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斗争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反右派斗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反右派斗争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从中央的领导同志到思想理论界开始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与思考，至今已经积累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资料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研究成果。
一
资料显示，从1978年开始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且根据有错必纠的原则，实事求是地把错划的改正过来，作好安置和其他善后工作。截至1980年底，在全面复查的基础上，全国共改正了54万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总数55万的98%。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和复查改正工作的不断深入，对这一场运动进行的反思也在逐步展开。
作为探索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文献，《邓小平文选》中有多处涉及到反右派斗争问题，邓小平始终坚持认为：“我看对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1〕
1980年3月19日， 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及对起草《决议》的意见时指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2〕邓小平指出， 扩大化的错误在于“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3〕以后，邓小平又多次联系1957—1978 年近20年的历史经验谈反右派斗争。就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失误的时间起点而言，邓小平认为：“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就党的指导思想的错误与八大路线的关系而言，邓小平认为：“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路线，这一‘左’，直到1976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20年”；就错误思想的状态而言，邓小平说：“1957年以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就错误思想的表现形态而言，邓小平认为：“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1957年就开始了。”“左”的错误的内涵是什么？邓小平认为：“从1957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说来，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4〕纵观邓小平对反右派斗争的思考， 随着时间的推移侧重点有所变化。这个变化过程直接指导和影响着理论界对反右派斗争的研究。
1981年6月，在邓小平亲自指导下制定的、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派斗争做出的结论是：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对这一基本结论，学术界尚存在不同层次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分析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5〕；另一种意见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没有必要性可言，因为“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也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需要‘打退’。”〔6 〕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在毛泽东所著《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谈到人们“怕钓鱼”，也就是心存疑虑，这种心态与“猖狂进攻”构不成因果链条。
在六中全会决议的指导下，把握全党整风向反右派斗争的转变，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全党整风是八大提出来的，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目标在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为了达到这一政治目标，毛泽东大力倡导并告诫全党正确对待公开批评，认为这对于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极为有益。有的论者认为，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召开的各种座谈会上，党外人士畅所欲言，各级党组织和党政领导也能以欢迎的态度，认真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应该肯定，整风运动初期总的发展形势是比较好的。〔7〕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整风运动的主题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呢？胡乔木认为是对形势的估计发生重大改变造成的。他说：“八大虽然通过了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决议。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出现了前后两种不同的估计，一方面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另一方面在后面又讲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什么会这样呢？1957年二月间对形势是一种估计，到了五、六月间又提出另一种估计。”〔8〕李维汉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回忆说：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5月中旬，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 如“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等。毛泽东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在听了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 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这篇文章，表明了毛泽东已下定反右派的决心〔9〕。薄一波也认为，这篇文章表明， 毛泽东关于整风的指导思想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决定反击右派。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要不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警觉是很高的〔10〕。因此，从五月中旬到月底中央决策的形成过程成为人们把握整风向反右派斗争转变的关键。5月25 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的讲话，一方面是向党内外“打招呼”，另一方面则是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记录了周恩来1957年5月23 日的工作日程是：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的报告〔12〕。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整风到反右派斗争转变过程中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对于“转变”发生的根据，有的研究者认为：“在反右派运动中一些当作典型材料的右派言论不是在5月15日以前‘放’出来的， 而是在5月15日以后‘放’出来的。”“从整个报道看， 很难得出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结论。”因此，“毛泽东根据什么材料讲‘猖狂进攻’就不得而知了。”〔13〕朱地认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没有表明毛泽东已经决定改变整风主题。毛泽东的态度发生变化， 是在北京大学5月19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之后〔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后的注释说明：6月11 日的修改稿上注明是5月中旬写的，6月12日的修改稿上，毛泽东亲自把时间定为5月15日。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采用的是“5月中旬”的提法，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是为了把“变化”放在一个更为宽泛的历史背景之上。
有的研究者认为，正确认识反右派斗争的关键，首先是有没有右派？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根据说，没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5〕。1978年复查后，维持右派原案，只摘帽子、不应改正的全国尚有 3000 余人。1980年6月，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中指出，全盘否定反右派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应该离开当时的历史背影”。该通知指出了改正的人有三种情况，即除了完全错划了的和发表了错误言论但根本立场上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之外，一部分人是可改可不改而从宽改正的。根据陈雪薇提供的某省抽样分析，这些人大体分三种类型：〔16〕第一，是资产阶级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敌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二，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坚持反动立场的人，由于土改时家庭的剥削分子被清算、斗争或被镇压，因而对党有刻骨仇恨，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本人属于劳动人民出身，但有政治历史问题或刑事犯罪问题，曾被批判、处分或判刑，对党长期不满。据此，她认为，1957年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在某种条件下可能激化的具体表现。另外，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右派分子人数虽少，但影响很大。李维汉指出，在少数右派分子所煽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界的一部分中间分子一时思想动摇。一些地方发生少数人罢工、罢课、闹事，而且有蔓延之势。对这股思潮不进行批判的反击，不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全国就要陷于思想上、政治上的大混乱〔17〕。《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的表述是：如果放弃这种斗争，不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鲜明地击退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
但是在涉及到需要不需要搞一场运动以及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策略进行反击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同的理解。廖盖隆认为，用戴帽子的方法，搞一场反右派的斗争是错误的。我们党决不会再搞这样的反右派运动了。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批驳他们，证明他们是错误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是不行的〔18〕。有的论者认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采取先纵后擒的做法也是不妥当的。李维汉对“引蛇出洞”的策略提出批评。他指出，5 月中旬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找了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19〕。石仲泉等人认为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对整个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过度激烈的反映，很不冷静，很不客观。那时以为采用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给数十万人戴上政治帽子，就能解决问题。这样的决策不可能不产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其实，就一种政治思潮而言，不是在一个短时期就能消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接受了历史教训，一方面坚持同错误思潮开展长期不懈的斗争，另一方面明确宣布不搞政治运动。〔20〕
有的论者还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根据1957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阳谋”的说法，认为“引蛇出洞”，即“阳谋”已经开始。〔21〕而在五月间，全党接受“引蛇出洞”术。〔22〕也有的人认为，在研究反右派运动的起因时，有一个重要方面长期被忽略，这就是某种中国特有的群众运动模式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塑造。〔23〕
二
学术界普遍认为，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性质上混淆了处理两类矛盾的界限，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在数量上错划和受株连的面很宽，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余人，其中99%都是错划的；错误延续的时间很长，未能及时纠正，使几十万人受冤达20年之久；被错划的同志受到严重的打击，轻则党纪、行政处分，重则判刑劳改等。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错误呢？李维汉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对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研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国内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内部矛盾转到历史舞台的主要方面，党对此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把人民内部各种批评和意见误认为阶级斗争。这也是与党长期生活在农村有关，毛泽东及许多领导同志熟悉农业、阶级斗争，不熟悉现代化大生产，忽视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因而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时，往往容易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把只有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第二，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从国际上看，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及帝国主义掀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恶浪，在国内“吹皱一池春水”，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中确实出现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鉴于此便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是“惊涛骇浪”、“十级台风”、“黑云压城”。第三，毛泽东在巨大胜利面前骄傲起来，发展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的作风，违背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党内民主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受到了损害。对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毛泽东同志从主张到部署都负有主要责任，但当时中央认识上是一致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他的主张得到了全党的确认。因此，又不能完全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24〕。
薄一波认为，发生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原因及教训有三条：第一，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由此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进行反击。而这样的群众性阶级斗争一起来，简单、粗暴、过火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这种政治斗争，弊多利少。第二，明确具体地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下达晚了。毛泽东在6月19 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代替不了划分右派的具体界限和具体标准。7月11日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划分左、 中、右的标准的建议》仍较空泛，不便于掌握。直到省市以上机关和大专院校等单位的反右派斗争已基本结束，八届三中全会才定出一个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于10月15日下发。第三，不应把整风和“肃反”弄在一起。把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捆在一起来搞，斗争的锋芒自然就对准了党内外的“右派”〔25〕。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认为，对反右派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地掌握，以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运动方法的采用，是扩大化的重要因素。还有的论者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对扩大化的原因进行了深思。他们认为，1936年，斯大林曾根据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私有制，宣布消灭了剥削阶级。可是他们并没有估计到苏联还存在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还存在阶级斗争，因而在遇到反对派的破坏活动的时候，就又简单地认为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化，导致了肃反的扩大化。我国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情况也有点类似。“八大”虽然正确地宣布了剥削阶级的消灭，但是当极少数右派分子进攻时，我们又过分夸大敌情，动摇了原来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正确估计和分析。〔26〕进一步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更深层原因是对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思想理论准备不足。〔27〕
扩大化错误发生的重要因素也与没有健全的法制有关。把一大批人在政治上定性为“反动派”、“阶级敌人”，行政上给予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降职降级降薪等严重处理，且株连亲友和家属子女，均没有确切的法律依据和依法办理〔28〕。
不少研究者认为，策略的失误也是产生扩大化的重要原因，如提出“引蛇出洞”、“钓鱼”和“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等，都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29〕。同样，“指标现象”也是反右派斗争在实际工作中发生扩大化的重要原因〔30〕。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中间派大约占70%左右，左派大约占20%左右，右派大约占1%、3%、5%到10%。 对知识分子中右派的这种估计，到反右派运动中进一步发展成为具体的数字指标，成为反右派运动规模、划分右派分子的数量依据。1958年反右派斗争结束时，右派人数已达55万，这同《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右派占10%的估计基本上相一致。
在整风过程之中，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中批评意见的相当部分，是指向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这种批评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因此更深刻的原因应从经济生活中，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去寻找〔31〕。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思想误区就在于混淆了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它类似于今天人们所说的“体制”）和根本制度的区别，把整风中出现的改革“制度”的呼声视作“改变”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以至于重提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32〕胡绳认为1957年我们刚刚进入社会主义，人们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清楚了。既然发动大家讨论，给党提意见，当然就议论纷纷，出现各种各样的说法。有“左”的，也有偏右一点的，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有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影响，在观察形势，讨论问题，批评党的缺点时表现出这种影响，也是不奇怪的。他们一般并不是敌视党，敌视社会主义，倒是关心国家前途，肯动脑筋的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刚开始建立时，不承认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个发展过程，也是从纯而又纯的主观要求出发，把当时水平下认识的偏差说成敌人，结果是狠狠打击了肯想问题、敢提意见的人。还有些人并没有提出什么政治上的主张，不过是对某个支部书记不满意，对党内某些不良现象不满，提了些意见，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当时也被打成了右派。这样的扩大化留下了很沉痛的教训。〔33〕
学术界普遍认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后果十分严重，使刚刚起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扭转了方向，已经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和思路被抛开或者改变了，“左”的思想发展起来。
在理论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集中表现就是修改了党的八大路线，从而中断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使我们党和国家长期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阶级斗争连续不断并逐步升级，严重地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错过了不少宝贵的发展时机，影响了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34〕。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龚育之撰文指出：“甚至无中生有的”说法为胡乔木同志的审阅《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稿时所加）的理论根源〔35〕。主要矛盾提法的改变，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20年中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与经济，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关系的历史。〔36〕而且，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影响到经济建设，成为进一步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的重要动因。〔37〕
在政治上，违反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方针，妨碍了扩大民主生活，妨碍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形成。
在组织上，背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助长了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倾向。
在思想上，促进了“左”倾思潮的滋长，出现了三个重大的错误理论观点：一是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二是改变了1956年全国知识分子会议的正确估计，不承认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把他们统统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三是提出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而对这个革命的任务、对象和彻底的标准，则缺乏明确的规定和说明。这些都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造成了不幸的后果。〔38〕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还改变了过渡时期时限的规定，即不再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作为结束过渡时期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这样就为后来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改为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即把整个社会主义视为过渡时期，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过渡”理论埋下伏笔。〔39〕
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开端。也有些研究者指出，反右派斗争一结束，毛泽东同志即提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把发展生产力看作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并提出要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方针，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正确思想，还在继续丰富和发展。〔40〕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带来了严重后果，但它并不是整风反右运动的全部，更不是1957年工作的全部。因为整风反右有其正确和必要的一面。而1957的经济建设，由于认真执行了八大规定的正确方针，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41〕
三
1980年6月11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中对反右派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给予了认真的总结，同时中央指出：“今后全党对于某一时期出现的重大思想动向和社会思潮，一定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冷静地、细致地加以分析，查明来龙去脉，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问题发生在什么范围、什么领域，就应当在这个范围和领域内解决，而不要任意扩大，更不能搞一刀切，发动带动全局性的政治运动。一定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如果矛盾的性质一时未能分清，要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决不要把犯这样那样错误的人，轻易定为敌我矛盾”；“1957年党提出要党外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帮助党整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不适当地支持了党外有些人提出的所谓‘大鸣大放’，以至逐步发展为全国范围紧张的政治运动气氛，这也是后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鸣大放’以后发展为‘四大’，被认为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方法。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四大’，并不能发扬民主，而只能妨害人民行使正常的民主权利，并且人为地破坏安定团结，妨害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导致无政府状态。”
联系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历史，龚育之认为：只有认真分析17年中（主要是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以来）的“左”倾错误，才能真正理解“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只有认真分析“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才能真正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历史的大转折、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历史必然、来之不易和不可动摇。〔42〕有的研究者在学习邓小平论中共党史的有关论著时指出，邓小平说“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这或许就是他讲的“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的深刻内涵之所在。同时，他们认为，要把正确估计和对待知识分子，调动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积极性，提高到社会主义建设成败与发展的高度来认识。
对于今后的研究，除了对已经提出的问题进行更细致的推敲之外，笔者认为还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第一，1957年5月间，中央决策的转变， 也就是整风向反右派的历史演变，目前由于缺乏更详实的档案材料，因而成为党史界公认的难点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此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人们对反右派斗争必要性的正确把握，有助于我们在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切实推进中国政治决策机制的改革进程。
第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教训说明，“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照法律进行的，因而“群众运动”对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就随着解放后历次大的政治运动逐渐凸显出来。政治运动的方式显然与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目标相悖。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政治学等角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会使人们对反右派斗争逐渐升级乃至失控，有更为深入的反省和思考，从而使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自由与法制、利益与公平、发展与稳定等诸多矛盾，有一个历史的和理性的立场。
第三，50年代中期，全党有1073万党员，其中工人党员占14%，农民党员69%，知识分子党员占12%，〔43〕由此分析当时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引发的行为方式与思想观念上的冲突，应该是反右派斗争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
第四，从国际环境和范围来看，中国的反右派斗争无疑具有国际性。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较短，50年代中期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区别以及社会主义具体制度是否需要改革等方面的问题，尚存在不同层次的模糊认识。这种认识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今天，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依然是反右派斗争研究的重要领域。
最后，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和时代条件下，我们重新审视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起步探索阶段上，由于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因素和不同层次的认识而引发的反右派斗争，其中所涉及的关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文化、教育、科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和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带来的社会与思想冲突，无疑是需要对反右派斗争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注释：
〔1〕《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
〔2〕《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5页。
〔3〕《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3页。
〔4〕石仲泉、薛钰、 高远戎：《邓小平论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3期。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18页。
〔6〕黎澍：《毛泽东与“百家争鸣”》，《书林》（沪）1989 年第2期。
〔7〕史略、许卿卿：《毛泽东与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 《党的文献》1991年第5期。
〔8〕《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9〕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年版，第833—834页。
〔10〕〔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第612—613、614页。
〔1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13〕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56—1976），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14〕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15〕金春明：《建国后三十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8、101页。
〔16〕林志坚主编：《新中国要事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17〕〔19〕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3、834 —835页。
〔18〕廖盖隆：《党史探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20〕石仲泉、薛钰、高远戎：《邓小平论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3期。
〔21〕丁抒：《阳谋：“反右”前后》，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1年版，第97页。
〔22〕丁抒：《这不是“阳谋”是什么》，《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2期。
〔23〕金观涛、刘清峰：《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2期。
〔2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40—845页。
〔2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9～622页。
〔26〕《伟大的历史文献》，红旗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141页。
〔27〕李青：《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及其严重扩大化的起因和教训》，《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
〔28〕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1989年版，第65页。
〔29〕陈雪薇：《1957年反右派斗争》，《新中国要事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30〕赵社民：《“指标现象”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1〕沉扬：《论一九五七年》，《青年论坛》1985年第2期。
〔32〕郑谦、韩钢：《晚年岁月—1956年后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6页。
〔33〕《胡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5页。
〔3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23页。
〔35〕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3页。
〔36〕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83页。
〔37〕龚育之、石仲泉：《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38〕金春明：《建国后三十三年》，第101页。
〔39〕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0页。
〔40〕《伟大的历史文献》，红旗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
〔41〕《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学习辅导》，中国书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页。
〔42〕龚育之：《关于十七年——从乔木同志的两篇文章谈起》，《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43〕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56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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