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模式若干基本问题——兼议若干疑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疑惑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2)03-0082-06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强烈，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话题为国际主流学术界所高度关注。相应的理论争论就不断出现：有没有中国模式?它包含什么内容?其前景是什么等等?
一、模式与中国模式的基本含义
首先看一看模式的含义。模式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恩格斯在1876—1878年写的《反杜林论》中批判了杜林的“世界模式论”，指出杜林所谓对世界“一般有效模式的透彻分析”和其根底深厚的基本模式的根子原来是来源于黑格尔《逻辑学》第一部分存在论的范畴，这是一种从别人那里剽窃来的存在模式论[1]384-385。杜林这里使用的模式是一种哲学含义，它意味着世界是按照范畴塑造出来的世界，因此恩格斯讥笑杜林“是在黑格尔范畴模式论的笼子里谈哲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对模式下的定义就是：模式是事物内在机理的展开，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系统地体现着事物的本质属性。模式的基本特点就是：内在性，模式是一个事物内在本质的展现；外在性，模式有其外在的表现方式；可借鉴性，模式可以为人们所借鉴和学习。
其次看一下中国模式的含义。不同的学者对于中国模式有不同的定义。有的学者讲，中国模式是指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战略、政策、实践的过程和结果的总称，也包括出现的问题[2]11。有的学者讲，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3]2。还有的学者讲，中国模式，应该就是对中国3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集中概括和总结，有着鲜明而独特的内在规定性，其实质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出的一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4]。这些定义都有其合理性，但不全面。我们认为，把握中国模式应该侧重这样几个层面：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模式，既不是新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模式，也不是儒家社会主义模式；它是社会主义的模式，既不是什么权贵资本主义模式，也不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发展中大国的模式，既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也不是不发达的小国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一定不能脱离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第三，要弄清楚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以及中国案例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有经验无模式，有的学者则认为连经验都谈不上，只有中国案例。我们认为，中国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包括经济发展的案例、政治发展的案例，也有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案例。这些案例以其共同的特性，形成了中国经验。中国经验不仅仅是一些理念性的东西，它还包括成功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安排。因此，中国经验又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模式。
有很多的西方学者之所以喜欢使用“中国模式”而很少使用中国道路，关键就是试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模式中清除掉，使这一概念变得更加中性化或者讲去意识形态化。因此，我们在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时一定要鲜明地把它与社会主义密切联系起来，把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联系起来，把它与我们远大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美国著名学者奈斯比特在与赵启正共同撰写的《对话中国模式》(2010年4月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就表达了这样几个意思：(1)“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一种全新的模式，你们治国理政的方式，你们行事的方式，都是全新的，所以不能简单地使用‘社会主义’来描述了”；(2)“在欧洲，很多人一说到中国特色就想到共产主义，会产生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联想，而这种联想往往是负面的，实际上对中国也是不利的。”(3)中国不要把自己裹在共产主义这个老茧子当中，你已经化蝶了，你就应该展翅高飞，而不是躲在过去的旧的观念当中。这些观点的本质就是不能理解中国道路的本质：无论是化蝶也好，还是展翅高飞也好，其动力就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研究中国模式一定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和内涵研究清楚。
二、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和重大任务，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按照这个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正确理解中国模式的基本出发点。
首先，中国模式在经济建设上形成了“四主型经济制度”。第一，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包含资产在质上和量上的优势)，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它表现在资本结构、就业结构、GDP结构、税收结构、外贸结构等多方面。我国应当在多种所有制共存的动态发展中保持这一“主体—辅体”的宏观所有制结构。第二，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呈现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应采取产权和分配上的双重措施，真正做到“提低、扩中和控高”的分配和谐。第三，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即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第四，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即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国内外经济交往关系，促进追求引进数量的粗放型开放模式向追求引进效益的质量型开发模式转变，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和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
其次，中国模式在政治建设上形成了“三者统一、四层制度”的架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之路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和“一国两制”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模式在政治上的本质要求。党的领导在“三统一”中起着核心作用，党的领导提供了人民当家作主最基础的条件和最广阔的空间，它体现为“四个确保”：党的领导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科学架构，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高效运行，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有序参与。人民当家作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目的意味着人民群众有权管理国家的重大事务，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意味着人民群众有权选举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一切政府官员，一切权力要服从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意味着人民群众有权监督所选举出来的一切国家工作人员，一切权力都要接受人民的监督。这三个意味着就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不是离开党的领导的依法治国，也不是离开人民当家作主的依法治国。离开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就会变成少数人的统治。依法治国体现了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基本思想，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有序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有机统一的：党的领导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依法领导人民实现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在党的领导下和法律基础上的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下和人民群众监督下的依法治国。
第三，中国模式在文化建设上形成了“一个体系、五个主体”的制度格局。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明确了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诉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现在构建和弘扬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公民道德。文化发展始终坚持改革创新和科技进步，大力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在具体举措上形成了六个一手：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一手努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壮大文化产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推动文化全面协调发展。在这一基础上，文化建设形成了“五个主体”的制度格局。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包容多样性的文化传播制度；建设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权制度；建设以文化产业为主体、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文化企事业制度；建设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开放制度；建设以党政责任为主体、发挥市场积极作用的文化调控制度①[5]181。
①李长春同志在2008年1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在文化发展格局上，明确要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
第四，中国模式在社会建设上形成了“三个互动、五层制度”的总体格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做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通过近些年的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取得一定进展。首先，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6]904。其次，要构建和完善“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制度[6]662；均等化和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广覆盖、多层次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主导和统筹协调的群众权益维护制度；政府主导、预防与应急并重的公共安全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
三、中国模式若干问题辨析
在中国模式问题上存在着诸多需要进行科学辨析的内容。
(一)中国模式是否是外国人提出来的?
很多研究者都把中国模式问题的提出归之于雷默的“北京共识”。如一种观点讲：“2004年5月11日，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在题为《北京共识》的报告中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的理性的分析，指出中国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即所谓的‘中国模式’。”[7]其实，中国模式的提出不是西方人的发明。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多次提到中国模式。1980年5月，邓小平在谈到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时，谈到“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8]3181988年5月18日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邓小平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9]261邓小平谈到的中国的模式以及后来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多次论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深厚的含义：在当代中国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要敢于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的实际和时代条件结合起来，坚决走充满生机活力的新路，决不走实践证明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那种改旗易帜、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
(二)中国模式是否已经成熟?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还不成熟。其理由有二：发达国家的成熟模式，都是国家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并且经历过长期的和各种环境的检验；“中国模式”虽然起步已经有20多年，但还不够长，虽然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但水平还是太低。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变化之中，一切都还远未定型，而且也不会很快定型。这两个理由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发达国家模式不一定都是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才基本成熟，如德国模式、日本模式都是如此。恰恰相反，它们都是利用相对成熟的发展模式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使经济不断成长。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特殊性不容忽略；而中国作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作为一个开放的国家，其经济政策选择与国际社会共同的一面同样不容被忽略[10]。我们认为，中国模式已经基本成熟。基本的根据就是前面已经谈到的，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政治建设；无论是在文化建设，还是在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格局及模式。这体现在我们党一直强调制度定型化。2000年10月11日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江泽民同志讲：“我们进行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方面都形成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制度。”[11]120党的十六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也反复强调制度定型的问题。2003年12月20日曾庆红同志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结束时发表讲话指出：“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全面部署，应当看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上的定型化。邓小平同志一九九二年在南方谈话中曾经说过：‘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这里所说的各方面制度，当然包括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12]612
(三)中国模式是否具有可借鉴性?
中国模式直接影响了一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印度总理辛格2008年1月1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说称，中国的改革推动了印度的发展。他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外经济开放使中国深深受益，也使印度深深受益，印度正在发生着变化。我承认，中国的成功是促进变化的一种动力，这一进程始于上世纪80年代，于1991年深入发展。”[13]在中东，中国模式开始成为一些国家的榜样。2007年10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访问中国时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已成为许多中东国家学习的榜样，作为一个在国际上拥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中国的声音在这里备受关注。”[14]中国模式还受到伊朗领导人的欢迎。正如国内学者指出的那样，从现代化道路的中外比较来看，中国模式具有重要的人类思想史意义，主要体现在其“内生崛起”和“和平崛起”两个特点上[15]。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里金钠·艾布拉米也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从实践意义看，“中国模式”也许不完全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毕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值得他们思考；从理论意义看，“中国模式”颠覆了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的传统观点、新兴的大国必是好战和富有侵略性国家的论点以及经济发展必将导致西方式民主的定论[16]。
(四)中国模式面临什么挑战?
十七大报告讲：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讲：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究竟有什么样的不确定性风险?其一，如何避免社会问题愈演愈烈?近几年来，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据统计，1993年全国发生群体性事件8700起，1994年发生10000起，1995年发生11000起，1996年发生12000起，1997年发生17000起，1998年发生25000起，1999年发生32000起，2000年就突破了40000起，2005年达到7.4万起，2007年以来基本保持在9万起。参与人数从每年73万人次快速上升到576万人次。其二，中国会不会与别的国家迎头相撞?当中国开始发展起来，成为世界大国的时候，发现周边到处都是别人的利益范围和领地，中国的发展在与别人合作共赢的同时也会产生竞争关系：(1)中国搞大飞机，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的利益。2005年美国政府对波音公司处以4700万美元的罚款，理由是从2000年到2003年，波音卖给中国的9架民用飞机上装有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的陀螺仪芯片技术。(2)中国搞动车，日本、法国和德国企业认为影响到了它们的利益。近年来，中国企业通过与外国公司开展项目的开发合作，不断学习、消化和吸收，成功搭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多种机车组的设计、制造技术平台，形成了持续研发和制造的完整体系。其中长大编组卧车动车组的研制成功就是我国高速动车组领域实施自主创新和铁路技术装备现代化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这引起西方一些跨国公司的不满，2009年1月2日，法国阿尔斯通(Als- tom)交通运输公司鼓动西方国家不要采购中国生产的机车，指控中国市场逐步排挤外商、不让外商参与其国内市场竞标等。公司首席执行官菲利普·梅利耶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呼吁西方国家不要购买中国生产的机车。
应对这些风险，要有科学的理念：(1)改革本身是充满风险的事业。邓小平在1988年6月3日谈道：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这是有风险的事情，但我看可以实现，可以完成。这个乐观的预言，不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9]267他还强调，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2)要有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对国际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对敌对分子颠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谋，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分裂活动，对暴力恐怖活动等要有高度的警觉，要有风险意识。在这个问题上，切不可书生气十足；在这个方面，千万不可天真。(3)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努力解决人类认识过程中有限和无限、已知和未知的矛盾，加强对客观世界特别是对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的认识。
(五)中国模式是否是实用主义?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学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曾经在2005年发表题为《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的文章。他认为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他说：“这种实用主义的特征如下：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或者说政治的经济化。政治上，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意识形态上，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基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基于对现代化、增强国力、维护安定、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等的承诺。许多事例都表明了这种政治实用主义，例如，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发展过程中允许私人成分的加入、允许外资的流入、认可社会的急剧变化等等。我们甚至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变化来解读中国的政治实用主义。”[17]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中国模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不是什么实用主义。这一模式强调实事求是，强调求真务实，但这不是什么实用主义。我们党在强调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目标奋斗的同时，始终强调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我们党强调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种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观点是完全不同于以个人利益追求和目标实现为衡量标准的实用主义的。
看待中国模式，一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懈探索的结果，是具有开创性的模式；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坚定信心、砥砺勇气，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标签：中国模式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政治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依法治国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