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同性恋者——苏珊#183;桑塔格的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同性恋者论文,犹太人论文,桑塔格论文,苏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15)04-0082-08 相传，歌德于弥留之际，呼唤：“光明，光明，多一些光明!”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1864-1936)反驳道：“不，温暖，温暖，多一些温暖!因为我们是死于寒冷，而不是死于黑暗。让人致命的不是夜晚，而是严寒。”①光明与温暖不是同在吗？有什么光明而寒冷的地带，或者黑暗而温暖的处所？此谓20世纪现代人尼采、海德格尔、列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等思考的现代性困境。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亦感受到这种现代性危机，并以自己的方式寻找出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她倡导的“新感受力”“坎普”等，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文化主流。到90年代，她蓦然回首，发现“严肃认真的标准几乎被破坏殆尽”。这位“老战斗的新兵士”，如堂吉诃德般，继续播扬自己的价值观念：既然现代已不再是当初那个“生气勃勃的概念”，我们就需要重新定位文化价值。②“重新”(renew)中包含一个“新”(new)，与“使之新”(make it new)的现代性不谋而合。由此便牵涉出桑氏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问题本身纷繁复杂，很难为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我们可以从哈贝马斯、马歇尔·伯曼、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齐格蒙特·鲍曼等人的论争及利奥塔对后现代性的批判中，窥知一二。若以一词概括，即埃兹拉·庞德之“Make It New”(使之新)。于桑塔格而言，“现代性”即她于三个不同不同时期反复提及的“重新”(renew)。哈贝马斯认为，主体性乃现代性之中枢根蕟。“主体性乃是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主体性原则是现代时代意识的源头”。③有人说，思考现代性问题理应从“主体性”入手。因此，要捕捉桑氏反复提及的“重新”之思想，即“现代性”问题，须由桑氏的身份着手。桑塔格于2004年12月28日谢世，其子戴维·里夫(David Riff)整理其经年日记，第一卷《重生》(Reborn：Journals and Notebooks，1947-1963)，首次公开这位犹太人的同性恋身份。犹太人——同性恋者之身份，成为思考桑氏主体性之钥匙。 一、犹太人——同性恋者的边缘性身份 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1862-1931)认为，对于一位犹太人而言，几乎不可能于公共空间中，忽略其犹太人身份。④苏珊·桑塔格出生于美国纽约，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是奥地利犹太人，母亲是波兰犹太人。其“性格、趣味、知识分子的信念及人格态度，具有犹太特征”。对此她颇为自豪，曾表示“我的知识结构为：法国的——犹太的——凯奇主义的”(Franco-Jewish-Cageian)。⑤如谈其社会学背景，她列举列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肖勒姆、马尔库塞、阿隆·古尔维奇、陶布斯等人之影响。而这几位都是犹太人。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苏珊·桑塔格与当今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一样，未能严格按照犹太教的要求生活。对此，瓦瑟尔曼(Jakob Wassermann，1873-1934)说，犹太人已失去古老的信仰，同时拒绝接受新信仰。⑦他们的灵魂无法在大地上栖居，只好飘荡在空中。在这个意义上，苏珊·桑塔格成为格伦菲尔德(Frederic Grunfeld)笔下的“边缘犹太人”。⑧ 这位边缘犹太人一生经济拮据。生前一纸协议将所有文件卖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图书馆。协议规定，她一经辞世，所有日记、书稿等文件应统统运至图书馆。儿子戴维·里夫发现合同上并未限制他的使用权，便筹划出版母亲的日记。首卷《重生》一经问世，现出桑氏作为同性恋者的“秘密”。1948年，15岁的桑氏觉知自己有同性恋倾向：“我现在感觉我有同性恋倾向(我是多么不愿意写这个啊)。”⑨她内心几度挣扎，“我曾经多么想在身体上受他吸引，至少证明我是双性恋”。⑩但她还是于17岁步入婚姻殿堂，并生下儿子戴维·里夫。她的同性恋身份，在圈子内虽并非秘密，但在世时，她亦从未“出柜”。由此或可管窥同性恋者的边缘性。 桑氏以“少数群体”(minorities)一词来形容犹太人和同性恋者的边缘性。“犹太人和同性恋是当代都市文化中杰出的、有创造性的少数群体。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有创造性，是种种感受力的创造者”。(11)伊格尔顿说，“身处边缘是无法言语的痛苦”。(12)桑塔格，这位战后美国的“第一个新文士”(13)，从同处于“边缘性”的“犹太人”和“同性恋者”那里，看到一副崭新的忤逆姿态，并从中激发出一种“创造性”。这与无赖青年(teddy boys)、光头仔(skinheads)、朋克(punk)、嬉皮士(hipsters，hippy，or hippie)、摇滚派(rocker)等亚文化相似。它们二者虽然引领的方向彼此不同，却共同瓦解主流模式的社会性别属性及权力关系，以重新书写主流文化。让·热内(Jean Genet，1910-1986)，那个集弃儿、窃贼、囚犯、流浪汉，作家、编剧、导演于一身的同性恋者，即为其中的代表。 让·热内在《小偷日记》(The Thief's Journal，1949)的开头，描述一次西班牙警察的搜查过程：他们没收他一管凡士林。这管“带着污垢的、丑陋的小玩意儿”暴露了热内的同性恋身份。“喷吐着臭蒜味、散发着汗臭和油渍味”而“恪守道德训诫”(14)的警察们，对热内冷嘲热讽，他“苦涩地笑了”。(15)从此，“那管凡士林的形象就和我形影不离了”。他也从未想过离开它。“是的，我宁愿流血，也不愿意和这件微不足道的物品一刀两断”。对热内来说，凡士林成为一种保证，“不久会将我从绝望中拯救出来”。(16)为此，苏珊·桑塔格在《萨特的〈圣热内〉》(“Satre's Saint Genet”)一文中称赞热内是“真正的革命家”“突破了社会框架对反常事物的排斥，发展出一套自己的道德观，……从恶中创造出一种连贯而明晰的体系”。(17) 的确，那管凡士林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如亚文化倡导者们额上蓄留的一绺卷发(苏珊·桑塔格头上留过一绺灰色的头发)、设法弄到的一辆踏板车、一张唱片或某一款衣服，但它却以独特的表情，微笑或嘲笑，创立出一种风格。这就是桑塔格所说的“创造性”。它有一种敢为禁止之事的勇敢，启发现代人思考亚文化的颠覆性意义，并藉此为突破口，来思考现代性的“断裂性”特征。 二、道德严肃与唯美主义的双重追寻 犹太人和同性恋者的“创造性”，被桑氏视为现代感受力的先锋。桑氏细分二者影响力之源：犹太人的“道德的严肃性”和同性恋者的“唯美主义”。她指出，“犹太人把自己与现代社会同化的希望寄托于道德感的提升”，“同性恋者把自己与社会的同化，寄托在审美感的提升上”。(18)它们二者共同酝酿出一种“新感受力”，以解决现代人所谓的“两种现代性冲突”。 不少人将工业革命视为“现代性”的起点。工业革命、科学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被作为“现代性”的产物。表现在思想上，则是相信科学技术的神话力量，崇拜理性及启蒙精神。有人将其命为“科学文化”(the scientific)。中产阶级从中弘扬出一种充满活力的价值观念。但到后来，随着工业化的进步和大都市的激增，城市生活变得千篇一律。“为艺术而艺术”的团体、颓废主义及象征主义等，以极端的审美主义和强烈的否定激情，拒斥“科学文化”的价值观，推崇“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被称作“美学现代性”。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1934-2009)将之称为“两种现代性的冲突”。桑氏发现，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们二者的差异如地壳运动所产生的“裂隙”般巨大。(19)但她不愿把这简单地归于“两种现代性的冲突”。她指出，那只是在以二元对立原则来思考问题。这位致力于破除“二元对立”思维的人主张，现代社会应培养一种“新感受力”，(20)从而跳出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模式，“两种文化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培养“新感受力”？桑氏将之寄希望于犹太人的道德严肃性和同性恋者的唯美主义。 在犹太人的道德严肃性中，桑塔格发现一股影响20世纪西方文化的“先锋力量”，犹太人马修·阿诺德、马克思、弗洛伊德、西蒙娜·薇依、马尔库塞即为代表。至20世纪90年代，桑氏批评现代人的浮躁令严肃性尽失，“在广泛的文化生活中，严肃认真的态度开始遭到贬低”，“我们的时代，只迷信病态的社会现实”。(21)为寻找出路，她主张“一种更警醒的严肃态度”。(22)于桑氏而言，20世纪一些思想家身上便闪烁着严肃性的光辉。如戈达尔(Jean-Luc Godard，1930- )为严肃地对待思想，“创造出一种新的电影语言”；(23)罗伯特·布勒松(Robert Bresson，1901-1999)“以最严肃的方式获得人性”；(24)科克托(Jean Cocteau，1889-1963)以获得“更严肃的快乐”为目标；(25)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以“道德的严肃性”(26)来证明美与道德之间的冲突；格洛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1933-1999)以“绝对严肃”(dead serious)(27)实验“质朴戏剧”(Poor Theatre)。西蒙娜·薇依狂热地认同禁欲主义，对快乐和幸福完全不屑。“她高贵而可笑的政治姿态，煞费苦心地自我弃绝，对磨难不知疲倦地追求”，为现代人“提供真理、带来正常、塑造健康、促进生活”。(28) 桑塔格认为，“新感受力”的另一个来源是同性恋的唯美主义。唯美主义者如同波德莱尔笔下的“浪荡子”，其心性中蕴藏着人类的骄傲及反抗平庸的需要。(29)同性恋者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即为典型。王尔德初到伦敦时，行头惹人注目，“头戴一顶天鹅绒软帽，身着滚边衬衫及棉绒短裤，脚蹬黑丝长袜”。(30)从此，天鹅绒外套、马裤成为唯美主义者的华服。伊格尔顿称他为爱尔兰的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说他背后有尼采的影子，作品“惊人地预示了当代文化理论一些重要思想”。(31)桑塔格一直中意王尔德，自称“好战的唯美主义者”，(32)其《反对阐释》《论风格》等是唯美主义的辩词。她把《关于“坎普”的札记》献给王尔德，讨论这个丹蒂主义(Dandism)者引领的“坎普”。 “坎普”(camp)是西方流行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类别，通常被人解释为扭捏、媚俗、夸张可笑。它源自一批高级文化精英对自己艺术品位的极端自信，认为低劣的品位亦可得救，于是借用通俗的艺术形式来表现高级文化。桑塔格认为，“坎普”性质复杂，题材广泛，从蒂凡尼的灯到比亚兹莱，从《天鹅湖》到贝里尼的歌剧、维斯康提导演的《莎乐美》，从某些世纪末风格的明信片到电影《金刚》、漫画《闪电侠》、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服饰，影评家所谓的“我看过的十部最佳烂片”，以及那些一个女人身穿三百万支羽毛做的衣服、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克里维利那些镶着真实珠宝、带着以错视法呈现的乱真昆虫、墙上出现混淆真假龟裂的画。桑塔格笔下的“坎普”是一种新丹蒂主义，它以傲慢的态度，否定主流文化对高级艺术的期望。但这未将其引入大众文化之列。她以“趣味”的屏障在大众文化中“离群索居”。 “坎普”既非高雅文化，亦非大众文化。它既有同性恋者的唯美主义，又以反讽的姿态显出犹太人的道德严肃性。其姿态之独立，居于流行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这就是桑塔格之“新感受力”。桑塔格说，“我所称赞的当代作品，并未偏离我崇敬的那些杰作。欣赏事件剧的放肆劲儿和风趣，也没让我对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稍有松懈”。(33)有人非得让她在“大门乐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作出选择，她反问道：“难道我必须作出选择？”(34)苏珊·桑塔格的“新感受力”以“局外人”的态度，独立于二元对立原则之间。 三、道德严肃性及唯美主义的现代性之“新” 桑塔格为何要以“新感受力”来拯救现代性困境的出路？原因在于：这位久居纽约的思想者，敏锐地洞察到都市现代性的困境。巴克明斯特·富勒(Richard Buckminister Fuller，1895-1983)说，一战后，随着电磁技术的发展，工业从可见的变成不可见的，从有轨变成无轨，从有线变无线。这种从有形到无形的转变，显示出“现代性的大口已嚼掉现实，把全部杂物变成影像吐了出来”。(35)桑塔格认为，这种现代性驱散本雅明的“灵光”(aura)(36)，是一种麻木的艺术，让现代人患上“群体的感觉麻痹症”(sensory anesthesia)。(37)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y Gasset，1883-1955)(38)在《艺术的非人化》(“The Dehumanization of Art”，or “La deshumanización del Arte e Ideas sobre la novela”，1925)中对此开出诊治药方，“艺术若要拯救人，只能把人从生活的严肃性中解救出来，回到意想不到的幼稚状态”。(39)他相信卢梭式的“返回自然”，能赐给艺术一支潘神的魔笛，使艺术的小山羊回到林边蹦蹦跳跳。但桑塔格对此不以为然。她认为艺术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并非加塞特眼中那孩童般的天真无知(childlike innocence)，而是颇具成人的洞察力。(40)现代人理应以感觉将自身与艺术紧密相连。“新感受力”有一种电击般的疗效，能够打开现代人的感觉，治疗“群体感觉麻痹症”。 只是，创造新感受力的，为什么是犹太人和同性恋者呢？换句话说，为什么犹太人和同性恋者更有创造力呢？对此，桑塔格的答案是：犹太人方面，原因有二：一是犹太人“天生”的创造性，令其与自由主义及改良主义等“革新性”紧密相关；二是同性恋者的特殊身份，使得他们与伴侣之间的关系摆脱了古老的“繁殖后代”的责任，而比其他人更有机会追求爱情至上的更高目标。 首先是为何犹太人更具创造性。桑塔格指出，这在于犹太人与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事业的契合。(41)劳伦斯·福希斯(Lawrence H.Fuchs，1927-2013)认为，“犹太人重视学习，重视慈善。他们追求现世生活的快乐，有非禁欲主义的倾向。这都有助于犹太人转向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42)汪舒明把犹太人“倾向自由主义”(43)的特征归于“美国犹太传统价值论”。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说，“一个人之所以是犹太人，是因为他对非犹太人有一种使命，即与现代性协调，并来重塑它”。(44)犹太人这种天然的自由主义精神，也被称为“以色列的使命”。海因里希·利奥(Heinrich Leo，1799-1878)称其为犹太人的适应性，“就像泉水能将任何丢入其中的物体变成磨石一样……犹太人能把进入其精神领域的一切抽象为一般性”。有人认为，这也是为何该种族在欧洲总是颇受排挤，以至于被当作贱民而屠杀的原因。如汉娜·阿伦特所说，“从其个人体验中，犹太诗人、作家和艺术家本该将贱民的概念演进为一种人类类型——一个对评价当今人类至关重要性的概念，一个对非犹太世界产生影响的概念”。(45) 犹太人的“道德严肃性”令其无法按照“非犹太文化”生活。杜拉蒙特(Edouard Drumont)在《犹太人的法国》(Jewish France)中说，“科恩先生是个受人尊敬的人。但他即使不去犹太教堂也遵守犹太教规。我对他并无不满，但我厌恶他身上那股犹太人的特征”。约翰·默里·库迪把现代性视为新教徒的伦理准则，包括礼节的标准和不含个人偏见的礼貌。他认为犹太人对新教伦理的不可通约性，就是犹太人与现代性的斗争。(46)桑氏对此颇为看重。她以为，这让犹太人成为齐美尔笔下的“陌生人”：即使置身其中，也总是身处其外；在审视熟悉的事物时，他们往往以陌生的眼光，问人所未问，质疑无可置疑之事。因此，在当代生活中，犹太人被悬置起来。这种悬搁状态，让他们既无法企及古老的传统，又在抵御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而成为身份焦虑的局外人。这也是桑塔格本人的身份主体性：一面承受现代性的同化，一面又在反思现代性的困境；既是现代性的侠客，又是侠客要杀死的恶龙。 其次是为何同性恋者亦富创造性。在希腊神话里，俄耳甫斯(Orpheus)与同性恋的产生相关。其母卡利俄佩(muse Calliope)是缪斯之一，卡利俄佩之母则是记忆女神墨涅谟绪涅。从词源上看，orph-在古希腊文里与orphnos(夜)、orphné(暗)或orphos(藏在石头下的海鱼)有关。(47)欧里庇得斯在《酒神的伴侣》中说：“从前，俄耳甫斯曾在那里弹琴，用他的音乐魅力吸引树木，吸引野兽。”(48)妻子欧律狄刻(Eurydice)在田野游玩时，不幸被毒蛇咬死。他以如咒的歌声哀求哈得斯(Hades)和泊尔塞福涅(Persephone)，其演奏征服冥界生灵：“铁的泪水流在普鲁同的双颊，地狱应许爱的恳求。”但有一个条件：回到地面之前不可回头。俄耳甫斯一路都很克制，可在最后一瞬间没能忍住。欧律狄刻离光明只有一步之遥。“她突然就在他眼前消失，如一缕青烟混入空气，不可触摸地离逝。”(49)从此，这位歌手、竖琴师、诗人，再也不与女子谈论爱情，只向青年男子寻欢。“他把爱情转于少年童子，爱着他们短促的青春和如花的妙年，在特剌刻各邦树立了风气。”(50)“许多女子热恋着这位诗人，因为遭到他的拒绝而悲伤。”(51)特剌刻的女人恼羞成怒，把“俄耳甫斯撕成碎片，扔进海里”。(52) 桑塔格发现，赫伯特·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1955)中也阐释了这个故事。俄耳甫斯以歌声为语言，以爱欲唤醒生命体、无生命体、有机界与无机界中的潜能，“将艺术、自由和文化结合在一起”，树木、动物响应着俄耳甫斯的语言，“世界正在趋向于美”。(53)马尔库塞提倡一种“爱欲解放论”：现代文明压抑人的爱欲，将人类困囿于压抑的自然中。如席勒所说，现代性，这盏菲德尔胸中燃烧的“黑暗的明灯”，灼伤了现代人，“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偿彼此脱节。人被束缚在整体的小碎片上，自己也被造成一个碎片，耳中只能听到推动他转动的齿轮声，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54)苏珊·桑塔格在马尔库塞对俄耳甫斯的同性爱恋的解释中，看到一种拒绝以繁衍后代为目标的新秩序。她认为这是人类在追求更大的自由。以俄耳甫斯为代表的同性之恋，象征着非压抑的爱欲，“一种没有压抑的秩序”。(55)“快乐的恢复、时间的停止、死亡的同化、沉默、睡眠、夜晚、天堂都是它的形象”，如波德莱尔所说，“到处都是秩序、美妙、安逸、幽静和美感”。(56)托马斯·曼也赞成此观点。“我们满可以用情色美学来形容同性恋。这是自由的爱情，其内容既包括不生育，没有前途，没有后果和责任。因为没有结果，也不会建立什么，是为艺术而艺术，这在美学层面是一种非常骄傲和自由的态度”。(57)青年桑塔格格外崇拜托马斯·曼，其短篇小说《朝圣》就以她造访曼的经历为素材。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她才能把同性恋与唯美主义相结合，将其“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看作与拉夫加迪奥(Lafcadio Hearn，1850-1904)的谋杀、库尔特·施威特斯(Kurt Schwitters，1887-1948)达达主义的“无意义”诗歌一样，于其中寻到“新感受力”的另一个先锋性因素。 文化理论家阿德勒(Peter Adler，1812-1869)说，“一类新人正自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的复杂互动中脱颖而出，他们对世界的取向和观念超越其本土文化”。(58)苏珊·桑塔格正是这类新人。作为犹太人——同性恋者，她并不纯粹属于任何一个。换句话说，桑塔格作为犹太人，失去了传统的犹太教信仰；作为女性，她游离在传统女性角色之外。“她的弦总是绷得紧紧的”，(59)如柏拉图对话录中质疑城邦固有秩序的“异乡人”(foreigner)，也如加缪笔下的局外人(the outsider)。异乡人生活在一个世界里，却无法栖居于其中，总在身份的不安中对事、对人提出质疑。德里达《论好客》(Of Hospitality)中的异乡人说，这些人都是疯子，“我害怕他人会因为我说的话而把我看作精神错乱的人、头脚颠倒的人。疯子总是把一切从头到脚、从上到下全部颠倒。他把脚举过头顶，把内部放在外面，用头部行走。因此，他总在审视自我，提出反抗父权制、反抗逻各斯的问题”。(60)或许这正是苏珊·桑塔格的处境。她的身份处于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之间，抒写着一位20世纪美国人独特的现代性。 收稿日期：2014-12-14 注释： ①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②苏珊·桑塔格：《三十年之后……》，黄梅译，见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陶洁、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98-304页。 ③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第49页。 ④⑦格勒姆：《尼采与边缘犹太人》，郭熙明译，见萌萌学术工作室主编：《“中国人问题”与“犹太人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259-306、263页。 ⑤Susan Sontag,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Diaries 1964-1980,Edited by David Rieff,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2,p.166,p.214. ⑥Susan Sontag,Reborn:Journals & Notebooks,1947-1963,ed.David Rieff,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8,p.214,p.158. ⑧格伦菲尔德(Frederic Grunfeld)将“边缘犹太人”视为“问题分子”(problemic sector)，弗洛伊德、卡夫卡、茨威格、莱辛、本雅明等为代表。 ⑨⑩戴维·里夫：《重生：苏珊·桑塔格日记与笔记(1847-1963)》，姚君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1、16页。 (11)Susan Sontag,"Notes on 'Camp'",Against Interpretation,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8,p.290. (12)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欣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4页。 (13)“就文化的角度而言，过去的论者认为德国的班雅明乃是‘欧洲最后的文士’，那么苏珊·桑塔格则可以说是战后美国的“第一个新文士”。南方朔：《苏珊·桑塔格的诗意世界》，见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陈相如译，台北：大田出版社，2008年，第001-012页。 (14)(15)(16)让·热内：《小偷日记》，李伟、杨伟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第12、13、12页。 (17)苏珊·桑塔格：《萨特的〈圣热内〉》，见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00-106页。 (18)Susan Sontag,"Notes on 'Camp'",Against Interpretation,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8,p.290. (19)Susan Sontag,"One Culture and the New Sensibility",Against Interpretation,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8,p.293. (20)桑塔格在1965作《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提出“新感受力”(new sensibility)之思想。这个概念遂于“坎普”“反对阐释”等一样，成为桑氏的标志性概念。“桑氏的新感受力”，一方面针对科学技术统治现代人的思维，另一方面也针对马克思及弗洛伊德等学说遍及文化阐释思想。桑塔格希望现代人能够更注重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或技巧，从其内容阐释中转移目光。 (21)Susan Sontag,"Simone Weil",Against Interpretation,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8,p.49. (22)苏珊·桑塔格：《三十年之后……》，见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陈相如译，台北：大田出版社，2008年，第298-304页。 (23)苏珊·桑塔格：《戈达尔的〈随心所欲〉》，见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14-228页。 (24)(25)苏珊·桑塔格：《罗贝尔·布勒松电影中的宗教风格》，见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93-213页。 (26)苏珊·桑塔格：《在土星的标志下》，姚君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27)Susan Sontag,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Diaries 11964-1980,p.259. (28)Susan Sontag,"Simone Weil",Against Interpretation,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8,pp.50-51. (29)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38页。 (30)Susan Sontag,"Notes on 'Camp'",Against Interpretation,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8,p.289. (31)特里·伊格尔顿：《圣奥斯卡》，见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23页。 (32)(34)苏珊·桑塔格：《三十年之后……》，见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陈相如译，台北：大田出版社，2008年，第298-304页。 (33)Susan Sontag,Where the Stress Falls,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2,p.270. (35)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00页。 (36)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许绮玲、林志明译//瓦尔特·本雅明：《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许绮玲、林志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057-114页。 (37)Susan Sontag,"One Culture and the New Sensibility",Against Interpretation,p.302. (38)20世纪西班牙思想家，文学、哲学皆有造诣，被人誉为西班牙的陀斯妥也夫斯基，加缪称他是尼采之后欧洲最伟大的作家。 (39)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艺术的非人化》，见福柯、哈贝马斯等：《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5-143页。 (40)(41)Susan Sontag,"“One Culture and the New Sensibility",Against Interpretation,p.301、p.290. (42)Lawrence H Fuchs,The Polical Behavior of American Jew,Santa & Barbara California:Greenwood Press,1980,p.178. (43)汪舒明：《美国犹太人的自由主义和保守化》，见汪舒明：《犹太研究》(第7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7-107页。 (4)Michael A.Meyer,Jewish Identity in the Modernity World,Seattle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0,p.18. (45)Hannah Arendt,The Jew as Pariah:Jewish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Age,New York:Grove Press,1978,p.16. (46)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05页。 (47)吴雅凌编译：《俄耳甫斯教辑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48)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见罗念生译：《罗念生全集 欧里庇得斯悲剧六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3-408页。 (49)吴雅凌编译：《农事诗》(IV)，485-489，见吴雅凌编译：《俄耳甫斯教辑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50)(51)奥维德：《变形记》，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04页。 (52)吴雅凌编译：Conon，残篇4，见吴雅凌编译：《俄耳甫斯教辑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52页。 (53)(55)(56)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27，131页、126。 (54)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0页。 (57)佛洛朗斯·塔玛涅：《欧洲同性恋史——柏林、伦敦、巴黎(1919-1939)》，周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23页。 (58)Peter Adler,"Beyond cultural identity:Reflections on Multiculturalism",Culture Learning,ed.Richard Brislin,Honolulu:Hawaii University East West Center Press,1977,pp.24-41. (59)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姚君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页。 (60)Jacques Derrida,Of Hospitality,trans.Rachel Bowlby,Stanford &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