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运作与日常生活的三重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常生活论文,结构论文,传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直接面对日常生活，应该是大众传播研究的基本学科品格。大众传媒固然是新闻宣传的工具，但同时又是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用麦克卢汉的话来说，它是“人的延伸”，是大众生命的延伸。这样看来，在我们的传媒研究徘徊于发行量、收视率等数据表象的时候，我们的受众，数量巨大的媒介使用者本身，似乎也应该受到必要的重视。媒介构成了我们的信息环境和延伸的神经，塑造着我们的生活形态，同时，一种受大众欢迎的成功媒介本身也是大众生活形态的一种表征，是大众心灵结构及其需求的一种符号化的表现。
我们的研究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传媒生产与消费的对应性和媒介符号与大众心理的对应性。前者指传媒的信息生产与受众的信息消费互为对应，生产既满足需要，又生产出具有特定要求的大众。后者也可以叫做符号结构与心理结构的同构对应性，是指受大众喜爱的大众传播媒介就是较好地满足了大众信息需要的媒介，它运用的符号模式必然与大众的信息/符号消费模式相对应。根据这两种对应性，我们就可以通过某一成功媒介成功的符号运用，来描述大众的深层结构。这样，成功的传媒就不只是成功地赚取了大众眼球的符号生产机构，同时也是我们透视大众日常生活和大众心理结构的最直接的窗口。
因此，在研究工作中，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暂时从抽象的媒体数据的海洋中抽身出来，而把注意力定格在一朵传媒的浪花，尝试从其生动的姿态中辨识出活水的性格和太阳七色的光彩。人们常说“一花一世界，一草一乾坤”，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抽取几个具体而微的传媒样本，从而探视日常生活的结构和大众的符号消费需求呢？
本文的研究，正是要作这种“微尘中见大千”的努力。
本文抽取的样本非常简单：一份深受喜爱的市民报纸《成都商报》，一份定位稍高，但同样深受读者欢迎的周报《南方周末》。为了比较更方便，我们把《成都商报》和《南方周末》的样本都定为同一天：2004年4月18日，星期日。这种样本的选取方式当然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在正常条件下，同一份报纸各期的结构是均质的，而且在一定时段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经营和编辑方针的变化而出现的大改版的情况下除外）。
一、传媒符号：透视“日常生活”的镜子
《成都商报》正式创刊于1994年1月1日，现已发展成为中国西部地区发行量最大的城市综合性日报，平均日出对开20版，彩色印刷，日发行量稳定在60万份左右，主要为读者自费购买，近年来年广告收入保持在3亿元人民币以上。《成都商报》是中国西部地区惟一进入全国报业前十强的一家报纸，是成都市民阅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激烈竞争的成都报业中，《成都商报》能在零售量和广告收入方面长期保持领跑局面，成为成都市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与其在发展过程中较好地把握了天时、地利、人和诸要素，形成了良好的运作体制有关。不过，这些都不在本文的论题范围内。在此，我们所关心的只是《成都商报》所奉献的传媒产品本身：这一深受成都市民喜爱的产品到底有什么特点？
从报道内容和报道角度和版式风格上，我们很难看出《成都商报》有什么区别于成都地区其它竞争对手的鲜明特点。许多研究者都揭示了中国大众传媒高度“同质化”的现象，办报思想、办报方针和一般的媒介创新都不能获得专利保护，因此一个传媒刚刚有了成功的创意，马上就会有众多的传媒跟进，从而使大众传媒的面貌始终保持为“同质化”的常态。但尽管如此，当研究者把《成都商报》和《华西都市报》同时遮住报名作读者调查时，受试者的偏好却明显地倾向于《成都商报》。至于为什么偏好《成都商报》，受试者仍然无法说明。
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应该注意传统新闻学所未曾关注的那些“难以言喻”的东西，即《成都商报》的“成都味”——那独特而浓郁的成都市民风格。我们知道，“风格”既不是形式，也不是“内容”，而是在内容与形式统一体呈现出来的个性。
这一思路，把我们引向了传媒符号学的领域，使我们关注《成都商报》在符号使用上的特点。尽管《成都商报》在内容和版式上与其竞争对手大同小异，但在传媒符号学方面却有鲜明的特点，从而使它在传媒符号方面能与更多的成都市民保持同构对应关系。
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在现有的传媒研究模式之外去寻找一种传媒研究的新模式，使我们能够从统计学的平面中走出来，开辟一条可以与数据化的营销研究相补充的路径。
当前方兴未艾的文化学的传媒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参照。文化研究学者伯格（Arthur Asa Berger）在《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一书中，曾经提出了一个简洁有用的传媒分析模型，其中包括五个要素：
柏格的模型：传媒分析中的焦点
柏格解释说，提供这样一个模型，是为了便于看到文本在一个更大的语境格局中的位置：“文本由个人（在协作性的传媒，例如电影的电视中，是由集体）创作，为这种或那种类型的观众所撰写，通过某种媒介，如口语、广播、印刷、电视、电影、因特网，等等，传达给他人。”[1]（p.17）柏格模型提出了与媒体分析高度相关的五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有了这个模型，我们就“可以在任何特定的时间注意任一元素或讨论五个不同元素的各种不同组合。”[1]（p.17）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由于这个模型正确地描述了“媒体”在各要素间的中心点位置，较为准确地表明了媒体在当代生活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这个模式比起著名的艾布拉姆斯（M.H.Abrams）以“作品”为中心的艺术家、作品、世界、欣赏者“四座标”模式[3]更能有效地描述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传统的理论研究者往往从“创作者——作品——观众”这种直线式的处理，从而把文本生产者（作家、记者）与观众（阅者）之间的关系简化为单向的传播与接受、教育与被教育关系。而柏格模式则提醒我们，创作者也受到媒体、社会、和观众的制约和影响，其作品与其说是作者的纯个性创造，不如说是五要素在一定社会文化语境中互动的产物。
同时，柏格的研究已经不在艾布拉姆斯式的狭义文学框架内，而是进入了通俗文化与大众传媒研究的领域。不过，应该看到，柏格的研究工作的重心，仍然是狭义的“文学”，即虚构性的文本。因此毫不奇怪，在他在讨论电视这一大众媒体的时候，仍然只是把电视作为一种童话、戏剧、故事、小说歌曲等的“艺术媒体”来看待的。至于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电视、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体，仍然没有进入柏格模型的研究视野。这也是柏格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难以与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对话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对每天都大量发生的“媒体叙事”现象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进行研究，我们有必要把柏格模型的要素概念作较大的扩展，使之适应于包括虚构艺术在内的所有传媒现象和文本现象，从而形成我们用以分析大众传媒与日常生活的模型：
传媒与日常生活分析模型
这个模型表明，当代生活中的媒体符号生产是以媒体为中心展开的，媒体既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受众）的交汇点，也是符号、日常生活、生产者与受众的交汇点。媒体像蛛网一样把其它要素组织在一起，形成各自的多边和双边关系；又像透镜一样映射出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结构。文本生产所生产的文本，以媒体符号的形式，通过媒体传达给受众，他们的符号产品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这些符号与大众的内在符号消费需求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结构，它们能够满足并生产这些需求，从而间接地建构着大众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大众内在的符号需求结构又是其日常生活结构的一种折射。
那么，就让我打开报纸，开始一场以符号为线索的大众心理和日常生活结构的探究吧！
二、广告与新闻：打开了的当代心灵之窗
如果我们像柏格一样，仍然把“叙事”作为虚构性艺术的一项专利，完全否认日常生活中的叙事性，或认为日常生活中的叙事性是无关紧要的，那么可以认为，伯格对“叙事”与“日常生活”的描述是基本正确的。但是如果考虑大众传媒在建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考虑大众传媒作为当代大众的一种“人的延伸”，那么传媒也许就不仅仅是虚构艺术的载体了。生活在传媒时代的所有经验，都向我们显示：大众传媒正在日益模糊艺术与日常的界限，它传达的信息除了虚构的“艺术”信息，还有大量“真实”的现实生活信息。而且，我们今天就生活在传媒所织成的信息网中，就像蜘蛛生活在蛛丝中。我们把“刺激——反应”的生命本能交给传媒这一中介来完成，通过传媒织成的网来了解世界，并对世界做出反应。
打开手中的这张《成都商报》，仅仅从第一版上新闻标题，我们就知道，所谓报纸，就是充斥着“叙事”的新闻纸。现仅以条版头条为例：
大标题：
温家宝：彻查氯气泄漏事故原因
副标题：
截至昨晚，重庆仍有2万群众不回家，指挥部形成最终排除方案：今日远距枪击气化器
再加上文中的精彩醒目的小标题，以及《15万人与毒气赛跑》的相关报道和配发的《新闻时评》——《为什么总有人不把安全当回事？》，读者分明看到了一个完整而精彩的“叙事”，其中的事件不仅“有开头、中间和结尾”，而且充满了“激烈而持续”的冲突，以读者“对结局的好奇”为前提，充满了“事件性”。事实上，这天的报纸与其它时候的一样，整个都是在“摹仿生活”，你却很难说它是“虚构的”。
我们还记得，柏格在研究“叙事”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时，几乎完全排除了日常生活的“叙事”成分，排除了大众传媒的“叙事”对“日常生活”的建构作用，从而把“叙事”与“日常生活”作了这样的区分：
叙事（通过中介） 日常生活
虚构的
真实的
有开头、中间、结尾
都是中间
集中 分散
冲突激烈而持续布 冲突缓和而散乱
每个故事各不相同 重演
对结局的好奇 目标模糊
以充满事件为基础 以没有事件为基础
摹仿生活？
摹仿艺术？
柏格是在“虚构”作品这一意义上使用“叙事”这一术语的。因此他说，“叙事是由在一段时间里展开的故事组成的。日常生活是真实的，可以说是我们生活中基本的东西。日常生活或多或少自动地发展，直到我们死去。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看到顺序和叙事因素，但是这和说它们是叙事不是一回事。”[1]（p.180）
柏格也许没有想到，报纸的“叙事”能不能被称为一种“叙事”。而我们却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成都商报》等地方性媒体的“叙事”，成都人将很难如此直接地获得他们作为成都人的当下体验。
这种成都人体验的当下性，既表现在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上，也表现在同样具有时效性的广告上。事实上，今天的成都读者也和世界各地的报纸读者一样，习惯于有“广告的新闻”或者说“新闻后面的广告”。报纸每天都在培养他们的这一阅读习惯。
例如，当我们打开这张报纸逐页阅读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按照《成都商报》编辑者的安排，从新闻与广告这两条平行的阅读线索来进行的。因为《成都商报》的版都有广告，你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没有新闻的广告版面，但是很难找到没有广告的新闻版面。我们看到，就在第一版的底部，即在头版新闻结束的地方，我们要展开新的一页的时候，我们就被安排看一条“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的一条通栏广告，内容是推销该行名为“阳光理财”的产品，广告口号却是“行庆六周年真情献社会”。
既然这样，我们的阅读也就沿着这种新闻与广告的“二部曲式”的结构线索来展开，按照编辑预先设定的路线，我们以逐次阅读的方式，从A1版到最后的A16版，同时追随新闻与广告这两条线索。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接受新闻内容或欣赏编辑技巧，而是寻找个性化的符号表现，从而找到探究其与成都市民日常生活结构的线索。
新闻：
A1版。与其它的报纸头版一样，这是一个在对“重要新闻”的叙事中为日常生活植入意义的版面。这个版面的新闻被明显地分为三组：一是重庆的重大事故报道和吉林市市长因“2·15”特大火灾引咎辞职的报道；二是关于四川省和成都市领导为建设四川和成都而努力工作的报道；三是可能真正会是最令成都市民感兴趣、与普通成都人的日常生活最为相关的新闻内容的“索引”式报道。从符号的功能来看，它些新闻内容其实都是后面的相关报道的“能指”，它们告诉读者：真正的新闻看点其实在后面的相应版面上。其中最为特别的是被标明为《独家头条》的一组消息：明明被叫做“独家头条”，却又不能在头版头条位置上出现，而只是谦逊地挤在中下部位置的一个小方块内。但同时，这种表现的低调却又被张扬的彩色照片和醒目而生动活泼的标题所打破，似乎在表明这一小方块中的新闻叙事执意要加入到头版中来，执行自己特别的意义生产功能。
在《独家头条》的标题下，有两行定位宣传性的小文字：
“独一无二的新闻，独一无二的视角，为读者提供独一无二的阅读感受，是成都商报的一贯追求。打开商报，看独家头条。”这分明是在告诉读者：你们最喜爱的新闻其实并不在这里！我们的要闻其实不在A1要闻版，而是在后面的各个版面上！
在《独家头条》中，占最显著位置、最引人注目的是一辆装饰得喜气洋洋的马车照片，新闻标题是《驾！我的新娘马车拉——九里提昨上演成都版“达坂城的姑娘”》。按照题后的索引，这条新闻的位置在A7版。于是，我们的阅读就按这样的阅读线索跳到A7。
A7版。这一版的名称叫做《街头》，正是在“街头”上，商报的独家头条才真正出现在头条的位置上：顶部偏左——这是人们阅读开始的地方。同时标题的字号也以头条才有的气势排出——
主题：得儿驾！娘子快跟我上马
副题：九里堤昨上演成都版“达坂城的姑娘”，新郎别出心裁包辆马车迎娶新娘一路拉风
这一诙谐中带点放浪的标题，突然打破了上层主流话语的庄重和沉闷，一下子变得轻起来。如果只看这条新闻的内容，其实是非常简单而平常的，通篇报道的就是某先生用马车迎娶新娘。按照新闻学通行的教科书所讲的原理，它既谈不上多大的重要性，也没有突出的利益切近性。但是，富有经验的成都商报编辑深知这才是他的读者大众所喜爱的。所以，他似乎还担心文章没有做足，不能完全满足读者的需要，又在迎亲马车的照片上加上了一首《达坂城的姑娘》改编的即兴诗：
成都的小伙真不错啊
长得真伸抖啦
成都的姑娘巴适得很呀
两个眼睛真漂亮
你要是嫁人
不要嫁给别人
一定要嫁给我
带着你的嫁妆
唱着你的歌儿
赶着那马车来
其中，“真伸抖”、“巴适得很”等，都是地道的成都方言——这才是《成都商报》在语言符号上的真正特色。这首即兴的改编诗并不报道什么新闻，不表达什么评论性见解，除了它的功能是情绪性的，是让人联想到新闻民歌《达坂城的姑娘》的浪漫气息，更重要的是向成都市民提供一种纯正的“成都味”。所以这首诗是可以说是没有所指的纯粹能指，是一种符号的狂欢。而狂欢正是平民生活的意义所在。因此，我们看到，编辑特意在导语中提醒读者：“马车拉新娘！家住九里堤北路的胡先生昨天用马车将自己心爱的“达坂城姑娘”迎娶回家。一路上，见惯了名车迎亲队伍的蓉城市民忍不住被胡先生新奇浪漫的迎娶方式所吸引，投来了一双双羡慕的目光和阵阵称赞。”
不管主流话语的专家们对这条新闻如何评价，重要的是成都市民的态度：他们“忍不住被胡先生新奇浪漫的迎娶方式所吸引，投来了一双双羡慕的目光和阵阵称赞。”
我们说过，头条要闻的“叙事”是要建构生活的主要意义的。那么，这条新闻在其“叙事”中所建构的意义是什么呢？换句话说，这条新闻的叙事在符号运用上，它“意味着”什么？
我们还看到，就在A7，这条新闻的旁边，还有一条关于成都越野摩托车对抗赛的消息，而标题却也是高度符号化的，充满了平民味：“建个赛场，撒把野！”
现在再回到A2版。这是要闻版的继续，但内容更贴近平民的“日常生活”，诸如关于清理街头广告牌、取缔三环路废品收购站等。“成都味”的符号还在出现，例如《市属事业单位招聘遭“凉拌”》中的“遭”和“凉拌”，但毕竟都只是外在的符号装饰。这种手法在成都的市民报上早已经屡见不鲜。
广告：
报纸的成功不等于报纸广告的成功。因此我们不能假定报纸的广告在符号上一定与报纸受众的心理结构和日常生活结构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不过，展读《成都商报》的广告，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它们在整体上有一种符号学上的结构特征，即“换喻功能”与“隐喻功能”两大类广告符号的截然划分。前者以实用的信息传达表征着日常生活的现实基础，后者表征着日常生活的“象征意义”。
让我们还是从A1版开始。
如前所述，A1上发布的是一条“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的推销一种名为“阳光理财”产品的广告，内容平实，话语理性，在符号类型上充满了“换喻功能”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它的广告口号却是“行庆六周年真情献社会”，似乎在为这种直白的商业推销表达某种歉意，于是通过“行庆六周年”来努力激起一种隐喻式的情感联想。这样做虽然有些不自然，但它毕竟在隐喻与换喻、象征意义与现实基础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从A2开始，这种平衡就被冷冰冰的现实功利意识打破了：各种分类广告数量巨大，无论在面积上还是在信息量上都远远大于新闻，它们密密麻麻地挤一起，齐声向读者叫卖。在这条阅读线索上，我们像走进了一条混乱而喧嚣的自由市场：这里只有利益的交换，没有意义的交流；多的是冰冷的利己主义的打算，少的是温情默默的面纱。
A3、A6、A8、A10共两个版平均用约1/2的面积发布皮肤性病、妇科病腋臭等医疗广告，各种加粗的广告语以更加粗俗的符号方式呈现出来，让人仿佛走进了昔日治理不到位的公共厕所。让人略感奇怪的是：在这样一个粗俗的空间里，居然还有一则整形美容的广告，以优美流动的字体打出自己的口号：“美丽人生”。这一广告分别在A3和A6的广告区各出现一次，在周围都是粗大而粗俗的广告语中，她所占的一小块面积实在显得有些文弱，但毕竟还是让人可以透一口气。
A4是一则半版彩色广告，这是当天成都商报唯一的大幅彩版广告，以开阔草地为背景，蓝天白云与草地的交汇处依约可见阳光下的别墅群。广告口号是：
“代价有限。享受无限——携手香港上市公司，强势打造成都新城南经典人居社区”
在符号的使用上，这则广告最大、装饰性最强的是欧式建筑轮廓的黑色剪影上飞白而出的“Courtyard' Villa/Upgraded./On the point of appearing”。字体和排版完全装饰化，使之成为装饰性的视觉符号。会英文的能大致明白其意，可以断定成都市民能看懂这些英文短语的不多。但它们的文字意义并不重要，这些意思下面的中文已经表达出来了：“庭院别墅。升级版。今日盛大公开”。而这些英文只是装饰性的视觉符号，与阳光下的草地一起，在传达着一种高贵的气质，为我们开掘出一片别人意味的“象征”空间。
A13至A16是四个整版的广告专刊，其中A13至A15是逢周三、周日出刊的《求职易》，刊出各类招聘广告，A16是《健康》广告专刊，仍然是医疗广告，仍然是以直白的交易为主的“现实基础”的表征，但在排版和字体的选用上却没有A3、A6等版的肮脏感。它们是成都商报的物质基础，也以符号的“叙事”表征一种现实基础性的市民生活。
在笔者对《成都商报》零售点的观察及受众调查中，许多人都表示对《成都商报》广告的太多太乱不满。但奇怪的是，这些读者往往都是一边骂，一边掏钱买商报看。
也许，在这多与乱的分类广告，加上那些平民化的狂欢式新闻符号，与人们的心理结构有某种对应，从而是市民心理结构隐秘的“能指”？也许正是我们日常生活深层结构的一种表现？作为一种市民报，这种多与乱的“不合理”感，其实不过是生活的现实性的“真实域”的表征带给意识形态“超我”的一种感受？所以正是其深刻合理性的一种表现？
三、日常生活的三重结构
现在让我们从成都商报的媒介符号回到麦克卢汉的基本论点：媒介是“人的延伸”。既然我们相信，成功的媒介总是在符号上与受众及其日常生活形态存在着对应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而且必须，从作为人的延伸的媒介，回溯到人本身。
精英主义者或者说传媒与文化研究的唯意志论者却常常以“议题设置”、“文化霸权”的论题方式，把传播的宣传作用看成是万能的。尽管在宣传和广告中，唯意志主义的万能论者都常常碰壁：他们会发现他们投入巨资的广告是无效的，他们的宣传是不受欢迎的。
信息可以影响人，但只能影响那些需要这种信息并具有受影响特质的人。广告可以说服或打动人，但也只能说服和打动那些适合被说服和打动的人。因此，传播不是万能的，它需要受众的同构对应才能发生作用。这就是说，传播效果的实现，不仅需要一定的信息到达量，更需要受众需要结构与信息结构的同构对应。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还需要传播所用的符号成为受众或消费者内心欲望的象征性指涉——它需要成为一种巴尔特意义上的“神话”。
这一广告符号学的结论得到了精神分析和现代文化理论的支持。著名文化理论家杰姆逊说“如果要想使形象起作用，就必须在消费者那里存在着欲望，同时，广告形象必须与这个欲望相吻合。但广告又不能只是对直接的欲望说话。不是说我这会儿正好没有烟抽，看见了一幅香烟广告，便跑过去买包烟；广告不是这样起作用的，广告的作用在于当我看到‘万宝路’广告之后，我决定要买一包‘万宝路’，也就是说广告必须作用于更深一层的欲望，甚至是无意义的需要，有些还和性欲有关。某些饮料广告便有这个特色，宣传说你只要喝这种饮料，不仅会有妙龄女郎偎依着你，而且你会感到生活极其美好，充满了浪漫的色彩，诸如此类的夸张。这样，直接的欲望和深层的无意识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这些广告正是在悄无声息地告诉你，难道你所渴望的不正是这种乌托邦式的对世界的改造吗？……在这种无意识的欲望中，最强烈、最古老的愿望仍然是集体性。”[3]（p.177～178）
媒介既然只是人的延伸，那它就只能延伸人所本身就具有的。我们上一节所发现的媒介符号的象征性、现实性与“真实域”，也只是对人的日常本有的象征性、现实性和“真实域”的表征和延伸。
那么什么是人的现实基础和象征空间？什么是日常生活的“真实域”？
不难理解，由于人是灵与肉的统一，因而人类的生活也就相应地由与“灵”的意义领域相对应的“象征界”和与“肉”的现实基础相对应的“现实基础”。而一般大众的“日常生活”则覆盖于“象征界”与“现实基础”之间的“真实域”之上，沿着“时间之矢”展开：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日常生活的“真实域”。这个“真实域”的概念来源于拉康，发展于大众文化与传媒分析[4]，它只是生活者所意识到的真实，因此它不是现实基础的真实，更不是客观意义上的绝对真实，它以生活者的经验和意识为边界。在精神分析学的层面上，它以“超我”为防护机制，而在传媒文化条件下，大众日常生活的“真实域”的边界往往是由传媒来充当“把关人”。
在不考虑时间维度的条件下，我们所谓的“日常生活”实际上呈现为以“真实域”为中心的A、B、C三重结构，即象征界、真实域和现实基础。对应于日常生活的三重结构，人的主观心理也就展开为想象、情感与思维，分别与日常生活的三个层次相对应：
日常生
想象A：象征界
产结构
情感B：真实域
思维C：现实基础
思维以求真和功利为特征，它指向人类生命存在的现实基础。这个现实基础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受制于自然法规，但我们的日常生命却不能离之须臾。在这个上，人的生命与所有的生物完全相同。但是作为灵与肉的统一，人既需要物质，也需要精神生活。他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得有意义。人类的意义体系不是由自然提供的现存之物，而是由人类通过想象的“象征”思维，即符号的“聚合”功能来开启的“象征界”。
我们的“日常生活”以“真实域”为中心，科学带领我们向下开拓“现实基础”，艺术、哲学和宗教等价值形态的符号操作则带领我们向上开拓“象征界”，从而不断地扩大日常生活的疆界。而这两种开拓的实现，在当代主要是由大众传播的媒介符号操作来实现的。因为作为先驱者的科学、艺术等符号创造，并不能直接为大众所吸收，他们需要大从媒介的符号操作为中介，最新的科学文化成果才能转化为大众的符号消费。通过媒介的符号运作，大众的“日常生活”才得以扩大，人类才现实地得到“延伸”。
成都商报有鲜明的平民化定位，我们已经从其符号运用上对“成都味”的着意追求及“狂欢”式的符号使用上看出。如果从日常生活的“三重结构”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其重心主要在大众的“真实域”，追求“真实域”内的符号狂欢。只要把它的新闻符号和广告符号与《南方周末》的符号使用作一个对比，这一特点会立刻变得非常鲜明。南方周末在“思维”更求“深”，探向“现实基础”的更深处，在想象上更就高，升向“象征”的更高处，（注：参见同日或近期任意一期《南方周末》，限于篇幅，具体的比较此处暂略。）相较之下，成都商报的符号生产则集中在“真实域”附近——这是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心。品格化与平民化，来源于两家报纸符号营销的“市场定位”的不同。它们都成功地找准了自己的市场区隔。
市场定位不仅要找出自己的目标市场，而且更要深入了解自己的目标市场。从《成都商报》在网页对其办报理念的自我阐释来看，他们对自己目标市场是非常了解的。我们还惊讶地发现，他们的板块设计理念不仅基本对应于日常生活的三重结构，而且就连他们在阐释“五大板块”时所呈现的顺序（就像对符号一样，我把它视为心理结构的一种外化形态），也安排与象征界、真实界和现实基础三个层次相一致：
《成都商报》秉承“创新、务实、理性、开朗”的办报理念，以丰富多彩的版面内容、全面快捷的新闻报道、清新活泼的行文风格，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要闻、财经、文体、市民、专刊五大版块，服务于经济建设和广大市民。要闻版块内容权威，信息丰富，新闻动感；文体版块站在国际国内体坛文娱前沿，传递鲜活激情的体育文娱动态；财经版块即有产经新闻，又提供具指导性的证券投资信息和经营理念，也有市场动态，百姓消费信息；市民版块立足百姓生活，通过一条城市热线电话，架起与百万读者的心桥，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办报宗旨；房产、汽车、通讯、IT、太阳特稿等专刊版块引领市民生活时尚，拓展商家经营视线，提供服务信息和休闲阅读空间。（注：成都商报主页。）
请注意这样一些关键词：
“要闻版块”的“权威”性，是意识形态国家传媒意义构成的基本特征，它倾向于维护一个正统的“象征”秩序，以保证国家意识形态的意义生产。
“文体版块”的“鲜活激情”，文体内容是日常生活界于象征界与现实基础之间的相对自由而又不太抽象的地带。在此地带上，商报独主“鲜活激情”，而我们知道，情感是人类生命的本体，情感正与日常生活的核心——真实域相对应。
“财经板块”与“市民板块”：“经营理念”、“消费信息”，“为人民服务”，表明这两大板块侧重实用性，这是理性和功利世界的基本特征，它对应于日常生活的“现实基础”。
最后提到的“专刊板块”，其最初的直接动机是增加报社经济收入，以实用信息为主，本可归为与“现实基础”对应的第三类，但妙的是它的关键词是“拓展”（视线）和提供（阅读）“空间”，俨然是“人的延伸”理论和我们的“三重结构理论”的符号表征。如果这不是生产者媒介符号意识的自觉，也至少是他们内在心理结构的外化。总之，商报的成功，在符号操作上看，也并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