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北洋政府德育教育失败的反思——以尊孔运动为考察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洋论文,民初论文,德育教育论文,政府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10-0049-05
尊孔运动是民初北洋政府所致力于德育教育的主要举措，对此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受政治学范式的制约，研究的立意以批判为中心，道德判断远远高于价值判断，而对其失败原因，缺乏必要的关注。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发现一篇非批判性的理性总结作品。张岱年道：“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1]（序）笔者拟以民初尊孔运动为考察中心，努力寻觅北洋政府德育教育即整合意识形态失败的历史启示，以为当今之资鉴。
一 政策的连续性是德育教育成功的前提
民初将尊孔列为国策，袁世凯是肇始者。1912年9月，袁世凯发表《崇孔伦常文》，提倡尊孔，遵循儒家礼教。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祀孔令》，宣扬“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应“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至久远”，“以正人心”。[2](p18)教育部据此于9月17日电告各省都督、民政长官定孔子生日为“圣节”，通令各学校恢复祀孔典礼。27日，黎元洪在武昌举行孔子诞辰祭典，并率文武百官、中学以上校长在孔庙行三跪九叩礼。10月，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职位，更授意颁定《天坛宪法草案》，强调“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3]（前编第3章）1914年1月，袁世凯又操纵“政治会议”通过“祀孔案”，令全国一律恢复祀孔典礼。2月7日，再次通令各省崇祀孔子，规定夏正春秋丙丁为祭孔之日。5月，教育总长汤化龙在《上大总统言教育书》中献策：“宣明宗旨于中、小学校修身或国文课程中采取经训，一以孔子之言为指归；其有不足者，兼采与孔子同源之说以为之辅。”[4](p1058)6月，教育部发出“饬京内外各学校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指归文”，定孔子之道为至尊，令“各书坊各学校教员等编纂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指归，即或兼及他家亦必择与孔子同源之说。从前业经审定发行之本，如有违背斯义或漏未列入者，并即妥慎改订呈部审查，以重教育”[4](p1061)。12月，汤化龙呈大总统，提出《教育纲要》，申明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实利、尚武，并运用之以实用”，重新将尊孔列入教育方针之中。1915年1月，袁世凯声称“今欲大拯中国，惟有举辛亥以来之新法令尽去之，而还其旧”，着手推翻民元教育方针，以大总统名义，重行颁定《教育宗旨》，明令把教育宗旨概括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此与清末的教育宗旨相比较，只不过针对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增加了“戒贪争”和“戒躁进”两项要求，其余基本一致，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教育方针。
袁世凯执政时期的尊孔举措在1916年6月复辟帝制失败后发生了中变。当时中国教育界进步人士与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恢复民国初年教育界的进步改革，清除袁世凯复辟倒退的影响。重新担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于1916年7月12日任职时，表示将“切实实行民国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9月，北洋政府撤销了袁世凯所颁的教育纲要。10月9日，教育部颁布《国民学校令》、《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高等小学施行细则》，删去了“读经”等有关内容。1917年5月，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并撤销了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中规定的“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基本恢复了1912年制定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
需要指出的是，民初北洋政府政策连续性中断是普遍现象。如新闻出版，袁世凯时期为了强化德育教育及对社会的控制，推行高压政策。而到1916年7月6日和8日，即袁世凯离世仅一个月，段祺瑞政府两次通咨各省区：前此查禁各报“应即准予解禁”，“一律自可行销”，《报纸条例》的废除，使得“官厅对于报界拘束之能力较往日缩小”；同月，段祺瑞政府又颁布废止报纸条例议案，“暂持放任主义”。[5](p21)
袁世凯政府所推行的尊孔举措，尚能贯彻，陈独秀曾指出：当时“已成的学校，所教的无非是中国陈腐的经史文学”。[6]但随着政权的更迭，政策的更变，民初德育教育走向了失败。
二 内在机理完善的理论宣传是德育教育成功的基础
孔子以仁为体，以礼为用，以智为表，以和为通，极高明而道中庸，以之为代表的儒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封建帝制与孔子偶像、孔子思想渐积而成一个历史的耦合物。正如陈独秀所道：“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7](p71)李大钊也指出：“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专制政治之灵魂也。”[8](p264)
为了将尊孔与专制的连带关系割裂开来，北洋政府致力于阐发孔学中的民本主义，附会共和。
首先是大总统袁世凯。1912年7月，王锡蕃等呈文大总统道：“窃谓孔子本时中之圣……未见甘为一姓之私臣也……未见其专尊君权也……则是孔子在当日不为鲁梭（即卢梭），即当为孟德斯鸠矣。”[9](p60)袁世凯指出：“民国肇始，帝制告终，求所以巩固国体者，惟阐发孔子大同学说，可使共和真理深入人心。升平太平进而益上，此为世界学者所公认。有疑孔子学说不合民主国体者，实囿于专制时代。凡所习闻，不外尊君权，误以小康学说，赅圣道之全体，因而生惑。”[10]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在所发布的尊崇孔圣令中又解释道：“孔子生贵族专制时代，怜大道之不行，哀斯民之昏垫，乃退而祖述尧舜，删修六经。春秋据乱之后，为升平太平之世，礼于小康之上，进以大同共和之义，此其导源远如颜、曾、思、孟，近如顾、黄、王诸儒，多能发明宗旨，择精语详，大义微言，久而益著，酝酿郁积，遂有今日民主之局。”[9](p83)
其次，北洋政府一些职能部门也纷纷发表类似的言论。教育部在致各省都督、民政长等电中指出：“孔子集群圣之大成，为生民所未有，其道德为世师表，讥世卿，未几而秦汉混一，开布衣卿相之局，礼运尚大同公天下，迄今日而中华民国遂定民主共和之局。”[11]内政部在1913年2月17日第162号批文中有类同性声明。[9](p81)
再次，民间呼应之声。如孔教会就声称：“《春秋》据乱之后，为升平太平世，《礼》于小康之上，进而大同，共和之义也。”[12](p699)“将欲巩固共和之政体，必先挽回国民之道德，将欲挽回国民之道德，必先昌明本国之教化”，“我国之足以为教化之主而代表之者，果何人哉？非孔子而谁哉？”[13](p60)
必须承认，上述附会之言论本身确无学理上的科学依据，只是数千年的儒学影响积淀甚深，疾风劲雨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是一种短期行为，其所获得的成功带有明显的投机色彩，因而，当时的社会心理对以孔学附会共和还是有认同基础的。袁世凯对此看得很清楚，这是他利用孔学来应对信仰危机、价值失落，整合失范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原因所在。正如外人所道：“袁欲保存孔教……彼知非此不足得民心，非此不足弥消一切反抗。”[14](p508)学界错误的共识为帝制是袁世凯尊孔活动的直接、唯一目的，应该与鲁迅之一言有关：孔学“到了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仅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礼的人们穿了起来，跟着这事出现的便是帝制”[15](p317)。但是，伴随着尊孔运动的推进及自身统治的稳固，袁世凯的帝制野心急剧膨胀，这一转向使得以尊孔附会共和成为不合时宜。附会共和本身既有迎合后辛亥时期社会民主价值认同的意图，同时亦间接地宣传了民主。而今却要倒置过来，改民主共和为帝制自为，正如袁世凯在1915年12月登基后所道：“现在全国人民以我国不适共和，议定改建国体为君主，此为人民心理所趋向，予自当以民意为重，已无讨论之余地。”[16](p937)自身的矛盾使得尊孔运动难以幻化出信仰的果实，尽管筹安会等为“改共和为君宪”摇旗呐喊，几至声嘶力竭[16](p933)。伴随着洪宪帝制的迅速收场，民初德育教育随之崩盘。
三 有效借助非政府资源是德育教育成功的保障
非政府资源即民间资源，乃政府推行政策的重要借助所在。就尊孔运动而言，当时可以借助的民间资源主要是教育机构如私塾中的读经惯性，及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尊孔复辟势力。
清末公立学校读经时数不断减少[17](p74)，但以识字、读经为要务的广大私塾或私立小学却未与之同步，虽然清末、民初政府都试图对之进行改良，并制定了一系列规章，以与公立学校接轨，如宣统二年《改良私塾章程》规定：“改良私塾分初等高等两种，以能合于初等小学教科程度者为改良初等私塾，合于高等小学教科程度者为改良高等私塾。”[18](p108)1912年民国教育部整理私塾规定：“教授科目须遵照小学定章，如技能学科，塾师有不能教授者，得请他人兼任，或暂从阙”；“教科用书必须经部审定之本”；“教授时数须遵照小学课程办理”等。[18](p113)但是，改良的效果不佳，私塾等依然我行我素，以最早对外开放的广州、上海为例，广州私塾“照旧读经未能一律废止者亦尚有人”[19]，上海“为开明之地，各小学校读经者固类多废止，而各私塾仍多抱持不废”[20]。广州、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尊孔在我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随着民初教育宗旨和方针的变化，引起了传统势力的不满，并应运而生出一批尊孔文化社团：孔教会、孔道会、孔子祭奠会、尚贤堂、国教维持会、全国公民尊孔联合会、四存学堂等，著名的有上海孔教会、北京孔社、济南孔道会、太原宗圣会、扬州尊孔崇道会、青岛尊孔文社、镇江尊孔会等，其活动，一是祭孔：春丁祀孔、秋丁祀孔、孔子诞辰纪念会；二是创办杂志：《孔教会杂志》、《不忍杂志》、《中国学报》、《孔社杂志》、《国学杂志》、《国是杂志》、《宗圣学报》等；此外则是联络、呼吁，如陈焕章策划孔教会请愿、上书，得到了黎元洪、冯国璋等政界要员的积极响应。其主张主旨是认为，由于失去孔子学说，致使“民德日益堕落，人心日益险诈，竞争日益激烈，伦理日益紊乱，纪纲全坏，时世愈违”，“循是不救，人类将灭”。[21](p89)
尊孔社团组织的精神领袖是康有为，他的主张一言以蔽之即是：“以孔教为国教。”[12](p842)在康有为看来，“中国之魂维何？孔子之教是也”。“孔子为中国改制之教主，为创教之神明圣王。孔子以前之道术，则孔子集其大成；孔子以后之教化，则吾中国人饮食男女、坐作行持、政治教化、矫首顿足，无一不在孔子范围之中矣。岂惟中国，东亚皆然。若日本之强，以欧美之政治物质，为其皮肤；以孔子之教，为其神者也。今日本人家诵《论语》，国尊儒学至矣，是以有乃木之感，而我自有教主，乃反不知而废弃之。若废弃孔子，则中国之教化尽矣。”[12](p797～800)“今欲存中国，先救人心，善风俗，拒詖行，放淫辞，存道揆法守者，舍孔教末由已。”[12](p740)康有为为此还质问教育部：“顷乃闻部令行饬各直省州县，令将孔庙学田充公，以充小学校经费，有斯异政，举国惶赅，既已废孔，小学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长成，未知犹得为中国人否也？拟将为洪水猛兽也？呜呼哀哉！”“贵部主持教化，名为教育。教者文行忠信，不知以为何教？育者果行育德，不知以何为育也？”[22]
康有为之外，文化界的尊孔名流当推严复。严复尊孔重儒主要体现在读经一事上。他言道：“今之科学，自是以诚成物之事，吾国欲求进步，固属不可抛荒。至于人之所以成人，国之所以为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则舍求群经之中，莫有合者。彼西人之成俗为国，固不必则吾之古，称吾之先，然其意事必与吾之经法暗合，而后可以利行，可以久大。盖经之道大而精有如此者。”[23](p331)还说：“读经自应别立一科，而所占时间不宜过多，宁可少读，不宜删节，亦不必悉求领悟；至于嘉言懿行，可另列修身课本之中，与读经不妨分为两事，盖前者所以严古尊圣，而后者所以达用适时。”[23](p615)
在处理与民间尊孔势力的关系上，应该说北洋政府多有关注、利用，但二者之间的关系绝未达到“十分默契”、“协调的互动”[21](p92)的程度。比如，在定孔学为国教问题上，袁世凯政府就与孔教派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在小学读经问题上，袁世凯政府主张要适可而止，反对读全经，主张以经训代替经文原文。[24](p54～55)袁世凯与康有为的关系，终二人一生，可谓是“以密切合作始，以激烈斗争终”[25](p111)，尽管袁世凯主动示好，一再相邀。即使是列名筹安会的严复，也是迫于“杨度强邀”[23](p631)所致。如果再考虑到以李佳白、李提摩太、殖民主义者庄士敦等为代表的“中国通”纷纷来华发表尊孔言论[26](p72～77)，则可知北洋政府确实未能充分利用民间资源，此乃民初德育教育失败的一大原因。
四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是德育教育成功的关键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推出尊孔政策，其舆论环境极度恶劣。鲁迅说：“从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15](p317)事实还不仅仅如此。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之“辟刘”、“知圣”，谭嗣同之“排荀”，严复之“辟韩”等，已经构成了对孔学的冲击。
进入20世纪之后，清政府厉行改革，尽管其主观上还要保护孔学，宣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27](p914)，但废科举、改书院为学堂、派留学等举措客观上破坏了孔学的生存根基，虽然其仍为国家法令下的独尊之学，可惜这一尊奉是抽象的，结果是：人们要么敬而远之，要么不屑一顾。传统之学的道统发生崩裂，所谓“万古不易之常经”自然成了无所附丽的飘萍梦影。[28](p541～583)
如果说清廷改革是客观上的冲击的话，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是直接攻击。他们高喊“历数千年无进取，孔氏之罪也”[29]；更为突出的则是章太炎斥孔子的话为“屁话”[30](p913)；民国初年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废读经等举措，应该理解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直接攻击的延续。至于无政府主义者，竟然打出了“吾辈支那人也，请行孔丘之革命”[31](p208～209)的口号。
内外交攻之下的20世纪初，孔学出现了生存危机。知识界精英的导向，使得清末社会中以经学为核心的孔学的沦丧——日趋边缘化。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四川总督锡良、学政郑沅在《添设致用学堂折》中道：“风尚既殊，似有渐就颓废之象”，“风会所趋，少年学子本原未裕，竞思捷获；掇拾一二外国名词，自命新学，蔑视经史。而有识之徒，或发愤为保持国粹之说。昔也汉宋，今也新旧，叠成聚讼。”[32](p563～565)1910年年初，赵启霖在《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中指出：“风会趋新，后生厌故，学校虽逐渐推广，国粹反日就湮微。”[33](p1B～4A)光绪三十三年年底至三十四年年初，张之洞与学部尚书荣庆议及将京城前国子监奏设的满蒙文学堂旧址改办“尊孔学堂”，“一切章程均仿存古学堂办理”。此举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大公报》以庆祝该报发刊2000号名义举行征文活动，其中论题之一即是，“今日所为尊孔复古果否能挽风俗正人心且征其往效论”，以此论题获奖而于《大公报》“言论”一栏相继刊发的征文，均对“尊孔学堂”持有异议。
舆论界的不利氛围中，当时流行的中学无用论对德育教育最具杀伤力。潘博说：当今社会，“举世汹汹，风靡于外域之所传习，非第以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又见其所以施于用者，富强之效彰彰如是；而内视吾国，萎苶颓朽，不复振起，遂自疑其学为无用，而礼俗政教将一切舍之以从他人，循是以往，吾中国十年后，学其复有存者乎？”[34](p44～45)章士钊亦道：“其愚不肖者，自不待论，其智者贤者，以国学无所于用，故不治之。”“国学即前日所治科举之学也；吾即未尝治，当即吾祖若父所治之学也，或非尔，则必不切于用也。”[35](p175～179)20世纪初之后，以孔学为中心的中学无用成为时代共识。[36](p102～112)
如此舆论氛围直接导致道德失范、权威空缺，正所谓“共和以来，新法未定，旧典先废，新道德未立，旧道德先亡，致令举国人民无所适从，手足无措，则惟有猖狂恣睢，纵欲败度，毁伦灭理而已”。[13](p147～148)“中国由专制一跃而为共和，上等社会之人多预知将来共和之幸福有过于专制万万者，而中下社会之人尚多以为骇怪，乡里无知之徒以为民国乱成，古昔之法制，人类之纲常皆可废除，因而桀骜犷悍之风，日甚一日，推原其故，由于人心无道德标准”。[9](p61)
总之，民国初年尊孔运动的舆论氛围不佳，加上北洋政府在新闻、小说、戏剧、通俗教育等领域中并未像正规教育中所规定的那样，明确提出以儒家思想为宣传的唯一指针，一切价值判断的标准，也未建立自己的官办通讯社系统，同时租界又处于失控状态[5](p20～21)，这样，北洋政府要推行尊孔运动，其困难可想而知。
收稿日期 2007-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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