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谋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谋士论文,战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战国时期的决策活动中，有一批身份特殊的人物异常活跃，他们的地位并不高，但能量却很大，许多重大决策的产生，都与他们有密切关系，这批人就是谋士。
谋士是士的一种。士是中国先秦社会中一个特殊的阶层，其最初来源是原始社会末期军事酋长手下的武士亲兵之类。春秋初的士，是最低级的贵族阶层，他们的地位处在大夫之下，被统治阶级的庶人之上，属于国人的一部分。这些士平时以学为事，所学内容，一般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成为掌握一定知识的人才，他们或从军旅，或充当卜、史、巫、祝一类的小吏，在当时的作用并不大。但到了春秋中、后期，随着旧的宗法统治秩序的瓦解，士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并开始对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影响。战国时期的士，已成为社会上一个最活跃的阶层，在先秦的典籍中，到处可以见到他们活动的踪迹。
这一时期的士名类繁多，如文士、武士、名士、隐士、义士、处士、贤士、壮士等，各类士的身份也不尽相同。长于政论，能言善辩，设谋献计的人被称为谋士，或叫策士、策术士。这些人既有文化知识又有统治才能，修养和才智都高于一般的士，他们的见解和主张往往有自己独到之处，因而备受统治者重用。战国中期兴起的长达百余年的合纵连横的斗争，实际上就是由公孙衍、张仪、苏秦等谋士策动起来的。而这一斗争又为谋士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造就了更多的谋士。在诸子百家中，谋士们以纵横家自居，他们奔走于各国之间，游说国王卿相，“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战国策·书录》），直接参预各国上层集团的决策。他们的言论，被后人加工整理成为《战国策》一书，书中大量记载了谋士们的活动和言论，是研究这一时期决策思想史的重要文献。
战国时代，七雄攻伐不休，兼并剧热，战争的规模和频繁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今日结盟言好，明日背盟相攻，忽而合纵，忽而连横；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中，以“出奇策异智”见长的谋臣策士，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奔走游说，纵横捭阖，常常能够改变纵横势力的消长，左右局势的发展，决定事情的成败。如果说在春秋时期谋士的这种作用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到了战国，谋士们的作用就十分明显了。无论是倾人之城，谋人之国，还是排难解纷，却敌存危，在一系列重大决策活动中，他们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战国中期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势蒸蒸日上，开始向外扩张。公元前316年，巴蜀发生战乱，秦王想趁机夺取蜀地，不料韩国兴师西犯，面对这种局势，最高决策者秦惠王举棋不定。谋士张仪、司马错带着各自的主张同时觐见秦王，然而二人意见迥异。司马错主张伐蜀，张仪则主张攻韩，双方在秦王面前就进攻方向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张仪认为，亲魏善楚，进兵三川（属韩，今河南宜阳一带），然后取新城（韩地，今河南伊川县西南）、宜阳（韩地，今河南宜阳县西），兵临东周，进而据有九鼎，“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战国策·秦策一》）如果放弃三川、周室这一天下都想争夺的宝地，而去争夺巴蜀那偏僻的戎狄之地；其结果必然是“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同上），这就离王业太远了。
司马错针对张仪的言论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利用蜀国祸乱派兵攻打，对秦国来说就如同豹狼驱赶羊群一样容易。而且攻取蜀地有多种好处，既可以扩大秦国的疆域，又能够得到它的财富，这样做有制止暴乱的美名，天下都不认为是暴虐和贪婪，因此，是名利双收的好事。而攻打韩国，胁迫周天子，必然招致不义的坏名声。他提醒秦王：“周，天下之宗室也；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朝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同上），如果他们再依靠齐、赵、楚、魏等国，把大王想得到的九鼎和土地送给楚国和魏国，大王也无法阻止，这是很危险的，不如攻打蜀国那样万无一失。
两种进攻方案摆在秦王面前。就当时秦国的实力而论，攻打韩国还有相当大的困难，并没有一定获胜的把握，而伐蜀则是避难就易，是实际可行的。秦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伐蜀的决策最终形成。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秦派兵南下，顺利攻取了巴蜀，此后，利用那里丰饶的资源积极发展经济，使之成为秦国地域辽阔而富庶的后方，为日后的东进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占据巴蜀也使秦国在军事进攻上处于有利地位，构成了对南方大国楚国的直接威胁。公元前308年，司马错率领大军从巴蜀沿江而下，一举攻占楚国黔中郡。
十分明显，在伐蜀这一战略决策的形成过程中，谋士司马错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他实际充当的是决策人的角色。当然，最高决策者是秦王，如果秦王接受张仪的建议，那么伐蜀的方案就自然被否决，但是司马错的提案显然优于张仪的提案。在战国，这种田谋士出谋定策的决策方式是很普遍的，这其中又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两个或更多的谋士提出各种不同方案，经过论证，选择最佳的一种，上面的例子便属于这一种。另一种形式则是由一个谋士向时主献计，不经过众人商议便为君王采纳。如果说第一种形式还多少带有一点民主色彩的话，那么第二种形式则完全是个人决策。这种决策行为在战国时期是相当盛行的。例如魏与秦的华阳之战，魏国战败，第二年，魏王准备派使者去秦割地讲和。谋士孙臣对魏王说：魏国在战败一年后仍要割地给秦，这是群臣出于私心的主张，而大王却不知道。他向魏王指出，段干崇（魏使者）出使秦国，是想接受印玺得到秦王的封赐，秦国则是想得到魏国的土地，“欲玺者制地，欲地者制玺”，而国内的奸臣“皆欲以地事秦”（《战国策·魏策三》），在这种情况下，魏国迟早要灭亡。接着他向魏王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指出“以地事秦，譬犹抱薪而救火也，薪不尽，则火不止。今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穷，是薪火之说也。”（同上）魏王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但又觉得割地之事已经许给秦国，就不能再更改了。孙臣又用“博者用枭”的道理晓喻魏王在割地的问题上应该取舍由己，利则行，不利则止；虽然已答应了秦国，仍可改变主意。孙臣的话打消了魏王的顾虑，终于使魏王作出了“乃案其行”的决定。
在《战国策》中，这类例子还有很多记载。如范睢说秦昭王，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和除掉“四贵”的主张，对秦国的内政和外交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邹忌通过生活中与徐公比美的小事，引出深刻的政治道理，促使齐王下令求谏，出现了“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战国策·齐策一》）的局面，“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同上），从而取得了“战胜于朝廷”的效果。淳于髡以“韩子卢逐东郭逡”的比喻谏齐王伐魏，使齐王“谢将休士”（《战国策·齐策三》）。冯谖为孟尝君奔走策划，经营三窟，使“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战国策·齐策四》）。季梁用“南辕北辙”的比喻，打消了魏王“欲攻邯郸”（《战国策·魏策四》）的念头。苏秦以“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战国策·齐策四》）的言词游说齐王取消了帝号。虞卿在秦国“使人索六城于赵而讲，赵计未定”（《战国策·赵策三》）的危难关头，向赵王力谏割地，并献上“一举结三国之亲”（同上）的计谋，使赵王作出东联齐国，“与之谋秦”的决策。
纵横家的创始人公孙衍和张仪是这一时期的风云人物。公孙衍是合纵说的始倡者。公元前324年，他首先发起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互尊为王）组成了第一次联合抗秦的统一阵线，而后又于公元前318年再次发起魏、赵、韩、燕、楚五国合纵，以楚为纵长，向秦发动进攻。在公孙衍合纵的同时，张仪入魏，进行连横活动，策动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合纵连横活动没有收到很大成效，但是，能够策动起这样一个规模宏大，有多国参加的运动，也足以说明谋士们的能量之大。后人所谓“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膝文公下》）的评论，不仅是对纵横家的赞誉，而且也道出了他们在当时的作用和能量。
不难看出，战国谋士是当时决策活动中十分活跃的一员，他们往往首先提出高见，又直接参与上层决策，成为统治集团中不可缺少的智囊人物。众多谋士参政议政，是战国时期政治生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分析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大变动的时期，封建诸侯割据和互相争战，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战争的频繁和激烈程度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样，各国的统治者都面临着内政、外交、军事等多方面的问题，需要有才干的人帮助解决，这就为谋士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
其次，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为谋士议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战国时期，儒、墨、法，道、名、兵、阴阳、纵横等诸子百家相继产生，这时期，商周以来传统的权威和观念被逐渐推翻，新的统一的思想尚未确立，各家都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们或聚徒讲学，或著书立说，各国统治者则“兼而礼之”，这就使当时的思想界充满了自由争鸣的气氛，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正是在这种环境中，谋士们得以充分施展才智，奔走于各国之间，游说国君卿相，直接参与统治层中的决策。
其三，谋士一般都学有专长，知识广博，因此看问题比较长远和深刻。在战国各国的国君中，确有一些雄才大略，多谋善断的人，像齐威王、魏文侯、赵武灵王、秦王政等，但治国乏术的平庸之辈也大有人在。相比之下，谋士们的见识就高出他们之上。当这些国君遇事没有主见或拿不准对策时，就往往求助于足智多谋的策士。
其四，战国谋士以游说见长，他们特别讲究纵横捭阖的策略和驰骋辩说的技巧，无论是单方陈辞还是双方辩论，他们的说辞或气势磅礴，或旁征博引，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强烈的鼓动性，因此为时主所乐于接受和采纳。如合纵说的著名人物苏秦在游说韩王合纵时，有一段极富煽动性的话：“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欲西面事秦，称东潘、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过于此者矣。……臣闻鄙语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异于‘牛后’乎？夫以大王之贤，挟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战国策·韩策一》）这段话以其特有的刺激性触动韩王的自尊心，韩王听后，“忿然作色，攘臂按剑，仰天太息曰：‘寡人虽死，必不能事秦’”。（同上）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术士绝妙的进言技巧。
其五，战国谋士游历广泛，掌握大量信息，因此能够依客观情况出谋定策。谋士以游说见长，奔走于各国之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苏秦一生曾游历齐、赵、韩、魏、燕等国，张仪也到过秦、韩、魏、楚等国。这不仅使他们熟悉了各国历史、地理、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情况，而且对列国间的时势也有较深刻的了解和把握，这就为他们出奇策异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这一时期好士风气的盛行，也为谋士参与决策创造了良好环境。好士之风起于春秋，当时的诸侯卿相大夫们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竞相争取文武之士的支持。齐桓公曾经大规模地招纳“贤士”，其中著名的就有八十余人。到了战国，这种好士之风逐渐演化成大规模的养士活动，并在各国盛行开来。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史记·吕不韦列传》），他们养士各在千人以上。秦相国吕不韦“以秦之疆，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同上）。齐宣王在稷下扩置学宫，招揽文学游说之士数千人。各国国君卿相争相纳士，唯恐士人不来附己。从当时的情况看，各国统治者养士，大都和吕不韦的动机一样，是为了扩大名声，然而在客观上却收到了远比名声更好的政治效果，即组织起一支规模相当可观的直接为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智囊团。这样，谋士们便有了充分施展他们才智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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