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时间：叙事时间的出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只要那些小齿轮在卡嗒卡嗒地转，时间便是死的；只有钟表停下来时，时间才会活过来。
——福克纳
文学诞生之初，文学中的时间意识就相伴出现了。譬如《诗经·豳风·七月》就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四月莠葽，五月鸣啁。八月其获，十月陨萚。”① 其中，时间具体表现为节气物候的嬗替，只不过这时间与叙事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在关联，主要用于起兴而已。文学中的时间意识有一个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它随着文学，特别是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反过来，时间意识的发展变化也促成了文学的发展和变革。然而，文学中时间意识的真正觉醒，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期间，时间的历史化、时间的“虚化”和时间的个体化，都为文学打上自己的印记。
一
儿童“故事”往往有一个固定的开头：“从前……”。这一模式适巧道出叙述的时间性原则：任何事件只要被叙述，它都无可挽回地被推入“过去”之中了②。哪怕是正在发生的事，在叙述中也无可奈何地沦为“过去”而与“现在”拉开了距离。“从前”创造了时间间距，而且这距离又是任意设定的、模糊的，是非历史的距离，从而将故事叙述与诸如“元狩四年春……”（《史记·
将军骠骑列传》）之类历史叙述相区分。“故事”这种模糊、非历史的时间间距，既符合叙述的时间原则，又为作家创作带来极大便利。往事不可追，由于时间的不确定性和非历史性，它也不可究诘，毋须究诘，这不正为想象提供了最好的用武之地？“从前……”这一习常的叙述时间模式，曾经为多少儿童打开幻想的翅膀，将他们带到一个奇异而温馨的世界，滋润着他们的心田，并成为他们日后乏味的人生道路上的珍贵馈赠。走进故事，你就跨入了文学时间，一种区别于日常的正在流逝的当下时间的文学时间；走进故事，你就跨入了异在世界，一个区别于充满真实的烦扰纷争的现实世界的想象世界。“从前”这一时间概念，恰好成为特征鲜明的分水岭，它作为一种叙述的时间标志，日渐培养起儿童区分想象界与现实界的能力。
较之于日常时间，故事中的叙述时间却更为简单，它往往被压缩成单线索连贯发展，同情节的自然进程相吻合，紧紧粘附在情节上。叙述时间尚没有从故事情节中独立出来，叙述秩序没有跟情节秩序相剥离，它们没有被抽象出来重新加以组合。尽管叙述节奏可以被改变，但是，不能改变它前后相续的流向。这就是说，虽然故事以强调时间性的“从前”开头，但仍然是沿袭了习常的时间观念，叙述时间本身并没有得到重视，它总是隐失于情节、事件之中而得不到彰显。
古代小说的时间形式跟儿童故事有很大的相似性，大体上是连贯有序发展的。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陈平原概括说明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时间特征，他说：“尽管有个别文言小说家偶尔采用倒装叙述，直到十九世纪末，艺术成就较高、在中国小说史上占主导地位的长篇章回小说，仍然没有把《左传》的‘凌空跳脱法’付诸实践。因此，可以这样说，到二十世纪初接触西洋小说以前，中国小说基本上采用连贯叙述方法。”③ 赵毅衡在分析小说时序问题时，也同样认为，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中大部分倒述是技术性的：一种是在人物出场时说一说此人的过去；另一种是情节线索交叉又无法同时叙述，只能先说完一线索再倒述另一线索。但是，“这些倒述，都不是有意破坏叙述线性，相反，是保持叙述线性必须使用的方法。传统的白话小说的倒述不外乎这两种，因此，其叙述主线的清晰性很少受到时序变位的破坏。”至于预述，也同样对叙述线性破坏不大④。《三国演义》叙述了魏、蜀、吴争霸的历史故事，视界恢宏，线索交错，千变万化，但是，却能够精于运思，工于编织，前后照应，有条不紊，仍旧保持了叙事的清晰脉络，故毛宗岗称赞其“联络交互于其间，或此方起而彼已结，或此未结而彼又起，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而按之则自有章法”⑤。古代中国，无论是文章或戏剧，时序错乱总是被视为弊病。李渔曾以制衣作为例子来说明编戏，他说，编戏先要将材料剪碎，后再凑缝成衣。“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应；顾后者，便于埋伏。”⑥ 撰文和编戏都得细针密线，前后相顾，并且要“减头绪”，以使情节线索连贯有序。
这种连贯有序的时间观实质上是自然时间观。《周易·系辞》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⑦ 虽然在日月寒暑交替的背后隐含着阴阳消长变化思想，但毕竟是从自然物象变化来感受时间的。在乾卦中又称：“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⑧。它以自然物候变化为参照，将自然物候变化加以神话化来解释时间，这正是巫术思维的特点。因此，时间也就被涂上神话色彩，它往往既是自然时间，又是神圣时间。自然时间是连贯有序的，反映在小说叙事中，时间秩序也不容轻易变更。周振甫就认为：“中国的小说家以时间整体观为精神起点，进行宏观的大跨度的时间操作，从天地变化和历史盛衰的漫长形成中寄寓着包举大端的宇宙哲学和历史哲学。”⑨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宇宙、历史、人事相互间存在对应关系，其中，宇宙的变化最终决定着历史和人事的变化。宇宙是根本，是解释历史变迁、人事更替的出发点。它反映在小说上，则是自然时间或带有神话色彩的神圣时间。
欧洲小说中的时间形式同样经历了从简单幼稚到复杂成熟的过程⑩。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文中，巴赫金针对长篇小说的历史类型做了精辟而简要的分析。他认为，“漫游小说”通过主人公的漫游经历，描绘和展现了五彩缤纷的世界，但是，这世界并不具有历史性，它只是差异或对立在空间上的毗连，纯粹是从空间角度，从静态角度来看待的。历史时间没有得到重视，甚至付诸阙如。“这一类型小说中的时间，本身不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历史的色彩；即使‘生物学时间’——主人公的年龄，他从青年经过中年步入老年的运动，也是要么全然不顾，要么只是形式上的点明而已。”(11)
另一类“考验小说”与“漫游小说”有所不同，人物形象描写受到重视，甚至内心生活也成为人物的重要因素。这些人物形象丰满、复杂而完整，但是一种特殊的完整，是静止的和内容充实的完整。他所经历的种种遭遇和考验，不构成他成长的经验，不会改变他。人物从一开始就定型了，直至小说结束仍固定不变，他本身就是完成态的，看不到形成过程，更看不到特定的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在“考验小说”中，时间具有共同特色：“它无法进行真实的测量计算（作历史的和生平经历的计算），它也丧失了历史的限定性，即不能固定在确定的历史时代，不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历史限定性问题，对考验小说来说，是不存在的。”(12)
在上述小说类型中，时间概念是相当模糊的，时间还没有与人的生存、人的活动相结合为历史时空。这是一种自然的时间观，或如巴赫金所说是“传奇时间”(13)，它在实际上是循环的（自然时间）或静止的（传奇时间），因为时间一旦脱离历史，它就可以随意重复，不断循环了。在此，时间还只是幼稚的朦胧的意识。
“传记小说”催生了时间的历史性。在巴赫金看来，传记时间与传奇时间不同，它是相当真实的，它的一切时点均属于人生过程的整体之中，并把这一过程描述成一个限定的、不可重复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当传记小说把一切时点都作为确定的时点来描写，这些时点就失去了传奇性而获得了日常性。“每一事件都框定在这一人生过程的整体之中，于是它不再是传奇的事件了。”传记事件成为日常的事件，传记的生活也自然不可能在时代之外存在。于是，“作为真实时间的传记时间，不能不进入（参与）历史时间的漫长进程中，然而这只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历史时间。”(14)
在巴赫金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漫游小说”、“考验小说”到“传记小说”，人的视界发生了变化：“漫游小说”关注的是互不联属的人的外部“世界”；“考验小说”开始关注“事件”，于是人不能不进入到“事件”中来。然而，尽管这些冒险事件与主人公息息相关，而事实上，主人公仍然只是组织这些“事件”的一根线索，缺少独立的价值；“传记小说”则不同，人以及人的活动、人的成长成为小说的核心。正是人的活动和人的成长把人与人、人与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由此展开了社会历史，于是，时间也开始成长为历史时间。
巴赫金的分析着重于小说时间模式和小说中的时间观念的演变，如果我们将视线离开文学，那么，就可以看到时间观念实际上是随人类实践和生存状态的变化而变化的。农耕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只能孕育自然时间观或循环时间观。农村生活凝滞不变，农事活动四季更替，这些都把相对静止的、周而复始的时间观念强加给了人们。譬如中国古代干支纪年就体现了循环的时间观。一年一度的节日、纪念日也强化着循环轮回的时间观。这种自然时间被神话化或宗教化，也就成了神圣时间。因此，自然时间和神圣时间常常是相互对应、相互纠缠的(15)。工业文明带来的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它以技术和竞争打破农耕社会的静止状态，强力推动社会生活新旧更替。人的活动不再只是追随自然节律的活动，人的每一活动都在明显改变着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不再仅仅从自然现象的循环中，而是从人自己的日常活动中，从人的日常活动与由此带来社会变化的关系中，从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生活不可重复的变更中来体验时间，于是，历史时间真正开始形成了(16)。在自然时间中，时间主要体现自然现象的变化和自然生命的节律；在历史时间中，时间则还体现着人的价值创造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时间开始成为一根重要标尺，担当起衡量人的价值创造和社会生活变化程度的重任，时间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得到凸显，因此更受到人的重视。可以说，历史时间的生成，是时间在小说中真正出场并获得应有地位和实质性意义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一旦时间转化为历史时间，意识形态就潜入时间经验之中了。历史时间源于人对现实活动和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体验、认识和解释，它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打上了意识形态印记；而历史时间作为度量、区分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程度的标尺，又直接体现着意识形态性。于是，时间不再是单纯的时间，它随着对人的现实活动及社会历史的体验、认识、解释和价值评判的变化而扭曲变形，并生发出更多的分歧。正是在对人的现实活动及社会历史而不是自然物象的嬗变的体验、认识、解释、评判中，明显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控。人的现实活动既受到意识形态操纵，又蕴蓄着揭露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打破意识形态控制的潜能，因此，人的现实活动既是历史时间意识形态性的重要根源，又是驱除意识形态对时间的遮蔽的力量。
另一方面，工业文明还造成时间的“虚化”。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吉登斯提出时间“虚化”的概念。他认为，前现代时期，对大多数人来说，构成日常生活基础的时间计算，总是将时间与地点联系在一起，而且通常是不精确、变化不定的。18世纪后半期，机械钟的发明和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实际运用推广，对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具有决定性意义。“时钟体现了一种‘虚化’时间（empty time）的统一尺度，以这种方式计算，便可精确地设计每日的‘分区’，比如，对‘工作时间’的确定。”(17) 与农业文明不同，工业生产是社会化生产，它必须有度量生产、确定产品价值（有效生产时间）的统一尺度，这正是机械钟发明和统一的时间形成的根本动力，而且工业生产本身必须由统一的时间来组织。在工业社会，离开了统一的时间，一切生产组织和社会组织都将陷入混乱，不可能有序运转了。因此，时间从时空关联中剥离出来，成为“虚化”时间，成为独立的、统一的抽象时间，恰恰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后果。
在《意大利游记》中，歌德这样写道：
白天使你留连忘返的国度，夜晚更加使你着迷。夜色的降临有着特别的内涵。那时一天的劳作结束了，游玩的人们也纷纷回家，父亲想在家里见到女儿，白天消逝了；但我们这些基米里人，是否知晓什么是白天呢？在永远的日光朦胧、雾气弥漫之中，我们难辨白昼与夜晚。的确，我们何尝有那么多时间心旷神怡地漫游在苍穹之下？当夜色来临时，只知有清晨和傍晚的白昼彻底结束了，生活又过去24小时。时间开始重新计数，钟声在当当地响起，晚祷开始了，侍女端着灯走进房间，道声“晚安！”这一时刻随着一年四季的不同而相应地改变，而充分融入当地生活的人们，是不会在时间上判断错误，因为他生活里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定在某一钟点上，而是与一天的时间相联系。如果把德国人的计时法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会手足无措了，因为他们的时间与周围的自然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18)
意大利人的时间是随自然时间的运转，如昼夜嬗替、四季循环来衡量的，是自然的和生命节律的时间。德国人则不同，他们依据机械计时法来测度时间，他们的时间是抽象的、统一的时间，或者如巴赫金所说是历史时间。当然，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德国自身工业文明的进程，而是植根于德国的特殊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落后，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获得英国和法国先驱者支持和继续发展启蒙时期思想的德国的启蒙主义者的思想。”正是这一矛盾推动德国人为民族的强大而进行斗争，进而去寻找并在艺术上描写造成德国的腐朽和分裂的历史原因，由此造成德国艺术的历史化“从根本上发生得更早”(19)。时间的历史化，时间与人的现实活动相结合，时间与生产、变革等社会实践相结合，为时间的“虚化”准备了前提条件，也改变着德国人的时间观念。因为一旦时间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时间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就更为凸显了，它的抽象化、统一化也就逐渐成为社会的共同需要，势在必行。其间，时间观念变化萌芽状态细微而又重要的区别却被歌德敏锐地捕捉到了。
如果说，时间的历史化将时间与社会生活、社会历史相结合，那么，时间的“虚化”却把时间从时空关联中分离开来，于是，也就与社会生活、社会历史相分离了。时间的历史化与时间的虚化，两者方向相反，却都是工业化、现代化的结果。历史化使时间在文学中获得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而时间的“虚化”则又将时间从时空中抽象出来，从事件的自然进程中分离开来，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成为可控制，可表述，可重组的对象。在小说中，“叙述时间”这个概念就是建立在抽象的独立时间观念基础上的，它造成了叙述时间与情节的分裂和剥离。没有时间的“虚化”，没有时间的独立，也就无法将叙事时间与情节剥离开来，与被叙述对象剥离开来，也就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叙述时间”这一观念。
有人认为，小说叙述时间的自觉与电影蒙太奇的影响有着重要联系，而事实上，电影蒙太奇本身就是建立在电影叙述时间与电影情节相分离这一基础上的。无论是小说叙述时间，还是电影叙述时间，它们的形成都是以抽象时间与具体时空相分离这一观念作为前提。没有时间的抽象，也就没有文学叙述时间的抽象，没有电影叙述时间的抽象。当然，与抽象时间凌空蹈虚有着重大差异，文学叙述时间是以语言文字作为载体，以语言流动速度和方向为标志的，但是，叙述时间毕竟是一种抽象的时间形式，两者在性质上是一致的。从这一角度看，时间因“虚化”而独立，正是叙述时间在小说中被自觉控制和运用并进而呈现出千变万化、千姿百态的前提。当人不再如现实活动中那样被时间所确定，而是在文学作品中自由调遣、自由组合时间，他也就占据了一个比现实活动远为有利的位置，为清除意识形态对时间的蒙蔽和扭曲提供了更充裕的机会。
时间的历史化和虚化，为叙述时间的自觉出场敞开了大门，也为作家自由地把玩时间敞开了大门。
二
在谈到“现代性”问题时，伊夫·瓦岱指出：“现代性是一种‘时间职能’……现代性的价值表现在它与时间的关系上。它首先是一种新的时间意识，一种新的感受和思考时间价值的方法。”现代性体现于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是运动和变化，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以致完全改变了社会生活方式，割断了与传统的联系。因此，正是这个社会的新面貌（自文艺复兴末期以来逐渐在西方形成）、它与旧世界和传统社会之间的决定性差异、它在其特有的动力作用下不断发生的变化，正是这些事实上在文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特点引发了一种更加敏锐的时间意识——一种使人对进步进行思考的发展的时间意识，也是一种对每个被迅速发展的历史运动所左右的时刻所表现出的独特性的意识。”(20) 较之于任何一个前现代时期，现代社会特有的变化速度，强化了每一个人对时间的体验。时间不再湮没于自然现象的循环之中，而是分外鲜明地凸现出来，每时每刻都以不断出现的变化更替在现实生活中打下自己的印记。时间于是成为“主体的时间”。
时间的独立，时间重要性的获得，时间成为“主体的时间”，这固然为时间在文学中的出场和显形提供了条件，但是，它仍然可能造成时间对人的奴役，令人拜倒在时间面前。即便时间与人的活动相联系，在时间获得自己的社会身价之后，它就可能成为新的膜拜对象。特别是当时间成为统一的抽象的时间，也就将人对时间的体验全都挤干了，于是，时间板起冰冷的面孔，超然于一切存在之上。人要亲近时间，要在文学中摆脱时间的控制而取得对时间的支配权，还需要人自身首先获得主体性，而这恰恰也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的。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布克哈特说：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到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21)
精神个体性的发展，使得“意大利人成了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在这些“欧洲的长子”意大利人中，涌现了众多多才多艺的“巨人”，正是他们推动着文艺复兴运动，唤醒了欧洲社会普遍的个体觉醒。直至启蒙运动开始，一场更为深入的理性化、个性化的主体建构运动展开了。
针对笛福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瓦特相当深刻地分析了经济和宗教因素对个体建构的重要性。他指出，工业资本主义带来了经济特殊化的大幅度增长，它与不很刻板、不很均一的社会结构和不很专制、更为民主的政治体制一道，极大增加了个人选择的自由。这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就是建立在独立个体的基础上，鼓励个人谋取自身的利益，维护个人的利益的。个人利益和个人自主性成为社会经济运转的动力。因此，这一经济动机本身，“按照逻辑需要其他思想、感觉、行为的模式贬值：各种传统形式的群体关系、家庭、行会、村庄、民族感，这一切都要被削弱，包括从精神拯救到消遣取乐等方面的非经济因素的个人成就和享乐的竞争性要求，也需要如此。”(22) 传统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逐步解纲，而以个人为中心重新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关系。其中，个人的位置提升了，个人的自由扩大了，个人的欲望膨胀了，个人的思想方式、感觉方式也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另一方面，基督教改革带来的新宗教观所强调的自我意识，使人的精神内省重新得以确立并得到系统化，也促成了清教个人主义的发展。在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一个理性的主体终于成为世界的中心。人不再如以往那样感觉不到个体的价值，而是充分肯定个体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将个体视为价值中心，从人的个体自身出发来看待万物和评判万物，并深感到自己改变世界的能力。同样，在文学中，人也不再是自然的儿子，紧跟在自然后边，亦步亦趋地模仿自然，而是相反地成为“自然的老子”，开始“为自然立法”，凭自己的愿望和想象来重造自然。于是，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参照系解体了，独立的欲望推动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思想、判断和行动。“当发现自己是行为者时，现代人很快就获得了自信，并且希望自己成为自己标准的制定者。”(23) 这时，也正是这时，作为主体的人和独立的作为主体的时间，两者间的游戏真正展开了。
人的主体性的成长，最终推翻了神对世界的统治，驱逐了神。人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了，与时间的关系改变了，一个充满着人的气息的世俗世界展开在人跟前，世界成为可以戏谑的亲昵的对象，时间也成为可以任人捏弄、更改的亲近的对象。因此，巴赫金说：“小说这种体裁，从开始形成到发展，都建立在对时间的一种新的感受上。绝对过去、神话传说、等级距离——这些在小说体裁的形成过程中，没有起任何作用……小说恰恰是形成于这样的过程之中：史诗中的那种间距被打破了，世界和人获得了戏谑化和亲呢化，艺术描写的对象降低到现代生活的未完结的日常现实。小说体裁从一开始，就不是以绝对过去的遥远形象为基础，而是建立在直接与这个未完结现时相连接的领域之中。小说依据的基础，是个人的体验和自由的创作虚构”(24)。
同样，爱德华·萨义德也强调小说兴起与新的时间观念和自我观念有关。他将“起源”（origins）与小说的“开端”（beginnings）相对，并说，“前者意味着集体的、宗教认可的时间观，后者标志着个人的、尘世的生涯或故事的起点。作者们僭用权威与造物主竞争。”(25)“人的时间”取代了“神的时间”，不可填平的时间鸿沟消弭了。时间成为人的日常生活的时间，它开始与人相亲相近，不再显得庄严冷峻了。人取代了神，个人取代了集体，世界因为每一个人的独特个性而变得丰富多彩，人与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既富有情意又错综复杂，这样的世界才是小说而非史诗的世界；而作家主体性的建构，作家从造物主手中夺得了个人体验和自由创作的权力，这才导致小说正式出场，并最终导致叙述时间的自觉和自由。
当人背叛了神和自然，个人背叛了群体，成长为独立的个体的时候，时间也就不再是统一规格的了，它表现为个人独特体验的时间，即个人生命时间，它从社会集体的历史时间中分蘖出来，同时，也为抽象时间打上个人戳记。事实上，唯有当时间成长为个人生命时间，它才在文学中真正站稳脚跟，才值得人去反复体验，才值得作家去反复叙说。否则，无论是具有集体共性的历史时间，或者是统一的抽象时间，它们都难免枯燥乏味，是缺乏人间烟火气息的，缺乏诗意的，甚至可以说是缺乏人味的。它像死神般板着铁青的冷面孔，拒绝人对它的亲近和体验，将人摒斥于遥远的时空距离之外，肃穆庄严地供人瞻仰。而时间成长为个人生命时间之后，也就具有了生命性和亲和力，它打破历史时间或抽象时间与人之间的隔阂，扫除了历史时间、抽象时间的冷漠，猛然间将作品与人拉近了，甚至使作品中的时间直接成为读者自己的生命时间。当然，个人生命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分裂，并没有因此失却时间的历史性，只不过时间自此开始自觉地以个体对历史的独特经历和独特感悟体现出来，以个体独特的生命形式表现出来。历史也因此被“祛魅”，它被剥去了神秘而神圣的外衣，终于裸露出真实的、日常化的肉体。时间的个体化，使时间真正成为人的时间，使历史真正成为人的历史，一个普通人诉说的关于真实生活的历史。
文学，特别是现代小说，正是展现这种个人生命时间的最好的场所(26)。同样，因个体体验的差异而变得千姿百态的个人生命时间，也赋予文学，特别是小说以从未有过的丰富性和个性光彩。在文学中，特别是小说中，那因作家个体差异而体现的对时间的独特感悟，往往以独特的时间形式为作品塑形，来抗拒日常的被锈蚀了时间感；作品人物各不相同的时间体验，则使作品成为色彩斑斓的个人生命时间的荟萃、展览或交战，成为抵御宏大的历史时间和空洞的抽象时间的一个盾牌，个体生命也因此更为深刻地体悟到自身独特的价值。当文学中的时间由历史时间成长为个人生命时间之际，文学自身也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它告别了宏大叙事，放弃了庄严肃穆的腔调，更令人感到亲近、亲切了。文学形态，乃至文学整体都将发生变革。于是，马里内蒂的诗句：“啊，时间！／我要发起攻击，／斩断你的翅翼，／窒息你的时针哮喘的声音！／你向空间／这个步履艰难的老朽求援吧。／／时间，空间，／你们是世界的唯一主宰，／我向你们宣战，／向你们反叛！”(27) 就成为诗人和作家的共同宣言。
这是一场抗击时间又拯救时间的特殊战斗，是一场游戏式的战斗。在这里，生命自身获得了拯救，获得了新生，获得了自由；面对人的抗击，时间也挣脱了线性束缚，挣脱了意识形态幽囚，挣脱了僵尸般的抽象躯壳，获得了拯救、新生和自由。
注释：
① （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4－305页。
② 除了科幻小说、魔幻小说和“我—你”人称关系叙事，小说叙述的对象一般只能是已经发生的事件。保尔·利科就认为，“叙事排除现在时、将来时即未来的现在时，以及完成过去时即过去的现在时。”“一切叙事，甚至对未来的叙事，均讲述非实在，仿佛非实在已成为过去。”并说“原因不在于从根本上说叙事表现过去的或真实或虚构的事件，而在于这些时态导向一种松弛的态度。关键的问题是被讲述的世界与讲话者和听话者周围的环境和当下关注的事毫不相干……换言之，过去时态表达的不是过去，而是松弛的态度。”当然，在虚构叙事中，过去时态失去了指称过去的语法功能。严格地讲，被叙述的行为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在这个意义上说，虚构无时间性。［法］保尔·利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王文融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6页，第127页，第116－117页。
③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④ 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159页。赵毅衡深入分析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时间特点，但用“叙述线性”来概括，似不够妥当，还是陈平原以“连贯叙述”概括更妥帖。中国古代小说常常受到循环时间观的影响。
⑤ （清）毛宗岗：《读三国志法》，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古代小说论著选》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9页。
⑥ （清）李渔：《闲情偶寄》，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⑦⑧ 吴树平、骈宇骞校点：《周易》，吴树平等校点：《十三经（标点本）》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第1页。
⑨ 周振甫：《文心雕龙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页。
⑩ 热奈特指出：“从中间开始，继之以解释性的回顾，后来成为史诗体裁形式上的手法之一，大家也知道小说的叙述风格在这点上多么忠实于远祖，直至‘现实主义’的19世纪……把年代倒错说成绝无仅有或现代的发明将会贻笑大方，它恰恰相反，是文学叙述的传统手法之一。”（［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5页。）但是，这种从中间开始的叙述，并没有真正打破叙述时间秩序。
(11)(12)(14) ［俄］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第222页，第225页。
(13) 与“自然时间”有所不同，“传奇时间”甚至不必参照自然物象的嬗变，它是自我参照的，或是无参照的，它的人物不仅脱离了历史环境，也脱离了自然生命运动规律，是不会衰老的。巴赫金所谓“传奇时间”，实质上恰恰是缺乏时间意识的表现。
(15) 基督教以诞生、受难、复活确定了时间的方向，使时间摆脱了自然循环，而成为线性的、不可逆的时间；佛教的轮回思想则仍和自然循环相吻合。但是，这些都只是“神圣时间”而非“历史时间”或“人的时间”。随着神的退席，“历史时间”或“人的时间”才在时间轴线上置换了“神圣时间”。
(16) 这并不是说，此前没有历史，事实上无论中西方都早已重视历史，但是，这种历史中的时间究其实乃是“神圣时间”，它只记载“神”（帝王和英雄）和“神的事业”（政治和战争）。譬如中国古代每当改朝换代就必须更换“年号”，是谓开辟“新纪元”，就如同神“开天辟地”一般。欧洲也一样，从希腊时代的修昔德到19世纪的兰克，都认为历史学的范围应该限于政治和军事。法国启蒙运动作家伏尔泰在他的《论各族的风尚与精神》中，第一次对文艺复兴运动作出简要考察。此后，逐渐出现了文学、美术、古典学术等专史。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第一部文艺复兴史。至于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产则几乎是缺席的。“神圣时间”往往与“自然时间”相对应而区别于“历史时间”。“神圣时间”以“神”的活动来定位，譬如上帝“创世”，耶稣“诞生”，“末日审判”，以及帝王的年号更替；“自然时间”以自然的运行来定位；两者往往是一致或相关联的。“历史时间”则以人的活动，以社会发展，特别是生产发展水平作为定位的标志，它与前两者的参照系是完全不同的。从这一角度看，“历史时间”应该是的“人的时间”。而中国50年代小说叙事则往往仍然是以“神圣时间”来结构的，它实质上是新的“创世神话”。
(17)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18) ［德］歌德：《意大利游记》，转引自《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242－243页。
(19) ［匈］卢卡奇·久尔治：《论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产生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冯植生译，见乔·艾略特等：《小说的艺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20) ［法］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3页。
(21)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5页。
(22) ［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6页。
(23) ［法］托多洛夫、勒格罗、［比］福克鲁尔访谈：《个体在艺术中的生活和命运》，茨维坦·托多洛夫等：《个体在艺术中的诞生》，鲁京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179页。
(24) ［俄］巴赫金：《史诗与小说》，白春仁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543－544页。巴赫金认为，史诗处于“绝对过去”，它与我们隔着极其遥远的时间间距，也即史诗处在“神的时间”和“神的世界”里，它只能令我们瞻仰、膜拜而不与我们发生实质性关联。只有这种时间间距被清除，神降格为人，一个与人亲近的对话世界，也即小说世界才可能出现。
(25) 转引自［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26) 早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我们就看到诗人对时间已经有着敏锐的个人体验。在《皆大欢喜》中，莎士比亚借罗瑟琳的话说：“时间对于各种人有各种的步伐。我可以告诉你时间对于谁是走慢步的，对于谁是踏着细步的，对于谁是奔走的，对于谁是立定不动的。”（第三幕第二场）中国古代诗歌也有“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为长。”（李益）但是，在现代小说中，个体对时间的独特体验才真正成为作家有意识地表现的对象，成为小说叙事的主人。
(27) ［意］马里内蒂：《时间与空间》，吕同六译，张秉真、黄晋凯主编：《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