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民说》与近代公民教育理念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论文,近代论文,公民论文,教育理念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民教育作为一种崭新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虽然是从辛亥革命后伴随着民主共和政体的产生才在中国立足，但是它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却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萌发，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梁启超于1902年至1903年发表的《新民说》，对近代公民教育理念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思想启蒙和舆论先导的作用。
1902年2月至1903年11月间，梁启超撰写了洋洋十余万言的《新民说》，全面探讨了国民性改造问题，形成了系统的新民学说。他从探讨中国贫弱的根源谈起，认为中国在近代所以衰弱不振和受尽欺凌，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国民素质太差造成的。为民族计，为国家计，非提高中华民族的国民素质不可。他指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悠能存者；则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其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注：《新民说·叙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他确信，国民素质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撰写《新民说》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造新民，强民志，培植新国民。他从世界各民族竞争的大趋势来探讨中国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意义，把培养“新民”作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注：《新民说·论新民为当日中国第一急务》，《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2-5页。），并发出了“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的呐喊。这在当时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尤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梁启超对于“新民”有许多解释，但从本义上讲，就是全面改造中国国民在几千年的专制社会里形成的国民性的缺陷，诸如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团结力之相差等等，使之成为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的新型国民。他具体阐释新民之义，明确指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笃与变化气质之二途，斯即吾淬厉所固有，采补所本无之说也。”（注：《新民说·释新民主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5-7页。）在这里，梁启超认为“新民”之“新”，并非是全盘吸收西方思想的民族虚无主义，而是既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合理部分，又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最适合今日之中国者”。他指出：“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注：《新民说·释新民主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5-7页。）
梁启超的《新民说》不仅提出“新民”的概念，而且对“新民”的本质属性也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对如何通过教育的有效途径造就一代新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他所理想的“新民”应具有的人格特质达十几种之多，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义务思想、政治能力、进取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品质。
“新民”应该具有公德和私德。梁启超把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认为两者应该是统一的。他指出：“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注：《新民说·论公德》，《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2页。）公德和私德对“新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历来只讲私德而不重公德，所以“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注：《新民说·论公德》，《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2页。）。公德对立国来说比私德更重要，因为公德是各种道德的源泉，是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注：《新民说·论公德》，《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2页。）由此，他对“新民”的素质教育更偏重于“公德”、“群性”、“国家思想”的形成。他认为，中国当时国民品性、能力低下，存在“爱国心之薄弱”、“公共心之缺乏”等病症，只有通过教育去培养国民，使之具有公德、国家思想、团体意识，全体国民凝结一体、上下同心，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进步。因此，强调倡导公德的目的最终在于培养国民的爱国思想。
“新民”应该具有独立的人格。梁启超认为，人除了合群之性外，还应有独立之性，因为只有具有独立之性的人才能合群；国家要独立自主，其基础也就是具有独立之性的“新民”。他指出，西方国家正是多年来重视国民的个性发展，实现人人自强、自立，各种潜在素质得到充分发挥，才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使国人的主体精神受到严重摧残，个人自由受到禁锢，只能以君主与圣贤的意志、是非、善恶为标准，丧失了自己判断是非、善恶的独立人格，形成了奴隶的习性。由这样“独立性柔脆”的国民组成的国家，怎么可能强盛？因此，铸造国民独立的人格，是公民教育的重要任务。要使国民具有独立的人格，首先要高扬人的自由，使人的主体精神获得解放。梁启超把自由看成是人的天赋权利，是人的本质价值的体现。他说：“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凡人所以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之生命也。”（注：《新民说·论自由》，《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41-44页。）他认为，要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就必须“自除心中之奴隶性格”。他把“心中之奴隶”概括为四种：一是“古人之奴隶”，二是“世俗之奴隶”，三是“境遇之奴隶”，四是“情欲之奴隶”。作为“新民”，不能迷信古人，迷信权威，不能趋世媚俗、俯仰随人，更不能因为追求物质而丧失人的自由人格。他大力倡导思想自由的原则：“思想之自由，真理之所出也”。“文明之所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注：《新民说·论自由》，《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41-44页。）在强调思想自由的同时，他还要求“新民”树立“自尊”的信念，这是克服奴性、走向自由的一个重要的道德观念，是塑造独立的人格非常重要的品格。他认为，独立自尊的人才可能尊重于他人，也才会尊国家、尊人类。所以，个人自尊是起点，是同民族群体的自尊、国家的独立自主一脉相承的。梁启超对“新民”独立人格的祈求，反映了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家试图使国民的理性从封建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重新塑造中国人的人格与国格的强烈愿望。
“新民”应该具有进取冒险精神。中国的传统崇尚“多言多患”、“多事多败”，故人们往往不敢作新的理论探索，不敢冒险实践，从而使民族形成“有暮气而无朝气”的病态心理，缺乏一种敢于冒险探索的精神。梁启超认为，要改变中国人保守、怯懦、麻木、偷安的习性，就必须大力倡导进取冒险精神。富于进取冒险精神是文明人的特点，文明人不仅奋斗于今天，而且寄希望于未来。“进取冒险”是发之于“热情之导线”，一切宗教家、政治家、美术家、探险家之所以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就在于他们不论在爱、哀、怒、危险的时刻，都抱着高度的热诚，都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梁启超把这种精神比之为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他说：“进取冒险之性质何物乎？吾无以名之，名之曰浩然之气”。（注：《新民说·论进取冒险》，《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25页。）这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重要精神。如何才能培养“新民”的进取冒险精神呢？“一曰生于希望”，“希望愈大，则其进取冒险之心愈雄”。（注：《新民说·论进取冒险》，《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25页。）那些心中没有希望的人，只图今日不知明日的人，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二曰生于热诚”，一个人对事业、对国家、对人民有高度热诚，就能产生极大的能量。如果一个人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缺乏应有的热诚，就不可能具有进取冒险精神。“三曰生于智慧”，读书穷理，积累知识，增长见闻，开拓智慧，是产生进取冒险精神的重要条件。“四曰生于胆力”，在艰难险阻面前，是战而胜之还是退而避之，取决于人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胆力。一个有胆力的人有无往不胜的气魄，必然具有进取冒险精神。梁启超极力讴歌进取冒险精神，就是希望中国的一代新国民，也像欧美的资产阶级一样，积极进取，去开拓一个崭新的世界。
“新民”应该具有权利思想。梁启超针对当时中国人民毫无“民权”的状况，提出“权利思想”的概念。他认为，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必须享有民主平等的权利。他说：“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注：《新民说·论权利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39页。）按天赋人权的理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权利，这种权利得到充分发挥和保障，则社会自然平等与公平。他大力倡言：“天生之人，权利平等”，要求“新民”树立权利思想，敢于认定自己的权利，敢于争取自己的权利。国家或政府，必须承认国民的权利，保护国民的权利。他竭力宣扬“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教育家者，以养成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私人者，无论士焉、农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义”。（注：《新民说·论权利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39页。）当然，权利与义务也是紧密联系的。他强调个人与国家、己与群的关系，犹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国家给个人以权利，个人有报效祖国的义务。倘若人人都在享受群和国家给予的权利，却不知对群对国家尽自己的义务，这样的权利也就没有保障了。因而，“新民”一方面要有权利思想，另一方面也要树立群体观念、国家观念和义务观念。
从实质上分析，梁启超所谓的“新民”，就是资产阶级的一代新人，即具有资产阶级的政治信仰、人格和道德修养的人。这种“新民”除了掌握适用于当今社会的经世致用之学外，主要应有开明的头脑、宽阔的眼界、健全的人格、爱群爱国的热诚等等。从他所罗列的“新民”的主要特征来看，他的国民性改造更偏重于国民道德的重建。
梁启超的《新民说》洋洋十余万言，引证古今中外，以其犀利的思想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风格，苦苦陈言，其用心全在为振兴中华而塑造一代新国民。《新民说》所构架的国民模式，一者取之于西方国家当时的公民模式，二者是为使中国国民适应新时代而针对传统国民性的弊端提出彻底改造国民性的理论探讨。《新民说》对“新民”的价值取向，是按照资产阶级的人权学说而发挥的。《新民说》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初的“人权宣言书”，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与道德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自不待言。其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尤其是公民教育在中国的兴起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也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新民说》在中国近代从人才教育向国民教育历史性转移的过程中起着思想启蒙的作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教育是以科举制度为中心，循着“学而优则仕”的固定模式和途径，培养和选择少数从政做官的人才。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以京师同文馆的创立为起端，逐渐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理论。但是，洋务教育培养的还是少数所谓“中体西用”的洋务人才。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育救国论，开始把教育目标从人才教育转向提高国民素质的国民教育上。《新民说》则在三育救国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砥砺国民品性、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意义。他把“新民”与拯救民族危亡，使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提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的振奋人心的口号，使人们更深刻认识到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从而为当时的国民教育以及其后公民教育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其次，《新民说》关于“新民”的人格特征与各种素质的构建，主要是依据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公民”的模式来设计的。书中所论述的“新民”的各种特性和品质，如“公德”、“国家思想”、“权利义务思想”、“自由”、“自治”、“进取冒险”、“合群”等等，都是当时西方资产阶级对社会公民的一些基本要求，而这些品质又是中国国民所缺乏的。因此，他要求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公民”的人格特征来改造中国国民在长期的专制社会中形成的臣民意识与道德观念，使其树立资产阶级的政治信仰和道德观念，从而完成国民改造、民族复兴、社会变革的历史使命。所以说，梁启超的“新民”从本质上讲，就是资产阶级的公民：《新民说》所构建的，就是资产阶级公民教育模式。当然，这种模式也不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是博采中西、既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又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合理部门。诚如他自己所言：“今日不欲强我中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注：《新民说·释新民主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5-7页。）这种立于本民族的客观需要而全面吸取外来文化构建自己的公民教育模式的开放精神，贯穿于《新民说》的始终。
再次，《新民说》以专题的形式分别论述了个体与群体、国民与国家、公德与私德、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自尊的相互关系，深入探讨“新民”的各种品质的内涵和相互联系，这些研究内容恰恰是近代公民教育的核心。《新民说》比较深刻地阐明了作为一个社会公民所应具有的爱国思想、国家观念、公民权利意识、公民道德等等，建立起以偏重于公民道德教育为特色的公民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既受中国伦理型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是世纪之交社会转型时期道德重建的客观需要。可以说，梁启超的《新民说》为中国近代公民教育构建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式。
《新民说》发表近100年了，时代发生了巨大变迁，如何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和全面提高民族素质的要求，塑造一代崭新的社会主义公民，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