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进展与问题——庞珣教授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定量论文,当代中国论文,进展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概况 刘毅(以下简称“刘”)：您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缘起? 庞珣(以下简称“庞”)：这个问题不但涉及对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缘起过程的“了解”，还要把这个过程放在当时的情境中去“理解”。在这次访谈中，我会更多地围绕对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理解来谈，涉及中国的具体情况，我谈的只是基于文献信息和这两三年中的一些感受，难免有很多疏漏和偏差。我现在就以一个“缘起”过程的局外人的观察和理解来谈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缘起问题。 从已发表研究成果来看，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可能是第一个在国内发表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在《霸权体系与区域冲突》和《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两篇文章，以及专著《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中，①秦教授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探求霸权体系和国际或地区冲突，但后来秦教授的研究兴趣转移到了建构主义和其他思辨性理论的研究工作上。他早期的定量研究成果应该是对当时或稍后的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有所影响，但从其他人的研究发表中我没有找到这种影响的清晰形态和脉络。究竟他的定量研究在当时是“孤立”的，还是起到了某种“源头”的作用，我不敢妄加判断。 较早并明确地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提倡定量研究的学者，应是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从研究成果的发表来看，阎教授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开始推广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稍后称为“科学研究方法”，但他本人并不特别讲定量研究这个词。根据他指导的博士生、博士后发表的著述来看，阎教授应该同时也在倡导甚至从事国际关系的定量研究。另外，十几年前，阎教授就发起了一年一度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讲习班”。因此，阎教授毋庸置疑地提倡和推动了定量研究方法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运用，其影响不限于他自己培养的学生，且通过方法讲习班而具有全国范围的影响。 除关键人物所做的工作外，当讲到“缘起”问题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谈谈国际关系学科当时的国际、国内大背景。无论是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先行者的秦亚青教授，还是“缘起”的推动者阎学通教授，他们都是留美政治学博士。秦亚青教授于1994年获密苏里大学博士学位，阎学通教授于1992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20世纪90年代前期到中期，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还很新，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国内是当时“留洋”学者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重要工作。当时美国国际关系发展最重要的现象和特点是几大范式之间的大辩论和实证主义研究的盛行。定量研究方法作为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一种，被介绍到中国有其必然性。不过，定量研究方法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也无法和今天相比，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定性研究，并存的还有大量的形式模型、博弈论、描述性研究、政策分析研究等。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定量研究方法开始与定性研究方法平分秋色，一起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两大“主流”方法。于是，我们也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和中期，这些留美学者更多致力于对他们在美国学到的新理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进行介绍，而对定量研究的兴趣和信心延迟到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才明确表现出来。 因此，尽管定量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客观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其本身并没有国家属性，但从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缘起来看，定量研究的确又是和“美国”这个国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一些中国学者把定量方法和美国强大的学术话语权相联系，从“缘起”背景来看不难理解，尽管我仍然要强调定量研究没有国籍属性。 刘：您如何看待方法论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 庞：这需要把“方法论”“方法研究”和“定量研究”这几个经常混用的概念进行区分和比较，然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方法论研究落脚点是“论”，是关于方法背后的理论、关于知识本身的理论，以及如何获得知识的理论。“方法研究”的研究目的和成果是“方法”，是对研究工具的发明、发展和改进。而“定量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研究问题”，是要对国际关系具体问题进行回答，得到对国际关系新的理解和发现，只不过在这个研究过程中运用了定量方法。 如果“方法论”是指关于方法的认识和理解，那么任何研究，包括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思辨研究、历史研究等，都需要一定的方法论指导，尽管研究者本人并不一定要去专门学习这些“论”，但各种研究方法的背后都是“如何追求知识”的方法论，有些看似不同的方法背后的方法论是一样的，比如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但有些方法背后的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相差很大，比如说，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和批判性研究方法。但“方法论”在各种类型的研究中都是有地位和意义的，不仅仅是定量研究背后才有“方法论”支撑。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有时候所说的“方法论”可能是对方法的研究，比如对方法进行发展、改进和发明的工作。我所做的一部分研究工作，就是根据国际关系研究需求，去探求更好的实证方法及研究某种方法的统计特征。我把这种研究称为“方法研究”而不是“方法论”，这一研究领域并非是对方法本身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进行研究，而是研究如何发展、改进和甄选研究方法，其目的在于解决实证研究中概念测度、数据生成和清理，以及提供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检验的方法和工具。目前，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中，“方法研究”常为“定量方法研究”的简称，不是说别的方法就没有人在专门研究，而是因为只有定量方法研究的专门研究人员在规模上和分工上达到了形成一个研究领域的程度。 刘：既然定量方法实际就是测度方法、统计方法、计量方法，那么，国际关系学者从别的学科直接借来用即可，为什么还需要有部分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专门从事定量方法研究? 庞：这又回到刚才的问题，即“定量方法研究”在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答案很简单，政治学定量研究方法是根据政治学、国际关系的数据形态和研究目的来发展从别的学科无法借用来的方法，也就是说，定量方法研究是为了在研究工具方面来帮助和促进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而进行的研究。比如，国际关系学研究者常常面对的研究对象是N个国家T年的数据，从理论上讲，时间的跨度可以上千年。当然有数据记录的最长也就几百年，而国家的数量并不是那么多，最多不到200个，并且，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关系动态演变的兴趣可以大于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那么，如果直接从计量经济学借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的话，尽管这一方法发展得很成熟，但经济学家研究的是众多微观行为体，比如说消费者、公司等，而这些行为体往往不像国家那样容易进行动态追踪。所以，数据的时间跨度都不大，有时候甚至就两三个时间点，而经济学家主要感兴趣的并非个体的动态演进，而是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他们发展的面板数据分析技术好不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面临的数据特征和研究目的。对他们来说非常好，而对国际关系学研究可能非常不好。那我们怎么办?我们需要有专门的研究者来根据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点和目的发展我们自己的方法。这些方法可能对经济学家的研究并不比面板分析技术好，但这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能够解决国际关系学者面临的实证问题。 刘：那么，“定量方法研究”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庞：概括地说，就是根据数据特征和研究目的设计统计方法、分析统计量的性质和可靠性、进行模型测试和比较、对新方法进行实证运用演示。这些工作通常涉及数理分析、计算机算法设计、机器数据模拟实验测试、实证数据分析测试、应用统计软件开发等。 因此，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定量方法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尚未出现，而且可以预见，在近期也不太可能出现。在一定时期内，中国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还不需建立和发展出自己的“定量方法研究”，因为目前国际上已有或正在进行的定量方法研究已经足够我国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者学习一段时间，学习而非创新定量研究方法是我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中的重要而必需的任务。 进一步说，定量研究方法本身并不能产生一个好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再好、再先进的定量研究方法都无法拯救一个糟糕的研究——糟糕的问题、糟糕的理论、糟糕的逻辑推理或糟糕的论文写作，任何一点都会让定量研究方法无力回天。相反，一个好的国际关系研究并不一定要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甚至不一定要运用“科学研究方法”。牵强地运用定量研究来作为“科学装饰”反而是画蛇添足。为什么?因为国际关系定量研究是不是好的研究，判断的标准是它是否推动了我们对国际关系某一类现象的理解和认识，而不在于它的研究是否被贴上了“科学”“历史”或“思辨”的标签，不在于它处理的信息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以及处理的方式是人工的还是自动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决不能是为了使用定量方法而进行的国际关系研究。 二、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进展 刘：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特色是什么，是否存在一些流派? 庞：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一个有趣的特色就是，其议题领域基本上集中在国际安全领域，比如说联盟、战争、国际冲突的调停等。从国内期刊发表的有关定量研究的文章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大都来自于经济学学者，国际关系学者发表的有关定量研究的文章大部分是安全领域的研究。说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比美国的情况来说的——美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最占优势、最活跃的议题领域是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如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对外援助、全球治理等，相对来说，安全领域的研究使用形式模型、博弈论的更多，而且使用定量研究来回答的研究问题相比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也要单一得多。这一特点的成因可以从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缘起”去理解。此外，这也是由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地位和影响似乎低于安全研究，这与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情况正好相反。 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还没有产生出流派，也不会形成流派。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不可能形成一个“流派”，主要原因是在任何一个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本身的概念、假设、公理、定理本身并不影响到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构成和演进，只在理论检验部分发挥作用，从检验的意义上来推动理论的淘汰、修正或发展，而它为之服务的理论并没有特定的内核，它本身不形成“流派”，而且它也不为任何特定的“流派”所享有。 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也不会因为使用不同的定量研究方法而形成不同的“流派”。没有研究者会无视研究的具体需求而坚持使用某一种或某一类定量研究方法，如面板数据分析技术，从而形成“面板流派”。相反，由于定量研究方法是工具，研究者会根据研究目的和数据形态选取不同的工具，在此研究中运用匹配法(matching)，在彼研究中运用“多层模型”，而在另外一个研究中，可能“生存模型”又是最为恰当的工具选择。如果真的形成了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匹配学派”“多层学派”“生存学派”，那就一定是我们犯了研究目的和方法之间“本末倒置”的根本错误了。 刘：如何认识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关系? 庞：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二者的关系并不特别融洽对定量研究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往往把定量研究看成是美国学术霸权在中国的影响，而把提倡定性研究看成是本土的坚守与反抗。其实，定性研究又何尝不是美国人占据了更大的学术话语权?大量关于定性研究的论著和文章，何尝不是美国学者发表在美国期刊上?更有意思的是，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似乎抢占了“科学研究”这一制高点，让在科学研究方法中本是平分天下的定性研究感到强烈的压迫感，几乎要否定自身的科学本质了，转而强调其思想的深刻和积淀的深厚，甚至转向人文传统。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这种定量与定性的关系，与美国是如此相似，在这个意义上，倒是仿佛受了美国“学术霸权”的影响，美国的弯路我们也想照走。更惊人的是，中国这种定量与定性间的关系，与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个系里看到的定量与定性之争，在言论、逻辑和情绪上都竟是如此相互照应，令人惊讶。 美国的定量定性的竞争与争斗，来自于定量研究对定性研究的“挤出效应”，而这是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中实际上并没有的一种利益竞争。在美国，这种挤出效应表现在定性研究的文章越来越难发表，从事定性研究的博士生越来越难在高水平大学找到工作，定性研究教授在系内对优秀学生的竞争中越来越处于劣势，等等，这些涉及稀缺资源分配的问题，于是两者之间有较深的隔阂和争斗，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理应从一开始就运用我们东方的宽容与智慧，避免这种西方式或美国式的竞争与对抗，走出我们自己的更综合的研究道路。而且，这完全是可能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本质是一样的，仅仅是使用范围不同，也无孰优孰劣之分。更重要的是，国际关系研究如今所处的时代已经让定量与定性之分失去了昔日的意义，我们没有理由把美国的弯路再走一遍。 定量定性研究本身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也决不应该仅从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去评判一个研究。现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很多都认为美国定量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非常“霸道”，但其实很多定量方法的发展者和使用者都把定性研究方法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来认识。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定量研究方法还没有这么“霸道”的时候，美国哈佛大学的加利·金(Gary King)教授就说定量和定性研究没有本质不同和高低之分，他最近的言论更是明确认为定量和定性研究必须携手共进，一起应付复杂现象和信息带来的挑战。又如，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教授，他可以算得上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定性研究方面的代表性学者，由于他的定性研究方法运用规范而精妙，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定量研究者无知无畏到去诟病他的研究为什么不使用定量方法。相反，他的同事、美国国际关系学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者海伦·米尔纳(Helen V.Milner)教授非常敬重莫劳夫奇克教授的专业意见，她的重要工作论文都希望能够得到后者的阅读和反馈。 当然，这种专业上的相互尊重来之不易，因为它需要双方在相互面对时都有“安全感”。正在成长、试图在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或者正在攀登、希望获得更大名气，或者处于学术生涯后期并感到来自“少壮派”威胁的学者，这些都是较为缺乏安全感的群体，他们之间的争斗与相互否定，与其说是围绕不同研究方法，不如说是生存环境之争。从根本上看，这是因为美国学术界是一个高竞争行业，生存环境严酷，不仅青年学者，即使是终身教授，如果长期不发表文章，虽然饭碗无忧，也将在学术界实际死亡，表现为不再能够吸引到优秀博士生，慢慢地在学术共同体中仅作为一个过去而存在。这种高烈度的竞争，有其积极和高效的方面，但让大部分学者带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从论文发表来看，美国的定性研究的确面临着目标刊物越来越少的问题，而中国国际关系期刊并没有特别倾向于发表定量研究成果，相反，由于可读性较低、排版复杂、难找到合适的评审人等因素，很多期刊实际上并不欢迎定量研究的投稿。 放眼未来，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仍然会并行存在，一个研究里只使用其中一种方法的情况会越来越少，这就不仅要求研究者对两种方法都要好好掌握，也要求精通各自方法的研究者之间更多地合作。总之，我觉得不管从现实还是从未来看，定量与定性之间的关系绝对不应该是对立、竞争的，真心希望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这一点上不要效仿美国。 三、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存在的问题 刘：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存在哪些不足与缺失? 庞：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虽然不少学者已经进行了非常有益的尝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点是“创新性不足”。这个创新性既指议题创新，也包括方法创新，归根结底还是理论创新不足。这些年我听到很多学者对定量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评就是，用了一堆术语、数据、回归模型，结果也没有回答什么新问题、得出什么新结论，而且定量研究的文章在理论分析部分显得浅薄，研究者试图用“花哨方法”来弥补甚至掩盖其“学养不足”。面对这样批评的时候，我一方面为定量研究方法本身感到委屈，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现有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存在创新不足和创新误区。 定量研究创新的一个误区是，研究者试图通过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本身来凸显研究的学术价值。做定量研究方法研究时，方法创新是追求的目标和研究价值的主要所在；而做国际关系研究时，定量研究方法本身并不产生任何新知，而是用于检验新观点、新解释、新理论的可靠与否及其程度。换句话说，一个研究如果没有回答什么新问题或从理论出发得出新答案，不论它是否运用了定量研究方法、运用了如何先进的定量方法，研究仍然没有值得一提的创新和价值。一个好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需要达到的标准是，我们把它的定量研究部分去掉之后，从逻辑上和理论上仍觉得这个研究提供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也就是，研究的解释是否经过了严密的逻辑推理，是否在每一步推理过程中都有理论的支撑，是否谨慎地分析了新解释与已有解释相比的主要创新点，在什么情况和条件下新解释是更好的解释，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更好”，这些问题都必须在开展定量研究之前就解决了。 有些人可能会问：“如果前面的部分把创新工作都做完了，再做定量研究还有什么意义，是要‘狗尾续貂’，还是要‘金粉敷面’?这不是印证了一些人对定量研究的看法——那些数据分析、回归结果表格、统计图形等是唬人的装饰，本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其实不然。逻辑层面和思想意义上再好的理论，都必须通过实证检验才是可信的理论。因此，无论是定性研究方法还是定量研究方法，其目的就在于检验理论的可信性。之所以用“可信性”而不是“真谬”，是因为前者可检验而后者无法检验。在科学化程度更高的学科，理论发展和理论检验是分工到不同研究中的，比如，理论物理学家或理论经济学家，一般是不做实证的，但并不等于他们发展的理论超然于实证检验，而是因为有应用物理学家或应用经济学家从事检验理论的工作。国际关系学当前的要求却是同一个研究既需要理论论证又要有实证研究，这是由于我们专门做理论的学者大都在做思辨性理论或缺乏实证操作性“大理论”，于是一个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往往需要先发展出具有可检验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再对提出的理论解释进行实证检验。但是，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前一部分，后一部分的工作意在提供理论的实证可信性评价。 也许还有人会说：“这样的话，看一篇定量研究文章根本没有必要去看那些定量研究的实证结果，因为实证结果肯定是要跟前面理论解释一致的，这跟左右手互搏似的，自己检验自己，检验还能不通过?”没错，能够被发表的定量研究绝大部分都是理论暂时通过了实证检验的研究，但这是因为目前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界的学术期刊发表文章的一个不成文规定是，没有通过实证检验的研究不予发表，即使“发现没有影响”本身可能是一种重要的“发现”。这和科学化程度高的学科很不一样。因此，我们只看到了通过了实证检验的文章，是因为只有这些文章被发表了，还有很多研究，它们提的解释被自己的实证检验否定掉了，这些文章都需要重新修正理论或重新取得更为可靠的实证证据，在修改并能够通过检验之前，我们是看不到这些文章的。因此，看不到“自我否定”是因为期刊不发表“失败”的研究，并不是这种检验不过是“走一个永不失败的过场”。 至于存在的不足，中国目前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在前一部分工作——理论分析上——下的功夫不够，从选题、文献回顾到理论解释的发展，都显得薄弱，尤其是理论论述部分过于简化，而这个简化又被误认为是定量研究所要求的简化。如果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实践者和评论者有这样的误解，就会形成创新误区——以为创新点在定量研究部分，而不注重理论论证；以为使用了定量研究方法，就可以把理论解释简化到只有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把中间的因果机制和链条处理成一个“黑匣子”；以为有了批量的数据分析，就不需要了解历史和现实、掌握理论与逻辑、深入思考理论问题。 总之，国内定量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在理论、推理和论证部分薄弱，创新性不足或将研究的价值过度系于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这个不足亟待改变。 第二点在于对数据的了解、理解和使用不足。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不论是已经在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的学者，或是准备将来运用这种方法的学者，或者并不从事定量研究的学者，一个常见的误解就是认为有关中国的数据“匮乏”“不可靠”“有缺陷”，由此得到的认识就是，大部分中国学者感兴趣的研究问题都无法使用定量研究，而且建立在不可靠或有缺陷的数据基础上的定量分析，不但不能够增加研究的可靠性，反而降低了研究的可信性。甚至有人认为，既然数据不完美，定量研究者就必须“扭曲”数据来支撑他们的理论和观点。 首先，我不能认同有关中国的数据“匮乏”的认识。从数据来源来看，这种认识往往认为官方公布的数据是研究数据的主要来源，但其实国际关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越来越依赖学界根据研究目的搜集生成的数据库和数据项目。目前，已经有大量的此类数据库积累，有综合性的数据项目。这些数据库中有专门关于中国的，有的数据库包含了中国的信息，但需要研究者从这些数据库里提取中国的部分。 由此可见，研究者是解决数据“匮乏”的主体，搜集、生成、整理与研究问题相关数据是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当今世界信息源的多样性、及时性和易得性，其实已经没有数据匮乏的问题，只有信息尚未被提取和数字化、数量化的问题，而这正是研究者有责任、有动力去做的工作。 关于数据不可靠、有缺陷的问题，我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方法：定义、规则与操作》一文中曾谈到，从来就没有完美的数据，定量研究方法正是为了处理各种数据问题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有的问题能通过统计处理而得到克服，有的问题可能只能被有限地改进，还有一些问题可能定量方法克服和处理不了，但至少定量方法能够把问题明确地摆出来，而不是把它们“藏起来”。② 由于对数据和定量方法之间关系的理解不足或存在误解，一些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已知的、“权威的”、已有的数据范围内，导致了研究选题流于狭窄、使用数据来源过于单一，如世界银行数据、战争相关指数(Correlates of War，COW)数据项目等，而较少根据研究设计的要求去提取和搜集与理论解释更为契合的数据，使得定量研究部分时常和理论部分脱节，导致了数据创新方面的严重不足。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如果能够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最有可能的贡献首先是研究者利用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和身在中国的优势，在信息挖掘、整理和编码等方法上做出中国学者独特的贡献，而这一贡献正是世界各国国际关系学界非常需要且期待的。当然，数据创新非常难，需要根据研究者的研究需求和一系列的测量规范，对概念进行严格分析和界定、概念化、测量和生成数据。对概念在研究中各种语境的深刻理解、遵循系统的概念化过程和标准，运用严格和透明的测量防范并将新测度与已有测度进行比较分析，对数据与概念和现实两端的契合程度来考察数据的可靠性、可信性、可用性等，并且通过高质量的应用性研究展示数据的使用价值等，这一系列繁重而复杂的工作必须一一完成，生成的新数据才能够为学界广泛接受和运用。这个任务虽然艰难，但亟须大量学者长期投入，因为其必要性、重要性和富有前景，这将是我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第三点是在方法运用上的不足。我之前也提到“定量方法研究”要求方法上的创新，而“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不要求方法创新，但它要求方法运用得当，而“得当”的标准不是方法本身的复杂程度或新颖性，而是方法与理论的契合程度，方法是否能够对待检验的理论进行真正的、严格的检验。因此，说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在方法运用上还不足，并不是指这些研究里用的分析方法不够复杂、不够多样或没有把最新的方法发展加以利用，而是指在根据理论的需要和数据情况去选择适当的方法，从而去处理假设检验中的基本问题和难题方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还存在不足。 基本问题和难题包括如何将理论“翻译”成统计模型的问题——理论解释中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这决定了模型的“方程形状”；与待检验的解释相关的还有什么别的关于同一现象的解释，这决定了模型中的“控制变量”选择；样本是否有选择偏差问题、是系统偏差还是随机偏差，这决定了是否要选用或选用什么样的统计方法来纠正偏差或者来考察偏差的程度；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是否有互为因果的可能性，这决定了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切断其中一个方向的因果关系，如时延变量、工具变量等，从而得到可靠的检验结果；是否存在缺失数据、缺失数据的形态如何，决定了要用多重增广或者样本选择模型来解决缺失数据带来的分析偏差；变量是否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关性，决定了是否需要及如何选择处理时空相关问题的方法，等等。这些问题本身是逻辑和理论问题，不是定量方法本身的问题，需要通过选取恰当的定量方法去处理这些问题。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在定量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方面，对这些最为重要的基本问题思考不足，在研究中对面临的理论和数据问题的分析和报告不足，导致定量方法的运用缺少足够的论证。 第四点是规范性不够和评判标准缺失。人们时常谈到并且也大都加以承认的定量研究的一个优势，就是研究的透明性和可重复性，但在中国国际关系界却广泛存在着对定量研究是“唬人的花哨玩意”的看法。应该说，如果一种研究方式或方法是透明的、可被他人所复制的，这种方法就不可能骗人唬人，但为什么却有这样的批评呢?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虽然有了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但尚未具有相应的写作规范和数据公开机制来提供足够的信息让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一个定量研究。那么，为了保证研究的透明度和可重复性，国际优秀期刊及研究者个人的做法如何呢?那就是建立数据公开、代码公开、计算过程公开的信息共享平台。期刊要求作者将实证部分的详细补充信息、研究用到的数据、数据编码说明、计算过程的编码等在文章被接收时提交给期刊，期刊在其数据库中进行存储并公布。另外，很多研究者将供研究复制的必要材料在自己的研究网页上公布，供其他研究者无障碍下载。 如果定量研究缺少这样的数据共享平台，就失去了它最大的优势——研究的透明性、可复制性和累进性。只有公开数据、公开代码、公开计算过程，别人才能够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发现错误并加以改进，新的研究才可以在现有研究对数据积累和对方法尝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定量研究现在需要建立数据公开和共享的规范、机制和平台，否则就无法改变其“花哨唬人”的印象，也无法让定量研究者避免重复性劳动而在别人的工作、成就和基础上推进研究。 刘：美国与中国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是否面临同样的困难? 庞：我们可以把你说的困难分为要做一个“好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面临的困难和定量研究发展面临的困难，这是两种不同的困难。我觉得就前一种困难来说，美国与中国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面临着一些共同困难，而就第二种困难来说，定量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和在美国面临的困难非常不同。 就做一个好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面临的困难来讲，当今研究者面临的数据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更新越来越快，新数据新测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涌现，这无疑是定量研究的机遇，但任何一个个体的研究者都面临着被数据的海洋和方法的日新月异所淹没的危险。于是，研究者要想单独完成一个前沿性研究需要很长的时间，从理解现象、形成假设、理论推演到采集和分析数据、学习并使用分析方法，这对单个研究者提出了多方面要求，就其精力、时间、资源来看都几乎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这一困难性在美国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解决这一困难的唯一出路是协作研究、分工合作。定量研究发展到今天的水平，任何一个研究要做好做扎实，都已经成为一个不小的工程。美国解决这一困难的探索表现为，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合作发表越来越多，合作者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一篇文章三四个作者变得越来越常见。 从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方式面临的发展问题而言，美国和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美国定量研究在国际关系学中的主要问题是“过度发展”的问题，而中国是发展不足的问题。美国国际关系学目前的情况是，定性和定量研究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但就使用两种方法的人群年龄结构、代际结构来看，使用定性方法的研究者年龄偏大，而年轻学者和博士生们几乎普遍使用定量方法，尤其获得高水平大学正式教职的青年学者，几乎都主要使用定量方法。这意味着十年、二十年以后，美国国际关系学中掌握和精通定性研究方法的研究者会非常少，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在上面提到的研究分工中，缺少能够承担起用实地观察和经验及对现象有着深刻深入理解的研究者来承担解读复杂数据、解读统计结果的工作，这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整体、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以及如今正在蓬勃发展的计算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研究来说都会带来严重的障碍和困难。 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则非常不同。定量研究如今仍然不是“主流”的研究，从量上和质上的发展均严重不足。进一步发展的困难有一些客观限制，但最重要的困难主要存在于研究者的观念中。从观念方面看，不但有前面提到的对数据分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感受，还有一些对定量方法本身的误解，尤其是把定量方法与美国学术霸权相联系，或和国内某个较早提倡这种方法的人物和机构相联系，而误解了定量方法作为工具的中立性，造成了接受和学习这种方法的一些消极心理。从客观条件来看，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进一步发展需要克服一些制度和机制上的瓶颈，比如前面提到的数据共享平台让定量研究成果更为透明和可重复使用，与其他学科合作整合定量研究方法的教学资源，形成明确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评判标准，建立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合作机制，等等。 四、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发展前景 刘：您如何看待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潜力? 庞：尽管目前面临着种种不足和困难，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还是很乐观的，发展是必然的，只是向什么方向发展、发展速度的问题。 第一，从社会科学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势必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虽然在中国我们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通称为“文科”，但社科和人文在研究目的和范式上的分野越来越明显。社会科学本质与自然科学并无不同，研究的任务均是要找出一类现象的共同解释，并运用实证信息来检验这一解释的可信度，只不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象更为复杂多变，主客体的两分时常显得困难，这使得自然科学中通行的分离研究和还原研究方式在社会科学中只能是近似的方法。 即使是有些学者更倾向认为国际关系学是人文学科，也不能由此而认为这个学科就能够与定量研究方法绝缘，因为人文学科对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程度有的甚至不逊于社会科学学科，比如说历史学和文学，现在也大量使用数据分析、回归模型、计算文本分析技术等，研究层次微观化和研究方式实证化，也是中国人文学科的一个研究发展新动向。 因此，我认为定量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普及而成为一种日常研究手段是迟早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位研究者在每项研究中都会使用定量研究方法，而是说大部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将掌握定量研究方法，从而在实际研究中根据研究目的和实证信息搜集情况，决定选择是否运用、如何运用定量研究方法。 第二，国际关系研究的整体发展趋势也预示了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乐观前景。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议题高度集中于安全领域，研究作为单一行为体的国家在互动中产生的国际关系现象和结果，研究对象具有宏观性导致了作为理论分析基础的核心概念具有宏大性和模糊性，例如，“国家利益”和“大战略”等概念，难以概念化、操作化和实证测量。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越来越向次国家和超国家层次发展，出现了研究的行为体多样化、多元化，研究的对象和涉及的概念中观化到微观化，研究议题扩展到了与全球治理密切相关的问题领域，而这些领域相比传统的国家间关系研究更具有技术专业性，如国际气候谈判与合作、跨国犯罪及恐怖活动、国际发展援助、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城市间跨国扶贫合作、跨国移民对国内政治的冲击、跨境民族与国内冲突，等等。这些议题中涉及的现象、概念和关系比宏观议题更容易测量，同时在这些领域内积累和全球共享的信息也更多，这样的研究对定量研究方法的需求和依赖也更高。 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还是以国家间关系的宏观性研究为主流，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开始更多地涉足非国家层次的研究，这些学者不再执着于大国关系整体研究和国际格局的宏大研究，他们因此而对定量研究方法有更多的需求和学习的热情，这也预示了定量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未来。 第三，定量研究方法发展的趋势也会使这种方法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强。我们大部分人提到定量研究方法想到的就是统计回归模型，一个等式、几个变量、一堆数据，然后做出一些高度简化的结论。对定量研究方法一直以来最大的批评就是“过度简化”——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成因如何能够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很好地表达出来呢?随着计算模拟技术的发展和数据的日益充足化，大量的定量研究方法不再建立在“数学等式”的简单表达上，图形化模型就是拟合复杂因果系统的一种较新的方法。现代的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是当今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中一个常用的工具，而这种方法不再对现象进行“分离”研究，而正是将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和互动置于整个系统的网络中进行分析。 许多这样的定量研究方法的存在和发展，研究者完全可以利用它们来拟合并系统分析复杂社会现象和过程，分析行动者—结构的关系。定量研究方法的发展早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统计回归，对社会现象的动态性、系统性、复杂性和关联性分析成为定量研究方法的发展重点。 第四，定量研究方法对政策决策的辅助功能也将是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一大动力。传统上，我们认为定量研究是对现实进行大刀阔斧的简化，因此定量研究没有什么政策价值；而国际关系的定量研究曾几何时也表达了对“纯科学”的追求而对研究的政策决策意义毫不在意。但是，随着定量研究方法的发展和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定量研究不但要追求对世界的“科学解释”，研究需要服务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共识。建立在数据分析和计算技术之上的研究成果，早已经成为美国等国家决策的重要支撑。比如，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定量研究已成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科学支撑。 中国政府在关于新型智库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中特别提到，对政策决策具有实际运用价值的研究应该是能够“及时提供动态监测、实时预警、效果评估和信息反馈。真正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实用性的政策建议，必须有厚重的理论、多学科的视角和先进的方法作支撑”。当然，我个人并不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都要去成为“新型智库人才”，都去做具有直接政策决策应用价值的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及其研究，对政策的关怀要比美国同行深切得多，更具有服务祖国的情怀，而如何通过切实的研究为政策决策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提供思辨性的洞见和实地经验带来的稀缺信息是重要的途径，通过对庞杂信息进行处理而对国际关系现象进行追踪、动态检测、早期预警等定量研究方法所擅长的研究，也是国家对外政策决策所明确需要的研究。 因此，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政策服务意识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一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地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来呼应国家对此类研究的需求和强调，这也预示了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美好前景。 注释： ①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区域冲突：论美国在重大区域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美国研究》1995年第4期；《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庞珣：《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方法：定义、规则与操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