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前后粤港澳教育合作交流研究：对策和措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措施论文,粤港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1999年我国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的日子日益临近，许多新矛盾、新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要求我们妥善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实现政治上的平稳过渡，保持港澳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继续发挥它们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广东毗邻港澳，“九七”前后粤港澳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将面对一系列新的挑战。如何应对，不仅关系到广东在世纪之交能否保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势头，而且直接影响到广东是否能顺利实现2010年的发展远景目标。本文从广东教育发展的视角，探讨“九七”前后粤港澳教育合作交流的一些问题，提出若干对策和措施。
一、实现香港平稳过渡、保持繁荣稳定对广东的重要性
（一）正确认识香港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在我国改革开放中的
作用
尽管香港从中国被割让出去，在英国的管治下100多年，但它如终并未与中国社会完全分离，特别是有“省港澳”之称的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紧密的亲缘关系和商业往来，更是千丝万缕、渊远流长。一位专门研究香港的学者指出，这个由小小渔港演变而成的国际都市，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特殊的——它是中华民族屈辱的标志，也是中国土地上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化社会的先行点；它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门户，也是中国与世界经济联接的桥梁；它是中国没落前朝遗老遗少的避风港，也是革命势力活动的基地；它是中国与外国势力较量和对抗的场所，也是中外沟通和合作的缓冲地带；它的思想文化既有殖民地的腐朽内容，又有世界文明的精华，对中国文化有着双重的影响。[①]综观之，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占有特殊的地位，并起着特殊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充分发挥香港在我国发展经济、沟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方面的作用，特别是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提出以“一国两制”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作出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坦而言之，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比使之社会主义化更符合我国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可以断言，只有科学地认识香港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我们才能正确实施“一国两制”构想。
（二）改革开放以来，粤港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使两地形
成了“稳则共荣、乱则俱损”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企业界利用内地廉价劳动力和地租，采用“三来一补”等方式在广东大量投资设厂，目前在粤投产的3万多家“三资”企业和2万多家“三来一补”企业，分别有八成和九成是香港厂商创办的，雇佣劳工500多万，形成了粤港经济联系与合作的“前店后厂”模式。随着香港的经济转型，以及香港与内地业已形成的经济发展梯度，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仍将继续向内地（特别是“珠三角”）转移，利用两地交通便利的有利条件在此“安营扎寨”。目前，香港制造业七成以上工厂已迁入广东；另一方面，随着广东经济实力的增加，也必然向香港或通过香港向海外拓展市场，“八五”期间广东出口额达到2047多亿美元，其中51.8%是出口到香港的，[②]粤港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它既推动了香港经济的增长，又带动了广东（尤其是“珠三角”）的经济起飞。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据专家分析，广东与香港同处在十分活跃的亚太经济带，香港与珠江三角洲都是亚太经济带的重要增长点。因此，香港能否平稳过渡并保持长期繁荣，对广东影响很大。广东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健康发展，对香港也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们不妨来看一个具体事例。最近，以我国侵犯知识产权为借口，美国一再威胁要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其手段之一是要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提高关税。众所周知，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绝大部分来自广东的生产厂家，而生产盗版音像制品的工厂也大多分布在广东，美国实质上是以此作为对广东的一种“惩罚性措施”。岂料，这些生产纺织品的厂家许多都是粤港合资，此举引起了港商的震动和不安。显然，中美一旦发生贸易战，不仅进出口贸易占相当份量的广东经济受损，香港经济和港商的利益也必然受损。因此，从港督到香港工商界的民间团体，为避免中美的贸易战和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都不约而同地到美国进行“游说”，这是利益机制驱动所致。我们只要注意到广东引进外资的总额中，75.4%来自香港的现实，就能体会到粤港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已经到了“稳则共荣，乱则俱损”、唇齿相依的地步了。“九七”将至，中英在政制问题上谈判破裂产生的“冲击波”，必然给香港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广东要力求把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
（三）广东应该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繁荣稳定作出贡献
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发的前沿地区，1986年以来，对外贸易出口已连续10年居全国第一位，从1986年占全国出口总值的1／6，至1994年占全国出口的三成。广东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产业，改变了旧的经济结构，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1978—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以14.2%的速度递增。1995年广东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1／5。从这个角度来看，搞好广东的工作，具有“半璧江山”的意义。作为港澳宽广的腹地，广东的繁荣无疑将促进港澳的繁荣，并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因此，继续利用内地廉价的劳动力和地租，以及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便利的交通、通信设施，健全的法律制度等）吸引投资者，特别是吸引港澳的资金进入广东，并使他们尝到甜头，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应该有所作为的领域。
广东要对香港“九七”平稳过渡作出贡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注意处理好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凡牵涉到政治层面的方针政策，广东必须保持与中央的口径相一致，行动上则要严格遵守纪律，不干扰、不插手港澳事务。但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广东可以充分发挥人缘、地缘的有利条件，在统一规划协调下，扩大交流与合作，让各地区各行业大展拳脚。通过经济的紧密合作，庞大的人员交流汇成势不可挡的潜流，构筑起粤港关系坚实的基础。总之，在粤港关系问题上，广东只要掌握好经济与政治的“度”，广东就能起特殊的积极作用。
二、粤港澳教育的互利互补，有利于促进三地的繁荣和发展
（一）粤港教育优势对比分析
不言而喻，教育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方面起奠基作用。香港有“东方之珠”的美誉，当今成为世界的金融、贸易、航运、旅游中心之一，经济繁荣、社会文明进步，当中有其教育的一份功劳。香港已初步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早在1978年，它就实现了普及9年义务教育，1993年基本普及了高中阶段教育。基础教育由“精英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由“挑选型”向“服务型”转变。1995年，大学适龄青年入学率为18%，加上大专层次的教育，入学率达25%。高等教育已大步跨入大众化阶段（按国际标准，入学率15%－50%称为大众化阶段，超过50%称为普及化阶段）。香港的教育经费，在政府公共开支中占有很大的份量。195年度政府的教育经费拨款达303亿港元，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6.6%。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一般约占教育总经费的1／4，近年所占比重甚至高达1／3，在政府有关文件中自认为“已达到国际水准，目的在于改善本身的经济表现”。[③]仅以研究资助局拨给政府资助的七所院校的科研经费为例，1994－1995年度的专项科研经费达2.6亿港元。从总体上来看，香港教育的优势主要在投入资源、基础建设、图书馆及仪器设备等方面都比较先进；在教育运行机制上，香港已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教育程度与升迁挂钩的原则等一套法规和政策。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包括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已成为一种风气，初步形成了尊师重教、尊重知识与人才的局面。
与香港相比，澳门的教育发展无论是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才能达到香港今日的发展水平。面对1999年澳门回到祖国，成为我国的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和“澳人治澳”，在后过渡期，如何培养治澳人才实为迫在眉睫。为此，澳门教育界正在努力争取的目标是到1999年实现9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在实现本地化（以本地的学生、本地的教师为主体部分，适应本地发展的需要）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澳门特色的体制；发展在职培训，提高本地劳工的文化和技术水平；发展成人教育并逐步提高继续教育的比重，以满足社会、经济多元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推动公民教育，提高公民意识，增进国家和民族观念。总之，要提高澳门全体居民的教育水平，改善澳门人口的素质，用得上一句古语：“任重而道远”。
广东的经济自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跃居全国首位起，已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经济强省。与此同时，1994年11月在广东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省委省政府提出，“经济强省必须同时是教育强省”，作出“建设教育强省”的战略决策。近年，广东的教育有了长足进步。基础教育进入全国先进行列，“普九”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处于全国前列。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大幅度增加，1994年财政安排教育事业费67.96亿元，比上年增加49.4%。各级教育质量扎实，基础教育有一批办得很成功的重点学校。高等学校里拥有一支数量可观的教学科研人员队伍，1995年全省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有1.63万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占36.6%），为香港大专以上高校教师人数的3倍。高校中许多学科的研究，如生物工程、昆虫学、动物学、植物学、高分子化学、光学、材料科学、制糖、造纸、机电、建筑学、控制论、眼科、病理学等均达到国内或国际水平。1991年－1994年获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407项。这些都是我们在教育方面拥有的优势，对港澳有一定的影响和吸引力。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在两地经济互相促进、互相渗透、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必将推动两地的教育互利互补，促进两地教育的合作与交流。
（二）粤港澳高等教育合作的主要领域
1.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广东在招收港澳大学生方面具有传统优势，早在50年代，每年回穗上大学的港澳生数以百计。近年恢复在港澳招生以来，每年回广东升学的学生在逐步增多。广东与港澳来往交通方便，语言和生活习惯相近，还有专门为港澳华侨学生设立的历史悠久的暨南大学（1978年至今，暨南大学培养了港澳生5003人）。加上内地大学学费便宜（香港1995年大学学费每年31000港元，广东学费最高为人民币3500元，对港澳生也不过收1万元人民币左右）。只要国内政治气候祥和，“九七”后回广东升大学的港澳生肯定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对澳门的学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一来澳门目前仅有两所公立的普通高等院校，即澳门大学和澳门理工学院，未能适应社会的多样化需要。澳门大学设有科技学院、社会及人文科学学院、企业管理学院、法律系、教育学院和葡文学院；澳门理工学院设有语言及翻译学部、行政暨应用科学学部、贸易暨商业旅游学部。两所院校所设学科尚很不齐全，一些社会急需的学科和专业还未具备设置的条件，如医科、工程学科等。澳门学生要选读这些专业只能“往外”寻求出路。二来澳门学生大多来自平民家庭，对支付高额的学费难以承受，回广州升学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选择。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粤港澳的高校可以互相交换、合作培养。广东的一些专业正在计划招收部分港澳研究生，如法律、人类学、行政管理学、汉语言文学等广东高校均有所长，不仅可以个别录取港澳学生，近年还为澳门公务员开办了行政管理硕士生班，培养治澳人才。另一方面，香港的研究生教育规模正在逐步扩大，按几所大学的发展计划，今后几年内将使来自外地的研究生增至1／3左右，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学科，计划吸收更多来自内地的优秀学生，这将为广东高校有计划地培养青年教师，选派青年教师赴港攻读研究生学位开辟了一条便捷之途。
2.坚持科研与科技开发中的平等互利原则
如前分析，广东高校固然具有人才上的优势，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科研和科技开发中却未能发挥这种优势的积极作用。倒是香港的一些高校，凭借着他们科研经费的富裕（相对于内地高校的科研经费和教师待遇而言），每年都从广东高校吸引一些教师赴港“合作研究”。尤其在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他们利用设备先进、信息灵通、待遇较优的条件，可以随意把我们一些青年教师甚至教授当作“廉价脑力劳动力”，为他们做实验、搞课题。到成果发表时，我方人员仅处于配角地位，这是很不公平的。“九七”后，我们要把这种关系改变为合理的“伙伴关系”，这就需要加强校际之间合作交流的管理，按照签订的协议，采取互利的方式进行。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不断改善高校的学术环境和工作条件，提高教学、科研人员待遇，增强教师的凝聚力和学校荣誉感，提高争夺人才的竞争力。
3.开辟重点学科与“卓越学科中心”相互合作的渠道
总体而论，广东高校的科技力量相对于港澳还是胜出一筹的。目前，全省有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14人（含近年从外省引进）、博士点94个、博士后流动站11个，拥有25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计划“九五”期间再建一批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使总数达到50个，这些人才和学科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是我省科研实力的集中体现，在与港澳及国外交流和合作中将有较大的吸引力。再看香港高校的学科发展状况。自1993年起，香港高校为集中力量形成“拳头”，提出建设“卓越学科中心”的计划，决心形成自己的学科“强项”，争取进入亚洲地区先进行列。政府计划对通过评审的“卓越学科中心”增加5%的经费投入，以鼓励各高校创立自己的名优学科。广东要在未来贯彻“科教兴省”战略中争得主动，就要抓住有关信息，促进我省的国家重点学科与香港高校“卓越学科中心”之间科教领域中高水平的合作交流，推动我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经济转型。
4.大力发展粤港成人教育（或持续教育）的合作
香港的高等学校，都设有“校外课程部”（有的称为“专业教育学院”或“校外进修学校”），属于成人教育的范畴，其中一部分课程属高等继续教育的内容。自1989年起，又创办了香港公开进修学院，开设学士学位课程，为在职人士接受学位教育提供了机会。公开进修学院目前有学生1.9万人，预计1997年超过2万人，并争取升格为大学。香港的成人教育在香港经济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由于香港的教育与个人升迁直接挂钩，成人教育开设的课程大都“以功利为导向，以实用为主体”，办学形式多样，多学团体多元化，因此，颇受社会人士欢迎，每年就读于香港成人学校的人数最高时达到香港总人口的1／10。香港成人教育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有许多经验值得广东借鉴，近10年来，我省的电大、函授、自学考试辅导，以及各高等学校成人教育学院为适应社会需要，办得也很红火，1994年全省成人高等教育总计在校生13.7万人，与普通高校在校生数持平。当年，自学考试还在香港设立了考场，有451人参加考试。澳门的中学教师，1985年以前只有18%的人接受过正规训练。近10年来华南师大已成为澳门的教师培训基地，该校已为澳门培训师资超过一千名。随着“九七”到来，粤港澳今后在成人教育方面合作的空间将是广阔的。
（三）当前广东的粤港澳教育合作交流的一些措施
总结前段的经验，针对目前已经发生变化的新情况，当前广东在粤港澳教育合作交流中宜采取如下措施（仅限于高等教育方面）：
1.进一步沟通高校与社会的联系，缩短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商品化的过程，促进两地高教和工商界的合作。记得香港大学庆祝校庆8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头戏”，是于1993年11月举办的一个《2001年博览会》，笔者有幸参加了开幕式。它实质上是集中展示港大科技成果的精华，和面向21世纪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前景，将它推向社会，发动宣传攻势，扩大学校的影响，引起全港工商界的高度注意。广东要拓展港澳市场及扩大我省高校的影响，必须全省形成合力，把高校的重点学科、高新科技研究成果组织起来，在港澳举办一次规模较大的《广东高校科技成果展》（类似于“招商团”的性质），大造声势，吸引港澳高教界和工商界的注意力。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在与港澳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得天时、地利、人和之有利条件，在广泛的领域取得令人羡慕的成绩。但近年来，内地不少高校相继“挥师南下”，要与广东争夺“滩头阵地”。香港一些高校也逐渐把合作的目光北移。在此情况下，我们除努力提高自己的实力外，全省要加强统筹，形成合力，扩大宣传，既面向香港高校寻找合作伙伴，同时面向工商界推广科技成果，这才是对应的良策。
2.继续利用广东在人缘、地缘上的优势，推进校与校之间渗透式的合作交流，特别是在系、所一级的“民间交流”方面，还有很大的活动空间。我省高校每年应该调挤出一定的人力、财力和时间，专门用于接待港澳学者。利用两地往返方便，与外省高校打“时间差”。或邀香港学者来校参加学术会议，或聘为兼职教授定期来穗讲学。通过“礼尚往来”的方式，我方学者又可经常往对方作学术访问，保持两地交流渠道的畅通。
3.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扩大与港澳高校交流的通道。改善高校接待港澳学者的环境，提高学术交流的实效；开通穗港高校校园电脑网络通道，签订合作协议，实现部分教育资源共享；简化手续，为双方学者互访提供方便；办好深圳“科技园区”，使之成为粤港澳高校与工业界合作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
三、“一国两制”下粤港澳教育合作交流必须以爱国主义为旗帜
广东不仅是我国的主要侨乡，而且在600多万港澳同胞中，祖籍广东的占90%以上。在广大华侨和港澳同胞中，一贯有捐资助学造福桑梓的好传统。仅以改革开放头10年为例，全省普通高校共有21所获得华侨港澳同胞捐资赠物共计总额6.11亿港元，近几年又有新的增长，仅李嘉诚先生投入汕头大学的经费迄今已达8.8亿港元，是港澳知名人士捐资办学的典范。我省每年向社会筹捐的数以亿计的教育资金中，相当一部分就来源于港澳同胞的捐赠。随着港澳的回归，我们要进一步激励他们爱国、爱乡的感情，除继续欢迎他们的捐赠外，更要制定相应政策，吸引他们回乡（包括在粤投资的企业）参与办学，使其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为广东建设教育强省效力。
在培养“爱国爱港”的治港人才和“爱国爱澳”的治澳人才方面，广东又可以有自己的作为。例如，利用就近培训的有利条件，可以采取短期轮训或在当地培训的方式，为港澳培训公务员，使他们系统了解大陆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还可以学习普通话。另一方面，利用珠江三角洲地域广阔的优势，每年分期分批接待港澳师生回粤参观实习，了解乡土风情与民间习俗，培养故土观念。粤港澳地区山水相连，文化、语言上有许许多多的共同点，粤语使岭南文化成为我国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无论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还是祖国神州大地，作为人际沟通的语言，你都可以听到亲切的粤语（包括粤语歌曲、粤剧），从而激发你思乡之情。“九七”后，粤港澳地区在教育环境方面，应该形成“二文三语”（即中文、英文；普通话、粤语、英语）的教育特色，培养大批中英文俱佳的人才，以适应广州建设国际大都市和广东作为开放前沿地区的需要。
只要我们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把团结港澳各界人士的工作做好了，就会不断扩大爱国爱港（爱国爱澳）人士的队伍，就能够为港澳回归平稳过渡和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打下深厚的基础，这实际上就是继续发挥港澳的特殊地位，为振兴中华作出积极的贡献。
四、“一国两制”下粤港澳教育合作交流中要注意处理好一些问题
港澳回归后，由于是在一国主权之下，这就为粤港澳的全面合作交流开创了广阔的美好前景。但由于实行“一国两制”，彼此在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法律体系以及意识形态上都存在差异，这就使两地的合作交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制约因素。因此我们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交流中要因势利导，注意处理好一些政策层面的问题。
（一）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规定了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九七”后基本不变。特别是，未来的特区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有关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政策，包括教育制度和管理、教学语言、经费分配、考试制度、学位制度等政策，这些都与祖国大陆现行的教育制度和政策不同，不存在香港回归后在制度和政策上要与大陆那一套“接轨”的问题。香港的教育，通过自己总结经验，一些适合于香港政治、经济制度的、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和政策，例如教育管理架构和咨询制度、办学制度上的多元化、高等学校的学术自主等，“九七”后不但不会变，而且还要珍惜保存并加以完善。因此，在两地的教育合作交流中，要互相尊重对方的传统和特色。作为广东而言，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既不要求与我们“接轨”，甚至企图把港澳教育纳入大陆的“轨道”；同时，当我们借鉴香港教育的成功经验时，又不应脱离实情，全盘照搬。
（二）要注意两制下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上的差异，在教育的合作与交流中彼此互相尊重。例如，香港一贯倡导“均衡教育”思想，培养德、智、体、群、美“五育”均衡发展的公民。我们在教育方针的表述上则是，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九七”后两地学生的交叉培养中就要妥善解决由这些差异带来的相关问题。比如港澳回内地升学的大学生的政治课怎么开设？怎样要求？应该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使他们不致产生有强加于人的感觉。
（三）由于两制下意识形态的不同，因而在一些内容较大差异的学科，如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其合作交流的深度肯定受到制约。但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方面则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因此，可以绕过难点，扩大彼此有共同点的学科的合作交流渠道，这叫做“避难就易”的原则，在合作交流中彼此尽量找到更多的共同点。
面对这许多制约因素，只有互利互补，互相尊重，求同存异，才能促进两地教育的健康发展。
注释：
①许锡挥：“香港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当代港澳》1994年第1期。
②“粤港合作，经济共荣”，羊城晚报96年7月18日。
③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高等教育1991－2001年中期报告，199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