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金融危机看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四大矛盾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世界经济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当代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思考远未结束，也不该结束。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世界大背景下，很有新时代的特征。因此，我们应该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角度，看待这次金融危机，从中总结出更深刻的认识，得到更大的启示。笔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虽然发生在东亚地区，但它的深层根源却在世界经济的根本矛盾中，是当代世界经济中存在的四大矛盾的大暴露。这四大矛盾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渗透和互为条件的。现分别就这四大矛盾进行剖析。
一、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矛盾
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背离，是当代市场经济中最突出的现象，是滋生各种投机行为的温床和土壤。所谓虚拟经济，是产生于实物经济，又独立于实物经济，以无形为特征的经济形态。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共同支撑着现代世界经济，就是说，世界经济的发展不仅有着实物经济的迅速发展、分化、整合，而且有以无形状态存在的虚拟经济发挥的巨大作用。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推行了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措施，使国际金融市场中外汇等虚拟交易额急剧增加，虚拟经济成了当前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原本以实物经济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虚拟经济，已远远脱离实物经济，两者之间差距日益加大。如1975年前后国际外汇交易中80%为进出口贸易、投资等实物经济所产生的交易，其余20%才是投机性交易。然而，从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金融市场中金融虚拟交易额明显大于实物经济交易额。资料表明，1984年4月国际外汇交易额每日为5900亿美元，1995年4月升至1兆2860 亿美元，1998年4月又上升至1兆8520亿美元。由此可见，国际资本结构由实物经济越来越倾向于外汇等虚拟经济。再加上声势浩大的全球性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不仅改变了国际资本流量的结构，而且也较大地调整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量结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发达国家FDI 的增长，许多民间证券投资和商业银行的贷款等民间资金流量迅速扩大，其中以高利润、高风险为特征的国际短期资金流量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成为90年代后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国家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然而，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实物经济又得不到良性运转时，就无法避免泡沫经济的形成。尤其是当一国经济出现衰退，投资者缺乏信心时，急剧膨胀的国际游资便很快撤离该国，使该国股市、汇市出现激烈的动荡，甚至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1987年10月19日纽约股市的狂跌也是推行金融自由化之后国际资本结构的变化，即第一次由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相背离所导致的金融危机。而以泰铢对美元汇率的急剧贬值为其开端的前所未有的东亚金融危机则是典型的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导致的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经济危机。而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力度失衡，是东亚国家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体制性原因。
东亚金融危机证明，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必须保持合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对本国币值的高估、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力度的不平衡会导致虚拟经济向泡沫经济的转变，当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出现逆转时，将带来本国汇率急剧贬值、股市大跌、外资大量外逃等灾难性的后果，这也是当前世界经济中仍然存在且不断加重的矛盾之一。因此，如何及时准确地把握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关系的变化，采取防止虚拟经济向泡沫经济转变的正确的对策，乃是东亚国家以至世界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矛盾
长期以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作用问题一直是西方经济界争论的焦点，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策导向上的区别所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奇迹”的出现就更多地依赖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指导。东亚国家政府制定对外开放政策，大力推动对外贸易，并充分利用80年代以来以产业资本为中心的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为本地区、国家经济迅速腾飞提供了市场、资本和技术，为东亚地区工业化的实现，创造“东亚经济奇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当政府的作用不仅体现在财政和金融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而且也伸展到微观经济领域，即对“战略性”的工业部门提供政府保护和补贴措施时，违背市场经济原理的过分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就必然造成官商勾结等政治腐败、缺乏理性的裙带关系，并滋生出一批非法既得利益集团。这样，一方面，缺乏必要的机制基础和管理知识加以监督的市场开放必然带来经济的灾难，甚至全球金融市场本身的正常运作也可能对小的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造成破坏性冲击；另一方面，国家干预主义的工业政策也会造成国家的过分牵制和许多“无效投资”，因此，开放和国家干预主义既创造了“东亚经济奇迹”，也制造了东亚金融危机。
毫无疑问，在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经济市场化已成为重要的内容和动力。没有经济的市场化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但是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完全经济自由化，不等于放弃国家的干预。因为世界经济的市场化并不等于市场经济所包含的各种内在缺陷已经不再存在了，恰恰相反，由于市场的规模空前扩大，市场经济的缺陷也将表现得更加明显和充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生产、贸易、金融各方面的国际化水平都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在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中求得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继续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而且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经济协调。
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告诫人们，在实行开放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政府更应当发挥作用，以抵制可能的裙带资本家干涉其财政、金融和调控的自主性，对私营部门加以必要的监控，使其增加承担风险的能力，减少其单纯追求利润的行为。不仅如此，在开放资本、金融市场的时候也应根据国情，逐步、分层次地开放门户，以有力地抵御国际游资乘虚而入。
总之，经济全球化并不等同于完全自由化，市场经济并不等同于放弃政府的干预，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未宣布国家干预主义的彻底失败，反而更加说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要保持健康、稳定、持久的增长，必须在良好的管理体制下，在政府科学的、有效的干预和调整下运行。
三、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异常迅猛，并以跨国公司为主体，极大地推动着贸易自由化、 金融一体化的发展。 这种趋势在21世纪世界经济中将有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在短期内无法形成全球经济，国家经济仍占据着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全球化的发展亦是波浪式的，它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亦是不均衡的，尤其是与经济全球化相应的国际性经济规则尚未形成。因此，必须对经济全球化制定出全球性的经济法则和秩序，以便于更加有效地调整经济全球化中所出现的利益的不均等，并防止如东亚金融危机等世界经济的灾难。而当前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西方国家游戏规则的滞后性。
国际经济制度和机制基本上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如亨廷顿所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成立的大部分主要国际机构都是依据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实践建立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直到目前， 国际社会上的协调机制，依然以西方为中心和主导，是西方力量的延伸，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和两面性，这种情况在经济全球化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现在，经济全球化已有了空前的发展，各种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国际经济制度仍是二战后美国利用其霸主地位所制定的有利于它进行对外扩张的一系列国际经济制度和秩序，其中最主要的是IMF、世界银行、 GATT等。诚然，这些国际经济关系规则的制定和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在一定意义上为战后世界经济较快并稳定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客观条件，东亚各国亦是世界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受益者。然而，在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推动下，世界经济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已成为主要的发展趋势，但却没有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所必要的国际经济规则、制度和秩序的变革与之相适应。除东亚地区进入90年代后未能及时适应世界经济的新形势外，缺乏有效的国际经济秩序也是爆发危机的重要原因。
值得重视的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想方设法把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放在一个依附者的地位，造成严重不平衡的、不对称的相互依存，由此导致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不稳定和动荡，形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冲突，使西方的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得以维持。东亚金融危机中对冲基金的肆虐正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趁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国际经济大趋势，利用明显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滞后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猛烈冲击东亚地区经济而大发横财的典型例子。
在分析东亚金融危机成因的诸论中，除了内部诱因外，对外部因素的分析最能被国际上接受的是对冲基金投机论。该理论最初由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提出。他曾猛烈抨击了美国索罗斯等对冲基金的投机行为，认为东亚金融危机实乃西方投机商的阴谋所致。尤其是美国作为对冲基金重要供给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成了元凶。由于对冲基金不受法律规则的限制，其实际情况不明确，且拥有巨额资金，追求超额回报率，因此，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异常活跃，其影响面也日益扩大，甚至动摇了国际金融体制的正常运行。而这又恰恰说明了虽然全球性的金融自由化进展迅速，金融衍生物交易、金融创新活动异常活跃，但与之相适应的全球性金融监管体制却相对滞后，而发展中国家也缺乏相应的防御能力，由此就成了国际短期资金肆意流动狙击的目标。这是伴随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而来的世界经济所面临的矛盾。因此，要想规范对冲基金及国际金融市场，急需对国际经济制度和国际经济组织进行改革和调整。同时，各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这些不仅牵涉到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甚至国家主权，而且也会影响到各阶层各集团的不同利益。可见要真正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各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得到均等的利益及稳定的发展并非易事，发展中国家应有高度的敏感，趋利避害、扬长避短。
其次，发展中国家内在监管机制的滞后性。
如果说对冲基金的狙击乃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线，那么，东亚国家太多、太快和全方位的经济开放乃是引发危机的重型炸弹。
经济全球化要求所有国家开放门户，使资本自由进出入。东亚国家在80年代正是利用资本的自由流动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在80年代末，迅捷的、全方位的资本市场开放吸引了巨额的外资，特别是短期贷款和资本净值，由此造成了90年代的经济繁荣和过分投资的泡沫。有时候，外资的数额占到了当地股票市场净值量的75%。（Lim ：《谁的模式失败了？》，《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9年第1 期）而国内高速增长的经济和投资又造成国际收支的赤字，为了吸引外资而设置的半固定汇率制，以及巨额的资本流入所带来的被大大高估的汇率进一步使亏损雪上加霜。开放的资本市场和资本—帐户的可转换性也加剧了经济的脆弱性。当时机恰当的时候，这一切完全可能激发外资突然撤退，其结果将会导致金融市场的混乱和汇率的大幅贬值。不仅如此，马来西亚等国在没有设立国家性的或集体性的组织控制和调节金融机构，且无专家管理、金融经验匮乏的情况下，成立较多的银行，导致了相互间激烈竞争，从而造成一定规模的“无效投资”；廉价的外资又促使更多的借贷者转向外资，而资本开始越来越多地滚向边际工程，过分的资本供给又必然进一步加剧了一些“无效投资”。不仅如此，开放和私营企业在东亚经济体中所占的过大比重也严重限制了政府控制资本流动的干预能力，政府对私营部门的过分借贷行为控制力极弱，削弱了增税和削减开支的有效性。
总之，东亚国家经济全面开放的风险成本极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求加快资本自由化的压力之下，东亚国家在未能建立银行监管制度和法律基础结构，而宏观经济有效监管机制明显落后的情况下，仓促地开放资本、金融市场，由此引发了空前的金融危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尚缺乏有效管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开放的国际性经济规则的具体体现。
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
二战以后，为了建立健康、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方面加强了进一步的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蔓延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加剧，这些矛盾也是引发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浪潮下的利益的不均等。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各国获得的利益是不平衡的，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尤其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掀起的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浪潮，为发达国家巨额的剩余资本寻到了更加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极大地推动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成了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的重要基础。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从金融自由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中获得了更多的资金，加快了经济发展。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在金融自由化方面操之过急，在缺乏现代银行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情况下，金融改革步伐过快，急于同世界金融市场接轨，其结果，给国际游资提供了可乘之机。更为严重的是，危机发生之后，WTO继续要求到1997年12月为止， 包括亚洲各国的70个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向外国企业开放银行、保险、证券市场；OECD也推波助澜地要求向跨国公司保证提供内国民待遇的投资多角协议。同时，韩国、泰国等国为了取得IMF和发达国家的援助， 不得不接受其“建议”，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致使这些国家货币、汇率、股价均大幅度下跌，而美国和日本则乘此良机，对东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兼并和收购。特别是美国充分利用东亚国家货币兑美元汇率贬值之机，在危机后至1998年9月，对东亚地区房地产的收购额达100亿美元（《日本经济新闻》1998年12月9日）。如按该地区货币、 股价下跌的结果使美国增加1倍的投资额，美元的实际价值就扩大4倍，如按当时货币计算其投资额竟然扩大至8倍。显然，这种趁火打劫的廉价的收购活动， 一方面使美国在短期内攫取巨额利润，另一方面加剧了东亚金融危机。不仅如此，由于IMF实行严厉的监管体制和推行自由化的措施， 使东亚国家又面临着新的社会负担，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完全雇用、贫困等问题极其严重。
诚然，金融自由化、国际化依然是21世纪世界经济的潮流，是任何国家也无法阻挡的趋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无序发展。如果对当前的金融自由化、国际化仍一味地强调速度，将导致富国越富、穷国越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的矛盾也将愈演愈烈。
其次，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金融危机。
1997年秋季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是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在这不久前人们还津津乐道东亚经济的奇迹，为何突然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其中内因固然重要，但也不可忽视外因的作用。尤其是作为亚洲惟一的经济大国、东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第一投资大国和债权国的日本，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形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即日本把本国的“泡沫经济”及其结果输出到东亚国家。因此，东亚金融危机是“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延伸。
众所周知，80年代末日本经济经历了历史上最令人眼花缭乱的股票和房地产投资热。当这种狂热处于巅峰的1990年，东京市中心区皇宫所在的土地的价格相当于整个加利福尼亚洲的价格。由此，日本不仅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投资国，而且更是东亚各国的重要投资国。然而，进入90年代后，日本国内股市和房地产价格暴跌，银行出现了坏帐和呆帐，导致金融资产下降8万亿美元，“泡沫经济”终于崩溃， 日本经济也陷入了战后以来最长的萧条和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中。显然，日本银行在国内的良好贷款机会屈指可数，只好转而向东亚国家发放日元贷款。由于日元利率极低，而东亚国家利率较高（典型的是以2 %低利率借入日元，转换成10%的高利率泰铢），从中赚取差额。与此同时，日本企业也不断扩大对东亚的直接投资，从1986年至1996年，日本在亚洲的私人投资所增加的工业潜力相当于3个法国的工业生产能力。 日本对东亚巨额的贷款和投资也带动了本地区投资热和金融市场自由化，而这种异常的投资高潮遇到政府操之过急的金融市场开放措施时，明显暴露出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因此也成为西方投机商狙击的目标。这种似乎短期内有利于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日本“泡沫经济”的输出，从长期效应来看，使东亚国家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高昂的代价。
值得指出的是，当前世界经济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并非如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那样直截了当，而是以更隐蔽、更诱人的方式来进行，因此，应更加引起发展中国家的警惕。
再次，缺乏平等互利的援助。
西方经济界和政界许多人认为政府主导型的“东亚经济模式”不同于以自由、民主为代表的“美国经济模式”。当1997年7 月初泰国发生金融危机后随即波及整个东亚，美国却在危机初期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高呼“东亚经济神话”的破灭，没有参加IMF 对泰国的一揽子贷款援助计划。直到1997年10月底，香港特区股市动荡，并冲击美欧股市大幅下挫后，美国才意识到东亚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才开始参与IMF对印尼的金融援助。 由于日本同处东亚，怕危机殃及本国，因此在危机初期比美国更积极参与援助活动，但到后期也出于自身的利益，采取了由积极援助转向放任自流（对日元汇率的贬值未采取措施等）的不负责任的消极态度。
显然，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在对东亚国家的援助上并非考虑东亚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乃至世界经济的持续平衡增长，而是首先顾及自身的短期利益，因此其援助规模、力度、作用也大打折扣。东亚国家的真正复苏和发展还须依赖本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资本市场机制的进一步改善。
综上所述，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依然存在着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所造成的矛盾，也出现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结构性矛盾，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乃是以上四大矛盾的大暴露。而这些矛盾在经济全球化、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更加隐蔽，更加复杂和多样化。而东亚经济的真正复苏及重新起飞，迫切需要缩小和解决以上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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