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两军对垒”教条主义的思想前驱——论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条主义论文,前驱论文,哲学史论文,座谈会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3)12-0045-10
1957年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①，是1949年建国后30年里哲学界规模最为盛大的学术会议，也是当时贯彻百家争鸣的标志性事件②。这无疑是当代中国哲学史进程中的重要一页，但很少有论著深入分析它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本文以为，如果把1949年后的前30年与后30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到后30年中国哲学史研究是从彻底破除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垒”为经典公式的教条主义出发的，而“座谈会”则是其前驱。
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确立为哲学史的定义，源自斯大林时期掌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1947年6月的《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日丹诺夫认为，亚历山大洛夫提出“哲学史就是人类对于周围之宇宙的知识之前进、上升、发展的历史”，“各种哲学派别在这本书中是一个一个先后排列或比肩并列的，而不是互相斗争的”，“脱离了唯物主义的阶级性和党性”，成了“资产阶级哲学史家的俘虏”；他强调“哲学史教科书需要对哲学史这门科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这个定义就是：“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③如果说，突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凸显了哲学的党性原则，那么按照党性是阶级性集中体现的逻辑，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必然反映了进步阶级与反动阶级的斗争。简而言之，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军对垒”(在下文可以看到，之后中国学者正是这样概括的)，并与政治上的进步与反动相对应。这一定义把“两军对垒”作为公式去裁割哲学史，把划分唯物、唯心作为哲学史研究的唯一内容和价值评价的唯一尺度，成了机械的、片面的、狭隘的教条。
日丹诺夫定义进入中国哲学界似乎是外来的偶然事件，但其得到认同并被作为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则有着某种必然性。延安整风以后，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其中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斯大林撰写)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完全的典型”，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的教材”。④而日丹诺夫曾经与斯大林联合署名，发表对于历史教科书编写的两份意见。⑤因此，日丹诺夫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他代表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所作的有关哲学史教材的发言很自然就拥有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地位。⑥于是，日丹诺夫的发言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据统计，这一发言在1948年1月就有了解放区发行的中文版，至1954年为止，共有11种中文版本，总印数在8万册左右。这为日丹诺夫发言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
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学习、实际斗争和示范引路三个环节，日丹诺夫定义取得了支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霸权。据《新建设》的记载，从1949年5月到1950年3月，北京哲学界的学习座谈会多次学习日丹诺夫的讲话，对其哲学史定义表示完全认同。⑦正如现藏于北京大学档案馆的《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以下简称《总结》)所说：“解放后，新哲学会曾组织了一系列的学习，其中特别是对日丹诺夫《在(西方哲学史)的讨论会上的发言》的学习，起了很大作用。使我系教师们知道另外一条研究哲学史的道路、方法、并初步了解了哲学史的对象、党性等问题。”⑧不久，伴随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而来的一系列意识形态的批判运动，都把矛头指向唯心主义。1955年10月，毛泽东指出：“过去一年国内阶级斗争”主要做了四件事，而位列第一的就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强调这具有“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⑨这样的斗争使置身其中的哲学界在实际政治运动中印证了日丹诺夫定义，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并将此沉积在心理层面。因此，即使在宣布百家争鸣允许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之后，“经过思想改造后的知识分子现在就是特别邀请他们来公开宣传唯心主义他们都不干”⑩。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初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苏联专家，在有关哲学史的讲课中，都重申了日丹诺夫定义，并将其细化。(11)还有一些苏联汉学家的论著，按照日丹诺夫“两军对垒”的模式来梳理中国哲学史，如杨兴顺列出了从孔子、孟子到朱熹、王阳明的唯心主义阵营，以及与之对立的从老子、墨子到王夫之、戴震的唯物主义阵营。(12)阿·阿·彼得洛夫的《王充——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和启蒙思想家》(科学出版社，1956)，将王充和董仲舒作为对垒的双方。这些苏联学者的讲课、论著为中国哲学界搭起了以日丹诺夫定义研究哲学史的示范性框架。日后参加“座谈会”的主要人物，如艾思奇、冯友兰、贺麟、洪谦、侯外庐、金岳霖、任继愈、张岱年、朱光潜、朱伯崑等都经历了上述三个环节。于是，原先在旧中国接受或欣赏唯心主义的学者开始表示要彻底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在哲学上一边倒”(13)。这当然包括倒向日丹诺夫定义。而原本就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学者，也有了视日丹诺夫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自觉意识。由此形成了这样的局面：“日丹诺夫在西方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成了研究哲学史的唯一指导方针，不允许讨论商榷。”(14)这意味着日丹诺夫定义成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公式化教条。
这在1949年至1957年发表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论著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1949年6月19日，冯友兰发表近4万字的长文《哲学家当前的任务》。文章开头就提到日丹诺夫讲话(这可能是中国哲学史界最早提到这个讲话的)，并接着说：“中国哲学发展底历史，也如欧洲哲学史一样，是唯物论与唯心论底斗争史。这样的斗争史就是中国历史中各时代底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的反映”，同时将其具体化：先秦墨子与孔子对垒，两汉王充与董仲舒对垒，两宋陈亮、叶适与朱熹等人对垒，明清王夫之、戴震与理学对垒。1956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发展底一个轮廓》，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为主线，进一步描述了各个时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如何对垒的大致轮廓。北京大学的《总结》提到，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特别是苏联哲学史经验的学习，因而教师们也就努力沿着这个方向作了一些工作。《近代思想史提纲》(即石峻、任继愈、朱伯崑编写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引者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15)。冯友兰的上述两文无疑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16)，在这样情况下写出来的还有张岱年、任继愈、朱伯崑编写的《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新建设》1957年2月号至1958年4月号连载)和洪谦、任华、汪子嵩、张世英、陈修斋、朱伯崑编写的《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57)。这两部书稿的编著者们都提及了对苏联专家学者相关论著的“参考”。这意味着它们都存在着受日丹诺夫定义桎梏的深重烙印。《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虽然不是讲述哲学史的，但也力图贯彻“两军对垒”的精神，其“序论”指出：“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历史，同中国近代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斗争的历史一样，表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革命思想路线和改良主义思想路线。”《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分为三大部分，其标题依次为：“奴隶社会发展和崩溃时期唯物主义哲学的形成及其反对宗教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先秦)”、“封建社会确立和发展时期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秦汉至隋唐)”、“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唯物主义的发展及其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宋至清中叶)”，充分体现了日丹诺夫定义的要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贯穿于哲学史的始终，而唯物主义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如果说冯友兰的上述两文勾画了唯物唯心两军对垒的大致轮廓，那么，《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则充实了这个轮廓，并使之明晰化。如果把《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联系在一起，那么，新中国的前30年影响最大的由任继愈主编的4卷本教材《中国哲学史》(1963—197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方面已经初具规模了。《哲学史简编》分为以下三篇：“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的西方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国的哲学史”，其“绪论”宣布的编写指导思想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军对垒，就是全部哲学发展历史的基本内容。”(17)这里的“全部”不仅是指纵向上的古今时间序列，而且是指横向上的中西空间位置，就是说日丹诺夫定义放之古今中西哲学史而皆准。
“座谈会”召开之际，正处于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的氛围中，日丹诺夫定义在此时成了“座谈会”的争鸣对象。《人民日报》在1957年1月30日关于“座谈会”的长篇报道中指出，这次会议的召开，是鉴于中国哲学史“教学研究中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不善于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哲学史上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结果把中国哲学的发展弄得简单化和公式化，把‘哲学史’的讲授内容弄得枯燥、贫乏”。《哲学研究》在关于“座谈会”的综述中，明确地把“对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是否可以修订补充”列为会议讨论的四个问题之一。(18)主办者北京大学的《总结》在叙述会议的“主要收获”时说：“首先会议推动了反对教条主义。整个会议的准备过程，我们发表了不少文章，突破了教条主义”；而把没有始终如一、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主要缺点”。(19)这次会议实际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和中宣部的领导和推动下”、“倡议下”召开的(20)，领导者和推动者也表现出摆脱日丹诺夫定义的意向。“座谈会”主持人之一潘梓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哲学研究所所长)指出，“过去哲学史教学和研究中所产生的问题，根源在于吃了教条主义的亏”，因而强调“不要死扣教条，仅仅记诵一些公式”，“例如在研究哲学史定义问题时，我们尽可不必去管日丹诺夫的定义，而只依据我们的具体情况去研究好了。研究结果得出的结论如果符合日丹诺夫的定义，那么就证明了日丹诺夫定义的正确；如果研究的结果与日丹诺夫定义不符，那么就可以争鸣一下，看看谁正确”，“百家争鸣就是要破教条主义”。(21)作为“座谈会”的“重点发言人”(北京大学《总结》语)即进行会议总结的胡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在肯定中国哲学史研究取得了新成绩的同时，指出“哲学史研究工作中还存在着教条主义习气”，被“不知从何而来的‘教条’”和说不出“出于何‘经’何‘典’”的武断所压抑，“人们如果在研究哲学史的时候，竟以某些小册子中的粗糙定义为向导，那是十分有害的”。(22)在这“小册子”、“粗糙的定义”等话语中，对日丹诺夫定义的不以为然已经溢于言表(日丹诺夫发言的中译本30页左右)。即使出现了如北京大学《总结》所说的“由冯友兰、贺麟等人的文章中看到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倾向”(23)，胡绳仍然肯定这些文章：“在最近发表的一些讨论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文章中，虽然未必都是指明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正确道路，但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并且寻求克服教条主义的办法这一点上，它们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24)
除了媒体舆论和会议主办者、倡导者、领导者之外，会议的实际情况也表明，日丹诺夫定义是否是束缚思想的教条已成为争鸣的焦点。有学者指出，会议上以冯友兰、贺麟为代表的“质疑派”，主张修改日丹诺夫定义，与此相反的是以关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为代表的“坚决维护这个定义”的“独断派”。(25)但这两派都批评对方是教条主义。贺麟说，关锋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一教条作为指导原则，违反这个教条便被斥为‘脱离马克思主义’、‘模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还指出关锋等人所谓的必须开展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战线”或“两条路线”的斗争，“事实上会放松甚至掩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要障碍物——教条主义”，因而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26)关锋针对贺麟等人主张继承传统哲学中“好东西”的说法，认为这样的研究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尺码’，去量(或者叫作比附更适当一些)古代哲学家的思想”，而“这样做是极容易产生教条主义的”。(27)双方的对立在于：到底是日丹诺夫定义还是反对日丹诺夫定义是教条主义？对立的双方都以反教条主义为旗帜，反映了双方都意识到举起这面旗帜才能把握会议的话语主导权。
除了“质疑派”和“独断派”之外，大多数与会者可以说是“稳妥派”，即“许多人都是认为日丹诺夫对哲学史所作的定义是具有普遍意义而同样可以运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个定义”(28)。任华是“稳妥派”之一，但他毫不含糊地说：“这次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的精神实质在于反对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29)就是说，“稳妥派”将教条主义倾向与如何理解这个定义相联系，还是把反对教条主义和日丹诺夫定义挂上了钩。其实，大多数与会者的内心是把日丹诺夫定义看作教条主义的，这反映在他们以此来评价胡绳、艾思奇、孙定国这三个人的“重点发言”。胡绳的发言如上所述，反对把日丹诺夫定义奉若神明的态度比较明确，而且对“稳妥派”的上述观点有所批评：在哲学史的讨论中，人们“只是努力从权威或其实并非权威的著作中寻找一个有关的定义，好像不同意见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对同一个定义的不同了解，好像只要人们对这个定义找到正确的解释，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30)。艾思奇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以日丹诺夫的定义为总的线索，可以使我们不致迷失方向”。孙定国的发言重在“阐释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正确性”，强调“日丹诺夫的定义，是正确地反映了哲学史的一般规律”。(31)与会者对此的反映是：“胡绳同志发言较好”，而“艾思奇、孙定国的发言也还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认为没有完全摆脱教条主义”。(32)把这样的褒贬写入会议《总结》，也表明了会议以日丹诺夫定义作为反对教条主义、贯彻百家争鸣的切入口。
“座谈会”以此为切入口，不是偶然的。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在这个会议的第一天(4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要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反对把苏联经验教条化，这其中蕴涵着对斯大林把马列主义教条化的批评。他指出，我们批评过党内一个时期曾经盛行的教条主义，“但是教条主义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33)。显然，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过程中形成的百家争鸣，正是为了反对学术界的教条主义。而日丹诺夫定义将成为其中的目标，这在当时已经有预兆了。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4月27日，陆定一在发言中指出，苏共对文艺学术干涉太多，搞了“无数的清规戒律”，并明确点出“日丹诺夫有几条”，在场的毛泽东对此发言予以赞同。(34)在近一个月后(5月26日)，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其中的一些论述很容易引发人们对日丹诺夫定义的质疑。如报告说到《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并说“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工作中，也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是教条主义的倾向”，这不能不使人们联想到为斯大林掌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是不是也有错误呢？把他的哲学史定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来学习是不是也存在教条主义的错误呢？报告提出：“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学术界肯定会敏感地意识到这与日丹诺夫定义将唯心主义纯粹作为“斗争”对象有着很不同的蕴涵。(35)报告还指出：“对我国文化遗产中的有益成分，有粗心大意一笔抹煞的倾向。这是当前主要的倾向”，这也会使哲学界自然地叩问：这是否也是在日丹诺夫定义指导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倾向呢？(36)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多次对斯大林的哲学提出批评(37)，就在1月的“座谈会”结束的第二天，即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对斯大林时期的哲学有长篇的批评，指出：“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其中的一个表现，是“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反动”，予以全盘否定。(38)这里讲的许多人，大概是包括日丹诺夫在内的，因为日丹诺夫的发言正是对包括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在内的所谓旧哲学予以全盘否定的典型。(39)由此可以想见，毛泽东对于将日丹诺夫定义作为学术界反对教条主义、进行百家争鸣的对象，至少是不反对的。以胡绳和潘梓年当时的身份，对于中共高层的上述动向应该是有所知晓的。
除了中共高层的态度之外，苏联哲学界当时对于斯大林时期的哲学理论的检讨，也是激发“座谈会”质疑日丹诺夫定义的推动力量。1956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李何的文章《苏联批判教条主义，“哲学问题”杂志论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指出：“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独立思考”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思想界的主要动向”；这一动向的显著表现是，1956年第3期《哲学问题》的社论明确批评“许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教条主义地研究了斯大林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其他著作。(40)《哲学研究》1956年第1期发表《苏联学术界全面检查哲学研究工作》的报道，其中提到苏联《哲学问题》1955年第3期的社论《提高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思想理论水平》(译文刊登于《学习译丛》同年第9期)，批评了1947年《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以来的虚无主义态度。这里的批评矛头无疑是对着日丹诺夫定义的。《哲学研究》1957年第4期发表苏联6卷本《哲学史》主编之一约夫楚克的《关于〈哲学史〉一书中东方哲学史若干问题的说明》，指出“《哲学史》(包括东方哲学史部分在内)的作者们并不限于阐明哲学家哲学思想发展的这种极为重要的内部规律性，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然而，这一点并不能概括净尽哲学发展过程的全部复杂性和内部矛盾性)。他们力图表明唯心主义内部历史地存在过的矛盾斗争。特别是讲到中国哲学史的时候，作者们(中国学者侯外庐、冯友兰和胡绳)力图证明孔子学说的矛盾和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开始的围绕孔子学说所进行的斗争……《哲学史》的作者和编者们坚持这样一种意见：假如把公元前几百年时的孔子学说看做是一种全盘反动的学说，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41)。这实际上已对日丹诺夫定义作出了修正。
当时学习苏联的氛围还十分浓厚，因而上述苏联哲学界的消息不能不激励中国哲学界反思日丹诺夫定义。事实上，正是受到苏联专家克列提出的“在一定具体历史条件下，非科学的唯心论理论亦能起进步作用”的说法的启发，贺麟在“座谈会”上以唯心主义有“好东西”的观点质疑日丹诺夫定义。他说：“我相信克列同志的说法，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是有集体背景的，是代表苏联近来对哲学史的新的进步的科学的看法”；“克列同志的说法，并不妨碍日丹诺夫的定义，乃是教人不要把它当作死的教条”；“克列同志说‘不可把哲学史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看作绝对真理与绝对错误的斗争。进步性与科学性不可完全等同’。我认为这话精辟极了，可以唤醒许多教条主义者的迷梦。政治立场很进步或较左倾的人，思想上可能很主观、教条。……简言之，认为唯心主义毫无例外地反动，就是建筑在等同科学性与进步性上面，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的”。(42)冯友兰同样受到苏联反省斯大林时期哲学的鼓舞，他认为“苏联实际上也在百家争鸣”，并具体说到苏联《哲学问题》1956年第6期登载的“全苏哲学家联系会议”的讨论情况(译文载《学习译丛》1957年第2期)，“我们对于这个报道感到很大的兴趣”，因为这个会议“集中在哲学史的对象和哲学思想发展中的继承性问题”，并据此展开了两派的争论。(43)
当然，中国学者在遵循日丹诺夫定义过程中不断进行的反思，是“座谈会”质疑日丹诺夫定义的最大推动力。这种反思使得朱光潜在“座谈会”召开的半年前提出建议：百家争鸣的“入手的办法是在若干重要学科里挑选一些关键性的而且比较能引起多数人兴趣的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他列举的学科和问题中就有“中国哲学史某个哲学家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44)朱伯崑在“座谈会”前三个月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从以下四方面比较集中地表达了许多人对日丹诺夫定义既依傍又反思而产生的众多疑惑：一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如果只是关注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中国哲学史势必局限于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这些中国哲学材料不很丰富的领域，那么中国哲学史不就很贫乏了吗？二是关于对历史上哲学家的分析和评价问题。分而论之有四点：1.唯物和唯心的界限问题，许多哲学家集唯物和唯心于一身，究竟把他们划分到哪个阵营是恰当的呢？2.阶级分析问题，大量事实证明唯物和唯心并不能和进步阶级、反动阶级相对应，那么两者的对应还能说是普遍规律吗？3.对唯心主义评价问题，如果说对其全盘否定是不对的，那么，唯心主义中有没有“好东西”？如果有，应该怎样估价？4.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问题，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哲学影响很大的既唯物又辩证的“气”的学说？如何解释中国哲学史上重视物质生活对社会影响的很多观点？三是关于中国哲学的特点问题。如果只是强调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是哲学史的一般规律，那么，如何能够看出中国哲学的特色呢？四是关于如何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哲学遗产问题。如果说“好东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都有了，那么，中国哲学遗产的丰富性和珍贵性体现在哪里呢？他最后说道：“以上这些问题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过去有些同志受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但一方面也反映了许多同志进行着独立思考，在反对教条主义的研究风气。”(45)
“座谈会”的召开，使得许多人走出对日丹诺夫定义既依傍又反思的状态，发出了公开质疑这一定义的声音。“座谈会”主要讨论三方面的问题：“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及如何正确处理哲学史问题；对于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应如何予以适当的估价问题；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46)“座谈会”上对日丹诺夫定义的质疑就是围绕上述三方面问题展开的。以下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予以评述。
由于日丹诺夫把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作为哲学史的全部内容，因而第一方面问题对其的质疑主要是：唯物和唯心的对垒是哲学史研究的全部吗？一些与会者指出了这个定义的片面性、虚构性和不“合法性”。任继愈指出：我们用日丹诺夫的发言“作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准绳”，但在实际中感到“日丹诺夫给哲学史下的定义有不够全面的地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缺点”：一、限于唯物、唯心的斗争，必然偏重自然观、认识论，“就会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留下空白点”，让中国哲学史失去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二、“日丹诺夫的发言中对辩证法如何战胜与形而上学的斗争这一严重事实重视不够”，而中国哲学史上的辩证法却相当丰富；三、“日丹诺夫的发言没有给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其实，它在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是多余的，而是必要的”。冯友兰则指出，以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作为哲学史的全貌，并非哲学史的真实面目，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是“像两条平行线一样”，在各自发展过程中“时常你一刀我一枪，战个几百回合，除此之外，好像其间没有其他的关系”，实际情况是“它们互相排斥，而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对此他举出宋明时期哲学史予以说明，认为若无程朱“理在事先”的唯心论，王夫之也难以提出“理在事中”的唯物论，他是“经过程朱而又继承张载”，这意味着“过去只看见‘两军对垒’……不是‘哲学’发展的真正面目”。(47)朱光潜则指出，实际情况是一个哲学家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纠缠于一身，他以“思想两栖”比喻之。(48)贺麟的质疑更具挑战性，即日丹诺夫定义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合法性。他认为，日丹诺夫定义强调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绝对性，而这是一个“不见经传的教条”；列宁说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是强调矛盾规律是绝对的，不能理解为斗争是绝对的，而且经典著作上并未说过唯物同唯心的斗争是绝对的。在这一点上，来自延安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何思敬举出列宁的“绝对与相对的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名言，支持了贺麟的观点。(49)
由于日丹诺夫视“唯心主义只是一堆腐烂了陈旧了的东西”(50)，因而第二方面问题对其的质疑主要是：唯心主义在哲学史上是否毫无正面价值？大多数与会者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最直白的就是贺麟的名言“唯心主义有好东西”(51)。大体上，人们是从唯心主义与政治、哲学史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这三方面来论证其“好东西”的。就唯心主义与政治的关系而言，有的唯心主义曾起过进步作用。张恒寿指出，董仲舒哲学是唯心论，但当时反对压迫奴隶的“除专杀之威”、“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首先是他说的，他用激愤的口吻谴责苛重赋役等，如果把他的语言用诗歌形式写出来，“不会比杜甫、白居易作品中的人民性更为少些”。(52)不少与会者都举出了类似的事例，包括西方哲学史的事例(如陈修斋)。就唯心主义与哲学史发展的关系而言，一些学者认为唯心主义作为人类认识的必要环节，在哲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韩树英指出，“把哲学史作为人类认识过程来看”，不能否认“某些唯心主义体系之中存在着‘好东西’”，比如对柏拉图，就要肯定他是“最早提出一般概念在认识中作用的人物之一”，至于“在中国，被戴震称作‘以理杀人’的程朱理学，讲求‘格物致知，即物穷理’，一反前此的烦琐萎靡的训诂之风，实在是表现着一种理性的科学精神，对后世的认识发展有积极作用。在推动认识的发展上不能只承认唯物主义者张载的作用而抹杀唯心主义者程朱的作用”，“中外哲学史都有几段时间是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认识的逻辑发展并没有越过而是经过这些阶段”。(53)就唯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而言，肯定唯心主义哲学价值的与会者主要是肯定一些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有唯物论或辩证法的因素。贺麟则更进了一步，他说：“我也认为唯心主义中是有好东西，这不仅是指其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说，而是说唯心主义本身有好的东西。”对此他举出的“证据”之一，是王阳明的“良知说”，“‘良知’是方法，‘致良知’是做人、求知的方法；‘良知’又是认识的最高真理，是认识论。‘良知’从本体论上说来又是最实在的东西。方法论、认识论与本体论在‘良知’中得到了统一，这与列宁所说的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的统一很相似”(54)。这就是说，在唯心主义中也有类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言下之意，我们既然高度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那么，怎么可以不肯定与其有着相似成果的唯心主义的价值呢？陈修斋对贺麟唯心主义本身有“好东西”的观点作了最有力的支持，并反驳了关锋的某些责难。(55)
由于日丹诺夫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包含了以往历史上哲学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因而第三方面问题对其的质疑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传统哲学的遗产是否具有当代价值？一些学者对此的肯定回答，越出了日丹诺夫的藩篱，这主要有如下三点。首先，在宗旨目的上，用激活遗产取代注解登录。周辅成指出，受教条主义影响，“马列主义的原则在我们手内，很像一张表格，我们只是在遗产内寻找有无可填入表格的东西。结果，中国哲学史变成了马列主义原则的注解”。研究中国哲学遗产的宗旨，不是将其记录下来作为马列主义的注脚，而是为了“使它的生动的、活泼的问题与成绩，以活的面貌再现于我们的思想中”，是为了认识到它们“对现代还有极大的积极作用，它们并不曾完全死去”，是为了“注意它能对我们今日思想有丰富意义与教训。它还可活于我们今日人心中起积极作用”。就是说，所谓继承哲学遗产的目的，是“使历史人物及其思想‘活’起来。只要能‘活’起来，古人便会变为今人。他的精神在社会中不朽，他们的遗产也会不朽”。(56)
其次，在方法途径上，用具体分析取代阶级标签。石峻认为，“教条主义影响在哲学史工作中突出的表现”，是对以往哲学遗产采取了简单化的贴阶级标签的办法：“简单地只从抽象概念出发，见到书本上几句话，字面上好像可以把它划归唯心主义阵营的，就说那是代表没落贵族或大地主阶级的思想；见到书本上几句话，字面上好像可以把它划归唯物主义阵营的，就说那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或中小地主的思想，有时再加上部分的反映了农民阶级的要求等等，这样贴完标签，就算完事。”(57)有鉴于贴阶级标签的简单化，冯友兰提出了著名的“抽象继承法”(58)，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命题往往有两方面的意义：具体意义(特殊意义)和抽象意义(一般意义)，前者基本上是有阶级性的，因而无法继承，后者是没有阶级性的，可以继承。以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例，就其具体意义而言，叫人学习诗、书、礼、乐等，“对于现在就没有多大用处，不需要继承它”，但从其抽象意义来说，是指出了“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的经常的温习和实习，这都是很快乐的事”，由此而言，“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用的”。(59)可见，提出“抽象继承法”是为了取代贴阶级标签的教条主义方法，探索呈现中国传统哲学当代价值的新途径。尽管“座谈会”内外对“抽象继承法”是批评者众而赞同者寡，但对冯友兰在阶级分析之外另辟蹊径，不少人在实际上是支持的，因而5月的“座谈会”把“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不应仅停留于阶级分析上”列为“中国哲学史中应当注意研究的一些问题”之一。不少学者正是在“抽象继承法”启发下，提出了一些在阶级分析之外的具体分析哲学遗产当代价值的途径。
再次，在问题的阐释上，用理论论证取代表面口号。朱启贤揭示了在日丹诺夫发言的禁锢下看待哲学遗产的思维定势：“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以外的其他哲学还有存在的意义，那，它们的存在也就只是作为‘古董’而存在。它们既然是要不得的坏东西和残缺不全的破东西，那么，它们对于我们就是业已失去了现实的意义。我们接触它们就只是像走进历史博物馆去看古董那样”，因而“‘看重祖国哲学遗产’，就不能不说是一句口头禅”。(60)贺麟和朱启贤认为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必须扭转上述思维定势，从理论上论证：“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古典哲学思想，何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可以起良好作用？”(61)“何以历史上过去的哲学思想在今天还能有用处？”(62)贺麟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也曾经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困难还不在于理解希腊的艺术和史诗与一定的社会发展形态有关。困难是，它们何以仍能给予我们以艺术的满足，并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当作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他以此为钥匙，提出哲学“一方面可以为某一特定阶级服务，被其利用，另一方面它有其本身的价值”。前者是工具价值，后者是内在价值。哲学的内在价值(其本身的价值)体现在“哲学史的哲学体系往往具有典型性”，即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必然性和代表性，而且它们是“那一时代民族和阶级的生活经验、智慧、思想最高的总结”，所以，哲学的内在价值“有其普遍性和永恒性。阶级倒了，某些卓越地表现了那个阶级的智慧的哲学可以不倒”。(63)如果说，贺麟是以区分哲学的两种价值来论证传统哲学何以具有当代价值，那么，朱启贤则是以哲学的特性和中国哲学的特点作为传统哲学“所以能继承的理论根据”。他指出，哲学的普遍性特性表现在每一命题都是全称判断，而“一切哲学命题对于任何时代的人、任何地区的人，在阶级社会中任何阶级的人，其真实性都是相同的”，所以，“哲学的普遍性结合真理的客观性就产生了继承的可能性”，即传统哲学具有当代价值的可能性。他还指出，中国哲学的特点是道德原理、教育原理的遗产特别丰富，然而，“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比较薄弱的环节”，因此，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64)
从上述情况可以感受到，“座谈会”对日丹诺夫定义是否适用于中国哲学史表示出了严重怀疑。(65)如果“座谈会”之后，像贺麟希望的那样，集中反对教条主义，那么，日丹诺夫定义有可能被彻底摒弃。然而，现实没有提供如此的可能性。1957年5月15日(5月“座谈会”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认为“几个月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还说“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部分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强调“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66)由此拉开了“反右”序幕。在“座谈会”上力挺日丹诺夫定义的关锋，马上将对定义的质疑称为比教条主义“为害更大的修正主义倾向”，要求“对它作进一步的清算”。(67)事实上，对日丹诺夫有所异议者确实遭到了“清算”：或被打成右派或受到批判。于是，日丹诺夫定义继续被奉之为圭臬。然而，这倒是反衬出“座谈会”的历史意义：作为30年里对日丹诺夫定义仅有的一次质疑，是20年后彻底破除日丹诺夫定义的先声。
注释：
①“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于1957年1月22—26日在北京大学举行，同年5月10—14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哲学研究》编辑部在此次会议的综述中说明：这次会议“是本年元月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继续”［《关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中讨论的一些问题》，载《哲学研究》，1957(3)］。本文所指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包括了上述两次会议。仅1月的会议参加者就有一百多人，参加两次会议的当代中国哲学界著名学者有三四十人。目前比较全面反映“座谈会”的文献主要有2本。一是《哲学研究》编辑部选辑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科学出版社，1957)，所选的45人撰写的55篇文章，有的是在“座谈会”的发言，有的是“座谈会”前后写的；二是赵修义、张翼星等编的《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该书将《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全部收录其内，并补充了一些新的资料以及回忆、反思的文章。本文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注作者、篇名和页码。
②1957年3月16日《人民日报》以“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为标题，刊登冯友兰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以“座谈会”作为“百家争鸣”的典型，批驳怀疑这一政策的论调。《人民日报》在同年1月到5月，对“座谈会”作了密集的报道。以党中央机关报对一个学术会议作如此大篇幅的报道，可谓空前绝后。1957年4月上旬，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明确地把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争辩列为提倡“双百方针”的一个重要标志(参见1957年4月11日《人民日报》)。
③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第83、94、95、82、84页，见《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④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中说：“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⑤1934年苏共中央对于《苏联历史》教科书纲要和《近代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是以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三人署名发表的(《真理报》1936年1月27日公布)，前一份意见的署名次序是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后一份意见的署名次序是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
⑥尤金、罗森塔尔主编的《哲学简明辞典》是辅助《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参考资料，中文译本出版于1939年，1949年4月至1951年初，仅北京三联书店就再版5次。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根据俄文第4版翻译的中文本，成为相当权威的工具书。该辞典在“日丹诺夫”条目中，称其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极优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家”；称其关于哲学史的发言“乃是为战斗的、党性的、和资产阶级思想不妥协的哲学而斗争的典范”，“给哲学史下了一个精确的定义”，“对于哲学史这门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⑦参见《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据该期《新建设》报道：“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组织之座谈会自1949年5月24日起，开会32次。”但据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之附录《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事年表·中国部分》，中国新哲学研究会于1949年7月8日召开发起人会议。
⑧《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第22页。
⑨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⑩贺麟：《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第202页。
(11)如1955年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苏联专家谢·斯·吉谢辽夫、瓦·依·科洛加什尼讲课的《古代哲学史讲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1957年出版，印数4万册)强调：“一部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第11页)；“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当中反映出对立的阶级斗争”(第17页)；“哲学史主要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作为“不结果实的花，是毫无意义的”(第26、28页)；“中国古代哲学史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它们“代表同一统治阶级当中不同阶层的利益的哲学思想。唯心主义代表统治阶级中的反对阶层。而唯物主义则代表着统治阶层中的进步阶层”(第59页)。以上材料由南开大学哲学系乔清举教授提供。
(12)杨兴顺：《论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传统》(李恒译)，载《哲学研究》，1956(4)。
(13)金岳霖：《了解〈实践论〉的条件》，载《新建设》，1951(5)。
(14)任继愈：《学习中国哲学史三十年》，载《哲学研究》，1979(9)。
(15)《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第22页。
(16)冯友兰在1980年说：“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想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看他们是如何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上卷，第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7)郑昕将在思想上以唯物主义取代唯心主义，比喻为两支军队的“接防”与“让防”(《开放唯心主义》，第56页)；冯友兰在“座谈会”前发表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中说，以往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垒’”来叙述中国哲学史(第67页)；贺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人们往往“以为哲学史唯物与唯心的斗争，也要像两军主帅骂阵那样”(《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第206页)。这些都反映了日丹诺夫定义“两军对垒”的深重影响。
(18)《关于中国哲学史几个问题的讨论》，载《哲学研究》，1957(2)。
(19)(20)(23)《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第24、27、24、25页。
(21)郝逸今：《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散记》，载《新建设》，1957(6)。《哲学史家聚会北大临湖轩 座谈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载《人民日报》，1957-05-14。
(22)(24)胡绳：《关于哲学史研究》，第437、441、445、439页。
(25)梁志学、陈霞：《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对“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反思》，第612页。
(26)贺麟：《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第456、457页。
(27)关锋：《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一个问题》，第338页。
(28)(31)《关于中国哲学史几个问题的讨论》，载《哲学研究》，1957(2)。
(29)任华：《谈谈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第251页。
(30)胡绳：《关于哲学史研究》，第437页。
(32)《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第27页。
(3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第42页，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4)转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第3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5)事实上，从郑昕的《开放唯心主义》(刊登于1956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可以看出，“座谈会”在评价唯心主义问题上对日丹诺夫定义的质疑，就是由“有宣传唯心主义自由”而导入的。
(36)事实上，从冯友兰的所谓“抽象继承法”可以看出，“座谈会”提出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正是有鉴于按照日丹诺夫定义，中国传统哲学几乎没有多少遗产可以继承。
(37)毛泽东在《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4日)中说：“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8)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4—195页。
(39)朱谦之在“座谈会”的发言中说：“在日丹诺夫思想的影响下……康德和黑格尔在哲学史里都只是作为丑角而出现。”(《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第121页)
(40)实际上，在苏共二十大以前苏联哲学界就开始反思斯大林的哲学，苏联《哲学问题》1954年第2期发表社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强调反对教条主义，明确批评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
(41)该期《哲学研究》编者按说明，这是约夫楚克1957年2月28日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会议上的报告，并介绍约夫楚克曾经在北京大学讲学。
(42)贺麟：《我同意克列同志的说法的思想斗争过程》，见《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478—48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3)《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载《人民日报》，1957-03-16。
(44)朱光潜：《百家争鸣，定于一是》，载《人民日报》，1956-07-11。
(45)朱伯崑：《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第76—81页。
(46)《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辑：《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编者的话》，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47)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第68、67页；《关于〈两个问题〉的补充意见》，第75页。
(48)朱光潜：《谈思想两栖》，第172页。
(49)参见《哲学史家聚会北大临湖轩，座谈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关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中讨论的一些问题》(《哲学研究》1957年第3期)、郝逸今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散记》(《新建设》1957年第6期)。1957年第3期《学习译丛》刊登苏联哲学研究所所长费德赛耶夫在1956年全苏哲学家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认为以往对于列宁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思想的理解有错误，“仿佛对立面的统一是没有的”，“仿佛‘统一’这个概念抹杀了阶级斗争”。
(50)朱谦之：《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第121页。
(51)贺麟：《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第203页。在该文中，贺麟说，在“百家争鸣”提出后，周扬、于光远都说过这样的话。
(52)张恒寿：《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第185页。
(53)韩树英：《谈谈关于哲学史的对象问题》，第135—136页。
(54)贺麟：《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第203页。
(55)参见陈修斋的《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第207—208页)和《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第224—232页)两文。
(56)周辅成：《必须重视祖国哲学遗产的特点和价值》，第271—275页。
(57)石峻：《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讨论及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第111页。
(58)吴传启的《从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看他的哲学观点》(《哲学研究》1958年第2期)，首先把冯友兰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方法概括为“抽象继承法”。
(59)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第260页。
(60)(62)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第279—280、280页。
(61)贺麟：《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第198页。
(63)贺麟：《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第198—199页。
(64)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第280、282、283、293、297页。
(65)唐钺在《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引起的三个问题》中，把“日丹诺夫对于哲学史的定义是否适用于中国哲学史”列为第一个问题(第426页)，尽管他是“稳妥派”，但可见这个问题已是会议的重心所在。
(66)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67)关锋：《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第458页。
标签：哲学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教条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史论文;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论文; 哲学问题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唯心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