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苑 】
侠士与武士之比较及其对国民性的影响
张英芝
摘 要 中日两国地理上一衣带水，其各自的思想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交融，呈现出诸多共性。中国的侠士和日本的武士均是尚武尚勇的时代产物，且同属于东方文化体系，但它们却影响和塑造了中日两国不同的民族特征和性格。中日同为东亚有影响力的国家，探讨中日民族的历史文化及其民族性格也是人文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从跨文化的角度解读侠士与武士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及其对各自国民性的影响。
关键词 侠士；武士；国民性影响；跨文化研究
一 、侠士与武士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一)萌芽
中国的侠士和日本的武士均为尚武尚勇的时代产物。侠士由没落的士阶层中善武的一群人转化而来[1]，而武士则源于古代封建领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组建的私人武装力量[2]。
从文化情境来看，目前有关中国文化情境下康复性景观的研究还很少。Huang和Xu（2018）分析了养生旅游目的地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的游客，发现符号景观对于游客获得健康体验有决定性的作用。Wang、Cui和Xu（2018）基于关系的视角，运用康复性景观理论揭示了游客在新疆吐鲁番沙漠环境中通过对具身体验的文化解读获得治愈的体验。
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文武分化，直接推动了侠这一特殊群体的产生。春秋末期，周朝衰落，奴隶制瓦解，封建生产关系逐渐扩大。动荡的社会环境改变了原有社会成员的地位。原先处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级逐渐失去了其原有地位，沦为无田可耕、无俸可食的社会游民。战国初期，诸侯国间势力斗争加剧，各诸侯国君为壮大自身实力而广招人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士阶层受到了各诸侯国君的青睐，他们中一部分能言善辩者发挥其所长，成为各国君主的说客和使者；而另一部分勇猛善斗者，则成为刺客和游侠[3]。
其次，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利益。在就地就近城镇化建设中，户籍制度不仅仅是公民身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户籍制度下所捆绑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一系列要素。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促进人口合理有序流动，解决农民到城镇的落户、生活、工作以及在此过程中相应的教育、医疗等问题，是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的保障性措施。2017年丰县根据徐州市《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实施城镇“零门槛”落户，全面放开县城和建制镇落户条件，满足合法稳定住所或合法稳定就业两个条件中的一点即可落户，该政策的实行对于合理引导人口流动、加快城镇化进程具有明显推动作用。
武士的雏形则是平安时期(794—1192)律令下的武官[4]。从公元8世纪到10世纪庄园制逐步确立的过程中，各庄园主为了抵御其他庄园的来犯而私下训练部分农民去保卫庄园，最初的武士从此形成[5]。武士团体势力逐渐壮大，从11世纪开始逐渐超越庄园管辖的范围，形成了地域性的武装力量。之后，这些分散的地域武装力量在当地豪绅的旗下聚集，逐渐转化成了武士团体。
(二)乱世中发展
在古代日本，朝廷与各大领主纷争不断，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阶级矛盾的尖锐和动态的社会环境为武士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可能[6]。公元1167年，平氏武士集团首领平清盛(1118—1181)踏入政坛，官至太政大臣(日本律令制度下的最高官位)，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开始逐渐向以武士为主导的武家政权倾斜。平清盛作为日本首位掌握政权的武士，控制了西日本半壁江山，开了武家政权的先河。
随着武士地位的逐渐提高，相继也出现了一些约束和规范武士的条例[7]。公元1232年，北条泰颁布的《御成败式目》是第一部约束和规范武士行为、道德和规范的简单条例，也被称为是武士道的雏形。江户时代，武士的条例规范与神道思想的天皇信仰融合重塑，武士道正式形成。武士道强调武士的“忠、义、勇”。“忠”是指武士要忠于自己的君主，尽自己的义务，完成自己的本分工作；“义”是武士遇事所具有的决断力，后又指对国家的忠义[8]；“勇”不仅指做正确的事情和行为上的勇猛，还体现为儿童时期接受的残酷的“胆识”教育[9]。
地下水超采，造成海水入侵、农田灌溉机井报废、取水成本增加和农村群众饮水困难等问题。近年，因地下水水位下降，年报废机井3万多眼。同时，地下水大量超采，带来地面沉降和地裂、河流干涸、湿地萎缩和泉水断流、海水入侵等地质环境灾害。地面沉降最严重的沧州市最大沉降量已超过2 m。湿地面积由20世纪60年代的20 000 hm2萎缩到目前的 5 100 多 hm2。
无论是日本的武士还是中国的侠士，其发展壮大都依赖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在古代日本，武士阶层的发展壮大源于天皇与武家之间的相互斗争、复杂的阶级矛盾与动荡的社会环境。而侠同样出现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连年战乱是侠产生的外因；而社会上受过良好教育的士阶层的没落，则为侠的产生提供了萌芽的机会。
采用溶剂挥发法制备Lut-SD。取圆底烧瓶，称取一定量的Lut和载体材料，加入无水乙醇。于45 ℃水浴条件下持续搅拌至溶液体系变澄清。减压旋蒸除去无水乙醇有机溶剂，固体物于45 ℃真空干燥箱中过夜干燥，即得Lut-SD，并于干燥器中敞口保存。
二、中国侠士与日本武士之比较
(一)与权力中心的距离不同
侠义宣扬个体主义，武士注重集团主义。中国的侠士常常活跃在市井小巷，藏身于田野之中，是一种大众文化的产物。侠士们有血性、轻名利，行为冲动，游离于朝廷和政治体系之外。与中国侠士独步武林不同，日本武士常常抱团行动，这也慢慢形成了日本的集团主义观念。
1.用人单位及职工五项社会保险费。可考虑实行“税费同管”，实现社保参保户籍和税务缴费户籍同步登记，税费实行同步申报和同步入库。由用人单位按月申报缴纳，代扣缴职工个人缴纳部分并连同单位缴纳的统筹部分一并申报缴纳入库。
(1)治疗效果。疗效判定标准:根据患者脓包、丘疹、粉刺数量确定皮损,并计算治疗前后皮损减少率,其中痊愈标准为:皮损减少率≥90%;显效标准为:皮损减少率介于60%-90%之间;有效标准为皮损减少率介于20%-60%之间;无效标准为皮损未减少或减少率不足20%[4]。治疗总有效率=(治愈+显效+有效)/总例数×100%。
日本武士的精神信仰集中体现在其武士道中。武士道是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10]，是日本武士整个人格精神的总称。武士道中最为突出的是“拼命精神”，即为人处事中采取一种“不胜即负，非上即下”的行为方式。这是一种等级观念和武士强悍品质相互交融的表现。
(二)行为准则与指导思想不同
平氏统治后期，内部政治腐败，百姓声讨强烈。除了必然对之不满的皇族及贵族外，武士族群也因为平氏的贵族化，利害关系已经与其渐行渐远而大感不满。1180年，源赖朝(1147—1199)举兵征讨平氏，并在灭亡平氏集团后在关东的镰仓地区建立自己的政权。1192年，后鸟羽天皇(1180—1239)任命源赖朝为“征夷大将军”，此后在朝廷之下建立武家政权。至此，日本第一个武家政权诞生，史称“镰仓幕府”。
不同于武士，侠虽是从先秦的士阶层分化而来，但其在之后的发展中，并未形成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其行为也不以集团为活动单位，往往单个或少数几人在山间田野中仗剑匡扶正义，所以尽管侠的来源很广，大到王公贵族，小到布衣平民，其虽有共同的目标和相同的信念，却多是独自行事，并未形成阶级。而武士隶属不同的武家集团，其作为统治阶级，拥有世袭的身份，并遵循严格的等级划分，而武士的义务是效忠自己的君主，他们的生命甚至灵魂都不属于自己，为了效忠自身的君主，他们不惜牺牲生命，所以他们的活动大多为统治阶级所用，是作为统治工具而存在。
侠义精神则是侠士们行为处事的原则标准和指导思想。唐代李德裕曾说：“夫侠者，盖非常之人。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侠以义为指导原则，他们是独立的个体，秉承着义这一共同信念，用他们的品格和行为追求公平、匡正扶义。侠义本身最显著的信仰就是对社会公平的追求，他们路见不平不会袖手旁观，他们劫富济贫、惩强扶弱，这是侠义精神义的内涵和精髓。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曾评价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侠士对自己的言行非常看重，一旦答应的事情，不管冒多大的风险，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实现。这种守信重诺的行为反映出侠士纯碎、坦荡的坚贞信仰。
三、侠士与武士对国民性的影响
(一)个体观念与集体主义
在古代日本，武士不仅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阶级，还逐步走到了统治的地位。同样是尚武的一群人，中国侠士却成为各朝各代都在打压和淡化的对象，其命运的截然不同主要是由于统治者治国观念的不同。中国自古对侠就没有明确的定义，虽有《史记·游侠列传》的记载，但其更多存在于野史和传说中。在中国封建社会，从汉朝起，就明确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神化专制王权和维护封建统治。对于叛逆不羁的侠士行为和思想，历朝历代都是持否定的态度。
日本武士属于统治阶层，在日本社会的幕藩体制下，武士阶层内部有严格的等级划分。除此之外，作为规范武士行为的武士道思想也对日本人严守规则、强调上下级观念的思想产生影响。个人是属于集团的，对集团应竭尽所能、无私奉献，并对集团内的其他成员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日本人的集团观念比较强，这在一种程度上给日本民族带来了向心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安定团结。集团观念的发展也衍生了日本人的从众心理，人们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服从权威，容易跟随大多数人的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个性的培养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二)侠义与忠义
侠士武士都强调忠诚、信义，侠义的忠诚是忠于自己的侠义观。其信义观表现为对人信守承诺，不局限于任何阶层，一律平等待之。而武士的信义观与忠诚观念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武士的重诺守信是面对自己的君主。武士通过主仆关系维持地位。也就是说，武士与其下属签订主仆契约，主人赐给下属恩惠：承认下属相关的土地及权利，或授以土地并予以保护，家臣则对主人尽忠效劳[11]。依靠这种关系，武士的武力和经济得到巩固和扩张。
日本统治者在其本土宗教(神道教：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天皇崇拜为主，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祇，也赋予各代日本天皇神性)的帮助下，将“忠君”思想灌输给武士，使武士从属感很强，对于上级的命令更是持绝对服从的态度，所以武士才能为政权所用，成为维护国家政权的力量。
日本的武士讲忠，为了自己的君主准备随时牺牲自己，甚至在战败后切腹自杀以表忠心，但这只是愚忠。与中国武侠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凡事听从君主。如果是忠心爱国的人，那么这可以说是忠义，而如果君主是昏君，那么无异于助纣为虐。我们的侠永远不会向权势低头，永远站在穷苦大众一边，来去自如。如果要做的事违背良知，那么他宁可自杀也不会为昏君去做，而为了那些需要自己帮助的人，他会竭力去做每件事。
在日本历史上，自古以来，人们对于武士都是崇敬的，并渴望跻身于武士阶层。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道开始被军国主义利用，只强调“忠君爱国”，但武士道中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勤劳隐忍的品质使战后日本的工商业奇迹般地迅速复兴。武士的愚忠观念在二战时期被军国主义利用，无数热血青年怀抱报效祖国、效忠天皇之心，走上侵略他国的不归路。即使在战争末期，仍疯狂地自愿加入神风特工队等极端组织，这在一方面体现出其对天皇的盲目服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内心深处的“耻辱感”和扭曲的生死观。
(三)侠士与武士的生死观
武士的这种“耻辱感”心理是其极强的名誉感所催生的，作为一个武士，在名誉上不能容忍半点污点。在生与耻之间，为了保全名誉，武士能做的不是杀身取义，就是报仇雪恨。受这种“耻辱感”的影响，武士们在战场上失败，往往会感到是莫大的耻辱，宁愿自杀也不愿被活擒。
传统日本人通常使用复仇或自杀的方式保全自己的名誉。武士的名誉心极强，武士信奉“生为武士之身，生命轻如草芥，名誉重于千钧”。这种名誉观一方面可以转化为一种奋发向上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可化为一种消极的心理，即不肯认错、不肯悔罪。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了疯狂的扩张和血腥的屠杀，很多日本人在战后都私下承认日本的战争罪行，但却拒不公开认错，害怕成为“犯罪的民族”“残暴的民族”。高桥敷在《丑陋的日本人》中对日本式的名誉心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称日本人名誉甚至是“比生命还要宝贵的传统美德”。
侠士的生死观则体现为“尚侠轻生”，也就是“杀身成仁”。侠士在乱世之时往往怀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条，纷纷视死如归。投军保家卫国或成为刺客以自己的牺牲为代价扭转时局。如《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记载的如荆轲这样的刺客，他们无所倚傍，有其所坚持的道德准则，或为国事，或报恩仇，无论其行为本身如何，皆有合于道德者。
四、结语
本文以中国的侠士与日本的武士为讨论对象，探讨了侠士与武士的异同及其对一个国家民族文化、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影响。作为统治阶层，武士一直是平安时代竞相模仿和渴望成为的对象，武士思想中的忠诚、奉献、敬业和勤劳等美德，成为全民的伦理。然而，武士作为维护政权统治的工具，其思想中被刻意强调了对于上级的服从和对君主的忠诚，以至于在二战中被军国主义利用，成为蛊惑青年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推力。武士思想中轻生的观念和极强的名誉感，使他们不仅在战争中视生命如草芥，在战后又顾及名誉不肯悔改、不敢认错。侠士是从底层士阶层分化而来，受墨家“任”和儒家“义”的思想，侠士从一开始就是一群利他主义者，他们重诺守信、惩强除恶、匡扶正义的事迹使国人平等、利他、守信观念得到增强。侠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具有民族复兴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到了现代，仍有其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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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文.日本武士阶级价值观念的基本层面[J].日本学刊，2000，(5)：131-142.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725(2019)02-0233-03
作者简介 张英芝(1975-)，女，江苏苏州人，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历史教学组，高级教师，主要从事历史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 ：周 丹 】
标签：侠士论文; 武士论文; 国民性影响论文; 跨文化研究论文;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历史教学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