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化:我国体育发展的总趋势_中国足球论文

产业化:我国体育发展的总趋势_中国足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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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化雏形初现

90年代初,由于中国足球队在一系列国际比赛中令人失望的表现,深深地刺痛了一位特殊球迷的心,他便是当时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宏先生。他感到中国足球队缺少世界级的主教练,经与多方商榷后,他提出由上海大众公司出资为中国足球队聘请一位外籍主教练。

于是施拉普纳来到了中国。

而由方宏任理事的“桑塔纳振兴中国足球基金”于1993年2月在沪诞生,第一期基金即达1000万元人民币,其得益确保每年10%,如经营得好得益可达20%以上,并回报足球业。

随后,中国首家股份制足球俱乐部——南德足球俱乐部在四川成立。

企业参与体育事业的号角正式吹响。顺应这种潮流,1993年10月,中国足协官员在大连向失望已久的球迷宣布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从1994年开始,全面实行以俱乐部职业队为主的全国足球体制改革,还要发行足球彩票,并建立足球比赛转播收费制度,成立足球发展基金。

事实验证了这一预言。伴随着甲级A组联赛竞争体制的推行,’94甲A联赛的哨声一响,12支参赛队除解放军队外都亮出了俱乐部的牌子:广东宏远队、上海申花队、大连万达队……原先对足球不“感冒”的大企业纷至沓来。

据悉,去年甲A11个足球俱乐部的资金投入,至联赛结束时全部超过了百万元。

而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内覆盖面广、影响大的国家级电视台,也破天荒开出了1000万元的高价,购买了相当一段时间每周一场的甲A足球联赛转播权,为体育产业鼓与呼。

中国足球的这一骤变,更加快了它的产业化进程。去年12月在成都召开甲A联赛总结大会期间,四面八方的企业家闻风而至,兴趣浓厚,纷纷打听消息,欲分得一杯羹。

与此同时,整个体育界的产业化进程也在加快。像在上海召开的首届东亚运动会,被誉为“体育搭台,经济唱戏”。开幕式上,看台上翻牌手最先打出的不是“祝贺东亚运召开”之类的标语,而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招牌。跳伞表演中伴随“仙女下凡”的,是某食品公司的巨幅广告……众多企业借东亚运动会扩大影响,而赛会组织者得到赞助后,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办成了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体育盛会。

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也在商业化方面有所突破。当时组委会的集资额占总投资的一半以上,逾5000万元。而且43个比赛项目的冠杯权,全部明码标价“出卖”,其中足球冠军杯标价最高,为70万元。

1993年4月召开的全国体委主任工作会议上,中国的高级体育官员们下决心把庞大的体育机器推向产业化,借助社会力量发展体育。

今年3月28日至30日,国家体委和辽宁省体委在沈阳举办体育人才信息交流大会,34个项目的1289名运动员参加“挂牌出售”,蔚为壮观。

正如中国奥委会发言人、国家体委宣传司司长何慧娴今年早些时候所宣称的那样:中国已成为世界体育巨人,体育产业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今后10年内,体育将彻底走向市场。

这是因为竞技水平高、观赏性强的运动项目如足球的产业化已获得成功。同时,由于电视的普及和电视转播技术的发展,可使千里之遥的比赛实现同步传至千家万户,因此体育比赛的电视观众要比现场观众多上千乃至上万倍,电视台付出转播费用后利用体育比赛的吸引力,提高收视率并在比赛间歇插播广告而获巨额利润,球队则分享包括转播和赞助费之内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国内居民收入的增多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使形成体育产业市场有了巨大而坚实的基础。如体育场馆的开放就有了更多的参赛者。

从1980年到1993年,我国体育系统的创收总收入约16亿元。来源主要有:出租场馆及办公用房;从企业获得赞助;体育系统开办工、商贸及服务业;比赛场地广告费等。

体育产业化势在必然

国际奥委会在1980年的全部资产仅200万美元,而在80年代中期逐步摒弃“体育非商业化”原则之后,现已使自身经济实力猛增100多倍,在1989-1992年间,仅获得的赞助经费就达1804亿美元。萨马兰奇先生对此评论说:“体育迟早都要走商业化道路,这是大势所趋,否则全世界的高水平体育就会终止。”

是啊,政府扶持体育的力量是有限的,仅靠政府投入无法长久维持绝大多数体育项目。而民间资金介入体育,是以得到回报作为前提和目的的,唯有体育产业化,方能使投入产生回报,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经济算术题。

以企业向足球俱乐部投资为例,出资让球队高薪聘请教练员和球星,是为了提高球队的知名度和水平,进而通过门票、广告和电视转播及其它相关产品(如指定产品)取得良好经济效益。

在美国,体育产业的产值已超过石油化工、汽车制造、航空航天等重要工业部门,英国体育产业每年的产值在100亿美元以上。

我国国力有限,体育产业化尤为迫切。诚然,中国体育在非商业化的几十年间,有过辉煌成就:1952-1985年,我国运动员295次打破和超过世界纪录,赢得205个世界冠军。但财政拨款逐年增加,去年已达16亿之巨。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发展体育仅仅依靠政府拨款远远不够了。体育产业化势在必行。去年,我国发行的体育彩券总值高达10亿元,为历年之最。

从中国排球的现状,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80年代,中国女排以“五连冠”威震排坛,男排也产生了汪嘉伟、沈富麟等世界名将。可是近年来却出现了运动员青黄不接、竞技水平滑坡的局面。究其因,乃是投入不济,使一些省市不得不解散一线球队,或砍掉二线队伍,教练员和运动员士气锐减而致。据测算,一支二三十人的省级排球队每年花费要百万元左右,而国家每年下拨的行政经费十分有限,各地普遍感到难以支撑,球员收入更是少得可怜。

与排球相反的是中国足球,在社会资金充入后虎虎有生气。经费充足后,各足球俱乐部按比赛成绩和球员表现给球员之间的实际收益拉开档次。据称大连万达队的主力队员年收入可达30万元,而有的球员仅几千元甚至更少。而广州太阳神队则以7000-10000元月薪,一套住房和解决广州市户口为条件,从辽宁队以50万元转会费挖得名将黎兵。

去年甲A12个俱乐部队的比赛结果颇为耐人寻味:除了解放军队外,几乎与球队投资额大小的排列顺序一致。如实际投入600万元之巨,居各队之首的大连万达队,以2:0将多年雄踞中国足坛的“十冠王”辽宁队踢下擂台,夺得冠军。

当然,体育产业的兴起与发展,从根本上讲是依赖于强大的经济基础。但反过来,体育产业又能向经济的其他领域注入新的活力,刺激其它经济部门与行业的发展与繁荣。像各种运动器械、体育装备及体育服装的制造厂商;专门从事体育设施与施工的承包商;从事创造及经营体育专利产品的公司;体育经纪人;旅游业;转播体育比赛的电视网及体育出版、印刷与发行业……等等众多的行(职)业,都将受到体育产业的刺激而得到发展,获取利润。

广东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由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于1990年5月投资兴建。目前已成为服装厂、运动器材公司、衬衫有限公司、运动系列服饰、体育健身器材及精品皮具等多种产业的混合公司,成绩斐然。

而健身娱乐业的前景更为广阔。目前全国经常性参加各类健身娱乐体育活动的有3亿多人,预计到2000年将有5亿多人参加各类健身娱乐活动。这使体育场地出租大有可为。如去年广州市属体育场馆创收3400万元,各种健身器械销路看好,逐步进入居民家庭,“花钱买健康”已成为经济发达地区的一种时尚。

大家可能还都记得,1993年2月,北京星华实业公司协助中国拳击协会主办了北京国际职业拳击比赛,耗资470万美元,但收益更大。这被认为是中国体育商业化的一种新尝试,即充当经纪角色。

今年,此类商业性活动更多。以北京近三次商业性足球赛为例,请来阿森纳队的北京京港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桑普多利亚队的天华公司,及AC米兰队的金帝龙公司,不但都挣到了钱,且获得难以估量的广告效应。而更早些,去年,上海市共举办了9项15次国际比赛,融资1000多万元,都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为鼓励上述经纪活动,我国已开始定期公布和宣传重大体育赛事及其赞助商的有关信息。

体育场馆在走进市场的同时,还吸引国内外资金,搞经营性开发。如广州市体委就用越秀山体育场、天河中心体育场和太阳神集团合股,开发经营。

体育产业化最忌浮躁

与体育产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体育产业的主要差距,一是规模小,产值低。以去年为例,国家各级财政投入体育事业的经费约16亿,而当年全国体育系统的创收仅占总投入的1/10。而英国则为国家投入的20倍。二是体育技能附加值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出租房屋、赞助及广告等,体育自身技能所起的作用甚微。

所以,我国体育产业化必须全国统筹,有章有法,切忌浮躁,急功近利,须防两种倾向:

一是各地的体育场馆大多没有向群众开放,有的大门紧闭,有的出租搞服装或家具展览;或用于演出(一般门票较贵)。即使少数场馆对外开放,但工薪族和青年学生因收费高而难以前去,失去了最大的消费群体。而且在全民健身行动中,起不到提供场地的作用。

二是现在组建的体育俱乐部(如足球俱乐部),在继续接受国家拨款的同时,源源不断地接受企业赞助,资金充裕。此本好事,但一些俱乐部和运动员却相互攀比收入高低。为了金钱而罢训、罢演之事时有发生,运动员和教练之间也产生矛盾。如湖南金象足球俱乐部便因此而在今年5月宣布解散,险些葬送一支球队。而辽宁足球队因联姻企业频繁更换,教练不稳定,在去年甲A联赛中竟名落孙山,令人扼腕。至于排球等观众较少的活动则乏人问津,资金匮乏,造成苦乐不均。

而且,体育人才的交流与转会,多不规范,今年6月南京就发生了一起人才交流索赔官司。

以上问题若不尽快解决,势必会阻碍我国体育产业化的进程,亟待引起关注和采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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