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勒为何关注“作为妇女的阅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7）06—0098—05
迄今为止，国内理论界对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理论“引而不论”，未对这位理论大师的成果做全面的梳理，较少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读者接受理论的复杂纠葛给予关注。本文以卡勒对妇女阅读的考察为契机，对这些繁难问题进行探讨，廓清一些片面的理解。
文学的社会功能
讨论卡勒为何关注“作为妇女的阅读”，应该从他对文学功能的理解谈起。
一般认为，结构主义理论家大都不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忽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论解构》及《文学理论》等一系论著中，皆表现了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关注，其产生世界影响的“结构主义诗学”，便是一种具体阐述文学作品功能的理论。
文学最重要的功能便是改造接受者，建构其主体性。在其成名作《结构主义诗学》中，卡勒便表现了对列维—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者抛弃“主体”的不满：“人文科学起初是把人当作认识的对象的，而随着这些科学的发展，却发现‘人’在结构主义的分析中消失了。”[1]57 “虽然结构主义总是要寻找事件背后的系统和具体行为背后的程式结构，但却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具体的主体。主体可能不再是意义的起源，但是意义却必须通过他。”[1]60 在《符号的追寻》（The Pursuit of Signs,1981）一书中，他批评新批评派仅致力于文学文本的自治性，将其与社会剥离，也无视文学接受主体及其体验的复杂性，这“有利于文学教学，却未必对总体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有利”[2]4。人作为主体，不仅具有认识能力，而且具有赋予意义的能力。在尔后的论著中，他比其他的结构主义者、解构批评家以及伊瑟尔等接受理论家更强调文学的社会改造功能，专门探讨了“主体、属性、认同”等问题。在卡勒看来，人作为一个主体，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逐步建构而成的，且主体具有性别特征。文学在建构主体的过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说：
文学不仅使属性成为一个主题，它还在建构读者的属性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文学的价值一直与它给予读者的经验相联系，它使读者知道在特定的情况下会有什么感受，由此得到了以特定方式行动并感受的性格。文学作品通过从角色的角度展现事物而鼓励与角色认同[3]117。
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建构读者的身份、唤醒他们的政治意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譬如小说阅读。小说除给读者带来快感和满足外，还教读者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塑造自我。小说揭露了社会的庸俗、虚伪与腐败，呈现了被压迫者的困境，从而使读者明白其生存处境，不同阶级、性别、年龄、国家及种族的读者通过小说而团结起来，产生变革的冲动。故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十分明显的。文学既是意识形态加强其自身的“手段”，又是使其崩溃的“工具”，“文学既是文化的声音，又是文化的信息。它既是一种强大的促进力量，又是一种文化资本。它是一种既要求读者理解，又可以把读者引入关于意义的问题中去的作品。”[3]43 像《汤姆叔叔的小屋》那样的作品，便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煽动性，它促成了一场反对奴隶制的革命，又引发了美国内战。《撒旦诗篇》也一样，因其讥讽与戏谑的风格及主题引起轩然大波。
在这一问题上，卡勒还力图澄清人们对解构主义的误解。他宣称，解构主义无意消解主体及文本的意义，而是揭示一元性状潜在的组合与分裂，取消机械的对立，“解构一个二元对立命题，不是摧毁或废弃，而是将其重新刻写。”[4]133 所谓“重新刻写”便是引导多元多角度、开放式的阐释，变换阐释主体的位置，譬如，考察传统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妇女、儿童等类属在文学接受中的特殊性，便产生了新读解的可能。故解构批评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十分明显的，它既在系统内运作，却又要打破这个系统，重新阐释这个系统。譬如，用解构的方法阅读弗洛伊德，便会消解他那根深蒂固的“男人”与“女人”的二元对立，将其所谓“中性”的男性中心主义暴露无遗，置换男女对立等级秩序，带来“直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所以，卡勒所建构的“结构主义诗学”，以及他关于解构批评的阐释，主要便是“通过对程式的描述和使程式成为可能的读解活动来说明文学效果的尝试”，或者说以文学效果为出发点，去寻求对文学结构的解释。
文学接受与文学性
怎样实现文学的功能？即文学的意义是怎样呈现出来的呢？这涉及卡勒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解。
首先，文学是一种语言符号，是一个由关系构成的系统，具备“被社会赋予意义的各种差别和关系”。卡勒虽然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但乔姆斯基重视人的认知系统、思维规律的“生成语法理论”也深深吸引着他。“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是大量的声音序列，而是社会惯例系统。要确定的就是构成这个系统的单位和单位之间的组合规则，因为这是社会成员语言交际赖以进行的基础。”[5]42—43 故符号学必须建立一套强调符号的惯例和文化基础的范式，来与使符号学自然化的意识习惯力量抗衡，而索绪尔对这方面并未特别强调。
其次，文学作为审美符号，自有其特殊性，比口语、一般文书、电报代码及数学等更复杂，更具歧义性或开放性、自指性，有许多未定点；要读懂文学，不仅需要语言知识，还需要懂得其复杂的程式，要求接受者的特殊关注。文学性并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属性，不能仅视为“不同的语言组合方式的结果”。“批评是一种符号的追寻……符号学的宗旨便是描述这一示意系统。”[2]vii—viii 所以，卡勒关于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一种程式化的创造，或者某种关注的结果，“文学既包含语言的各种特点，又包含对语言的一种特殊的关注。”[3]58 由此，卡勒高度肯定了罗兰·巴特对阅读的重视。[6]106。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其特殊性表现为潜含各种各样的“程式”，形成特定的语境。文学的程式包括两方面：第一是创作的程式化；第二是阅读的程式化。程式构成了话语表述的方式、符号示义的规则，作者要表达一个意思，就必须先行假定读者由于了解了相关的程式而做出怎样的反应。“文学性”存在于语言材料与读者的文学期待两者间的相互作用，而对文学的程式化接受是最关键的，文学的许多特点产生于读者的兴趣、特殊的关注。
所谓“程式”（convention），即约定俗成的规则。人们的行为及其产品之所以具有意义，在于其中存在一套使这一意义成为可能的区别特征和程式的系统。文学的“程式”，便是一套使文学交流成为可能的编码。作者创作时，必须遵循文学的内在模式，必须把自己置身于特定的程式系统中，作者与读者交流的前提是相互都理解程式。当然，作者可以设法改变程式，挖掘变换代码的可能性，扩大程式的范围，进行创新，“但是，这些程式却是他的话语之所以可能的存在条件。”“创作一首诗或一部小说的活动本身就意味介入了某种文学传统，或者至少与某种诗歌或小说观念有关……即使作者不考虑读者，他自己就是他的作品的读者，倘若他阅读时产生不出效果，他是不会满意的。”[1]117
文学阅读程式即读者的程式化期待及理解。这方面卡勒谈得最多。在1974年发表的《福楼拜：不确定性的运用》（Flaubert;The Uses of Uncertainty）中，卡勒讨论了读者怎样试图以有关的代码和惯例来影响文本，以及阅读怎样使作品的结构和意义显现的问题，表现了对读者接受程式的关注。他认为，福楼拜小说的价值在于充满了意义空白和不连贯性，读者必须搜寻空白并填补它，如果按巴尔扎克式小说的“程式”去阅读，那注定会失望。在《结构主义诗学》、《论解构》及《文学理论》等一系列论著中，卡勒说得最多的也还是读者接受的程式问题。他将“诗学”明确界定为“一种通过描述程式和阅读行为来说明文学效果的一种尝试，而文学效果之所以得以可能正是凭借了这些程式和阅读行为”[3]70。文学读者，通过理解各种“符号程式”，才能将一串串的句子读作具有形式和意义的诗歌或小说。即便是文学符号再独特，没有读者的“具体化”，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并无二样。针对雅各布森的形式主义批评，卡勒说：“侈谈文学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平行对仗和重复，既没有意思，更无释义价值。关键的问题是语言格局会有什么样的效应，我们只有在自己的阅读理解中把读者如何处理文本的结构成分的过程具体化，才能得到真正的解答。”①
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主要在于特定的文本程式和期待程式。具体来说，文学存在各种各样的“符号程式”或“描述程式”，通过体裁、隐喻、换喻、夸张、提喻等修辞手段和陌生化等手法，使语言指向其自身的音韵、语词和句法等诸多形式要素，形成文学语言与其他语言的差别，呈现叙述者的情感和理想世界，唤起读者共鸣。譬如，体裁在文学中便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程式，不同的体裁产生不同的阅读期待、不同类别的阅读模式。对于小说等叙事文学来说，包括神话（简单的、短小的、口述的、史前的）以及现代小说（复杂的、冗长的、书面的、历史的），其传统程式包括了人物、情景、情节、结局等，这些东西构成了一个世界，从而使人在阅读中窥见一种社会形态的模式、人物的个性、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情节无非就是读者在文本中引发出来的东西，构成情节的基本事件的概念也是读者的推断或建构”[1]86—87，侦探小说的程式是案件最终会被侦破，证据有所交代，破案过程扑朔迷离，“这些程式规定了读者按什么样的格局去阅读”[1]220。喜剧与悲剧的区别也在于读者的程式化期待，喜剧之所以存在，在于把某文本当作喜剧来读与把它当作悲剧或史诗来读具有不同的阅读期待，如果读者读的是喜剧，他则会期待“全剧一定以数对美好姻缘告终”。诗歌文本与现实世界差距更大，韵律是诗歌最主要的程式，是一种“程式化的文学性的标志”。
将文学程式“化”，主要是一种“文学能力”。文学能力包括两方面：作者根据文学程式创作的能力；读者根据文学程式“把文学当作文学阅读”的能力。“文学能力这个概念着重于读者（和作者）在与文本接触时所具有的确切知识：读者按照哪一种过程对文本做出反应？哪一种推断肯定能解释他们对文本做出反应？”[3]66 而卡勒讨论最多的是读者的问题。如果一名读者不熟悉文学阅读的程式，他会不知所云。读者即便通晓法文，如果不懂得读诗的程式，那他根本不会将马拉美诗中那一连串的语言单元在“反复暗示这首诗可以阐释为谈论写作”。合格的文学读者不会真的相信时间会“插上翅膀”、对方会被情人投来的一瞥“杀死”。
作为妇女的阅读
针对斯坦利·费什等人所持的作品的意义即读者的经验的看法，卡勒在《论解构》中专章讨论了“作为妇女的阅读”（Reading as a Woman）。
卡勒考察“作为妇女的阅读”的原因有二：一是诗学构架的必然要求，其理论的逻辑推论使他不得不关注具体的接受语境，即“作为妇女的阅读”；二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内在的合理性及对当代诗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文学的意义既是文本的属性，又是主体的体验。意义由语境决定，语境包括语言规则、作者和读者的背景，以及任何其他能想象得出的相关物，且语境是开放的。故读者的文学能力包括读者的文学和非文学经验两个方面：一是读者从小便受到的文学阅读的训练，从而熟悉文学的程式系统，能将文本的语言系列转化为文学结构和文学意义；二是相应的实际生活体验，并能将这种体验“内化”为对文学的程式化理解，否则，读解无根。这必然要求考察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读者，关注其特定的性别、种族、社会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及体验。“作为妇女的阅读”便自然而然进入了卡勒的视野。
“中性的”阅读主体是不存在的，“而实际是，要成为一个主体就必须有性别。在这个制度下，你不能既不是一个男人，又不是一个女人，而只是一个人。”[3]108 文学在人们的性属建构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人们的性属也影响了文学的创造与接受。阅读不是一种清白无瑕的活动，其始终充斥着人为的操纵，读者的文学能力具有性别特征。下面从四个方面讨论卡勒关于妇女与文学阅读的思考。
首先，卡勒高度肯定了女性主义阅读理论。他指出，关于性或性别与文学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此问题长期被以男性为主体的学界所忽视，男性批评家所标榜的公正无私不带性别偏见的读解并不存在。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态度具体而中肯，其基本点便是建立在侧重读者这一概念之上，其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越是言之成理，便越能提供广泛而全面的视野，来解析男性批评家的局限，这改变了男人的阅读，也改变了女人的阅读，其对文学规则的影响，比任何一个批评流派都深刻，是当代批评革新中势头最猛的生力军。“女性主义在它众多的项目中通过拓宽文学的标准和引进一系列新的议题，已经给美国和英国的文学教育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②
其次，卡勒通过对女性主义批评三个层面的探讨，分析了“作为妇女的阅读”的特点。
第一个层面，探讨女性体验与女性阅读体验之间的延续关系，强调作为女人角色的地位和体验，是她们阅读反应的权威来源，是其阐释的基础。女性读者根据自己的体验推及他人，从与男人不同的角度估价作品，倾向于在某一时期、某一文类、某一作家的作品中讨论其对妇女或“妇女形象”的态度。卡勒重点考察了波伏瓦、肖瓦尔特、米利特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论著，肯定了她们对偏重男性主题、男性幻想及男主角文本的批判性读解，称这类批评“很可能成为对统治着文学作品的阳具中心主义诸假设的最有力度的批判”。
第二个层面，质疑传统的文学和政治假设，建构一种新的阅读模式，避免“作为男性的阅读”，提倡一种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抗拒的阅读”。由于妇女并不一定“作为妇女来阅读”，她们也可能向男性中心主义认同，故此层面十分必要。在讨论了费特利、埃尔曼等人的论述后卡勒指出，这一层面并不十分依赖妇女读者的生活体验，而是要输入、培养女性主体意识，在具备女性主体意识的前提下，暴露男性批评的局限，展示女性主义批评具有普遍意义的折服力，其结论也不仅仅限于妇女。由此，卡勒给“作为妇女的阅读”下了一个宽泛的定义：“要用肯定和独特的术语来描述作为一名妇女的阅读及其含义比较困难，但从差异的角度我们可给其下一个肯定的定义：作为一名妇女的阅读，就是避免作为男人来阅读，就是辨别各种男性阅读的具体幕障及变体，并予以矫正。”[4]54 “由此维度我们可以说，凡是对各类复杂隐秘的性压迫现象独具慧眼的批评，都可用女性主义批评来命名”[4]56。
第三个层面，不必与既定的男性批评纠缠，站在更宽阔的视野上，强调女性生命存在的独立性与自觉性，诘难文学批评的程序、假设和目标、选择框架与理性及理论范畴的关系，开拓其他的选择，开拓新的阐释空间。卡勒以费尔曼（S.Felman）对巴尔扎克的读解为例证来论证这一层面。
由于约定俗成的“程式”的约束，一名妇女怎样将男性中心主义的表述，譬如惯常赞美女性的“花容月貌”之类词藻进行“抗拒的阅读”，理解为对女性的物品化贬抑呢？文本超出读者的期待将怎样？这里，卡勒强调了妇女生活体验的重要性。生活体验无论对女性读者还是男性读者都是很重要的，是模塑其“文学能力”的重要维面。“在象征或主题阐释过程中，也有一组相类似的人类的基本经验，充当约定俗成的终点。”[1]337 然而妇女读者更注重自身的生活体验。卡勒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三个层面其实都离不开妇女的切身体验，“对读者体验的申求为替代或瓦解男性批评的观念系统起了杠杆作用”，否则，妇女的身份定位便有“先验”之嫌，这就像费什所标持的不是实际的斯坦利·费什在阅读，“而是作为一名费什式读者的斯坦利·费什在想象阅读”。卡勒所演绎的妇女阅读序列是“一名妇女作为妇女来阅读妇女作为妇女”（a woman reading as a woman reading as a woman），要求“一名妇女作为妇女”，将自己与另外的妇女认同，从卡勒的相关论述看，包括了“一名妇女”先天的规定与后天的习得，是其自然性与社会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卡勒在表述“妇女”时，用的都是单数，以此强调了处于实际阅读语境中的某妇女读者与某作品中的具体的女性人物的交流。所以，那种认为卡勒的理论“完全继承了康德以降的先验论的立场”的观点值得商榷。实际上，卡勒比伽达默尔、斯坦利·费什等人更明确强调了阅读主体后天所受的教育训练及生活阅历的重要性，其心目中的接受主体并非仅生活在语言的世界中，有超语言的生存经验，可以说具备了一种摄纳了文本与现实的“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
最后，卡勒指出了“作为妇女的阅读”中的问题，强调了主体建构的过程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
作为一名深谙解构批评的学者，卡勒清醒地瞥见了接受主体存在的问题，这也是他比姚斯、伊瑟尔高出一筹的地方。在他看来，读者的问题比文本的问题复杂得多，譬如，阅读主体的“体验”便具有两面性，“既是我们身后有待复原的某物，又是我们身前有待产生的”，其处于不断建构的“延异”过程之中。“作为妇女的阅读”也是这样。“要一名妇女作为妇女来阅读实际上是一种双重或分裂的要求。它求之于作为一名女人似乎给定的，同时却又必须予以努力争取的先决条件。”[4]349 在对文本的读解过程中建构主体性，妇女的性属及其库存的生活与文学体验是其“先决条件”。除此之外，阅读活动还具有过程性、开放性特点。“妇女作为妇女来阅读，不是去复制某种既定的同一性和经验，而是去施行她根据其妇女的身份而建构起来的角色。”[4]64 阅读的成效不在于寻找到一种固定的阐释，而在于参与一个追寻意义的鲜活过程。“作为妇女的阅读”既是重复一种已有的身份与体验，更是去建构一种角色，或者说“一名妇女读者”是尚待实践的角色，性属认同永远不会结束。这与卡勒关于文学社会功能的理解是一致的，也与他对待理论的态度相契合：“理论能够提供的不是一套结论，而是为新思想的出现开拓视野”，理论问题没有和谐的答案[3]124。
阅读主体是自然化与社会化的矛盾统一体，卡勒认为，强调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如果不能将妇女的生活体验及对文学“程式”的理解融入每一次阅读过程中，“作为妇女的阅读”是不可能产生的。如此的辩论视角，对世纪之交的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了一定影响。80年代中期的女性主义批评论著把女作家和女读者的性别视为既定范畴，不需建构，而90年代以降的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目标是研究性别如何通过叙事过程或接受过程产生出来，而不是先于这个过程的性别，“不能把性别看做男女身体的一种本质属性，而是看做与特定的男性文化观念和女性文化观念相联系的一整套姿态、体态、立场、变形和情感”，“作为妇女的阅读”中的妇女不是先在或既定的“女性”读者，而是不断“女性化”的读者，其在阅读过程中要不断建构自身的性别意识[7]239。
启示
显然，卡勒的诗学具有其保守的一面。他过分强调了“程式”对文学创作与接受的约束，对这一领域的“创新精神”估计不足，故他自己关于“作为妇女的阅读”的见树也比较粗疏，暴露了结构主义及解构批评自身潜在的深刻矛盾。
但无论怎样，卡勒的诗学仍不乏当代意义：
一、姚斯、伊瑟尔等接受理论的代表人物对读者体验的强调，大多还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上，所谓“理想读者”、“全知读者”、“超级读者”、“历史的读者”、“潜在读者”、“好的阅读”等概念，都还是些较抽象而宽泛的界定，卡勒在强调文学的传统与惯例（即“程式”）的前提下，将读者的主体属性及特定的生活体验纳入其研究视野，其中特别强调了读者的现实生活体验对于文学阅读的重要性，标持了主体的“自我认同”对于社会意识形态建构的积极意义，深化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阐释学，避免了对文学接受主体的抽象化或自然化理解，弥补了结构主义、解构批评、读者接受理论的缺陷，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不乏启发意义；
二、作为一位男性批评家，从女性主义外围，在世界文论与文学教育的大视野中，以平等而中肯的态度、广博的学识，讨论了女性主义阅读理论，高度肯定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功绩，为建构男女和谐社会做出了切实的努力，表现了一位学者的良知。
注释：
① 《结构主义诗学》，第116页。盛宁先生在《结构主义诗学》的译者前言中对这一问题作了强调。
② 《文学理论》，第132页，译文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