在列宁那里，情况则不是这样。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解释重点并不在无产阶级而在于专政。对列宁来讲，无产阶级的现实存在只体现为它的先锋队——布尔什维主义政党——的存在，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并不是阶级的政权而是党的政权。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党内纪律以及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准则，党本身则具有了超国家的权力机关意义，迫使整个社会接受自身的法令和优先地位。这也就是列宁主义的政治发现——一种原则上新的、在以往的全部政治思想史中从未有过的发现。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问题的思考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业已形成的条件下进行的，除了民主制之外他们不会想出什么更好的制度形式，那么生活在农民国家当中的列宁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所能依靠的只能是自身政党的力量。在这样的国家当中民主派并不会赢得政权，即使赢得了也会很快失去。在这一意义上，列宁主义是纯粹的俄国理论。毫无疑问，列宁想使自己的国家文明起来，但他所使用的却是比前辈更为野蛮的方法。
布尔什维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并开始讨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之后开始变得更为明显起来。如果说第一代布尔什维克还试图以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形式将“无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民主”结合起来，那么十月革命之后，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之下，党的中央和地方委员会则立即控制了各级苏维埃的活动。与共产主义俄国的名称相背离，这一政权从来都不是苏维埃的，而是党的官僚机器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权。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列宁意识到了党的官僚蜕化的危险，但他还是未能扭转由他所建立的政治制度的逻辑。斯大林时代及其以后，“党的主导性、方向性和指导性作用”成为苏联生活确定的、不可改变的事实，并在勃列日涅夫宪法的著名的第六条当中最终固定了下来。
权力完全集中在党的官僚手中，好像他们比别人更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更捍卫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但实际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既与马克思主义不同，也与社会主义无任何共通之处。对于那些在党内任职的人来讲，决定他们职位升迁标准的，并不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水平（勃列日涅夫就曾经承认，他没有读过一句马克思的文章），而是他们对党的最高领导的个人忠诚。他们最多有可能成为具有务实思想的政治家，能够提出某些经济领域的合理改革，但没有谁能够超越斯大林统治时期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教条。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理论家，就连马克思主义本身对于他们也是毫无用处的。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为自己作掩护，为马克思建立纪念碑，到处悬挂他的画像，但无论在思维方式上还是行为方式上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官僚傲慢与十足无知的结合，暴露出他们与我们从俄国文学中熟知的官僚而不是与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亲缘关系。他们将抑制针对制度（这一制度将他们送到了权力的顶峰）的任何批判作为自身的主要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当这一批判来自那些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时候。这样，与怀疑现有制度能力的“敌对宣传”所作的斗争几乎耗尽了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价值。
显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苏联最有才华的马克思主义者埃·瓦·伊利吉科夫，更愿意将马克思描写成逻辑学家或认识论者而不是社会政治的思想家。在俄国，人们对马克思的描写更多所涉及的是他对意识的理解而不是对存在的理解。由于受政权机关的检查，一些有研究能力的人不得不打消从事对存在问题进行研究的愿望，没有谁能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被我们称之为科学共产主义的部分加以严肃对待，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年轻人当中并不受到尊重。这也就封堵了理解这一学说现实意义的道路。
毫无疑问，马克思并不是在人们的意识当中而是在社会存在当中找到了自身所感兴趣问题的答案，他将社会存在看作科学认识的对象。在马克思那里，存在并不是形而上学范畴而是社会历史范畴，不应以思辨的方式去理解它而应对它进行严格的理论分析。同时，马克思的存在学说并不仅仅是对现象的经验分析和系统化，还是对具有历史暂时性的、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现象的批判。因此，马克思思维的特点是其批判性和历史性，不允许将任何现实绝对化和永恒化。在马克思的概念当中，方法论的学说与存在论的学说、认识论的学说（认识论）与本体论（存在论）的学说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尚未确定认识的对象，那么又何谈认识呢？
从这一观点出发，也就不存在两种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如不存在两种“物质”（自然物质与历史物质一样）。世界是物质的，其实体性的统一并不表现为自然与历史的抽象统一，而是由人类活动所规定的历史性现实。世界的统一只存在于历史当中，并通过历史认识而展现出来，对自然的认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马克思无疑遵循了黑格尔有关“将实体理解为主体”的规定，但认为主体性的本质并不存在于思维当中而存在于社会劳动当中。对马克思而言，辩证法也就是人类在历史中的生存方式，是对历史的创造，因此也就是将现实理解为历史的世界，理解为主体与客体、活动与现实、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按照这一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就不仅是逻辑学和认识论，如同列宁在黑格尔那里所解读到的一样，而是作为现实历史实践主体的人的存在方式的学说。许多苏联哲学家试图在自然科学材料的基础上研究辩证法，但由于他们并不愿意从事对社会存在的研究，因此最终所导致的就是用实证科学方法代替辩证法。他们试图保持辩证唯物思维的正确性，但由于这一思维只表现为某种抽象的哲学认识论以及与社会发展实践毫无联系的、普遍的辩证法规律，因此造成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离。实际上这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发生断裂的结果。
一定程度上，这一断裂是由列宁所引起的。列宁将马克思的学说分割为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并且违背马克思的意愿，将它们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唯一图景——“自然历史过程”——对立了起来。在更大的程度上，这一断裂是由“现实社会主义”所表现出的与某种发展逻辑的完全不相适应引起的。人们更喜欢在自然界中或者在认识当中寻找辩证法。仅仅局限在纯粹逻辑方法论的范围内，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是脱离客观存在的现实及其问题的独特方式。
可以得出什么样的普遍结论呢？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所以令人感兴趣，并不是要对马克思进行某种特殊的、他人理解不了的解读，而是要对俄国自身加以理解（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俄国曾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来反映自身的问题）。马克思是一位欧洲思想家，只有以欧洲社会历史为背景才能看清他的优点和不足。而在俄国以马克思名义所发生的一切，主要的错误并不在马克思。俄国土壤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俄国意识的一种谬误，直至今天它仍未找到自身适当的表达形式。现在流行的态度是把马克思作为恶的主要根源，这样做并不利于在俄国自身当中寻找俄国所发生一切的原因。即使没有马克思，俄国也完全可以重现布尔什维主义的经验，只不过是以另外的一种口号和旗帜来进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完全现实的前景。直至今天，当代俄罗斯仍在继续寻找解决自身问题的办法，至于最终能否找到，现在评价还为时过早。
（本文译自论文“Маркс против марксизма”，载
，2007；经作者授权发表。）
注释：
① Андерсон Пери，
M．，1991.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38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2卷第725页。
④ Троцкий Л．Д．，
М．，1990.С．235.
⑤ Кантор K．，Двойная спиралъ истории．
Т．1．М．，2002.С．81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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