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当代论文,本质特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众文化的兴起是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与之相应，对大众文化的感性描述、理性分析和价值评价成为目前国内文化讨论的热点之 一。我们曾初步分析过大众文化现象的一些感性特征；关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价值定位， 我们也已有过简要论述。（注：参见《社会转型期的大众文化定位》，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6期。
）本文中，我们将在感性描述的基础上和价值定位的指引下，深入 、全面地梳理和概括当代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注：直觉和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在消解一切本质、所指、意义和终极价 值后只剩下一堆现象、能指所组成的无深度的“文本”。既然如此，现在寻求其背后的本质 特征，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应该说，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尽管如此，我们的探讨还是 很有必要的。因为对大众文化的哲学研究必须用抽象化、概括化的理性语言，才能解读这个 无法彻底解读的“文本”。我们可以尽量避免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牵强附会，但愿能做到 窥一斑以见全豹。）
从本质上说，当代大众文化是一种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 的市民文化，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的，通过现代传媒 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简单地说， 当 代大众文化具有市场化、世俗化、平面化、形象化、游戏化、批量复制等特征，这些特征学 者多有论述，普通大众也耳熟能详，在此不再展开论述。问题在于，透过这些表层特征，有 没有隐藏着更深层的更具有本质意义的特征呢？我们发现，当代大众文化有一个非常奇怪 的、然而又是普遍的特点：二律背反（自身悖论），即在多层次、多方面上具有二元因素的冲 突、对立、互补特点。尽管在表面上，它消解了或试图消解其他文化形态的二元对立或中心 意识形态，但它并不能真正摆脱二元冲突对立，只是使之具有了更新的形态，并为对立面的 互补与融合提供了新的挑战和契机。
一、神性与物性的双重变奏
所谓“神性”是指人的精神性，即人的精神、心灵、观念等特性；所谓“物性”是指人的 物质性、自然性、肉体性，即人的动物性本能、欲望、需求等特性。而二者同为人性的两大 组成部分。所谓“人性”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特性。人类从哲学上认识自身的特性已 有漫长的历史。纵观古今中外，关于人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1)把人性归结为神性；( 2)把人性理解为人的自然属性；(3)把人性设想为人的某种固定不变的气质或某种抽象的观 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是自然性、社会性、历史性和实践性的统一。简言之，人性就是 神性与物性的双重变奏所组成的交响曲，从人性的角度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在 神性与物性互相对立、互相交织、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寻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 而每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人性状况都是片面的、不完美的。古往今来，主题相同，旋律不同， 即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二者相互作用的水平、层次和方式不同而已。马克思曾根据人性 发展的历史性提出著名的人类社会发展三阶段说：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 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与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 大形态，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 是第三个阶段。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上），第104页。）
这一论断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从总的历史趋势来看，我国当代大众文化正处于第二 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这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从现实层面考察，当代大众文化呈现 了或正在呈现剧烈的人性嬗变，神性与物性的双重变奏具有了全新的形式，即在整体人性在 比较意义上比历史上所有时期更发展、更进步的前提下，以人性中神性的相对丧失或萎缩为 代价换来了人性中物性的极大丰富。
从积极方面看，当代大众文化对人性总体上持肯定态度，并为人性的充分发展提供了现代 化的技术和物质手段。
第一，相对于压抑人的肉体欲望，片面弘扬人的道德价值和精神追求的时代，大众文化对 感性欲望的刺激与满足极大地丰富和改善了人的生存状况，提高了人的生活质量，促使人们 从神圣的政治、宗教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向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回归，使现代人一反那种过 分沉重的政治中心和伦理本位的生存状态，并由自在自发的或异化受动的生存方式向自由自 觉的创造性方式提升。”
（注：李西建：《重塑人性：大众审美中的人性嬗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42页。）
第二，大众文化的功利性和世俗化倾向彻底抹平了文化特权、垄断、偶像，大大推动了文 化 的多元化和民主化进程。西方中世纪以来，一直处于神学世界观的统治之下，上帝的存在确 保了人的存在的价值，人的存在因上帝有了神圣、庄严的意义，人类捍卫上帝只是要保护 自己的尊严和理想。19世纪，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上帝一旦死去，人类就要从天上摔到 尘世间，必须直面俗世的痛苦。然而，一个为人提供了意义和价值的上帝却正是人类自我中 心的异化产物，这样的上帝非打倒不可。难怪西方一位学者感叹道：“困难之处在于认错了 尸体，是人而不是上帝死了。”
第三，大众文化的开放性、宽容性及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创造了一种共享文化空间，彻底 打破了中国传统生存方式的封闭性、狭隘性、单一性、低层次性，尽管有平面化、瞬间性、 碎片化、复制化的特征，却激发了大众强烈的参与愿望和体验的热情，导致人的生存价值与 生 存意义的自觉生成。正如一位学者所说：
以审美的活动方式，不断创造新的文化生存空间，不断打破旧有的不适合人性发展的文化 规范与生存格局。促使人的生活及生存状态不断发生新的变异、融合、转型与发展，呈现出 无限开放的趋势，这是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所特别需要的一种过程和方式。
（注：李西建：《重塑人性：大众审美中的人性嬗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157页。）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肯定当代大众文化的人性进步的一面的同时，我们也必须 看到，它同样也滋生着许多非人性的因素。大众文化虽然消解、缓和了政治、伦理、阶级专 制对人性的扭曲和压抑，但却带来了一系列人性新的分裂和扭曲的现实与可能性：物质性与 精神性的分裂与对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与对立，人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分裂与对 立等。具体表现为感性欲望的泛化、主体人格的异化和精神价值的消解。
第一，感性欲望的泛化。感性欲望（本能）是人的自然生命的基础，包括食欲、物欲、性欲 等，古语云：“食色性也”。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不能脱离人的自然的感性欲望和本能， 但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要不断克服和限制人的本能欲望，使之转 化和升华。在人类文明史中，无论是对感性欲望的禁忌与压抑，还是渲泄与放纵，都是两个 极端。而当代大众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无限夸大人的感性欲望，极力放纵人的肉体生命力， 无形中降低了人性的品位，它在给人类带来瞬间的感官愉悦和满足的同时，却导致心灵的麻 木与空虚，甚至导致生存意义的虚无和生存根基的沉沦。文化的世俗化一方面带有进步的现 代意义，同时也体现出了对传统前现代的享乐主义的纵向承受和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横向嫁 接。具体说来，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呈现出平庸、浮躁、奢华的特点。有人概括为四种流行病 ，即黄色文化、黑色文化、灰色文化和白色文化。黄色文化指把刺激的性描写和性暴露与泛 化的言情相结合，占领了文化市场；黑色文化指充斥了凶杀、暴力、黑社会、地痞流氓等内 容的文化产品；灰色文化指充满了消极的失落感、虚无感、幻灭感，鼓吹自我麻醉、自我超 脱的文化；白色文化指神秘主义倾向和封建迷信思潮的泛滥。这个被韩少功称为“性而上的 迷失”的时代，在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社会与自然、道德与欲望等的二元对立中，后者取 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于是导致了人文精神的消解、人文素质的滑坡、道德理想的沦丧，造成 了人性新的异化和变质。
第二，主体人格的分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主体人格的发展和变化，大体经历了一个耐 人寻味的历程，从主体自我的觉醒、解放和自我价值的追求，到主体自我价值充分满足后的 失落、迷惘乃至沉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功 利主义、实用主义等的盛行和泛滥，逐步导致主体人格的分裂，出现了经济人与道德人、社 会人与自然人的对立与冲突。这一点在艺术作品中有典型表现，从戴厚英的《人啊！人》到 柯云路的《新星》，再到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和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看上去很 美》，从《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到《橄榄树》，再到《一无所有》、《最近比较烦》，可以 看出，主体自我人格一步步从超越小我至大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对个性的呼唤与张扬直 到放弃对社会、对未来的承诺，或转向个人主义的自我迷恋，或转向对人生价值、意义的苦 闷、迷惘，或转向玩世不恭、游戏人生和对时尚的随波逐流。
更为严重的是，“踏入后现代境况以后，文化病态的全面转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说明 ：主体的疏离和异化已经由主体的分裂和瓦解所取代。”
（注：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47页。）人本身被零散化、空心化、平面 化，“人们成为没有记忆、没有深度、没有历史的平面人，犹如丧家之犬游离于都市荒原的 每个可能的横切面，又犹如一个蒙太奇式的欲望分子，不断在拆解、组合、重叠、分离，极 尽各种可能并行不悖地互动。”
（注：潘知常：《反美学》，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页。）叶秀山曾把过去的人比作阿那克萨哥拉的“同类体（种 子）”，而把“后现代人”比作德谟克利特的“原子”，
（注：参见叶秀山《没有时尚的时代？》，载《读书》1994年第2期。）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贴切的妙喻。 杰姆逊还分析了“情感的消逝”现象：
“自我”既然不存在了，所谓“情感”也就无所寄托了；那“情感”也就自然不能存在了 。这并不等于说后现代的文化产品都一概是冷血无情的，而该说是，今天一切的情感都是“ 非个人的”、是飘忽忽无所主的。或者我们应该可以更准确地说，今天的情感不仅是极度强 烈的，它简直就是一种“强度”(intensities)，是一种异常猛烈的欣狂之感。
（注：潘知常：《反美学》，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49—450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弗洛姆认为当代社会在注重“占有”的意识形态压抑下，人们很容 易为所谓的现代社会自由所俘虏，从而滋生出一种新的人性，即非生产性性格取向，包括接 受型、剥削型、囤积型、市场型和尸恋型等人格类型。接受型(the Receptive Orientation )指个人感觉到一切有价值的事物都来自身外，个人成为无条件的消费者、接受者；剥削 型(the Exploitative Orientation)指个人不满足接受的东西，而要占有别人的东西；囤积 型(the Noarding Orientation)指不相信可以从外界获得任何新东西，其安全感建立在囤积 和节约的基础上，最高价值是秩序和安全；市场型(the Marketing Orientation)类似于马 克思所说的异化，这种人格有丧失个人独特性，变成纯粹机器人，导致人的空虚和生命的无 意义的危险。
（注：参见弗洛姆《为自己的人》，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3—84页。）在当代思想中，人性问题受到普遍关注，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科技与工 业文明的批判，抑或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提出的建立基本本体论、重建人类生存价值 的理想，还是当代中国关于重建人文精神，开展人文教育的呼声，都表明世纪之交人类思考 的焦点已集中到人性、人的价值和人的全面发展上。
第三，精神价值的消解。当代大众文化最深层次的人性嬗变是精神价值的消解，“当历史 进入一种新的‘二律背反’时，人类生存困境的出现就不仅仅是人的物欲的膨胀和扩大，更 重要的还在于，人的生存根基和价值向度的丧失，将导致新的人性冲突和裂变，这似乎是最 为 根本的。”
（注：李西建：《重塑人性：大众审美中的人性嬗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21页。）关于这一点，将另撰文论述。
二、多元与一元的二律背反
多元与一元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从文化哲学角度讲，任何文化形态都是相对独立、完整、 自 组织的，有与其他文化形态相区别的独特的内在特征和规则，尽管在其内部存在许多不同文 化要素和不同亚文化，外部也与其他文化形态存在千丝万缕的交流与联系。这样，它就成为 整个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元”。从特定文化形态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来看，它是多元文化 中的一元，而它与其他同一层次的文化形态共同构成整体文化系统一元中的多元；从特定文 化形态内部各要素及各亚文化的关系来看，它是由多种不同文化要素和不同亚文化根据一定 的文化规则、特征、关系构成的“多中之一”，而这个特定文化形态也有“一中之多”。从 严格意义上讲，任何文化形态都是多元的。不过相对来说，一种文化如果与其他文化相对而 言处于中心地位，一方面对其它文化有强制性、排他性、垄断性，另一方面其内部也有较强 的统一的意识形态规则，较不能容忍偏离和变化，就可以称之为一元文化；一种文化如果处 于非主导地位，对其他文化较多宽容性、开放性，其内部也较少强制性的统一的意识形态规 则，较能容忍偏离和变化，就可以称之为多元文化。这里所说的多元和一元的关系主要是在 这层意义上使用的。从人类文化的历时态看，人类文化是一个从相对一元走向相对多元的历 史，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专制走向民主，是一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从共时态看，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十分复杂和微妙：处于主流地位的一元文化在一定 程度和范围内容忍非主流的多元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以通过种种机制和手段来限制和引 导多元文化的发展；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多元文化也力图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地位，并在主流 文化许可的范围内发展。
与改革开放前封闭保守的一元文化相比，近年来我国文化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格局。 中国、西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
（注：“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是当今学界颇为流行的术语。严格说来，所谓“后现代 ”是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即工业化、理性化、现代化等）对立的文化思潮范畴，而非时 间范畴。“后”不能仅从时间上理解，否则不成立（因为现在即是当下、当代、现时代，现 在之后只能是尚不存在的未来），毋宁说它具有“反”、“新”的含义，即“后现代”只是 与“现代”相反，或说更新的现代而已。至于为何使用这个词经常引起歧义，可能是因为人 们日常所用的“现代”一词被所谓“现代化、理性化、工业化”所替代，而事实上此种意义 的“现代”正在受到反思和批判，怎样称呼当代明显与之相左或更新的文化思潮乃至生活方 式呢？只好用“后现代”了。我们认为，当代大众文化与后现代文化似乎有很微妙的关联， 大众文化具有一定的后现代意味，当然二者也有很大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在此有必要对此 范畴简要作些说明，以表明学界因概念混淆（特别是把时空范畴和文化价值范畴相混淆）所引 起的误解和混乱。）等多种文化共时并存于当代中国，真正出现了“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格局。尤为重要的是，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的大众 化和共享化，一方面消解了传统的文化边界和文化规则，使人人都有可能参与、享受、消费 文化；另一方面又使文化本身极度分化，其内部出现多元化、分层化格局，呈现出极其丰富 多彩的面貌。
其一，大众文化的主体——大众的多元化、多层次化。芸芸众生，大众是“多”的集合体 。不同性别、年龄、职业、阶层、受教育程度、趣味的人，都有权利、有可能参与大众文化 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较之从前的文化特权和文化垄断，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其二，大众传媒的多元化。技术的进步使大众传媒工具发展为电视、广播、电影、报纸、 电脑、光盘、网络等，而且，传媒的形式与内容也日益多元化，这导致文化传播的便捷化与 文化信息的极度丰富。这一点在互联网上也许感触最深。
其三，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的多元化。文化工业、文化市场可以满足各种层次、各种品 味 、各种水平的大众的需要，而文化的形象、时尚也多样化，只要媒体或文化制作人认为有市 场价值，就可以对任何一种东西进行包装、炒作，可以炒英雄人物，可以炒影视明星，也可 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可以制作高雅音乐，也可以制作黄色小说，且这种生产、复 制、包装、炒作的手段和方式更是多种多样、层出不穷。
其四，文化产品的多元化。由于大众的阶层、水平、趣味不同，由于大众文化生产的机制 、目的、层次、水平不同，由于大众传媒的形式和内容不同，大众文化产品也异常丰富多彩 、并行不悖。在同一时空背景下，好莱坞电影和乡下大秧歌同时并存，《科学的历程》与《 麻衣相法》摆在一个书摊，芭蕾舞剧《天鹅湖》和摇滚乐同台演出，麦当劳快餐和正宗川莱 同街竞争，老牛车与奔驰轿车在同一条公路上经过，《二泉映月》和《心太软》在同一频道 播出……所有这些丰富而杂驳的现象在改革开放前封闭的一元文化中，是不可设想的。
由此看来，当代大众文化似乎已经实现了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平等化，人们似乎已经 进入了自由、平等、多样的文化伊甸园。然而欣喜之余，我们不禁要问，大众文化是否真正 实现了文化的多元化？在多元外貌背后有没有一元实质？大众文化在消解过去的一元文化的霸 权地位的同时，是否也构成一种新的文化霸权？在消解传统的中心意识形态的同时，自己是 否也从边缘极力挤入中心而成为一种新的中心意识形态？在促进文化的共享化、平等化的同 时，是否构成对其他文化形态的压制和排斥？在其异质性的形式下，有没有同质性的内容？只 要冷静、理性地思考，就会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至少是可能如此的。诚然，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每天你睁开眼睛，都会看到、听到、感觉到许多不同的新的东西，然而 ，新的太阳还是太阳，每天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新的东西都服从一个共同的逻辑（规则）：市场或商品逻辑。这就是当代大众文化的多元与一元的二律背反：在多元的外表下隐藏着 一元的秘密。大众文化的主体、传媒、生产与消费、产品都要服从市场或商品逻辑（交换价 值规律和效益最大化原则）。与其说文化多元化是文化市场化的原因，不如说文化市场化正 是文化多元化的原因，“与公共权威资助的文化产品相比，市场化的工业产品更有力地将文 化民主化和非中心化。”
（注：Girard,A,“Cultural Industries”，转引自周宪《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研究》，第160 页 。）
第一，大众的相对一元化。大众要制作或消费文化，除了金钱，其他一切条件都不再是必 须的。到底是谁在引导时尚，领导消费潮流？不是普通大众，更不是所谓知识精英，而是所 谓中产阶级（白领），即从事工商业、文化传媒、第三产业的经理、中间商、技术专家、高级 职员等。丹尼尔·贝尔说：“在严肃批评家看来，真正的敌人，即最坏的赝品(kitsh)，不 是汪洋大海般的低劣艺术垃圾，而是中产趣味文化，或沿用德怀特·麦克唐纳所贴的标签， 即 ‘中产崇拜’(midcult)。麦克唐纳曾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 大伙儿高兴。但中产崇拜或中产阶级文化却有自己的两面招数：它假装尊敬高雅文化的标准 ，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
（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91页。）白领阶层在中国是成长中的阶层，已经初步 显示出不可抗拒的力量。白领杂志相当典型地展示了白领的趣味，如《世界时装之苑》、《 时尚》、《希望》等，是一种典型的表意符号，追求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就是其背后隐含的 全部意义。
第二，大众文化产品的标准化、非个性化。就像可口可乐和麦当劳一样，决定味道的是配 方，而不是谁来制作，这与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有本质区别。比如当今电影市场上，“其间 多重话语的彼此合谋与借重、杂陈和并置——构成了又一个微型的公用空间，但其中的主旋 律是响亮的市声。”
（注：戴锦华：《1995中国电影备忘》，《中国文化蓝皮书(1995—1996)》，漓江出版社199 6年版，第16页。）一位西方学者这样描述道：
温柔甜蜜、委婉动听的爱情小说；荒诞不经的故事；投合少女情怀的缠绵悱恻的诗句和格 言；一味追求戏剧效果的英雄气概；磊落的高尚与阴暗的卑鄙；优雅的环境、利古里亚海滨 的阳台、匈牙利的宫殿、巴黎的旅馆等挤满了温文尔雅、雍容华贵的男男女女；过度的情感 、高尚的痛苦、仿制的珍珠和沉重的幸福。这一切都是按照思维、感觉和观看的陈规俗套构 思和制作出来的。
（注：霍尔图森：《论苦涩的庸俗艺术》，第141页，转引自《中国文化蓝皮书》，第52页。）
第三，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方式的一元化——市场化或商品化。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 者以“为大众服务”为借口，不断制造各种畅销的卖点，从而使自己的市场效益最大化。“ 市场惟大众的马首是瞻，认定最畅销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东西。它的铁的规律是不能接受一个 无销路的好东西。”
（注：《中国文化蓝皮书》，第30页。）于是，电视首先追求收视率而非节目质量，电影首先追求票房价值 而非艺术价值，图书首先追求码洋……总之，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像其他任何商品 一样，首要的是占有市场、占有消费者，其内在的质量、价值、意义倒在其次。
对于以上种种现象，哈贝马斯称之为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周宪称之为“相对剥夺 特征的文化”，我们则称之为“多元的一元化”，即，当代大众文化在多元化的外表下，隐 藏着一元化的实质，尽管这与先前的文化专制、文化垄断的一元化有明显不同。
三、解放与控制的双重交织
通过对以上两种二律背反现象的考察，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当代大众文化的最深层的 特征——解放与控制的双重交织：大众文化在把人从传统的文化专制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 获得一定程度自由的同时，却逐渐演化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一种新的控制人、统治人的工 具。
我们知道，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我国文化一直处于相对一元的意识形态中心的 状 态，崇高、理想、信念、禁欲是当时价值理想的核心，在极“左”意识形态统治时期走向极 端，这导致人们世俗生活的贫乏与感性欲望的禁锢。改革开放导致经济、政治、思想、文化 各方面的巨大变革，尤其是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极大地解放了长期 以来一直处于压抑状态的感性欲望。“欲望的解放就是感官的解放和躯体的解放，快乐原则 和市场化在欲望心理学方面的结合，把新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当做正当的选择广泛传播开 来。”
（注：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第302页。）随着人的欲望和需要的普遍高涨及客观物质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一种具有世欲 性、大众性和娱乐性的感性文化氛围已经形成，从衣食住行，到流行歌曲、卡拉OK、影视剧 、摇滚乐、广告、电子游戏，消费文化的感性气息无处不在。它把人性从长期政治和道德意 识形态的压抑和束缚下解放出来，把欲望、需求、本能、无意识、想象、激情等感性力量充 分显现出来，焕发出无限的生命活力，为人的日常生活的丰富与升华提供了无限可能性。 大众文化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强大的解放作用，根本原因在于大众生产、传播、消费方式中现 代技术力量和技术理性的强大。关于这一点，前文已多有论述。 然而，欲望、本能、感性就像一只潘多拉魔盒，未打开之前，人们对它充满了好奇和渴望 ，一旦打开后，五光十色的诱惑渲泄而出，挡不住也收不回。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人们在 大众文化中是否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自由和幸福？
通过历史和逻辑的深层考察不难看出，大众文化曾经把感性、本能、欲望从政治和道德意 识形态的压抑中解放出来，成为解放人性、发扬个性自由、丰富人的日常生活的批判性、否 定性力量，甚至导致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的全面变革。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奇迹般地 成为一种新的统治、控制力量，成为新的市场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成为进一步升华人性、 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桎梏。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原因就在于文化的市场化和商品化。有学者曾悲观地指出：
控制一旦踩稳文化的基石，势必将引发一场文化灾变。“文化商品”借助大众传播媒介无 孔不入，极为惨烈地吞食着人们的心灵，人们沉湎于平庸的娱乐和无聊的消遣之中，以暂时 逃避日常生活的责任及其单调乏味的劳动，个体麻痹的神经因而丧失对现存社会秩序不合理 性进行质疑和批判的敏感及兴趣，发达工业社会借此导演了一次成功的温柔肃杀，将一切反 抗意识削平。
（注：傅永军：《控制与反抗——社会批判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泰山出版社199 8年版，第100—101页。）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当代文化是一种“肯定文化”，这种文化丧失了否定和批判功 能，泯灭了与现存状态的差距，缩短了与现存秩序的距离，成为粉饰和美化社会的工具。马 尔 库塞直截了当地把当代资本主义时代的畸形文化称为使人丧失了批判和否定能力的单向度的 文化，他说：
艺术在把美作为当下的东西展示的时候，实质上是宁息了反抗的欲望，与其他文化领域一 道，艺术奉献了一种把解放了的个体弄得如此服贴的伟大教育成就，即对个体说，新的自由 业已带来新的束缚形式，他还不如忍受社会生存的不自由。
（注：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7页。）
正如他所描述的，当代大众文化有效地控制着大众，大众的私人空间“已经被技术世界的 现实所侵犯和削弱，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分配要求对个人的全部占有。结果，个人的自由随 着社会控制的无孔不入而成为明日黄花”
（注：傅永军：《控制与反抗——社会批判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泰山出版社199 8年版，第108页。）。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控制本性首先通过它 的资本化操作成功地实现了对大众的“精神催眠”，并达到了预先计划好的社会控制效果， 又通过它的强制性特征实现出来：由于文化的可复制性，造成了“不断重复”、“满足相同 需要”及“控制大众喜好”等事实，使“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作人提供给他的东西” ，从而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为自己打上了操纵和强制的烙印。个人任凭文化工业控制着 自己的需要，所有的选择的自由、新奇的魅力都来自于大众传媒的证实或制造，而现实中的 人不过是某一利益集团的“拷贝”。质言之，法兰克福学派深入剖析了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 的三个消极方面：第一，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划一性扼杀了个性和创造性；第二，大众文化 的强制性、支配欲使文化变成了一种控制形式；第三，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性消除了文 化原有的批判和否定的向度，使其堕落成为现实和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
（注：傅永军：《控制与反抗——社会批判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泰山出版社199 8年版，第119页。）应该说，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有些偏激、极端，但对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现 实，还是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迫切性，他们的许多论述虽不是针对当代中国提出的，但现在看 来，就像在说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
无独有偶，当代西方学者对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分析有些也适用于大众文化。伊格 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和对不确定性的偏好，使它放弃了终极价值，然而，它决不 是纯净的游戏，而是以否定面孔出现的意识形态，与以往不同的是，新意识形态往往通过大 众文化的网络钳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媚俗的大众文化通过世俗的甜腻意趣填充当 代人苦涩的心灵，不给人留下反思的空间，并使人将纸醉金迷的逢场作戏当做现实生活本身 ，从而以“公开的谎言”掩盖了权力统治的实质，以幸福的允诺瓦解了人们批判和否定能力 ，平息了人们反思的冲动。
（注：参见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5—309页。）
在目前最先进的传媒——计算机网络中，也同样体现着解放与控制的双重交织。在Interne t 上，一切仿佛都由手中的鼠标操纵，其开放性、快捷性超出许多人的想象，为人们提供了更 多的文化自由，网络上有句名言：“网络上没有人知道说话的是一条狗。”然而，网络空间 无非是掩藏在一系列高科技、高消费背后的禁地，这种最新电子媒介仍像戴维·巴特勒所说 的“注射模式”一样，把信息像皮下注射一样轻松地刺入人们的肌肤，个人根本无力反 抗。
（注：参见戴维·巴特勒《媒介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同样，“多媒体光盘不是自由解读对于文字组织成规的冲击，另一种更为强大的组 织代替了文本。这制造了解放的假象，并且在假象背后设置了更为强大的控制。”
（注：南帆：《电子时代的文学命运》，《天涯》1998年第6期。）
那么，如何摆脱这种二律背反状态呢？只有坚持不懈地对大众文化进行人文提升，不断提升 大众的文化素质，使之保持健全的文化反思和批判意识。也许这在目前状况下很难实现，但 仍不失为一种可能选择。一位学者说的好：
在当今人性的自由被物质的欲望普遍统治的状态下，以本能的满足来追求浅薄的快乐，以 人性的奢侈、安逸和麻木取代人的真正的自由，这种状态并非人的解放，它只能使个体进入 新的异化过程。要摆脱这种状态，就必须消除本能欲望不断扩大的趋势，恢复和培养个体的 生产性人格，使其真正进入一种把自我从种种束缚限制中解放出来的领域——即审美的自由 境界。
（注：李西建：《重塑人性：大众审美中的人性嬗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64页。
*本文系国家“九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社会转型期的大众文化问题研究” 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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