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外交：历史与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外交论文,现实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俄罗斯的两次剧变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俄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迁；80年代末的市场经济改革及苏联解体，使俄国开始了一场迄今尚未完成的同样意义深远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迁。在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这两次剧变所付出的社会代价也是空前惨烈的。就变迁过程的剧烈性、残酷性以及生命、财富的损失而言，它不仅远远超出了欧美诸国，也超出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同样重要的是，20世纪俄罗斯的两次剧变对国际格局带来结构性的冲击，并对其后国际格局的重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俄罗斯外交在两次剧变后都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俄罗斯外交史展示了俄国外交中最为本质的结构层面，因此通过俄国外交史来认识俄罗斯的国际行为，也许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从激进变迁到全方位外交
俄罗斯长期的专制主义传统使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极端倾向非常明显，政治制度的变迁往往受意识形态主导。20世纪初和世纪末俄国所经历的两次剧变虽然其实现的目标取向截然不同，但具体的路径取向却惊人地相似。其强烈的激进色彩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尖锐对立的社会思潮的激列交锋，各派政治力量的殊死搏斗，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在外交领域，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外交思潮及外交实践占据上风，导致外交战略的急剧改变。
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以后的外交战略是意识形态化的“世界革命战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苏俄以宣传鼓动，提供支持、帮助及指导等方式，输出和策动外国的革命。直到1921年春夏，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后，列宁认为苏俄与西方已出现了某种均势，因此他在共产国际三大前夕要求放弃“直接进攻”的策略。但两年后德国出现革命形势时，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又开始策划新一轮的德国革命（此时列宁已病重不能视事）（注：参见张盛发：《20世纪上半叶“世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3期。）。“世界革命战略”常常导致苏联领导人错误估计国际形势，它的推行不仅曾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造成致命的威胁，而且对整个苏联时期特别是二次大战前的外交政策带来消极影响。
1992年俄罗斯西方化外交战略的激进色彩并不亚于前者。选择全面融入“欧洲”，并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成为俄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曾任驻美大使的弗拉基米尔·卢金称之为“意识形态化的民主国际主义”，这一思潮认为俄罗斯与西方的战略利益不会有根本的矛盾，不存在对俄国战略利益构成威胁的势力，如果说有什么威胁的话，那么“俄国就是惟一的威胁”（注：弗拉基米尔·卢金：《我们的安全困境》，〔美〕《外交政策》第88期，1992年秋季号。）。在具体的政策层面上，表现为1992年以后推行的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建立战略盟友关系的种种举措。这一思潮在地缘学说上推行的是一厢情愿地“优先与美国建立‘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主张，而实际上“对于这一主张的一些赞成者来说，它是与美国达成共同统治的代名词”（注：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纽约1997年版，第98页。）。卢金也认为，“西方应该帮助俄国，其原因与二次大战后帮助德国、日本及其它国家是一样的：扩大对西方友好的民主共同体。”（注：弗拉基米尔·卢金：《我们的安全困境》，〔美〕《外交政策》第88期，1992年秋季号。）科济列夫对美国更是寄予厚望：“过去美国显示出它有为了重大的战略目标而超越狭隘的民族利益的能力。现在是美国显示这一能力以培育由冷战向安全的民主和平的转变。”（注：安德烈·科济列夫：《落后的伙伴关系》，〔美〕《外交》1994年第3期。）但是，西方对俄援助大多附有苛刻的条件，处于艰难转型期的俄罗斯很难予以满足，因此希望获取西方援助以实现经济转型的目标几乎落空。同时美国与俄国在诸多国际热点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扩大，战略利益的矛盾越来越明显。1993年下半年，北约开始考虑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立陶宛。由于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可能造成严峻的不安全形势，俄朝野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并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西方情绪，到1993年年底，俄政府立场日趋强硬。1994年1月10日，北约首脑会议正式宣布，北约对新成员是“敞开大门”的。显然，北约东扩已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既定方针，俄与西方建立盟友关系并没有现实的可能性。此后俄罗斯加快了政策调整的步伐。1996年1月5日，叶利钦总统签署了解除西方化外交的主要推行者——外交部长科济列夫职务的命令。1月9日，又任命对外情报局局长普里马科夫院士担任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的任命标志着俄外交政策的根本变化，他认为奉行同美国建立战略同盟关系的方针“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为它会使俄失去对外政策的独立性。俄罗斯是一个大国，它应当有自己的对外政策（注：〔俄〕《劳动报》1996年6月26日。）。在独立的大国外交的基调下，俄罗斯开始实施全方位外交战略。在普里马科夫主导俄国外交3年多的时间里，全方位外交战略得到了确立。从总体上来说，全方位外交强调独立性，放弃“意识形态西方化”的方针，以现实的国家利益及发挥大国作用作为出发点；强调全方位性，放弃“西方化”取向；强调大国等距离性，放弃亲美、亲西方大国的倾向。1999年3月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大规模空袭，俄罗斯持坚决反对态度，普里马科夫半途中止对美国的访问，并驱逐北约驻莫斯科代表，断绝与北约的关系以表明其立场。在6月达成解决科索沃问题的政治协议之后，俄罗斯在无法由本土派兵前往科索沃的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因相关各国拒绝提供空中走廊），从波黑维和部队中抽调人员疾驰科索沃，抢在北约部队之前占领普里什蒂那机场，从而迫使美国在科索沃维和问题上向俄国做出让步，继续保持俄国对科索沃事态的影响力。这一戏剧性事件表明俄罗斯维护其利益的坚定性，乔治·凯南认为这是俄罗斯捍卫其声誉的努力（注：〔美〕理查德·乌尔曼：《美国和这个世界：对乔治·凯南的采访》，《纽约书评》1999年8月12日。）。1999年10月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后，俄罗斯面对西方大国的指责毫不示弱，11月欧安会首脑会议期间，叶利钦在车臣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引人注目。普京上任后提出了以“强有力的国家”为中心的“俄罗斯思想”，实质上是官方提倡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进一步树立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因此，有理由相信俄罗斯外交已经基本摆脱了浪漫的意识形态西方化外交理念的束缚。
但是，正如“世界革命战略”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产物，它对苏俄（苏联）外交造成了持久的影响那样，意识形态西方化外交是苏联解体及激进改革的产物，期望它在短期内完全消除其影响是不现实的，有时它对俄罗斯领导人和普通民众的影响甚至是潜移默化的和不自觉的。因此，俄罗斯政治文化中激进变迁的遗产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力是值得注意的，当然只有在俄罗斯发生类似1917年的战争与革命和苏联解体这样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时，才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影响俄罗斯外交的持久性因素
研究俄罗外交史的学者阿尔弗雷德·里伯认为：“探求俄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这一主题无异于进入了一个历史神话的雷区。”（注：阿尔弗雷德·里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持久因素》，见休奇·拉格斯代尔主编：《帝国俄罗斯外交政策》，华盛顿1993年版，第315页。）因为自18世纪以来俄罗斯就被视为一个致力于大规模征服计划的侵略性十足的国家，在西方乃至全世界这一观念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冷战时期这一观念与反共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大大加深了对俄国外交政策的误察，加剧了冷战对立倾向。另一名历史学家休奇·拉格斯代尔批驳了这一观念的非历史主义方法论和浓厚的决定论色彩，他认为：“俄国和大多数国家一样，其对外政策都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俄国对外政策在不同时期是由不同的利益和需要所驱使的。”（注：休奇·拉格斯代尔：《引论：帝俄外交政策的传统》，见休奇·拉格斯代尔主编前引书，第13页。）但是，俄国外交确实受一些结构性因素影响，因此探求俄国对外政策的持久性因素是认识俄国外交的重要途径，持久性因素是指在相当长时期内对俄国外交发挥重要影响的那些结构性的力量，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然也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里伯认为：理解俄国和苏联对外政策的起源和演变，有4个因素是基本的，与西欧及以后的美国和日本相比相对的经济落后性；沿着其它国家力量边缘的可渗透的边疆；由种族地域集团构成的多元文化的国家和社会；文化的边缘性。”（注：休奇·拉格斯代尔：《引论：帝俄外交政策的传统》，见休奇·拉格斯代尔主编前引书，第322页。）
在与西方长达几个世纪的交往中，相对的经济落后性一直是俄罗斯的一个特点。因此无论是改革与新思维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急剧改变（从阿富汗撤军，放弃东欧的势力范围），还是西方化战略时期及以后对美国外交的退让，目的之一是为获得西方的资金、技术以及组织技能（注：休奇·拉格斯代尔：《引论：帝俄外交政策的传统》，见休奇·拉格斯代尔主编前引书，第322～329页。）。这一因素对俄国外交的制约是非常明显的，从彼得大帝致力于扩大与西方的联系和交往，到新俄罗斯的西方化外交战略，其着眼点很大程度是为改变俄罗斯经济的落后面貌。西方国家也往往利用俄罗斯的这一弱点，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车臣战争期间，西方不时向俄罗斯挥舞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金元大棒，压迫俄罗斯采取温和立场。鉴于俄罗斯艰难的经济转型尚依赖西方国家的支撑和援助，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21世纪，俄罗斯相对的经济落后性仍然是影响俄罗斯外交政策灵活性的重要因素。
俄罗斯帝国是从莫斯科公国的扩张开始，经过几个世纪的征战建立了地跨欧亚大陆的一个庞大帝国，其面积最大时达220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6。历代扩张的进程既塑造了俄罗斯的民族特性，又造成了重要的地缘政治后果。首先，虽然帝国边疆已直抵其他国家权力中心，但是这个世界历史上面积最大的帝国的地缘政治特征与莫斯科公国相比，却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其地缘政治中心——东欧平原并没有天然地理障碍使之与其他国家权力中心分隔开来，仍然处于来自西方的威胁之下。其次，由莫斯科公国向中欧、中亚、西伯利亚的扩张，使整个帝国的种族构成随着扩张进程变得越来越复杂，从而形成了影响俄罗斯外交的另一个持久因素，即俄罗斯成为一个由不同的种族地域集团构成的多元文化的国家和社会。这些在种族、文化、宗教信仰方面都与俄罗斯民族有着根本区别的种族地域集团大多处于帝国边疆，帝国边疆则处于与外部世界没有明确的种族和地理分界线的地缘政治状况，由此又产生了第三个影响俄罗斯外交的持久因素，即帝国边疆沿着其他国家权力的边缘处于一种可渗透状态。上述两个持久因素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给俄罗斯的内部稳定和外部安全都造成困难。一方面俄罗斯的对外扩张形成了一种悖论：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安全，但扩张的结果却增添了新的不安全因素（新的种族地域集团的增加和新的可渗透边疆的增加，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扩张……其结果是扩张的不断升级和挥之不去的完全梦魇；此外因为“内部起义会为外部干预和干涉提供可乘之机，（俄国的）行政与外交，对内与对外政策的区别经常是模糊的”（注：休奇·拉格斯代尔：《帝国俄罗斯外交政策》，第338页。）。俄国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对此有过精彩的描述：“这种原意是为了防御的战争，却在莫斯科公国的政治家们的无预谋、无意识之下成为了侵略战争。这是对罗曼诺夫王朝以前的古老王朝的固有的一统政策的直接继承，为从未隶属于莫斯科国家的领土而战。”（注：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历史教程：十七世纪》第97页，转引自亨利·基辛格：《外交》，纽约1994年版，第140页。）另一方面，其地缘政治中心暴露在西方强邻的直接威胁之下，在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地缘政治中心都几乎被全部占领。俄国人以其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充分利用俄国巨大的地缘政治空间，数度上演了以空间换时间并最终获得战争胜利的历史悲喜剧。这一历史教训使俄国历代领导人在考虑安全问题的时候，几乎是本能地选择尽可能地将边界往西方推进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二次大战之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被西方一些激进的史学家指责为苏德间的侵略阴谋，应该为二次大战的爆发负责。罗伯特·塔克认为，在1939年俄共（布）十八大时斯大林就将苏联的外交政策设计成：“期望欧洲两大联盟之间发生战争，而苏联保持中立，直到有利时机才介入以推进共产主义事业”（注：罗伯特·塔克：《斯大林掌权：自上而下的革命，1928～1941年》，纽约1990年版，第592页。）。但更为合理的解释是：苏联在寻求与英法的集体安全失败之后，为自身安全计，转而与德国和解并划分势力范围（注：休奇·拉格斯代尔：《帝国俄罗斯外交政策》，第337、359页。）。
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状况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中亚、高加索的独立使俄罗斯的边疆地成为域外之地，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不再拥有占相当大的人口比例的非俄罗斯族裔集团（注：俄罗斯族人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比例为82%。见保罗·科尔斯托伊：《前苏联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总之，“苏联的解体大大减轻了这个多元文化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中心与边缘的相互作用”（注：阿尔弗雷德·里伯：《边疆地的斗争》，见弗雷德里克·斯塔尔主编：《俄国和欧亚新国家的历史遗产》，纽约1994年版，第61页。）。但是，苏联解体给俄罗斯带来了新的安全问题，它几乎丧失了几个世纪的扩张成果，其西部边界收缩了几百公里，回到了大约16世纪末的状态，其地缘政治中心更加暴露。此外，“俄国仍然与大多数继承国有种族混居的边界，形成外部边疆地，但与帝俄时期完全相反，现在是俄罗斯少数民族居住在与他们的国人相邻的边界另一边”（注：阿尔弗雷德·里伯：《边疆地的斗争》，见弗雷德里克·斯塔尔主编：《俄国和欧亚新国家的历史遗产》，纽约1994年版，第84～85页。），根据1989年苏联的统计，有接近2500万俄罗斯人居住在俄罗斯联邦之外，并且占所在国相当高的人口比例（其中乌克兰有1100万人，占21.9%；哈萨克斯坦有600多万人，占36.5%；在中亚其他4国有300多万俄罗斯人，占该4国的总人口的10.1%）（注：杰夫·钦恩，罗伯特·凯瑟尔：《俄罗斯人成为新少数民族：苏联继承国家的种族特点和民族主义》，纽约1996年版，第3、144、189、215页。），虽然“俄罗斯的这些移民没有形成类似阿尔及利亚的‘黑脚法国人’和南非的‘布尔人’那样的明显文化认同性，从而减缓了（如果说不是阻止了）出现一个紧密的俄罗斯政治反对派对抗继承国政府”（注：里伯：《边疆地的斗争》，第85页。）的情况，在继承国最有可能出现的政治体系是种族民主和宪政民族主义；当地民族由宪法规定其主导地位，同时对所有民族都给予同等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但这无疑会使少数民族质疑该政体的合法性，将他们置于对立面（注：杰夫·钦恩，罗伯特·凯瑟尔：《俄罗斯人成为新少数民族：苏联继承国家的种族特点和民族主义》，纽约1996年版，第284页。）。
上述因素综合使用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俄罗斯对上述国家的政策和态度。如果发生俄罗斯少数民族与所在国主导民族的冲突也会影响俄罗斯对上述国家的政策。俄罗斯地缘战略目标是在包括大多数原苏联共和国在内的“近邻”地区建立主导地位。例如，俄罗斯在北约东扩的不利形势下寻求与白俄罗斯建立联盟国家的努力，推进俄、白、哈、吉、塔5国联盟的种种举措等等。但是，俄国势力在离心力在离心力较大的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国遭到排斥。新俄罗斯依然存在一些可渗透的边疆地，北高加索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块。1994～1996年与1999～2000年的两次车臣战争则基本可视为俄罗斯传统的稳定边疆政策的继续，车臣问题本身属于俄罗斯的内政问题，却又成为俄国与西方关系的重要问题。总之，苏联解体给俄罗斯地缘政治结构带来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可渗透的边疆地与多元种族和文化社会这两大持久性因素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但苏联解体并没有消除这两大持久性因素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反而造成了新的难题，因此俄罗斯可渗透的边疆地及多元种族和文化社会的特征依然在对俄罗斯对外政策产生持久的影响。
文化的边缘性。所谓的文化边缘性并不意味着文化自卑性。从地缘文化意义理解是指历史上俄国位于拉丁基督教文明、拜占庭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等几大文明的边缘；就涉及对外政策而言是指在近代早期俄国既参与欧洲国际体系，又卷入中亚大草原政治，同时还与中华帝国有着政治联系（注：里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持久因素》，第344页。）。俄国地处拉丁基督教文明、拜占庭文明、伊斯兰文明三大文化传统的十字路口的地缘文化特征，不仅使俄国外交政策具有欧洲的、拜占庭的和大草原的外交风格，而且使俄国历代领导人都面临一个难题，即如何发展一种帝国意识形态来树立帝国的文化认同。俄罗斯大公及其继承者不得不实用主义地从上述三大文化传统中借用某些成分而又不将他们的权力来源和范围归因于其中任何单独的一个。他们不得不证明他们是俄国经历的三个历史时期的传统的继承者，即基辅罗斯的全部遗产、金帐汗国的部分遗产以及作为欧洲国家体系一员的经历。他们还要捍卫其世俗权威和宗教统一以对付来自西方拉丁世界和东方穆斯林世界的威胁（注：里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持久因素》，第345～350页。）。
文化的边缘性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就是历史上俄国外交部和其他官僚机构形成了两大竞争性的集团，影响着沙皇的决策和外交政策。第一个集团被称之为“民族的”或“俄国的”，其支持者希望通过积极参与欧洲国家体系来提升俄国的利益，他们将俄国在欧洲的协调作用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即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大国会议解决突出的问题，通过非正式的大国均势维护欧洲和平。在19世纪这一均势体系运作良好，它得到大多数俄国外交大臣的支持，包括著名的涅塞尔罗德、哥尔查科夫、兰姆兹多夫及萨宗诺夫等，也经常得到财政大臣如维希涅格拉茨基、维特及科科夫兹耶夫等的支持。第二个集团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心是在外交部的亚洲司、战争部的一些机构中，其支持者有军队指挥官和帝国边疆区的总督。他们主张在巴尔干和亚洲采取激进的前进政策，而不顾可能给俄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带来的后果。他们是从土耳其手中解放巴尔干，征服高加索，挺进中亚及在阿富汗、满洲、朝鲜与英国、日本进行军事冒险的提倡者。他们包括伊格纳切夫大公、巴瑞尔廷斯基元帅、切尔尼尔耶夫将军及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等（注：里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持久因素》，第351～352页。）。从1820年的希腊起义、克里米亚战争、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到1907～1914年相继发生的一系列危机，俄国的决策者都分裂为两个集团：一派主张在欧洲协调的框架内解决危机，另一派主张以忠诚于斯拉夫或东正教团结为旗帜在谋求俄国国家利益的名义下进行单方面的干预。在苏联时期，外交政策仍然受到俄国传统的文化边缘性产生的外交政策理念的影响，其最突出的例子是30年代后期李维诺夫在欧洲体系的框架内维护和发展苏联利益的努力，即在国联内寻求集体安全。而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则主张与帝国主义的两大派别保持等距离的独立的孤立政策（注：里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持久因素》，第352～355页。关于伊格纳切夫与哥尔查科夫在俄国巴尔干政策上的分歧与对立亦可参见戴维·麦克肯泽：《亚力山大二世时期俄国的巴尔干政策，1855～1881年》，见休奇·拉格斯代尔主编前引书第227～228页。）。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外交依然深受这一持久因素的影响。繁荣稳定的欧洲和经济充满活力的亚洲似乎使俄国人的文化边缘感更加强烈。卢金慨叹：“这些历史变迁的动力正在改变我们的自我认识，我们发现自己不再是位于‘现代欧洲’与‘落后的亚洲’之间，而是处于两个‘欧洲’之间的奇怪的中间地带”（注：卢金前引文。）。西方化外交完全可以看作是长期受压抑的欧洲取向的外交思潮的强力反弹。但当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幻想破灭之后，本土化倾向的外交理念又开始逐渐收复失地，一种被称之为“欧亚主义”的地缘政治理论成为关注的焦点。身为俄共杜马发言人塞列兹涅夫顾问的亚历山大·杜金是所谓的“欧亚主义运动”的主要提倡者，他于1997年出版了《地缘政治学的基础：俄国的地缘政治未来》一书，该书是在俄军总参谋部的学术机构帮助下完成的。杜金认为：“今天欧亚主义正在平静地来临。普里马科夫的政策就是欧亚主义的政策。这便是在国内实行左倾的经济政策，在国外帮助阿拉伯国家及传统的朋友如叙利亚，将对外政策的重点指向东方，加强前苏联地区的一体化。这就是欧亚主义即心脏地带的政策。”与此同时，欧亚主义的政治代表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也出版了《地理的胜利》一书，他写道：“我们处于地缘政治学正在敲击我们大门的时代，忽视它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是犯罪”（注：〔美〕查尔斯·克洛维：《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之梦》，《外交》1999年第2期。）。杜金阐述的普里马科夫主义（实际上普里马科夫的政策对西方虽然表现强硬，但与西方的合作倾向依然很明显）与伊可考纳切夫、考夫曼的政策虽然在具体政策措施上有很大区别，但那种毅然决然追求俄国利益而不顾西方态度的决心是如出一辙的。
影响俄国外交的上述四个持久因素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积淀的结果。它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否则就会陷入地理、文化或经济决定论的泥淖，但它确实又是不可轻易改变的，只要俄罗斯相对的经济落后性的特征不变及由帝国形态向以俄罗斯人为主的多民族国家的转型尚未完成，持久因素对俄国外交政策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和范围内继续发挥影响。
影响俄罗斯外交的国内政治因素
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局，新俄罗斯开始了向确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和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制度变迁，这无疑会对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在其多党民主制框架中，总统权力强大，国家杜马立法权相对弱小，但总的来说其多党民主政体的基本特征还是明显的。
俄罗斯制度变迁的理论预设是使俄国成为欧美型的民主法制与市场经济国家。但现实是达到这一目标遥遥无期，一些俄国学者认为，俄罗斯存在着由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走向平民主义经济路线的可能性，这种平民主义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主张排外与民族自救的民族主义，20世纪50～80年代的一些拉美国家奉行的就是这样的平民主义路线（注：符拉基米尔·毛：《现代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与政治周期》，载〔俄〕《经济问题》1996年第6期。参见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见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0～251页。）。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考虑到目前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结构与当时的拉美国家有着相当的类似性，因此俄罗斯“存在着相当高的从自由主义导向的体制变迁向具有本土主义情结的平民主义经济路线过度的可能性”（注：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见资中筠主编前引书，第253页。）。然而俄罗斯毕竟不是智利、阿根廷等中等国家，并且还面临着20世纪末的全球化浪潮。很难想象俄罗斯会成为经济上排外、政治上准独裁的平民主义国家。1992年以来俄罗斯的制度变迁并不顺利，但也未出现大的反复和倒退。此外，多党民主制为各政党利益集团、各种政治思想派别提供了角力空间，从而使对外政策的公开化、理性化成为可能。因此有理由相信国内政治经济因素不会导致俄罗斯外交战略的急剧改变。但其脆弱的民主制、艰难的经济转型的确是影响俄罗斯对外政策走向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结论：一个较为乐观的前景
冷战结束以来，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走向有种种预测。有人把新俄罗斯比作另一个魏玛共和国，认为俄罗斯的民主化改革最终会重蹈德国一次大战后的覆辙，重新走上专制和扩张的道路。但是不顾具体历史背景进行简单的历史类比是有害的，有时甚至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正如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总统很快以发生在满洲、埃塞俄比亚、奥地利且产生过重大后果的侵略事件作类比，认为表现软弱就会导致纵容侵略的严重后果（注：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明察与误判》，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18页。）。而实际上朝鲜战争的起因可归结为朝鲜的内战。此外，慕尼黑类比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时常被美国领导人使用（注：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明察与误判》，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61页。），但当时的历史事件很少与慕尼黑事件有质的相同。同样，俄国由激进变迁向现在的温和的制度变迁的过渡，已经使所谓的魏玛共和国预言实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描绘了俄国外交政策的灰暗前景。对他而言，似乎目前俄国的几种地缘战略都是行不通的，“俄国惟一真正的地缘战略选择就是欧洲，这一选择能使俄国获得真正的国际角色并使其转型和现代化的机会最大化。”（注：布热津斯基前引书，第118页。）。这实际上是俄国西方化外交战略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这就意味着仿效奥斯曼帝国以后的土耳其，决定放弃其帝国野心，决意走现代化、欧洲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外，别无其它选择”（注：布热津斯基前引书，第261页。）。而布热津斯基真正所指的是俄国应该仿效土耳其成为西方的小伙计，完全变成一个“搭车”(bandwagon)者。另一个有地缘战略家之称的基辛格也称：“俄国总是世界秩序必不可少的因素……同时也是对世界秩序的潜在威胁。”他还极力主张北约东扩，形成对俄国的遏制之势（注：〔美〕基辛格：《我们不了解的世界》，《新闻周刊》1997年1月27日。）。但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的中东欧移民背景所特有的反俄思想妨碍了他们的正确观察：他们往往将纯粹的苏联国家的国内力量等同于向世界的扩张（注：里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持久因素》，第321页。）。但苏联不是奥斯曼帝国，俄罗斯也不是土耳其，苏联解体以来俄国外交战略的变迁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西方化战略是行不通的。如果布热津斯基要是在科索沃战争之后写《大棋局》，也许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反，对俄国历史、文化、外交都有深刻理解的乔治·凯南认为，北约东扩只会造成欧洲的分裂，加剧西方与俄国的对立。他对科索沃战争的分析也是入木三分：“对俄国人来说科索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威信问题。确切地说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巨大的军事力量，因此他们害怕世人忘记了他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的确，不仅从军事来说，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注：乌尔曼前引文。）
普京担任代总统和总统1年来，俄罗斯全方位外交得到了深化和发展。普京由于没有叶利钦西方化外交的政治包袱，他在外交上往往采取主动举措，同时与年迈多病的叶利钦形成对比，年轻的普京总统也更富于活力和进攻性。根据2000年7月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俄罗斯的基本外交目标是成为正在形成的世界多极化中的重要一极，维护传统势力范围，建立周边睦邻地带。在过去的一年，俄罗斯外交异常活跃，其中有两个极富进攻性的外交举措。其一，普京总统亲临杜马讨论，敦促杜马于4月14日、21日批准了《俄美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从而掌握核裁军的主动权，阻止美国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其二，7月19日普京访问平壤，使俄罗斯外交在朝鲜半岛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此外，普京访问了从英国、法国到蒙古、中国、日本的欧亚地区的几乎所有重要国家，这表明精力充沛的普京总统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外交得分的机会。这似乎预示着普京总统将成为俄罗斯全方位外交的真正推行者。
如果说20世纪俄罗斯激进变迁的遗产及历史形成的影响、其外交政策的持久因素，属于比较深层次的结构性层面，那么俄罗斯制度变迁前景的不确定性既是影响俄国外交的新因素，属于表象层面，又在很大程度上是上述结构性因素的载体，因为结构性因素只能通过表象层面体现出来。因此，涉及到具体外交政策的论争时，历史和现实的交织，结构性因素与表象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幅非常复杂的画面。但是通过上述历史与现实的分析框架是不难对俄罗斯的国际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较为准确的预测的。冷战结束以来俄国对西方外交基本上是被动反应型和防御型，这是俄国现阶段的弱势地位的反映，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在维护切身战略利益时又是坚定的，它的周边外交特别是与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关系是活跃而富有成效的。俄罗斯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的一支重要力量。实际上俄罗斯的制度变迁就是为了突破其地缘政治因素、历史发展过程所造成的悖论的局限，渐进的制度变迁本身就是对意识形态化的激进变迁的反动。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俄国的制度变迁为俄罗斯外交向促进国际稳定和国际合作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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