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的成效考量及其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会论文,边疆论文,中华论文,成效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2-0005-09
自抗战军兴，西部边疆地区成为抗战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受到国人普遍关注。在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倡导和国民政府支持下，边疆服务部(以下简称“边部”)于1939年成立，主要在川康边地开展服务工作，直到1955年结束，在实地服务与边疆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杨天宏先生等人努力下，边部以教会立场参与边疆建设的作为及其所反映的20世纪在华基督教会发展的若干重要转型史实，业已基本呈现①。本文试图探讨的是，在艰难时局中服务于川康边地村寨居民的边部人员所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种种困境及其原因。
一 边疆服务的成绩及其局限
边疆服务的具体工作分为两类：一是实地服务，包括文化教育、生计改良、医疗卫生和其他社会事业；二是调查研究。边疆服务采用“服务区”制度，先后开辟了川西区(四川松理茂汶一带，以羌、藏族居民为主)和西康区(主要是西昌和凉山地区，以彝族居民为主)，直接间接受益者估计有200万人。先后在川西区开办5所小学，在西康区开办8所小学，还开办了不少民众学校和民众图书室，并面向民众报告国事、宣讲卫生、指导农事。在两地开办了近10所医院、诊所，除为当地病人诊治常见疾病外，还收治了不少黑热病、痢疾、回归热、梅毒、淋病患者。他们还围绕农艺、园艺和畜牧养殖，传播当地适用的各种科技知识。除实地服务外，边部还与一些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开展对边疆地区的调查和研究。
全国总会对边疆服务极为重视，视其为抗战时期总会活动中“最为艰巨而重要的服务工作”[1]4。总干事崔宪详在全国各地教会及学校报告边部工作，因为边疆服务的重大价值及边部人员的牺牲精神，“每对外演讲或和人谈话，辄引为荣”[2]25。许多教会团体要求与边部合作，或受到启发也欲推动类似的服务活动，或给予道义声援与经费支持。1946年7月，张伯怀代表总会访问东南各地教会，历经闽北、闽中、闽南及岭东，“所到各地教会，对于边疆服务工作，都认为是教会当前最切要的工作，都愿意经常的作精神及物质上的后盾”[3]25。
边疆服务引起了许多教会大学的关注。边部与教会大学联合组织暑期大学生服务团，到边地服务和调查研究。国民政府教育部也介入这一活动，给予经费支持，派员直接领导，编印团员调研文章和服务消息。该活动引起了诸如“西北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及东南各省之公私立大学学生”对边疆服务之兴趣，“时有人来函表示愿到边地长期工作”[4]6。抗战时期极负盛名的华西坝“教会五大学”都与边疆服务有着合作关系，不少学者到边地调研，发表了大批研究成果，增进了国人对边疆的认识，促进了边疆服务的深入开展。
在国民政府倡导的边疆建设中，边疆服务也有一席之地。边部虽宣称为“纯粹宗教团体，绝无政治及党派关系”，但也表明其宗旨是“以基督服务精神，本中央抚圉边民之德意，对边疆民众从事各种服务，借以启发边民知识，救济边民疾苦，改善边民生活，促进边民团结，充实国家能力”②。可见其担负着双重使命：既要传播基督的“神恩”，也要宣扬中央的“德意”。受邀担任边疆服务委员会主任的孔祥熙认为，边部发起是“利用基督教服务的精神辅助政府化导边民的工作”，工作中应“注意政治训练，使边民认识中央政府之德惠，因而甘心向化作健全之国民”[5]18。他强调边疆服务是“基督教的服务运动”，是“以宗教的精神和服务的事业促进国民的团结”，故也“是一个宗教的爱国运动”③。总会执行干事高瑞士承认，“边疆服务原则为中国基督徒所组成，其目的为本基督精神帮助一向被漠视的边地同胞，所以也可以称为一种爱国工作”[6]8。
边部注意宣扬国家意识、公民意识，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工作，因此，不少边区民众与边部建立了密切关系，更愿意与边部“合作”。如昭觉地区政府编制保甲工作无法推行，在边部奉劝下得以顺利完成；西昌行辕政治部到四开查铲烟苗，恐发生意外，请边部相助[7]16；宁属屯垦委员会拟开发凉山彝族地区，请边部参加工作；理番县府为推行禁烟及倡导边地教育卫生事业，偕同川西区主任崔德润“遍历三番各地，亲施劝导”[8]2。许多边地民众逐步知道了农业改良的必要，“已渐渐的相信医药的重要”，“把最新的医术当作精术似的崇拜”，不少儿童接受了近代教育。因边部注意灌输“国家之德意”，边民“对中央政府之感戴也日见深切”[1]5。对于边部的工作，国民政府比较满意。蒋介石在西昌视察工作时，叮嘱边部重视职业教育[9]14。孔祥熙认为边部体会到政府“化导边民”的苦心，勉励边部，“现在中央各部会及省政府，对于边疆问题均在注意，本部工作应随时与中央及各省政府取得联络”[5]17-20。
边疆服务的影响，甚至远及国外。许多外国宣教士不远万里，来到华西，参加边部工作。最为突出者是美国传教士柯乐智(M.A.B.Crouch)。他于1944年12月初来到成都，原计划到云南，因对边疆服务发生兴趣，便留在边部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他“甘之如饴”[10]10。他担任边部英文秘书，负责编辑总会的英文通讯和联络边部与国外的关系，广泛宣传中国基督徒在边疆地区所开展的服务工作[11]7。英国浸礼会先后派恩约翰和乔牧师夫妇(Rev and Mrs.Up church)参加边部西康区工作。杂谷脑医院院长崔毓珊夫人李美英是个美国传教士，工作繁杂，“什么事需要我作，我就作什么事。有事作便快乐”[12]20。1947年9月，因割舍不下边地工作，她放弃返美休息，并表示：“我深感到美国的家，不如杂谷脑的家，我真正的家是在中国。”[13]11-12国外教会团体对边部工作也极为关注，并给予积极援助。据柯乐智介绍，美国出版了一本报告各地教会事工的书，共15章，有一章专门介绍边部历史及其工作概况；其他教育刊物也常刊载边部的各类工作[11]7。1946年，总会干事方约翰自美回国，报告美国基督教团体对总会工作最为注意者即是边疆服务[14]4-5。国外甚至有人赋予其世界性的意义：“促成这一时代进步的机构已经以边疆服务部的组织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一些研究教会历史的学者甚至认为它包含了20世纪亚洲国家发展的基本模式。边部现在处于无与伦比的重要位置，因为它提供了中国教会所选择的各宗派及国际间合作最早的适用原则。此外，鉴于所处之特殊地位，边部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堪称独一无二，因为中华基督教会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国家，代表了中国五分之三的新教徒，参与指导中国人的共和观念。由于这两层因素，加之面临新的机遇以及为寻求发展而在数千里中国边疆拓展时与外部发生的接触，边部在世界教会所承担的使命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后，由于中国在亚洲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领导地位，而亚洲拥有世界人口之半，因而中华基督教会的服务计划必将发挥重要的国际影响。”④这段话虽明显溢美，但至少表明有人对其重要性和模式确实赞赏有加。
但边疆服务的局限也是明显的。除了其组织者及实施方略算是独树一帜，实际贡献则非常有限。从实施地域讲，边疆服务自始至终拘囿在川西和西康的两个狭小地带，云南只是偶有涉足，其前期构想的往青、藏、滇、黔拓展的目标一直没有实现。从工作开展讲，其立足点在于“服务”，其工作范围在基督教团体内算是较多的，但是相对“边疆建设”则又过于狭窄。算得上经济建设的生计改良，基本限制在农业和牧业上，即使如此，其功效除麦病防治外也并不显著，基本停留在“表证示范”阶段，与边民的经济联系甚感隔膜。工业类建设项目则仅有纺织、碘盐生产。判断文化教育的成效，学校的毕业生数目应是个重要指标，以此来看，边部教育实绩也不大，如萝卜寨小学至1949年时尚无毕业生。从卫生来看，边地辽阔，疾病流行，因其人手药品均甚欠缺，边部行医地域较为狭小。作为一个教会团体，它无法在边地建立起公共卫生的社区。宗教工作更显薄弱。故概言之，边疆服务不过是当时“边疆建设”洪流中并不太引人注目的支流，其实践与理念间差距很大。如果以其取得的实际成绩与其所宣称的目标来看，可以说边疆服务基本上是失败的。
同一事件，置于不同语境，价值高下往往会略有差池，甚至大相径庭。如果考虑到边政改良或边疆建设本应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文化全面跟进的综合性工程，基督教会团体拥有的资源实不足以胜任这样庞大的社会改造工程；那么，作为一个宗教团体，在抗战时期许多教会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的情况下，边部尽其所能所取得的诸多成绩已属难得。
二 边疆服务的精神与方法
边疆服务是在政府支持下，以教会立场在边疆地区开展社会服务的事业。它在川康民族地区开展各类服务，在当时获得了积极反响，在抗战时期基督教界“万马齐喑”的颓丧状态下，其成绩更是令众人瞩目的。除了当时边疆地区较前受到国人重视，边疆服务得到政府支持等外界因素外，边部人员挖掘自身潜能，改进方法和勤勉工作，亦不容忽视。
牺牲和服务精神，是边部人员能够在艰难条件下坚持工作的基础。边部承认“经济是一般事业的基础”，但就边疆服务而言，其“真正基础”不是有形的物质和金钱，“乃是无形的精神——爱人类，爱同胞的牺牲和服务精神。换句话说，就是基督徒的宗教信仰”，边部工作“唯一可以自慰处是工作的基础没有建立在金钱上、组织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永不动摇的‘应该服务落后边胞’的信念上”[15]1-2。张伯怀认为在边疆工作中应作好“精神准备”，应具备坚决的意志、纯正的动机和吃苦的精神，应“以牺牲的精神作服务的事业”[16]1。崔德润强调，边疆服务是一件苦事，加上经费艰窘，外人误会，难处更大，“但我们的同人们能处之泰然，难处也逐渐胜过了，这实在是由于一种内在力量的支持。这种内在的力量帮助我们胜过了一切，边疆工作者没有这种内在力量是不会持久的”[17]3。这种“内在力量”实际上就是指牺牲和服务精神。高瑞士表示，“深切了解本部同工工作地区之偏僻与凄凉，工作使命之艰巨与伟大”，认为边部人员在工作中“表现着基督徒的真精神——不为困难所屈服，不为罪恶所诱惑。他们优良的品行，自我的牺牲及严格的自律，令人深感敬佩！他们精神的愉快和信心的坚定，工作的热情，尤令人兴奋！我们所见到的各部门的工作都能正确而顺利的推进，各个地方都整洁而有序，所遇见的地方人士坦白而诚挚的赞扬着本部同工们”[6]9。
作为边疆服务的受益者，彝人傅正达认为：“边疆服务的开路先锋们，他们凭着爱人救世的精神，不怕一切的困难，不到两年奠定了工作基础，深得了夷民大众的信任。十年来服务部在人力物力的困难中撑持，工作人员在待遇薄生活苦之下，仍不屈不挠的努力。”[18]6威州各界人士特写《勤劳志颂》夸赞边部人员的服务精神，肯定川西区部在理番七年来，“举凡农，牧，宣教，学校诸务，各有相当成绩”，其中“尤以设立医院，为邦人士，及邻邑各界，暨往来商旅所称感”，评价马锡山“性情和易，技术精明”，“寒暑数更，不遑宁处”，对于病人“细心诊护，多方体贴，日夕辛劳”[19]19，堪称献身边疆事业的杰出代表。马锡山于1940年3月到川西区工作，威州诊所(医院)、杂谷脑诊所、理番协立医院等处“都由锡山奠定基础”[20]10，“三处医药工作的创办都有锡山先生的贡献”[21]4。当他“计划着将医院的内容充实，将医院的房舍扩充，成为川康青甘边区中最完善而最现代化的第一个医院”的时候，却积劳成疾，于1947年9月17日去世，年仅38岁。威州民众痛惜不已，“殡葬之日，送丧者塞途，全市男女老幼，无不涕泪交流”[22]7。
对边部同工们的服务精神，政府方面也极为赞赏。孔祥熙称赞边部：“他们的忠勇和牺牲精神已博得了边胞的信仰和爱戴，取得了地方同胞的赞助，引起了当地官绅的同情；中央各方面凡人去参观过他们的工作的，也都一致地称道。”⑤黄炎培视察边部工作区后，也对边部人员吃苦耐劳精神表示佩服。
“精神不是万能的”，边部工作的显著成绩，与其工作方法有关。按李安宅的观点，边疆服务在原则上应坚持服务、训练、研究三者合一，“使研究为了服务，使服务得到研究的资助，服务才不是盲目的，即以资助研究，研究才不是抽象的，且使同工即在研究与服务中得到训练，训练才不是形式的。如此，便收即工作，即启发，即表证，即能善与人同的创化功效”；在实施步骤上，“第一应该先以医药入手，第二改良生产技术，第三组训民众，而均以综合的教育原则出之”；在实施方式上，“应该统一于富有机动性的团体”[23]56,64,66,73。
若比照边部工作情形与李安宅对边疆社会工作的相关论述，可谓完全符合。在原则上，边部在制定工作计划大纲时，既已确定其工作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实地服务，二是调查研究，两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在工作步骤上，边部以医药工作入手，视为“服务的开路先锋”，特别是在前期“应该算是第一件要紧的事”[24]1。至于改良生计与组训民众，边部也很注意。但不管哪种工作，边部都以“综合的教育”相配合。边部要求教育事业统筹兼顾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医药事业治疗防疫和卫生教育齐头并进，社会事业立足于救济边民痛苦，改良社会风俗，组织民众团体，化除边民与汉民纠纷。边部重视“教育”在其他工作中的运用，是因为任何工作的成效，最终取决于边民在心理上是否接受和接受的程度，“教育”可让边民从被动的接受达到产生主动的要求。从根本上讲，边部的工作主要是“传帮带”，通过“示范表证”，最后要让边民担负起变革边区的重任。西康区教育干事李万方认为：“本部的工作主要原则之一是以少的经费做出多的事业，小的人力，尽到大的努力：在此原则之下，要当地人士起来做，慢慢地要边民自动起来做。”[25]7生计工作同样如此，单纯防治麦病，无关大节，关键是要让边民明白其生计困难是因为他们农具粗笨和缺乏农业知识，由此产生“必须改良”的意识。1945年8月，边部在理番开办师资培训班，请刘国士围绕川西区的农业、畜牧业问题，做了14场专题演讲。《边疆服务》杂志刊文认为：边民教育应“以学校为改造社会的中心，以提高文化水准，指导改良衣食住行农牧及医药卫生，使其接近现代生活，并逐渐向外推进，通过学生以影响其家庭”[26]4-6。理番师资培训内容全与生计相关，看似“名不副实”，实是借助“教育”谈生计，由教师传达给边地的学生，再由学生来影响家庭，以实现边部“以小学为改造社会的中心”的目标。“化导边民”同样离不开教育手段，西康区部康治平认为，“我们用教育的方法来解决汉夷问题，当然比任何方法来得妥善，来得高明”[27]17-19。
实际上，上述工作实施的“步骤”，既反映了边部的方法，同时也表露了边部工作实以“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为中心：卫生工作开路，文教则是“全程陪同”边部所有工作。
至于边疆工作的实施方式，在李安宅看来，“应该统一于富有机动性的团体”，这个团体应是包括各类专家的“边疆文化团”，“这些专家配合在边疆即学习，即同化，即服务，即表证，即改进，即扶植，分工合作，比较参证，勿忘互助，名利不居，以使边民归于自助自动之途”，“既可以吸引内地学者，亦可提拔边地青年”；对边地青年，要么资助进修，要么让其陪同，“共同研究，长久接触，则彼此启发，本末分别，沟通文化，自易水到渠成”；李特别强调要启发“未来的创化力量”，“安居时得用服务馆的形式，行动时得用服务队的方式”，服务馆可指导和解决各类问题，如医药卫生、公民教育及“乡土教材的编制，已有机关团体的辅导，尤要注重启发文化接触的展览”，服务队则“因为是动的，当比静的工作尤为重要”，“社会之动脉在民间，深入民间才是服务的根本”[23]73-78。
边部工作完全符合李安宅所说的“富有机动性”。边部聘请医学家如侯宝璋、陈耀真，社会学家如李安宅、于式玉，畜牧学家如华西大学吕高辉、中央大学陈之长，农学家如刘国士，语言学家如金鹏和傅兹嘉(傅懋积)等到边区作调查研究工作。这些专家或带动边部工作人员一同研究，如马锡山等人虽发现黑热病，但因设备简陋无法研究病理，便随侯宝璋调查流行病并共同研究；或其研究成果给边部工作以指导，如金鹏的《戎语对话》一书未刊行就油印分发边部人员以应工作之需；或应聘边部人员，如刘国士本是应约半年考察川西农牧，后来却留在川西区部担任生计工作，主持威州牧场和防治麦病。对于边地青年，边部资助张伟才去福建农职校学习，也邀请傅正达等边地青年参与服务工作。边部既有固定的服务处，又有巡回的服务队，服务处一般都有医药、教育等工作，而巡回工作则往往是教育与卫生相伴而行；没有固定工作则根基难以稳定，没有巡回工作则服务范围不能拓展，都不可或缺。边部组织的数次暑期学生服务团和张伯怀亲自带队的凉山抗建服务团也充分体现了这种机动性的特征。服务团一般都有学有专长的教授参加或带队，对学生的挑选则尽量体现专业的多元化，以求在边地能够分工合作，从事多种服务和调研工作。
作为一个基督教团体，边部宗教工作的“方法”也值得我们探讨。“方法”得因人因地制宜。在汉族聚居地，宜以传教为主，教育卫生等实际服务为辅，“借以培养基本信徒，树立教会基础”；而在“纯边民区域”，则以服务为主，寓宗教精神于其中，“借实际工作以感召边胞使之佩服基督教”。边部除了采取医疗、教育等服务来激发边民兴趣，消除隔阂以达到互相认同，和采用发糖、唱歌等形式来吸引民众外，还尊重边民的传统信仰，以减少阻力，潜移默化以达“取代”的作用。传教内容尽量浅显，使民众喜闻乐见。刘龄九建议：“选最通俗的宗教诗歌教边民歌唱，选意义最易了解的经句来教边民阅读。”[28]21-22边部还有意将上帝“本色化”，根据需要加以改造。伍明乐在萝卜寨宣教时宣传信教可以驱鬼，用基督崇拜来取代鬼神信仰：“要把鬼赶走，就要信耶稣。”[29]20李士达在给彝人演讲时对上帝的形象作了重塑：“上帝是创造宇宙的大主宰，我们人类都是他的儿女，盼望你们有工夫就来服务处，听听这个好道理，因为凡听上帝语言而行事的，必然得福气。”[30]15可见，边部在传教时充分考虑边民的认识水平、信仰传统，从边地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传教工作。
三 边疆服务的内外困境
边部本来宣称其服务对象是“西南西北各省区之边民”，“第一年以川康边区为服务区”只是权宜之计，“以后逐渐扩充至滇黔湘桂甘宁青等处”⑥。但事情却并没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长期拘囿在川康两地，服务范围相对狭窄，即使是在川康边区开展的诸多服务事工，也非尽如人意，可谓壮志未酬。这与其面临的种种困境有关。
就外在困难而言，边疆服务作为一个新生的运动，不像外国传教士常年在边疆，“不但一辈子而且几辈子强聒不舍地工作下去”。生计工作长久不能找到突破点，在宗教工作上许多人不明白边部的“整个计划与政策”[6]9。不过其最大困境是在“内在”方面，主要是经费不足和人才难得。刘龄九曾说，“任何事业的推动，都离不开‘钱’，我们便因了‘经费’的限制，不敢奢谈新计划”。相对来说，人才更是难得，“边疆服务是开荒的事业，是创造的工作，是舍己救人的行为，无成规可循，无定章可守，事情繁重，生活艰苦，根本就不好请人”[24]3。《边疆服务》的编者也慨叹：“边疆工作最大的困难有二，一为钱财，一为人才。人才尤其困难，因为边疆交通不便，生活困难，甘心肯去服务边民的人，实在不多见。”[31]2
先说经费不足。边部前期经费主要由政府部门赞助，不过这些费用只用作纯粹的服务工作，传教是不得挪用政府拨款的。对于宣教来说，“充足的经费和适当的人选都是不易解决的问题”[6]8。即使是服务工作，经费也非常短缺，政府的资助不敷应用。许多工作未能开展，多是限于经费窘迫。云南服务区开办不久即停，许多地方请求前往开办服务点而不敢答应。即使是维持日常工作，边部也时感捉襟见肘。其他机动工作，经费更难筹集。1940年，边部组织学生暑期服务团赴川西区，向四川省政府、省民政厅、教育厅等单位呈文，希望得到经费补助。省政府回函表示：“补助经费一层，本应遵以办理。无如本年度省库奇绌开支浩繁，现在预备费业已开支罄尽，其他科目均系额定用途，无法挪移，相应函复，尚希谅鉴为荷。”⑦1946年，边部经济状况因“物价更加上涨，愈形艰窘”，对现有工作强调“内容的充实”，“今后一年除非另有特别收入，在工作上不能作较大的扩充计划”[32]3。高瑞士在1948年指出：“过去边疆服务部大半收入是来自政府及救济机关。这种补助费不是经常的。近来物价日趋高涨，法币价值日渐贬价，很显然的边疆服务部的整个事工，已不是中国教会所能独立支持的，现在我们计划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的数目向国外的同道劝募，馀者向国内教会团体，救济机关，以及私人等捐募。”[6]9可见，边部经费来源虽然较广，但数额却没有保障。
再说人才难得。张伯怀认为：“边疆服务是边地政治建设的开始先锋，是边疆研究的出发凭借，是边胞思想与舆论的测验器，是促进国民团结的动力轮。其使命之伟大既如此，从事服务的同工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与资格当然也非常严格。”[16]但边地信息闭塞，生活条件困难，人才选用不易。从进入边地起，边部就感到“全心全意、不计任何艰苦、自愿献身为少数弟兄民族服务之人才”太少，“尤其是具有专长”的人才难找⑧。以宗教工作为例，范文海在华西神学院毕业后到川西区，“本来希望专作宗教工作，但实际上也大不容易。一位刚毕业的青年尤其难于着手”⑨。除了经验或能力的欠缺外，更多人则是缺乏足够的热诚。有些布道员畏于边区条件艰难，很快辞去了工作。打定主意扎根边区长期做布道工作的人才更是难找，几乎无人肯认真地去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卫生人才同样难找，“都市中还不够用”，谁愿意到边区去呢？而且抗战期间，“药品来源困难，器材购备不易，几乎是没有方法能在边地设立完善的医院或诊所，这点就更增加了请人的困难”[24]3。边部以教会立场开展工作，人员自然以基督徒为最佳，但这点很难满足，一是边地基督徒少，二是内地基督徒很少愿到边地工作。正如徐植廷所说：“基督教传入边疆，大约将近五十年的历史，也曾倡办教育，设立几处学校，但仍未见结出许多果子，未培养出多少人才，在社会上也未得着多少热心，诚恳，服务社会的基督徒。”[33]19这种看法并非边部人员所独有。如抗战后有人认为：“边疆服务的工作虽然很急需，很重要，抗战以后怕是不能继续。因为中国人就没有真正肯牺牲，肯服务，肯离开比较方便舒服的内地生活，跑到荒野穷僻的边地埋头苦干的。”[34]1边疆服务委员、农林部长周贻春也说，愿意“到边荒地方去服务去牺牲”的傻子，外国教徒有，“中国人不会有”[35]3-4。抗战结束后，边部许多人员或因“身体健康”问题，或因“家有老母”需尽“人子的本分”而离开边区，边部只好退而求其次，“最低限度须不反对宗教，或讨厌宗教为原则”[36]7，不过有时边务人员极度缺乏，工人也不易请到。
“边民了解程度不高”，同样让边部人员头痛。长期以来，边地民众对内地汉人有着“敌对和误解”，政府工作很难得到认同。边部同样也面临这一问题。边部人员在村寨巡回工作，边民“有的认为是调查民情者，有的认为是蓄意卜居借资营业者，还有疑为算命先生”⑩。边民往往把学校视为“汉人羁縻他们的政策”和“软化他们的法宝”，甚至以为是“抽调他们的壮丁，或用作变相的把戏将边胞子弟们软禁‘作质’的”，“这样根深蒂固的怀疑直如铜墙铁壁”；许多边民认为读书吃亏，耽误孩子做家事；边部办学不收学费是“别有企图”[37]22。很多边民应付边部人员的询问时“不免表现烦厌之感”，“或淡漠以应付，或敷衍以塞责”，有的甚至以为是来募捐的[38]15，或者认为“你们另外还有你们的工作”，任凭如何解释，“除不尽他们的疑心”[39]25。边部在西康设边民招待所，许多彝人起初宁愿风餐露宿，在他们的眼里，“现在这个招待所说不定是一套新的‘把戏’，这种看起来像“白白施与的恩赐，它引起的初步反应是怀疑和恐惧”。某些地方势力也多有阻碍，如川西藏区宗教工作没有大的进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喇嘛教的抵制。即使是医药工作也会受到抵制，因为嘉绒人以往“有病只求喇嘛念经，转经，并不求医治”；边部行医，当然会触犯喇嘛的利益(11)。
如说边地民众“了解程度不高”是因为与内地长期隔阂，那么有些国人的怀疑则在于基督教与国人心理的距离。抗战胜利后，许多到过西北西南的人士，“惊于教会方面在边地的建树，在边民中的信仰，于是归来发为言论，著为文章，不是攻击‘麻醉边民’，便是指责‘别有野心’”。令边部最为痛心的是多数国人对边疆同胞的漠视，抗战时期如此，战后更甚。1946年春，《边疆服务》编者感言：“假如我们有所焦虑的话，那便是大多数同胞对边疆同胞的轻视与不关心。我们知道，也看见过，有多少欧美宣教师终身生活在我们的边疆，为中国人所看不起的中国人牺牲个人终身的幸福。我们也曾看见报章杂志上有人指斥这些外国人的行为是别有用心。……假设外国人真正另有作用，我们为了自己的国家，不是更应该走上边疆吗？再以本部来说，年来英美同道对于我们的工作发生兴趣的越来越多，捐款也与年俱增，定志要来参加工作的也大有人在，但在国内却反而到处冷淡淡的。谈到边疆工作一般的反响是，摇摇头，‘生活太苦！’非基督徒如此，基督徒也是如此。这真是可怕的情形！”[40]2
诚然，边疆服务运动的开展面临了种种困境，但这种困境却是任何在边疆地区活动的社会团体都无法避免的。边疆地区的特殊困难虽有其自身的因素，但当时国民政府的边政不善和国人对边疆地区的普遍漠视难辞其咎。
四 结论
中国的边疆问题或边疆建设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民族政策的不合理，国家对边疆建设的忽视，政府的苛捐杂税，社会的动荡不宁以及外敌入侵，没有一样不是应由政府来承担责任的。抗战以后，国民政府终于开始“重视”边疆了，但往往注重于与边疆地方势力搞好关系，在改善边区民众生活与文化水平方面则建树很少，虽然提出了若干口号，但边疆落后状况仍没得到根本改善。国民党在六全大会决议中承认，“惟对于国内边疆各族之融合连系工作尚鲜致力，对其政治经济文化之发展与自治能力之增进，更未能尽扶植之功”，边部针对国民党带有忏悔意味的声明，明确指出，光是“重视”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力行”，党员不仅要到“民间”去，还应当“到边疆去”，国民党能否到“民间”和“边疆”去，将“决定着‘国民党’的前途”[41]54-57。也就是说，边疆问题是政治问题，要用政治的方案来解决，要依靠政治的力量，而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类社会团体都只能提出非政治的解决方案，其自身能够拥有的资源不足以胜任这样庞大的社会改造工程。彝人傅正达说，“教会的力量到底还是有限”，“边疆服务部在它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范围内已经做了。它的力量只有这么大，我们对它不能苛求”[18]6。
从近代中国基督教运动史的角度来考量，边疆服务的产生背景、实施地域、工作方法均显示其意义非同小可。首先，边疆服务运动是社会福音神学思潮在抗战时期中国的特定区域的一种实践，丰富了“社会福音”的内容，使基督徒改变了以往重城市轻农村的传教战略。边疆服务的发起，是因为抗战军兴后，边疆地位重要和文化经济落后的反差，使基督教会人士反思过去的传教战略，认识到边区民众更需要“基督的神恩”。它第一次强调以“服务”为唯一目的，“传教是为了服务”而不是相反。其次，边疆服务促进了中国教会本色化的实践历程，它服从、服务于中国社会的需要，由中国基督徒发起，在中国边疆地区实施。它是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试图改革基督教传播活动的主动尝试。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一直以实现“本色教会”为目标，要求“中国基督徒”要在“中国事务”中担负起责任。作为教会团体，边部顺应时势，到中国最需要的地方参与建设，服务边民，体现了中国基督徒参与中国事务的自觉意识。从传教角度来看，它虽然宣称以“服务”为目的，但同时也注意在各种场合体现“神恩”，以取代边地盛行的迷信，告之以“爱人”和“服务”。也就是说，边部通过种种社会服务来实践“福音”，而在这一过程中，边部结合民族地区民众的传统信仰和心理特征，因地制宜、有所侧重开展活动，尤其是对上帝形象的适应性塑造，体现了基督教义本色化的特征。著名教会人士余牧人1945年在考察边部工作后，赞誉边疆服务是“教会在抗战时期中最有创造性最有建设性的一种新工作，对教会，对国家，都有莫大的贡献”，代表了“中国教会今后的工作路向”[42]9-11，如从中国基督教史角度来看，这应该不是虚妄之言。
注释：
①参见杨天宏《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三联书店2010年10月版。宗教学专家何光沪在该书封底评价指出：“中国基督教会的领袖和普通信徒……所做的实实在在的事情构成了不应忽略的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的一段历史。……从这一个案研究中，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基督教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变化，而且可以思考教会与社会关系在20世纪下半叶的转型，以及二者关系在21世纪应取的方向。”另有杨天宏先生指导、2004年完成的汪洪亮《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运动研究》、邓杰《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记实——以医疗卫生服务为中心的考察》两篇硕士论文。
②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工作计划大纲》，第1-2页，四川省档案馆：建川50-436。
③⑤《边疆服务委员会第五届年会孔副院长致词》(1943年10月20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委员会第五届年会会议记录》，云南省档案馆：51-4-251。
④New Age for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Importance of the Border Service Department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to this Era，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边部档案：Box 2-47，001。转引自：杨天宏《救赎和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一书的“绪论”。
⑦《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人员名册、工作计划、川西区工作报告、暑期服务团筹备经过》，四川省档案馆：民54-1-2。
⑧崔德润填写《国际性救济福利团体调查提纲》(1950年7月29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登记表、章程、服务规程》，四川省档案馆：建川50-435。
⑨(11)刘龄九《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议录》(苏州)，第163及168、159页，上海市档案馆：U102-0-16。
⑩《边民宣教近况》，《总会宣教事工同年工会时刊》，上海市档案馆：U102-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