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何在——超越纯经济视点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点论文,比较优势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探讨，许多人以为应当是经济学者的事情，在中国也确是经济学界在唱独角戏。然而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在对当代41个发展中国家百余年发展史资料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一个颇有价值的观点：“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解释性变量是政治组织和政府施政能力。关于这个问题，作为一名严谨的经济学者，我不打算担负更多的工作，且付诸我的政治学同行们。”①毋庸否认经济学者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上的独特作用，但不难理解，对于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不仅是经济学的课题，而且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课题。当前中国的这一研究恰恰是陷入了一种纯经济分析的困境。不走出这种经济主义的误区，要建构一种比较合理有效的宏观发展战略是不可能的。
最近关于“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的争鸣，对于建构中国今后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遗憾的是超越经济学去研究中国发展战略的工作目前还做得很不够。本文力图就此作一些探索性的尝试。
“比较优势”战略：一种新乌托邦
毋庸讳言，“资源比较优势”战略是一种完全的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析，是把理想化的市场经济附会于中国的实际状况，其现实可行性是令人怀疑的。这一理论的基本逻辑是：“一国一地经济发展的成败根本取决于它们所选择的特定的经济发展战略”，“比较优势战略可以加快经济发展”，而实行比较优势战略要求“形成一个没有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其前提则是“建立一个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皆能准确反映其在经济中相对稀缺性和供求状况的完备的市场体系”。②必然的推论是：经济发展的成败取决于一个完备的市场体系，甚至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问题是中国如何才能形成这样完备的市场体系呢？无论是中国的历史还是现实都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现实中国的市场历来都是极不完备和缺少竞争的（更遑论充分竞争）。而且，即使当今西方较为发达和成熟的市场也很难说就完全没有扭曲或是充分竞争的。
实际上，经济发展至少需要宏观政策、制度体系和社会文化三方面的支持。发展战略属于一种宏观政策的范畴，只有存在与其相适应和配套的制度和文化才能奏效，否则就孤掌难鸣。如果说发展政策和战略是可以随时调整的话，制度和文化则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虽然政策和制度能够相互影响，但制度相对来说较为稳固，扎根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之中。后发国家的普遍特征是市场体系不发达，诸如资本、劳务、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欠缺或不成熟，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运作。在这一点上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面临的困难正在于政策与制度及文化的龃龉，制度和文化成为实施政策的阻碍因素，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进行体制改革，但结果至少不如人们期望的那样乐观。比较优势战略的乌托邦色彩正在于它把一个在现实中国并不存在的所谓没有扭曲的、充分竞争的、完备的市场体系作为其前提。而面对已放弃“赶超战略”10余年但在比较优势论者看来却并没有向利用比较优势的转变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的中国现实，比较优势论者在哀叹之余，又能拿出什么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呢？③
更进一步讲，即使存在一个完备的市场，是否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呢？实际上，比较优势战略的理论基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本身就存在缺陷。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过分地、片面地重视市场的自然调节作用，相信单纯依靠市场就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有其理论不完善的原因。不仅有西方经济学者怀疑其普遍的分析价值，④而且即使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其应用的困难。因为从纯理论上说，新古典理论把企业视为生产函数，市场关系由供求曲线表达，市场交易被假定为瞬间完成，即市场交易的费用为零。正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对新古典主义的概括：“世界是和谐的，制度并不存在，所有的变化都可以通过市场的完全运行来实现，简言之，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但正由于这种不存在性，新古典公式才得以把自己毫不掩饰地建立在一些基本假设上。”⑤用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的话说，“这种情形正如一个人研究了没有人体的血液循环”。⑥而实际上，在任何市场中，都存在交易费用，这正是当代经济学理论最新揭示出来的内容，而这一点对于中国是尤其重要的。因为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市场交易费用不但不为零，且是很昂贵的，在可见的将来导致交易费用昂贵的原因也难以消除。比较优势战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恰恰忽略了在中国极为重要的交易费用、信息费用、摩擦成本等实际问题，因而其一切设计都成了空中楼阁。
因为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市场交易费用不但不为零，且是很昂贵的，在可见的将来导致交易费用昂贵的原因也难以消除。
再进一步讲，撇开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上的脆弱不谈，从实证材料上看，也是很值得商榷的。比较优势战略的倡导者把“四小龙”的成功作为其范例，但众所周知，“四小龙”究竟是靠什么成功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国际上尚无定论，把“四小龙”的成功简单归结为选择了某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显然是失之偏颇的。更何况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四小龙”是否都采用了清一色的所谓“比较优势”也值得推敲。例如，“比较优势”论的核心就是不存在价格扭曲，把通过自由市场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源有效配置视为加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但专门研究东亚工业化问题的英国学者罗伯特·韦德认为资本积累是东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其独特的投资水平和投资构成的结果，它不同于自由市场或模拟自由市场政策下可能产生的水平和结果。政府是故意把一些价格“搞错了”，以改变信号引导市场，同时也使用非市场手段改变市场代理商的行为。⑦韦德还通过实证资料证明，有意地“扭曲”某些价格倒可能有助于经济增长。⑧这样看来，从经验层面讲，“四小龙”与“比较优势”的无价格扭曲论并不一致；而从理论层面讲，扭曲价格会影响经济增长的观点也并非可靠。此其一。
其二，“资源比较优势”论对重工业的发展不以为然，而是强调通过市场诱导轻工业的优先发展。但从东亚的发展经历看，这一点也很难得到有力的支撑。且不说日本在高速增长期，重工业产值高达2/3，而就以“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为例，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恰恰也是其重工业高速发展的时期，以1975年的不变价格计算，1962年韩国重工业与轻工业之比是26.8∶73.2，但到1978年，这个比例则变为55∶45。⑨可见，作为“资源比较优势”范例的“四小龙”，从政策环境上讲并非没有价格扭曲，而从发展结果上看也非一律偏重轻工。所谓“比较优势”战略所依赖的经验证据显然是牵强附会的。
经济起飞过程中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在于其非经济方面：心理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过程。”
“比较优势”论者还把世界各国凡是发展不成功的原因统统归咎于实行“赶超”的缘故。在对赶超战略进行“国际透视”时断言，进行“赶超”的国家面临的问题有四方面，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不高，二是收入分配恶化，三是福利损失和寻租行为泛滥，四是财政恶化和通货膨胀。而最典型地推行“赶超战略”的50-70年代的中国就不难看出，上述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所谓贫富分化、寻租行为、通货膨胀等恰恰不是当时中国所存在的或基本存在的问题，反倒是中国改变了“赶超战略”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在比较优势论者所认为的那些利用比较优势较为成功的沿海地区，较之市场机制作用仍十分有限的内地，上述问题更多而不是更少）。而就经济增长速度而言，当时中国也不低。⑩反过来说，那些实行所谓“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是否就不存在寻租现象和通货膨胀了呢？照这样说，金泳三在韩国运用政府力量打击腐败现象岂不是多此一举？
实际上，比较优势论者是一种把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现象加以简单二分为“赶超”与“比较优势”两种经济发展战略，而且照此主观地把经验材料加以裁减，凡是成功的经验均属“比较优势”的结果，而凡是弊端与问题则统统是“赶超”带来的。这样一种逻辑显然是荒谬的，其症结就在于从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维观点看问题，而忽略了经济和政治的多种复杂变量，忽略了世界各国发展战略在经济、政治、社会诸方面的具体差别。(11)实际上，正是不同的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战略起到一种质的规定性，同时也使发展战略呈现出单从经济角度观察所难以看到的和单由经济因素所不能决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是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使世界各国发展显现出参差不齐、斑驳陆离的态势。为什么中国在推行“赶超战略”而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在收入分配、寻租行为和财政状况上并没有出现恶性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进行“赶超”时却出现了两极分化、政治腐败、通货膨胀等问题？难道这能从经济发展战略上得到解释吗？这不正说明了制度因素对于发展结果的重要作用吗？
总之，所谓“比较优势”战略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新乌托邦。本文旨在对中国的发展战略进行政策分析，无意对“比较优势”论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批评，这里只是就本文相关的核心问题和基本逻辑进行一下简明的澄清，以便在此基础上建构更为完善的理论。
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何在？
通过上述对所谓“资源比较优势”论的简单分析，我们已经触及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即究竟是单单从经济方面对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还是要从经济和政治等综合角度进行探讨。著名经济学家W.W.罗斯托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看法，他认为在分析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在于其非经济方面：心理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过程。它们相互作用并与经济变化交织在一起，推动社会从特定形式的传统社会转向特定形式的增长社会。”(12)本文的基点是，在探讨发展问题时，不能拘泥于纯经济的发展战略，而必须从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等综合理论的角度来加以研究。
笔者并不反对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而关键是从什么方面去分析“比较优势”。目前流行的“比较优势”论仅仅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和单纯的市场观点来分析问题，故冠以“资源比较优势”。而实际上在发展政策方面的比较优势决非仅仅局限在经济方面，而“资源”也决非只能指劳动力、资本等经济资源，也应包括社会政治资源。一种优越的政治制度，一支高效的政府管理队伍，都是社会资源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超出单纯的经济学观点而从综合研究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比较优势”问题，就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
后发国家要想赶上发达国家，必须具有比较优势，但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呢？所谓“资源比较优势”论者把中国的比较优势寄托在丰富的劳动力上，而实际是寄托在一个没有扭曲的纯粹自由竞争的市场上，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轻工业）的发展。但是，中国的劳动力虽然丰富，整体素质却十分低下，从量上讲有某种优势，而从质上讲根本无优势可言；而且即使从量上讲，人多既是一种优势，也是一种负担。至于中国在市场机制方面，非但没有优势，与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反而只有劣势。如果靠自然的运动使我国的市场机制趋于完善，而且达到资源比较优势论者所要求的无扭曲的充分竞争的境界，然后再由市场引导劳动密集的轻工业的大力发展，待轻工业基础雄厚以后再把轻工的订货利润作为重工自我积累的来源，最后形成一个比较齐备的工业结构，这个过程假设能够理想化地加以实现，如果说不比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所用的几百年的时间更长，至少也不要指望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工业强国的行列。更何况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个过程能否正常运作都是问题。且不说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很不成熟，即使市场机制健全了，中国的自然资源和社会条件也无法满足庞大的低素质的廉价劳动力的生产需求，反而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目前这种迹象已初露端倪，乡镇企业的发展所引起的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民工潮的汹涌给城市所带来的超负荷压力等等，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3)必须清醒地看到，这才是市场经济刚起步所带来的状况，根本无法想象几亿廉价劳动力受市场驱动所可能造成的后果。(14)如果超出纯经济学分析而从社会学的观点看，中国丰富的但低素质的劳动力资源非但不构成发展的比较优势，反而是一个沉重的发展负担，是一种劣势。因此在考察中国的“比较优势”问题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中国的后发因素，而且必须考虑中国超大规模国家的具体情况（不仅人口众多，而且地理、社会状况都极为复杂），这就决定了中国不仅不能走西方早发国家在历史上走过的老路，而且也不能照搬那些较小规模的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某些特殊经验。就以“四小龙”为例，其经济发展战略既得益于当时特殊的国际政治背景及大量的外援，也生成于其小规模的社会状况（这些国家和地区只相当于中国大陆的一个省或城市），这些都是中国大陆所无法相比的。
可见，从经济方面看，中国的市场机制并不具有比较优势；从社会方面看，中国超大规模的社会条件也很难体现出比较优势（如果说有优势的话，至少也是与劣势并存）。再从自然方面看，虽然中国地大物博，但可利用资源并不丰富，而人均资源则更有限。这与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没有优势可言。尤其是能够回避中国技术和资本制约而发挥“比较优势”的产品基本是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其产品档次低、工艺落后、附加值很低，而且在国际市场上需求弹性小、竞争力差，造成国家资源的流失与浪费，实际成为比较劣势。那么，中国在可见的将来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历史可能性在哪里呢？换言之，中国发展可能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呢？答案看来要超出纯经济和市场的观点，而从政治方面加以寻找。
如果超出纯经济学分析而从社会学的观点看，中国丰富的但低素质的劳动力资源非但不构成发展的比较优势，反而是一个沉重的发展负担，是一种劣势。
综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可以发现国家或政府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对于经济活动的功能不同，因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各异。就国家所履行的经济职能而言，世界上主要出现了四种国家形式：（一）以西方历史上的“自由放任”为信条的“守夜人”国家，认为管得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国家的职能仅限于制定法律和维护公共秩序以及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物品（经验地看，到20世纪这种国家仅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兴起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福利国家”，除“守夜人”国家的职能外，国家还负责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并以再分配的形式提供社会福利和基本生活保障，保证一定的社会公平。这种国家形式是现代一般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国家概念。（三）以战后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主导国家”，国家权力与市场规律经耦合共同作用于经济过程，国家经济职能大大突破“福利国家”界限，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四）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全能国家”，基本上废除市场的调节作用，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全面干预社会和经济的运作。鉴于市场化是当今世界潮流，中国也开始实行市场经济，这里姑且不把全能国家列入分析范围。
在市场经济背景中产生了守夜人国家、福利国家和主导国家三种国家形式这一事实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职能不是一种常量，而是一种变量，因此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不同的市场经济体系下也不能等量齐观，而是有优劣之分，亦即一种国家形式相对于另一种国家形式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最集中地体现在“主导国家”之中。
“资源比较优势”论者认为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是没有扭曲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但为何世界上其他国家运用自由市场制度却并未成功呢？通过因果关系的对比分析就不难发现，包括“四小龙”在内的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并非是一般市场的成功，而是“主导国家”的结果。(15)或者如果说是市场的成功，亦非西方式自由市场的成功，而是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的成功。因为，除了市场存在缺陷需要国家干预这层含义外，还有第二层含义，即在这些市场原本并不发达的后发国家，即使要使市场发挥作用，也需要政府的培养和引导。E·梅森等学者在对1945-1975年韩国现代化的一系列研究中指出：“韩国开始于60年代初并由此时加速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一种政府指导的发展，私人企业是其主要动力……通过运用激励和限制手段，政府将手深深地插入企业的活动中”。梅森等人通过细致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韩国的强有力的政府能够进行各种政策调整，并以一个较为民主的政府难以做到或不可能做到的方式予以贯彻。(16)查尔默斯·约翰逊通过对1925-1975年日本通产省在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的深入分析，认为通产省是日本经济起飞的“领航机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促发国家”(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概念。(17)这种国家的特征是有一个类似日本通产省的“领航机构”或“经济参谋部”，而约翰逊认为，1961年后的韩国即属这种类型，国家直接动员和分配资金、批准建设项目，或将项目转交给私人企业，并在控制劳工组织中扮演支配角色，以此领导经济发展。可见，在东亚这些自然条件并不十分优越、资源稀缺、国内市场狭小、工业和技术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能够在战后短短二、三十年中大大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其基本经验就是发挥了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具有“主导国家”的比较优势，或者说是“资本主义促发国”的优势。难以想象，如果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作用，靠没有扭曲的政策环境，恪守西方古典主义的“守夜人”国家信条，抑或是按照现代西方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福利国家”行事，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
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后，许多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转而以美国和西欧为范本构建自己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战略，以为只有西式“守夜人”政府下的自由市场才是富民强国的救世良方。而就在这种顶礼膜拜的氛围之下，作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经济学家A·布莱因达却提醒说，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转而过分热衷于模仿欧美，却没有看到更适合自己的经济模式已在日本出现。日本的经济模式与欧美有本质不同，且具有经济合理性与普遍意义，不仅更有效，而且还有社会主义国家更容易过渡的特点。他认为日本模式的特点是：经济运行对市场的依存度低；主导经济运行的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收入分配更趋合理；企业不一定追求极限利润；资本、劳动、中间产品市场不仅由价格支配，而且靠更具长期性、持续性的相互关系来形成；就业更为稳定、劳动力流动性低；劳资关系、政府与民间的关系并非敌对等等。在这些方面，原社会主义国家原有的经济制度和文化、历史条件接近于日本而非美国，因此学习日本模式要比学习美国模式更为理想，所付代价也较小。(18)布莱因达所说的日本模式，如果从国家形式上看，就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
作为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今后中长期的发展战略应当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而不是放弃这种优势，转而从“自由放任”的“守夜人国家”做起。在这方面，不仅要借鉴东亚的“主导国家”的经验，而且要结合于社会主义的传统优势超越这种经验，形成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自己的“促发”国家模式，发挥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优势，以规模经济的形式同其他经济成分进行竞争，追求国有资产的增长，并提高积累强度和技术装备，把基于“比较优势”所形成的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的产业特征转变为以技术、知识型为特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国际竞争力，使中国经济从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中取得收益，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
经济发展需要“纲领性”计划和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应当建立在一定的政策基础理论之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要想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必须运用国家特殊经济职能的比较优势，这是由后发国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面临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
西方早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发韧于16世纪，也就是说其达到目前的发展水平用了四、五百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了重商主义、自由放任、国家干预主义等经济政策的演化，在政治社会方面则经历了王权专制时代、民主化时代和福利时代的嬗变。这是一个主要由社会自发力量驱动的自然成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问题和挑战是个别地、历时地出现的，然后一个一个地分别加以解决，而每解决一个问题都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也很少受到其他国家“示范效应”的压力。而后发国家则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境况，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强大的“示范效应”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压力，它们不可能再用上几百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而必须把西方历史上依次出现的若干时代缩短为一个；各种问题和挑战也不是个别地、历时地出现，而是一窝蜂地同时出现并需一揽子加以解决。这正象发展政治学家G·阿尔蒙德所说，当今世界的国家建设处在同时产生而又相互冲突的要求所造成的压力之下，“集权的需要同分权的要求相冲突；提取资源同经济增长以及进行投资的需要又同增加福利的要求相冲突。在当代世界中，一个有效的国家建设战略，必须设法调解政治集权同分权、经济增长同分配之间的这些冲突。”(19)因此，后发国家必须充分发挥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潜力，而不能停留在西方式的国家基点上。
当代的发展研究早就注意到了后发国家与早发国家在发展道路上的差别，因而提出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模式，政治学家大卫·阿普特基于政府类型的不同，提出了两种政策模式，一是欧美式的世俗化——自由主义模式，一是发展中国家的神圣化——集体主义模式，他认为前者在新兴国家中不可能得到良好运转，而后者通过大众化政党、魅力领袖和意识形态更能够将人民动员起来，促进社会的变革。(20)C·林德布洛姆透过大量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了类似的但却更为系统的两种模式：“模式1”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上抽象出来的，是“智力引导的社会”，即相信通过理性、知识和理论的正确设计能够推动社会发展；“模式2”则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蓝本化约出的，它是政治自由主义与古典经济学的混合体，只相信社会自身的互动过程。(21)
后发国家要想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必须运用国家特殊经济职能的比较优势，这是由后发国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面临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
从政策分析理论来看，上述两种模式的差别表现为理性决策模式和渐进决策模式的分歧。就决策方法而言，理性决策基于“纲领性”(synoptic)分析，它依靠理性和知识确立发展的最终目标并通过总体规划制定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和政策，具有前瞻性、长远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而渐进决策则基于“策略性”(stratigic)分析，政策是依靠“试错”(trial and error)的过程渐进调适的，不存在发展的总体规划和终极目标，只注重眼前的、即时的和有限的问题。(22)应当指出，这两种决策模式均属纯粹的方法，而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社会是纯粹理性的纲领性决策，也没有一个社会是纯粹渐进的策略性决策，而是兼而有之，相互补充。例如在欧美，从哲学观上讲就存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大流派的张力，理性主义者强调社会改造的总体主义的(holistic)“社会蓝图”或“中央计划”，而经济主义者只相信通过零零碎碎的工程(piecemeal engineering)来“渐进修补”和“摸索前进”。两者相互作用，相互解毒，都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某种影响和作用。(23)
然而，如果从比较的观点来看，应当说欧美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始作俑者，所走的主要是一种靠社会力量互动和市场自发作用的循序渐进之路，即“世俗化——自由主义”道路，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是不重要的（即使起了某种作用一般也是历史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其发展战略基本属于“策略性”和“渐进修补”的。而后发国家要想早日实现现代化，则应当而且可能选择另一种模式，即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所主张的，通过“纲领性”的计划来促进经济发展。他指出，与西方国家的计划是发展的结果不同，不发达国家的计划是用来促进发展，因而不能象西方国家那样让它通过“自然的”过程随实际需要而成长。缪尔达尔写道：“这种计划由于成为纲领，原则上应是全面而完整的，而不象西方那样是具体的、局部的和零碎的。”(24)
后发国家与早发国家在国家的经济职能上如果可能具有比较优势的话，这种比较优势正在于国家在制订发展战略时主要依靠全面的纲领性计划而非渐进的策略性计划。而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后发国家虽然在社会、经济和技术方面比较落后，但却可以充分发挥如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所说的“落后的优势”(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即后发国家可以直接借鉴和利用西方早发国家在几百年的漫长历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及教训，同时还可以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资本，从而使它们不必再花上几百年时间去自己积累这些经验教训及技术和资本，重复西方国家在历史上走过的老路，一步步地跟在西方后面爬行，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性的设计，找出一种更为合理和有效的发展战略，避免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和误区，亦即从“落后的优势”中取得“比较优势”。这也正是毛泽东的“一张白纸”的观点。
那么，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是否意味着“纲领性”计划的失败呢？实际上，这种失败不应归咎于经济发展战略，而应从政治领域去寻找原因。
后发国家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在理论上完全合乎逻辑，而且在现实中也可得到经验的证明。东亚的崛起就是与主导国家的经济计划的关键性作用分不开的，而不是听任市场的自发调节，并且经济计划在那里也不是零零碎碎的策略性设计，而是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的较长期目标的体现，是各经济活动主体的行动纲领。企业不完全是根据市场情况作决定，而是服从于政府计划的指导，而只有企业的决策与政府确定的目标一致，它才能从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信贷大权的政府手中得到资金的支持，这就避免了企业追求短期利润的行动，保证了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长期投资项目能得以执行。而在一个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中，这种长期投资由于可能与短期的利润最大化相左而得不到执行。(25)同时，纲领性计划还通过产业政策加以实现。与欧美国家不同，东亚各地对产业政策非常重视，而产业政策的要义是将本国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对国家发展最有利的产业特别是重工业，以优化产业结构。如同纲领性计划一样，其产业政策具有很明显的先行性，即不等市场的自发调节，而是主动地、强有力地引导结构调整和升级。先行性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反市场性色彩，不拘泥于所谓“比较优势”的市场教条，而往往把比较劣势的产业扶植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26)反过来说，许多后发国家都不能正确制定和有效实施纲领性的发展计划和战略，因而经济发展也难以获得成功。这从亚洲“四小龙”自身也可以得到验证。例如韩国从1953年朝鲜停战后直至施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尽管也有美国的援助和市场经济，但经济并未取得多少进展，“人们几乎不敢想象南朝鲜能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27)但自从60年代初政府开始实施五年计划后经济便迅速呈高速增长态势，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从某种意义上说，主导国家与非主导国家的关键不同就在是运用纲领性计划还是策略性计划抑或根本就无计划。主导国家的比较优势正在于有效使用了纲领性计划。
从政策分析的角度看，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战略（计划经济下的“赶超战略”）无疑是作为一种“纲领性”计划提出来的。那么，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是否意味着“纲领性”计划的失败呢？实际上，这种失败不应归咎于经济发展战略，而应从政治领域去寻找原因。(28)单从经济绩效上看，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差。根据西蒙·库兹涅茨的权威研究，前苏联在1928—1958年总产值每10年的增长率为53.8%，远远超过了英法（21%左右），也超过了美国和日本（42%左右）。(29)而中国，即使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混乱中，“三五”时期(1966-1970)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仍为6%，正象德怀特·珀金斯所说：“令许多分析家吃惊的是，除了政治混乱达到顶峰的1967年和1968年两年，当时的发展速度很快”，(30)虽然增长是建立在资金和能源的高投入之上的。
当然，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影响经济更快增长的因素也是存在的，但它不是来自经济发展的“纲领性”计划，而是由于拒斥市场。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取得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其纲领性的经济发展计划与市场规律的“耦合效应”，政府基本根据市场规律指导经济，在运用政府计划促进资源最优配置的同时，积极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刺激经济活力，使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与市场的比较优势产生共轭作用。而一些落后国家之所以会陷入“政府失效”和经济衰退的困境，不是因为政府不能有效制定和实施纲领性计划，就是由于政府的作用有悖于市场规律，窒息了市场活力。因此，中国从中可以吸取的教训和得到的提醒是，在纲领性计划的同时，还要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作用，使纲领性决策方法与策略性决策方法能够互补，犹如西方经验主义的零碎工程与理性主义的总体主义方案相互作用、相互解毒那样，不致使纲领性计划成为一种“乌托邦”设计。当前中国引入市场经济体系正是这种互补的表现。
但是，引入市场经济体系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纲领性计划；相反，正是因为市场化，纲领性计划才显得更为重要，它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一个补充品和解毒剂。而所谓“资源比较优势”论者正是要放弃纲领性发展战略，转而实行零零碎碎的策略性发展战略，分歧正在于此。究竟是单凭经验和试错亦步亦趋，还是主要依靠理性和知识进行总体规划；是把希望寄托于一个没有扭曲的政策环境，还是通过主动计划实现经济发展；是注意经济行为的眼前利益和短期目标，还是着眼于国家发展的根本利益和长远目标；是头痛医头式的修修补补，还是综合计划统筹兼顾；是只相信市场的自然力量和社会的互动过程，还是运用国家在发展方面可能的比较优势——这应当是中国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所必须考虑的基础理论问题，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在采用一种决策模式时就完全排斥另一种模式。
因此，问题不是要不要建立市场经济体系，而是建立怎样的市场经济体系，以及在中国超大规模且经济落后的复杂条件下如何使市场发挥效用。所谓比较优势论者所要建立的实际是一种自由市场模式，而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则要求建立一种国家导向的市场模式，即国家沿着市场规律的方向通过主要是纲领性的发展战略和计划指导经济活动，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优势促进经济的快速而持续的发展。纲领性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包含经济学的知识，而且包含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它要求破除经济单项推进和畸形发展，寻求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保持发展的潜力。有鉴于此，中国在制定纲领性经济发展战略时应当统筹考虑和正确处理以下十大关系：(1)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2)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综合发展的关系；(3)政府和市场的关系；(4)中央和地方的关系；(5)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的关系；(6)部分先富和共同富裕的关系；(7)速度和效益的关系；(8)积累和消费的关系；(9)农轻重及三大产业的关系；(10)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的关系。当然，制定这样的纲领性战略并付诸实施是极不容易的，但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强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不仅在于经济改革，更艰难的在于政治改革和国家决策模式的优化。
因此，问题不是要不要建立市场经济体系，而是建立怎样的市场经济体系，以及在中国超大规模且经济落后的复杂条件下如何使市场发挥效用。
注释：
①劳埃德·雷诺兹：“第三世界经济增长的扩展：1850—1980”，载《经济文献》(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第21卷第3期，1983年，第941—980页。
②有关“资源比较优势”战略的主要观点参见林毅夫等：“对赶超战略的反思”，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
③有关中国改变“赶超战略”后所面临的困境，参见刘力群：“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及其存在的问题”（载《战略与管理》创刊号）；“重工倾斜政策的再认识——兼论赶超战略。”（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
④例如美国比较经济学校际联合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们在60年代曾指出：“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在西欧和美国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尽管它极力想使自己成为一般原则而普遍适用，但是，它仍带有欧美地区特有的一些制度和问题的印记”，甚至有人断言，“西方经济学”在非西方国家中仅“具有限的分析价值”（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前言部分，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
⑤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5页。
⑥罗纳德·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347页。
⑦Robert Wade，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26—29。
⑧Lbid pp19—20。
⑨参见张世和主编：《战后南朝鲜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⑩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C·林德布洛姆引证大量资料证明在当时“不论是按共产主义的标准，还是按市场取向的制度的标准，中国的增长都给人以深刻印象”。中国在50—7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中居于较高水平，这一点即使比较优势论者也无法回避，故而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林毅夫等人引用官方数据说明中国在1952—1978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8.2%和6.0%（见“对赶超战略的反思”）。
(11)“比较优势”论者的一难经济主义观点在政策评估方面也能看得出来。例如对经济增长的代价仅作纯经济分析。据此认为“赶超战略”为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但如果超出经济层面看，改变“赶超战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变化的代价也许更高昂，如政治腐败，价值危机和民族自信心的流失等。对此莫里斯·梅斯纳的分析发人深省，参见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Mao’s China and Afte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20—535页。
(12)W.W.罗斯托编：《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页。
(13)以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中国乡镇企业起点过低，据统计，乡镇企业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其税利的80%，小矿井的乱采滥掘造成的资源破坏和浪费也十分严重（参见复旦发展研究院《1993中国发展报告》，第173-174页）。而且，中国现有农村人口近9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有1.2亿以上，若完全按市场的自动调节，上亿农业人口释放出来，必然引起各方面的紧张，这是“资源比较优势”论者的一把悬顶之剑。
(14)鉴于中国超大规模农业国的这一特征，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值得深入研究。“资源比较优势”者批评中国城市化率进展缓慢，问题是中国超大规模的农业人口本身在世界上就是独一无二的非典型的，因此不能以城市化的“一般的发展经验”来衡量中国的城市化问题。究竟是以自由市场机制鼓励农业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还是靠政府规划有计划有秩序地城市化，至少目前不能定论。
(15)本文所说的“主导国家”仅作为一个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分析概念，而非政治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概念。
(16)Edward S.Mason，etc，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of the Repablic of Korea.Cambridge：Harvard Uninersity Councilon East Asian Studies，1980，pp154，485。
(17)与此相对的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管制国家”(Capitalist regnlatory state)。Chalmers Johnson，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The Growth of lndustrial Policy，1925—197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参见中译本《政府到底该干什么》，云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9章。
(18)A·布莱因达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日本及美国三种经济模式的比较如下（参见日本《东洋经济》周刊，1993年2月20日）：
(19)G.A.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23-424页。
(20)David E.Apter，The Politcs of Moderniz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
(21)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19章。
(22)有关政策分析的理论参见C.林德布洛姆：《决策过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一部分的章节及《政治与市场》第23章。
(23)这两大流派的政治哲学观的分歧因卡尔·波普尔的阐述而十分鲜明，参见《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45-59页。波普尔本人力主“零零碎碎的社会工程”，但涉及实际社会改造时，他也承认不能在上述两种方法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
(24)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02页。
(25)Robert Wade，op.cit，p334。
(26)杨治：“产业结构机制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
(27)参见朴正熙：《我们国家的道路》，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71页。
(28)对这个重大问题的探讨，应由专论来研究，这里只简单提出一个假说，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方面，即政治上自暴自弃，自毁长城。如前苏联从经济上讲远不到要解体的地步，西方的政治攻势和前苏联的政治改革是解体的直接动因，而这又根植于其政治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如缺乏民主、官僚主义、民族矛盾等）。前苏联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完全有实力与西方对峙，弱点来自全能国家的政治领域及由此引发的自戮式的政治改革。
(29)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54-59页。
(30)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49、606页。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分析参见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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