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经济理论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当前改革开放正进入深层次“攻坚阶段”，在错综复杂的特定形势下，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支撑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使之更具有与国情实际相结合的时代特征，更符合与时俱进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一重大的历史责任和必然选择，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担负和完成的。“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1]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着眼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观治国方略；着眼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际；着眼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以及“三个代表”的根本指导。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勇往直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历史性的新贡献。特别是在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创新上，对邓小平理论有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这在世纪之交的新形势下，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意义。正如江泽民所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2]
“经济优先、发展至上”是江泽民经济理论创新体系构建与实践的主题，面对国际国内新形势、新课题，江泽民提出了：“经济优先，发展至上”的战略新思路，并强调指出：“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和平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因素。”[3]江泽民经济理论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实践，融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纲领的组成中，融于马、恩、列、斯、毛、邓经典作家一脉相承的经济理论创新和科学体系之中。为我国现阶段和今后远景规划目标以及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
我们对江泽民经济理论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研究，其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包括十大方面。即：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社会主义所有制、分配制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农业经济基础发展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区域经济（西部大开发）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实施城镇化战略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宏观经济调控与国家风险防范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等。与“三个代表”为核心指导的治党治国方略大策，都集中地体现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落脚点”上。
一、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创新与实践
1.首次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的最大国情实际，把“初级阶段论”与“国情实际论”完整科学地统一起来，丰富和完善了初级阶段理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最科学的国情定论。十五大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江泽民还指出：“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4]2.把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论”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主题论”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刻揭示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正因为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定论，江泽民号召并郑重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近20年来我党最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1]3.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特征，在十三大提出的五条基础上，全面概括为九条（即：现代化程度、农业人口比重、社会经济成份、科技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提高、地区差异缩小、体制改革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中华民族复兴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的完整表述和新概括。4.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目标和政策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升和完善了初级阶段理论。江泽民第三代领导集体做出了邓小平所说的：“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干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业大事。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百年发展史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
1.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模式”，对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两个不等于”重要理论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市场经济框架的构筑和理论的创新体系上，江泽民第三代领导集体又进一步勾画出新的蓝图。即：“一个框架”（准确地界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四大制度”（即：“一主多辅”的分配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市场法律制度）；“两大体系”（即：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调控体系）。2.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从计划→市场，粗放→集约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对邓小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五大再次提出“一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改革的方向）；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解决好“两大课题”（即：建立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实现“一个突破和进展”（即：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走出“一条新路”（真正走出一条速度快、效益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3.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的特殊性，即：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国家宏观调控三大主要特征，是对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性的全面表述。4.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框架和体系，是其市场经济理论的特色和创新。十五《纲要》更加明确和深刻地指出：“进一步开放市场，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5]可见，从制度建设和创新的高度，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江泽民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又一大创新和贡献。
三、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分配制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
1.首次提出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把非公有制经济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由“补充论”提高到“共建论”的地位和高度。2.“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的重大理论突破，是重新认识公有制经济属性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3.完善分配制度，即：“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结构与分配方式的理论创新。特别是江泽民“七一”讲话中更明确和深刻地提出：“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6]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4.调节“四项收入政策”，即：“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防止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论”的丰富和发展。
四、江泽民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创新与实践
1.“新三步”的经济战略目标和任务，是对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细分化”和“明确化”。“新三步”具体细化为2010年比2000年GDP翻一番、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建党100周年，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建国100周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据世界银行发表的《世界发展指标》报告统计：1990年—199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0.7%，名列世界前茅。1998年我国GDP为79853亿人民币，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七位。[7]由此可见，“新三步”经济战略发展目标更加明确、更加细化、更加具体、更易操作，更具有实践意义。2.坚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二十字”基本方针，把握“以发展为主题，结构调整为主线，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指导思想。3.江泽民《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关系》，（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它经济成份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等“论十二大关系”）。以及“四个如何认识”（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国际环境和国际斗争带来的影响）。这是新时期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新辩证法和关键战略举措，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4.经济全球化以及加入WTO后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关系的调整，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度创新。面对我国加入WTO后的机遇与挑战，江泽民强调指出：“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所有问题归根结底要靠经济的发展”。[7]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增强，社会稳定，国家利益就有根本保障。5.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以及社会全面进步发展提高到国家的一项重大基本国策，是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完整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正如江泽民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8]
五、江泽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创新与实践
1.“攻坚阶段”实施“两大战略”，即：“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从战略上改组国有企业”是对“一大、二公、三纯”的传统公有制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2.把握“两个坚持”，即：坚持有所进、有所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和坚持“抓大放小”的原则，抓好“十条指导方针”，完成“三改一加强”任务（即：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相结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的深层次体制革命和最有效的实现途径。3.再造两个“系统工程”一是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二是建立养老、失业、医疗保险是中国特色的“三大”社会保障基本制度。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江泽民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开创性的实践运用，如何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是马克思经典作家从来没有讲过，前人也没有干过的一项伟大变革。把国有企业的改革提升到整个国民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攻坚阶段”、“关键时期”的高度来认识和实践，是对邓小平“三个有利于”和加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根本战略体现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工业化实施的一项“创新工程”。
六、江泽民关于农业经济基础发展的理论创新与实践
1.首次提出稳定一项“基本制度”，即：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项基本制度。2.坚持“三个不动摇”、“两个不变”和“一项改革”的基本政策，即：基本政策、中心工作、党的领导不动摇。土地承包期再延30年、农民负担定向限额三年不变。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3.实施科技兴农战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现代建设，建立“三大”科技创新体系（即：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改革农业科技机构的服务体系；建立强有力的农业科技保障体系）和建立一个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农业科技发展运行机制。重点组织实施“十大科技行动”，解决“100项重大关键技术”，实现农业科技发展“四个转变”（即：从主要追求数量，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从为农业增产服务为主，向为生产、加工与生态协调发展服务转变；从与资源开发技术为主，向资源开发技术和市场开发技术结合转变；从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向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转变）。建成一批国际先进水平的农业科技基地，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和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跨越发展的“第三次飞跃”。4.“多予、少取、放活”的新阶段指导思想和推进农业和农村“四个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是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和效益的创新思路，夯实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富裕是全民富裕的基础。这是江泽民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三农”（农业、农村、农民）经济基础战略地位，突出从政治高度认识、从经济首位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
七、江泽民关于区域经济（西部大开发）的理论创新与实践
1.从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大政策”、“两个大局”的思想到江泽民提出“三个共同”的西部开发战略，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江泽民强调指出：“加快开发西部地区，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如果不把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抓住，我们将犯历史性错误。”[9]2.实施沿海地区“对口帮扶”中西部十个省区计划（即：天津—甘肃，上海—云南，江苏—陕西，浙江—四川，山东—新疆，辽宁—青海，福建—宁夏，大连、青岛、深圳、宁波—贵州等）。抓好西部开发的基础建设和重点工程，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调整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开发优势资源，大力发展科教事业。重点扶持“四区”经济开发，即：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扶贫攻坚力度，是西部大开发的重大举措。3.促进西部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经济技术与贸易合作，逐步形成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国际区域合作新格局。
中央“十五”计划《建议》和“十五”计划《纲要》更加明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发展，是我国迈向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10]“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进取、统筹规划、科学论证、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力争用五到十年的时间，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有突破性进展，西部开发有一个良好的开局”。与此同时，“十五”计划《建议》还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实施方案和措施（即：抓好交通、水电、通讯、电网等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实施“西气东送”、“西电东送”；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发展特色产业；推广高新技术和发展科技教育；依托亚欧大陆桥、打开国内国际通道；加大资金投入扶持力度；加大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活力等）。可见，西部大开发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和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是江泽民第三代领导集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伟大实践。
八、江泽民关于实施城镇化建设战略的理论创新与实践
1.实施城镇化战略，是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是加快实现前所未有的现代化“系统工程”建设的重大战略抉策，是对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核心理论的进一步充实和延伸。2.打破城乡分割体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开创一条符合国情实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建设之路和合理的城镇体系，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标志。3.合理布局、科学规划、体现特色、规模适度、注重实效，发展小城镇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的主要途径。4.重点发展小城镇建设，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的“三结合”城镇化建设战略，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建设现代化模式；5.实施城镇化建设战略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是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共同富裕、共同进步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
九、江泽民关于宏观经济调控与国家风险防范的理论创新与实践
1.江泽民第三代领导集体站在开拓新世纪、把握未来、防范风险、维护国家利益的历史高度，果断提出：“摈弃冷战思维，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确保国家主权与国家经济安全“两大支柱”。江泽民强调：国家经济安全应以对外开放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条件，增强我国抵御和化解各种金融风险的能力，确保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利益。2.从“一国两制”到“一球多制”，“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是致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外交合作新战略指导思想。江泽民指出：“中国是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离不开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需要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世界也需要中国。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需要中国的稳定和繁荣”。江泽民还进一步提出：以两手对两手，以接触对接触，以斗争对遏制的外交战略方针。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协商取代冲突，以互谅取代争夺，以人类共同安全取代集团利益的新型安全合作原则以及推动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把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论断更加深入细化，更加适用于国家安全利益在国际化发展趋势中的原则性、策略性、兼容性和统一性。3.“两手抓”即：国家宏观调控“看得见的手”与市场价值规律“看不见的手”相结合。适时把握宏观调控的取向和力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软着陆”和“扩大内需”的关系，抑制“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防范国际、国内经济、金融风险，是新时期国家宏观调控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运用课题。邓小平曾在1991年视察上海时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活了，一着棋活，满盘皆活。”[11]江泽民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刻教训中，敏锐地、牢固地把握住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稳定发展的大局，及时提出：“金融体系的正常安全运行，对经济全球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12]实践证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闯过各种国际国内经济风险的威胁和严峻挑战。人民币多年来一直保持坚挺的佐证，使中国在世界上赢得了高度的安全信誉和国威。4.转变政府职能、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以经济、法律手段调控为主，辅以行政手段，变直接调控为间接调控，是“宏观调控论”与“市场经济论”的有机结合，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的有效对策，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不可能越愈的“鸿沟”。
十、江泽民关于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创新与实践
1.“创新是民族的灵魂、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是江泽民理论创新体系的核心。2.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推进知识创新工程”的重大理论突破。江泽民指出：“要逐步建立引进、运用、推广、创新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科研机制”，“从根本上讲，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要靠体制来保证。要把建立技术创新机制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要真正找出中国的创新体系来”。[13]3.科技创新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实现第二次重大战略转移的决策。4.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产、学、研三结合”，“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实现重点领域有所突破、基础学科有所发现、技术上有所发明的跨越式发展。我国的“星火计划”、“863计划”、“生物工程”、“人类基因组织计划”、“国际工程科技”、“信息网络技术”等就是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江泽民科技创新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伟大实践成就。5.坚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实施人才战略，推进素质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着力“三个面向”，把握选才标准，突出高科技人才培养和创新的“含金量”价值与贡献，是对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则是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的竞争”；“我们规划现代化建设蓝图时，把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14]江泽民还反复强调：“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发展教育是科技进步的基础”，“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充分发挥它们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巨大推动作用”。江泽民同志十分关心和重视人才的培养，特别是高科技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从1991年10月16日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到200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我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著名农业专家袁隆平首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根本的“科教兴国”战略极其高度重视。特别是把高科技人才的“含金量”价值贡献，提高到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最高生产力高度来认识和实践，这是我国科技史上从未有过的首创。
综上所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实践创新以及其它创新的形成与发展，已逐步构成了完整统一的科学体系。它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特别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指导下和推动影响下进行的”。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科学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发展的又一新阶段，是新时期、新时代的又一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丰碑。江泽民经济理论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又是其整个创新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份（“中心”和“落脚点”），集中体现了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核心内容，是面向世界、开创未来、着眼现实的又一篇中国共产党新世纪的“经济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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