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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是以蒋家王朝的覆灭和新中国的诞生而载入史册的。
这一年的春天，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解放全中国的各项方针，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
10月1日，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 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中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中国实现独立、民主和走向繁荣富强的新的历史纪元。这是前无古人的伟业，但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反动政府给我们留下的是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生凋敝的烂摊子。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顺应全国人民的要求，集中全党智慧，以巨大的魄力，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仅仅用了3年时间（1949—1952年），就把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上（1936年）的最高水平。
3年的实践， 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预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这期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我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直接参与了建国之初的大事、要事，因而对这段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进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1949年4月初的一天，任弼时同志通知我开会，他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你以后列席书记处会议。”那时，毛主席、党中央刚到北平，还住在香山。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则在北平城内。当时我想，华北局在“天子脚下”，研究有关工作时，叫我参加一下，是很自然的事，便说：“可以。我随叫随到。”弼时同志似乎看出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又强调说：“是列席书记处会议，是要你参与书记处的工作的。”他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我沉思了半晌，觉得实在难以担此重任，便说：“这个决定，我觉得不合适，我不够格。”弼时同志说：“中央考虑过了，你够格。”我回答说：“恐怕中央对我估计高了，其实不副。”
熟悉我们党的历史的同志都清楚，在1928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虽然也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但是，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9页）。我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参与书记处工作的那几年，正是在党的七大之后、八大之前。七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没有设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当时的中央书记处是主持中央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其地位、作用不言自明。它相当于八大后的政治局常委会，而不同于八大后的中央书记处。
就这样，按照中央决定，我开始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年41岁。
开始一段，书记处的会是在香山开的，并不定时。1949年6月以后 ，毛主席、党中央搬进中南海，书记处会议大都在颐年堂开，有时也在毛主席的居处菊香书屋开。会议每周一次。
新中国成立前后，党中央的工作千头万绪。除了军事上向全国的胜利进军和外交上与苏联结盟外，当时最紧迫的是两件事：一件是政治上的，要制订《共同纲领》，筹备召开新政协，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另一件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
这期间，我是作为列席书记处会议的一个成员来工作的，其中特别要我参加的有：
参与制订《共同纲领》。这一纲领关系重大，制订十分慎重。我参加了《共同纲领》起草过程的研究讨论。纲领中没有写社会主义，也没有写“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当然不是因为疏忽，而是因为这是一个现阶段的最低纲领。当时毛主席、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很明确：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必须搞一个阶段的新民主主义，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增加社会主义成分，等条件成熟以后，再顺利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后来的发展说明，当时的这一设想是符合实际的，是正确的。如果按《共同纲领》坚持10年20年，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仍难免遇到各种复杂的情况，但有可能避免那些由于急于求成而遭致的曲折。
筹备新政协，协助组建政府机构。在参与起草、讨论、修改《共同纲领》的同时，中央又确定我作为新政协筹备会党组成员，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工作，并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协助周恩来同志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特别是在安排民主人士方面，中央要我多做些工作。这方面的情况，我在下面还要谈到。
参与新中国的财经领导工作。早在1949年5、6月间，党中央就着手筹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由陈云同志任主任。有一次，毛主席在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说：“叫一波去帮陈云。陈云需要一个好帮手，叫一波去！”我说：“到中财委协助陈云同志，我愿意。但我还有华北局那摊工作，也是一个重头，一身二任恐怕顾不过来，要误事。”毛主席说：“第一书记还是你，实际工作可以由刘澜涛他们去做。”毛主席是要我把主要精力放到中财委。就这样，我担任了中财委的副主任，主持中财委的日常工作。虽然我仍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但实际工作已由刘澜涛、王从吾同志他们主持了，我只是不定期去参加一些会。主要是去“吹吹风”，传达一些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过的可以传达的意见。
主持全国编制委员会。随着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工作的展开，政务院于1950年3月决定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由我任主任， 聂荣臻任副主任。当时全国军政公教人员猛增，1950年初已近900万，如不加以控制 ，不仅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而且势必形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生事扰民、效率低下的状况。应该说，当年我们党下大力气抓控制编制的工作，是有远见的。这项工作不仅对当时统一全国财经有积极影响，实现了毛主席所指示的“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而且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主持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1951年12月7日，经毛主席提议， 政务院通过，任命我为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彭真、李富春、沈钧儒、谭平山任副主任。早在1950年初，毛主席就在考虑整党问题了。他在5月的一次会上说：“要先整县以上干部，后整县以下干部， 而且要用切西瓜的方法，不能囫囵吞枣，要眉目清楚，容易看出问题。”同月24日，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又说：“全党整风运动即将开始，这件事已成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一环节不解决，各项工作便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了。”但直到1951年秋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后，毛主席仍认为“整党没有找到具体办法”。当他在11月初看到东北局关于在党内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后，立即把我找去，很高兴地说：这个“‘三反’运动实际上是整党运动”。毛主席当时就和我商量怎么搞“三反”，他想把经济、财政当作突破口，来开展“三反”运动。11月中旬的一次书记处会议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12月7 日成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负责组织和推动“三反”运动。12月13日凌晨，毛主席又亲自电示各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明确“三反”运动“中央方面委托薄一波同志负总责”。在开展“三反”的过程中，又加了一个“五反”。“五反”的提法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原来各地的提法五花八门。一天，我把一份关于反对资本家不法行为的报告送给毛主席时（这是毛主席要我起草的），顺便说：“现在主要问题是应定个说法，党内叫‘三反’，党外该怎么提？”毛主席听了点点头，没说话。他在看报告的草稿时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最后才把反对资本家的种种不法行为定为“五反”：反对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开展“三反”、“五反”的具体情况，我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以下简称《回顾》）一书中已经叙述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奉命处理重大问题。1952年2月，上海“五反”开始后， 出现了资本家接连跳楼自杀的现象，情况十分严重。2月25日我到了上海， 发现上海的问题比较复杂，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不支持上海市长陈毅的工作，一些基层同志“左”的情绪十分严重，以致运动失控。我对陈毅和陈丕显（上海市委第四书记）说，现在“面对面”揭发，言辞激烈是肯定的，对资本家压力太大，过火是不可避免的。是不是可以考虑改个方式，改为“背靠背”？他们同意我的意见。我还为陈毅起草了一篇讲话提纲，请他召开大会，作个报告。陈毅在讲话中，着重讲了要防止过火的问题，讲得很好。接着我们把上海知名的民族工商业家72名召集到一起。他们自己租了某宾馆的一层楼，由他们检查自己的“五毒”行为，效果很好。上海的资本家一下子稳住了。接着，我又以稳定形势、发展经济为原则，提出了重新部署“五反”斗争的意见，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对上海工商业户，特别是当时最大的民族工商业户荣毅仁家的定类处理，也是我和陈毅共同商量的。我们提出，在“五反”中，对私人工商户应分为五类：守法、基本守法、半违法、严重违法、完全违法。陈毅说，荣家还是定为基本守法户好，我同意。并立即报告周总理，周总理又立即转报毛主席。很快就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毛主席的意见是：对荣家再大方一点，定为守法户。这个“标兵”一立，影响很大。总的看，上海的“五反”运动后来搞得比较稳当，保护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我离开上海前，陈毅同志对我说，我们合作得不错。你就要走了，虽不是“西出阳关”，但路也不近，怎么样，一块吃顿饭吧！我来掏腰包。但有言在先，你回去报告不报告？不报告的话，我就请。我笑着说，你陈老总愿意破费，我当然要吃的，东西吃下去了，大概就不会报告了。在场的同志也都笑起来。当时，我们党的纪律是严明的，从党政机关的领导，到一般干部，吃喝的现象很少，动用公款请客更在严禁之列。
离开上海后，我又去了广州，一方面是了解“三反”、“五反”的情况，另一方面是受命调查“地方主义”的问题。当时有人反映广东闹“地方主义”，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但我到那里了解情况后，发现不过是捕风捉影，子虚乌有。主持华南分局工作的叶剑英同志是反对地方主义的。为此，他还特别提出一个反对“五同”的口号，即反对利用同宗、同乡、同学、同事、同庚等拉扯关系，另搞一套。他强调必须按组织原则、党性原则办事，一切都要听中央的。至于他起用了一批本地干部，那是很必要很正常的。南下时我们给剑英同志配备的干部仅200 余人，不够用，像“水尾田”，水流到那里就没有了。当时毛主席就说过：那里有一股清泉嘛，本地干部不就是源源而出的泉水吗？起用本地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相结合，团结一致，共同做好工作，这正是毛主席一个重要的用人之道，剑英同志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不能因为叶剑英是广东人，用了一批广东干部，就说他搞地方主义，这样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是完全错误的。我回京向毛主席汇报了实际情况，毛主席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所谓叶剑英闹“地方主义”的问题，就算解决了。
1953年中央财经会议召开后， 我就不再列席书记处的会议了。 从1949年4月到1953年6月，前后跨5个年头，实算是4年零两个月。
40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感念殊深。作为历史经验，我认为很有意义的一条，就是可以从中探讨和学习毛主席的“用人之道”。这里所说的“用人之道”，就是在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根据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需要，毛主席和党中央所采取的干部路线的一些重要特色。
中国革命取得了全国胜利以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百事待举，百废待兴，培养和起用干部特别是本地干部，已经成了当务之急。毛主席在培养和起用干部方面，确有他的卓识和特色之处。
第一，毛主席用人不拘一格。
上面已经说到，在要我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我提出了够格不够格的问题。像我这样一个只有一些地方工作经历的中央委员，去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借用计划工作的一个术语说，岂不“冒”了？事实上，当时有这样看法的并不只是我这个当事人。由于这一“冒”，难免招致物议。1953年的财经会议上高岗、饶漱石等人对我的攻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毛主席在起用干部的问题上，历来敢于打破框框。这一点，在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我就深深地感到了。毛主席在七大做结论报告时，引用了清代诗人龚自珍的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并进而讲了下面一段话：“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毛主席认为，这样做“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会有好处的”。
这里的“不拘一格”，有主张多样化，而不主张拘于一种模式的意思，也有不注重论资排辈，而重在取人所长，量能授职的意思。目的是为了发挥各种人才的特殊才能和优势作用。
“不拘一格”选用人才，而且善于用人所长，这种事实与经验，在我们这个有五千年光辉灿烂文明史的大国中是不乏其例的。这里不妨试举数例加以说明。例一，楚庄王提拔孙叔敖。楚国的一个名叫虞邱的大夫举荐孙叔敖，楚庄王为了考察孙的才学，就治国之道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孙从容作答，彼此畅谈了一天，楚庄王听后十分高兴。孙叔敖出身田舍，家世寒微，且其貌不扬，但楚庄王并不因此而看不起他，而是立即委以令尹的大权。孙叔敖一再谦辞，楚庄王却坚持不允。后来孙叔敖成为楚国的一代名相，为楚庄王建立霸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例二，唐太宗重用魏徵和急召马周。魏徵少年丧父，穷困潦倒，但有大志，贯通典籍。隋末危乱之际，他以道士自称。后从李密归唐，当了太子李建成的谋臣。他曾力劝李建成及早除去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质问他：“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魏徵答道：“太子若早从徵言，不致有今日之祸。”李世民深知魏徵的才华，又器重他的刚直，故不计前嫌，任命他为谏议大夫，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又让他“参预朝政”，官至宰相之位。此后，魏徵进忠谏，正错失，深得唐太宗信用。他所上的奏章就有200多个，达数十万言，大都为唐太宗采纳 ，对“贞观之治”立下了赫赫功劳，成为唐太宗称为“可为人镜”的重臣。马周出生于博平荏平（今山东荏平），家境贫寒。他到长安后，住在同乡、中郎将常何家中，做了常家一个门客。贞观五年（公元631 年），恰逢唐太宗要求百官上书，对朝政得失陈述自己的意见。常何就要马周替他写个奏疏，马周为他写了20余条政见。唐太宗看了这个奏疏，感到尽合己意，极为赞赏，但他想常何乃一介武夫，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政见来，于是询问常何，当得知系马周所写，当日就急召马周进宫。马周不知皇帝召见他干什么，心存疑虑，未即前去。唐太宗一连四次派人催促，可见其求才的急迫之情。唐太宗见了马周，相谈甚欢，即令马周在门下省值班。次年（公元632年），授他为监察御史， 不久又提升他为中书舍人，替唐太宗起草诏令，并起高参作用。唐太宗曾这样说过：我与马周，暂时不见，便生思念。可见他对马周的赏识重用之至。
这些都是历史上求才若渴和“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事例。至于量能授职、用人所长的事例与经验，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下面再举几例。例一，齐桓公和管仲的用人所长。齐桓公接受他的老师鲍叔牙的建议，捐弃前嫌（管仲曾与齐桓公为敌，射之以箭。只是因为射中了带钩，桓公未遇难），任用管仲为相。管仲又向齐桓公推荐了一批“贤才良士”。他说：对于贤良人士，应该量才而用。比如，管理官吏，我不如公孙隰朋；管理农业，我不如宁越；行军布阵，我不如王子成父；公平断案，我不如宾须无；犯颜直谏，我不如东郭牙。如果任用这些人，让他们各居其位，各司其职，齐国就会大治。齐桓公欣然接受了管仲的意见，任用了这些人，并发挥他们各自的特长。而正是这些人帮助他成就了齐国的大业。齐桓公曾对管仲说：我这个人有许多不足和缺点，会不会妨害于称霸？管仲答道：在我看来，君王不能成霸业的主要毛病在于，一是不能发现良才，二是发现了而不能使用，三是使用了又不能信任，四是往往听信小人的谗言。这些才会有害于霸业。齐桓公听后深为钦佩，称管仲为“仲父”。这些都可以说明管仲和齐桓公的用人艺术。例二，汉高祖的用人所长。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消灭楚霸王项羽以后， 在洛阳举行庆祝汉朝建立的宴会上，询问群臣是什么原因使他取得了天下，而项羽失去了天下，座中所答他听后都不甚满意。刘邦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稳定后方，安抚百姓，供给馈饷，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领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人都是豪杰之士，我任用了他们，发挥了他们的特长，这就是我夺得天下的原因。而项羽有一个多谋善断的范增却不能信用，他怎能不败亡呢？刘邦不只是用了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个人，他善用其长的例子还有任用曹参、樊哙、彭越、英布、灌婴、周勃、陈平等等。例三，汉武帝的用人所长。汉武帝刘彻手下有一大批各具特色的“茂材异等”者，他善于奖拔任用，这是他实现自己的“文治武功”，把西汉王朝推向鼎盛局面的重要原因。《汉书·武帝纪》这样写道：“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即司马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
，其余不可胜纪。”足见当时才士济济，用各所长的情景。汉武帝在选人方面，也是“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比如，卜式是放牧的出身，桑弘羊原是商人，卫青做过奴仆，金日是个俘虏，但汉武帝均加以提拔重用。例四，唐太宗的用人所长。唐太宗李世民不仅为他父亲李渊打天下，建立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在他执政期间，开创了有名的“贞观之治”的兴盛局面。这同他的知人善任是密切相关的。李世民曾经说过：“有人如器，各取所长。”这正是他的用人原则。比如，房玄龄、杜如晦的长处是多谋善断，短处是不善处理具体事务，李世民就让他们出任宰相，决断朝廷大事。这两人都成了唐代的名相。又比如，戴胄的长处是办事不徇私情，短处是不通经史，李世民就任他为大理少卿，主管刑狱。唐太宗对他的一班文臣武将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曾经作过一番品评。他在谈到文臣时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作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向然诺，私于朋友。”对于武将，他说：“（李）世勣、（李）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薛）万彻非大胜则大败。”正因为唐太宗对文臣武将各自的长短之处了如指掌，故能量能授职，用其之长，避其之短。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所写的《颜氏家训》，虽然是一本治家的名著，但其中《涉务》一章，也讲了如何用人，特别是如何用人所长的问题。颜之推认为：“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辨也。人性有长短，岂则具美于六途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我认为这段论述是颇有见地的。颜之推把当时的国家官员分为六大类，并按照各类职责的要求，分别指出了担当每类官员必须具备的特长。也就是说，不同领域的官员，对政治上的具体要求和业务上的特长要求也应不同。人无完人，全才、通才也有，但毕竟是少数，而多数则是属于有一技之长、一业之专的，不可能什么都擅长和精通。因此用人者，须有知人之识、察人之鉴，在使用干部时务必学会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将每个干部都安排在最适宜于他发挥特长的岗位上，这样于国于己都有好处。
治国之道，惟在得人；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任人之长，不强其短，等等。这些都是古往今来在用人治事方面积累的经验之谈。我在上面所以不惜篇幅列举这么多历史上选用人才的事例，意在从中汲取对于我们有益的启示。毫无疑问，在我国历史上，君王选官取士的政治目的和标准及其人事制度，与我们今天选拔任用干部的政治目的和标准以及干部制度是根本不同的，但对于他们注重选用人才的某些做法和经验，则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借鉴的。毛主席博古通今，对历史上“选贤任能”的史实和可资借鉴之处，如同对其他的史实和历史经验一样，他是烂熟于心的。毛主席主张用干部“不拘一格”和他的知人善任，显然是同他注意历史上的用人经验，并善于古为今用分不开的。
毛主席在考察和使用干部中，很善于发现并非常重视干部的创造性。这种重视也体现了他对干部个性的尊重。我初到延安时，毛主席和我长谈了8小时，其间吃了两顿饭，还玩了一会儿牌。 我向他汇报了在白区10年工作的情况，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开展对敌斗争的情况，在监狱党支部内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以及把监狱变成学校，培养和锻炼干部的情况，还汇报了在山西与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戴阎锡山的帽子”，“讲山西话”，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建立新军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毛主席听了很高兴。他认为，党的干部应该学会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后来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最无创造性的人”，说他们往往是“最落后的”。毛主席对我谈了党内历次路线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等于亲自给我上了一堂中共党史课。他最后讲到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王明是我党驻武汉代表团团长，他不跟代表团成员商量，自作主张地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向蒋介石献殷勤，蒋介石没有理睬他。毛主席有两句话说得很形象：“搽脂抹粉送上门，一个巴掌打出来。”这次长谈，使我对毛主席思想的博大精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毛主席对我的工作情况也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毛主席还十分强调，用干部要有长远的、发展的眼光。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前，他特意指出：我们不仅要把在中央工作，有全国影响的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还要把在地方工作，目前只有地方影响，但将来可能会有全国影响的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这就是说，不能等一个干部完全成熟了再去使用他，而是要在使用的过程中培养他，给他压担子，使他在工作实践中经受锻炼，增长才干，为他提供施展才智的广阔空间。
第二，毛主席对干部年轻化十分重视。
毛主席历来重视年轻人，重视培养年轻干部。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就是由一群年轻人搞起来的，也需要年轻人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义时才38岁。毛主席创办《湘江评论》宣传革命时才26岁，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也只有34岁。邓小平23岁就当了中央的秘书长。正是一群精力充沛、有见识、奋不顾身、立志救国的有为青年，开创了中国革命轰轰烈烈的局面。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刘少奇曾十分动情地说：“我们这些人其实都不过是千千万万年轻人流血牺牲后幸存下来的。”毛主席对年轻干部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年轻干部有了进步，作出了成绩，他总是热情洋溢地予以肯定和鼓励。我就多次听到过他对年轻干部的称赞。例如，他说习仲勋“炉火纯青”，说黄敬“多才多艺”，说王任重“少年有为”，说陶鲁笳也是“少年有为”，说廖鲁言是“有思想、有能力的美男子”，等等。后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谈笑风生，纵论古今，赞颂了古今中外许多的年轻人所做的大事。从12岁当宰相的“红领巾”甘罗（史载甘罗12岁奉使赵国，有功，封为上卿。“甘罗十二为丞相”是传统戏文中的话——作者注），说到了率领东吴将士打败了曹兵83万的“青年团员”周瑜；从进化论的创造者达尔文，说到了作曲家聂耳。24岁起兵的项羽，33岁去世的著名政论家贾谊，27岁当军师的孔明，24岁去世的以注《易经》和《老子》闻名于世的王弼，26岁做皇帝的李世民，27岁死去的诗人李贺，他也都一一加以论述。他还说：“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壮年、老年时创造出来的，而是在青年时创造出来的，写《共产党宣言》时，才二十九岁。列宁在一九○三年三十一岁时，创造出了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毛主席当时说这一番话的用意在破除迷信，但从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干部年轻化问题的关心。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是一贯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多数党的高级干部已经到了“知天命”乃至“耳顺”之年，这个问题就逐渐突现出来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都需要新鲜血液，党的事业必须后继有人。当时我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毛主席还把我看作一个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受到注意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毛主席用干部一贯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
七大召开期间，毛主席多次强调要搞“五湖四海”，要把来自各个地方、各个层次、各个革命阶层的干部都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他说，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红区，有白区，红区有许多根据地，白区也有许多块，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消灭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就是辩证法。毛主席不仅在会议上大声疾呼，会下与同志们谈话时，也经常宣传他的这一主张。有一次，他和我谈《三国演义》。他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还要看组织。你看，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都是你们北方人，他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结合在一起，建立起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后来，中央选调干部到东北去开辟工作时，毛主席特意嘱咐，一定要起用东北本地的干部，并把他们放到负责岗位上来。
长征以后，大批南方的同志到了北方，他们与北方的广大群众和干部相结合，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解放大军跨过长江，解放南方各省时，我们又从华北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为南方的八九个省组织了省、地、县各级班子，随大军南下。他们与当地广大群众和干部结合在一起，迅速开辟了新解放区的工作。如果把外来干部比做种子，那么，离开当地的土壤，就无法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用人问题上能不能照顾到地域的广泛性，以便通过他们联系和团结不同地区的人民共同支持、拥护中央政权，是关系到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这在我国历史上已经屡试不爽。李唐政权上承北朝，实际上是一个以关中为基地的北方人（其中许多人有着匈奴、鲜卑的血统）建立的政权，但他们能克服“关中本位主义思想”，注意选用各地包括南朝的大批贤能之士。唐太宗贞观一朝，先后任过宰相的有25人，其中非关陇出身的就有18人，占总数的2/3以上。这就团结了全国四面八方的才能之士，从而建成了一个民族大团结的繁荣昌盛的王朝。元代歧视南人，把国中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南人四等，南人的人口最多，地位则最为低下，不允许南人担任要职。这就决定了庞大的、看似不可一世的元王朝不能持久，终将分崩离析。明太祖朱元璋充分吸取了元代统治者的教训，用人特别注意照顾南北之间的平衡。朱元璋和他的部属均来自南方，因此他就更重视起用北人。在科举取士方面，也特别给北人以照顾。洪武丁丑年，考官刘三吾取宋琮等52人，大部分是南方人。朱元璋大怒，将刘三吾革职流放，亲自阅试，录取了任伯安等61人，绝大部分是北方人。刘三吾看来是受了冤枉，他显然是按成绩录取的，用现在的话说，是按分数线的高下，择优录取的。当时南方的文化水准高，录取的人自然就多。但他是个书生，不懂政治。清朝是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满族的上层统治者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他们不仅注意大批任用汉族官员，而且注意从包括南方在内的全国各地选拔人才。乾隆帝弘历还注意亲自到各地发现和选拔可用之才。
对于上述这些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毛主席自然也是了如指掌的。他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显然早已在制定无产阶级的干部政策时做过通盘考虑了。我国的革命是从南方搞起来的，南方的干部得风气之先，进步、成长得快是毫不奇怪的。革命发展到北方，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北方也涌现出了大批有才干的中、高层干部。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后，更广泛地照顾广大地域，大力培养和起用各地的干部，已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第四，毛主席注意根据形势的发展、任务的变化，调整使用和培养干部的侧重点。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毛主席还引用陆贾诘问汉高祖刘邦的话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当时他的思想很明确，不能用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一套做法，来处理建国后面临的一系列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而在众多的新情况、新问题中，恢复国民经济，进而开展经济建设，又是最突出最迫切的。党必须以更大的精力，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指导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而在正确的方针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了。也就是说，需要有一批懂得理财的人，去挑起这副担子来。毛主席在运筹帷幄之际，目光很自然地会停留在已经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尝试，积累了一些经验的同志身上。首先是陈云同志，他在陕甘宁边区时就曾主持财政经济工作，后来在东北接管大城市和恢复工农业生产的工作中又做出了显著成绩。我所在的华北解放区，大中城市也比较多，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邯郸、保定等地的工业生产恢复已见成效，农业生产逐年有所增产，城乡贸易、内外交流逐渐活跃起来，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劳资之间、生产部门和流通环节之间的关系也开始理顺，可以说在这方面先行了一步。
以上我只是就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一事，对新中国开国初年毛主席在培养和使用干部方面的一些原则、特点作一点粗浅的探讨，并不是对此作全面的论述，有些看法也未必妥当。如果人们能从中得到某种启发，我也就于愿已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