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术独立”观念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观念论文,独立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06)03-0316-05
近代学人提出的“学术独立”观念，一直是中国社会最具争议的问题。赞成者认为，中国学术要发展，必须走学术独立之路，远离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生活；反对者认为，学术远离社会现实，远离了政治，根本上是学术与实用价值分离，学术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学术也就不成其为学术。这种争议实成公婆之论，难分高低。然而细加考辨，发现百年来对“学术独立”观念的争议，都是以对“学术独立”本身含义的简单理解作为争议背景的。考察这种争议的历史，可发现双方争议的焦点就是学术与政治、现实生活、实用价值是否应该脱离，学术是否应该远离中国社会现实，做象牙塔式的纯学术研究，简言之，就是争议双方把近代学人提出的“学术独立”观念理解为学术独立于一切现实“用途”。事实上，立于近代语境中仔细考察，近代学人提出的“学术独立”观念，并非如此简单，其内涵多歧而微妙。因此，考察近代学人的“学术独立”观念，厘清其涵义实为必要。
一、民族主义的一个侧面：中国学术独立于西方
近代学人提出“学术独立”，首先应是对西学东渐的回应。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之论，并不能否定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的观点，其实他们都说了中国近代历史现实的一个方面。中国近代历史有沿自身传统发展的一面，也有“冲击—回应”的一面。随着近代西学东渐过程的加速推进，民族保护主义（借用了“保守主义”而得来）的情绪必然日趋强烈。不管是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还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都有对中国文化学术传统实行保护的思想存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一直受到后来国人的指责，实为未具“了解之同情”。“中体西用”确有后来国人所指责的“保守”，但其具有的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一面也应予以正面理解；如果说张氏“保守”，至少他也同意“西学为用”，具有了那个时代的开放性。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学术的侵入，强调“中体西用”，就是因为“中学”已难以为体，才被迫提出“中体西用”的吁求，借以保护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以张之洞“中体西用”论为代表的保护中国文化学术传统的思想，实也是产生中国学术应独立于西方之观念的源头。
清末，留学欧美日本的浪潮蜂起，近代中国之西方教育体制的确立，西式大学的兴起，无疑对中国文化学术传统具有强烈的冲击。中学渐退，西学疾进，实为中国近代历史无可否认的现实。相对于上一辈学人，清末民初学人的胸怀更为开阔。王国维认为，做学问应“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1]，认为学术无中西之别。章太炎论中国学术时更有极为形象性的比方，“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中西学问一体同视。然而，章氏笔锋一转，“今日中国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不可委心中国也”[2]，明确提出中国学术独立性的严峻问题。其实，王、章二人主张应同等对待中西学术，就是因为面对西学的蜂拥而入，中学已面临生存的危机。王国维紧接他的上述观点说道：“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笃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中学已面临如此的窘境，王、章二人提出同等对待中西学术，其中实有一番借以保护“中学”的苦心。梁启超也告诫国人：“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3]105一面吸收外来文化，一面仍需保持中国学术传统的独特性。
然而，历史的进程并不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面对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近代中国不乏陶醉于欧风美雨中者，对中国传统文明的鄙薄已成为近代国人的流行观念，“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即可印证，废汉字、废国医的激进举动，反映了当时人们反传统的心态。但是，在如此观念笼罩下却有一些清醒理智的学者，不无担忧与激愤，黄节对此予以申斥，他说：“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4]学术不能独立于西方而迷醉于西方学术之下者，即为“学奴”，指责虽为偏颇，但也反映了黄节的良苦用心，担忧中国学术依附于西方。如能体味出近代学人吁求学术独立于西方的忧虑，就不难理解革命党人章太炎为何会去保存“国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为何在“五四”后会去“整理国故”。《国粹学报》创刊宗旨就是“痛吾国之不国，痛吾学之不学”，正是针对此“醉心欧化”的狂潮。学报主办者邓实就希望借表彰周秦诸子，“扬祖国之耿光”，实现“亚洲古学复兴”之愿望[5]。
蔡元培在清华学校的一次讲演中告诫当时的青年：“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6]蔡氏认为在吸收西方学术的基础上，应保持中国学术的独立发展，保持中国学术的特色，不为西方学术“同化”，否则，“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陈寅恪谈到治学方法时也指出：“其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7]并指出：“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8]明确提出中国学术应独立于西方的观念。
30年代，追求学术独立于西方的思想在学人中也时有表露，《独立评论》上有关大学教育与学术独立的争论，立足于大学教育的视角，认为中国学术更应独立于西方，不能做西方学术的附庸。其中姚薇元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大学教育“虽也标榜着学术独立，但那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实际上全国所有大学直到现在还全是‘留洋预备学校’，甚至最近利用创设的大学研究院也包括在内，进研究院也不过利用环境作投考留学的准备而已，颇有住研究院数年每年投考留学而始终没动手写论文的。照这样情形下去，再办10年20年大学研究，也是徒劳无功的。在留学政策之下，大学研究院是办不好的，学术独立是永无希望的”[9]，表面上是反对留学，实则是对中国学术能否独立于西方的关怀，不致使大学流为“留洋预备学校”，研究院办成“留学补习班”。这是近代学人颇有见地的评论。
由此可见，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下，近代学人对中国学术独立于西方的吁求，并非一定是学术上的“保守”，而是立足于吸收西方学术的基础上，保护中国学术传统，保持中国学术的独立性，甚至是追求创立具有本国“特色”学术的一种理想。
二、学术自由的吁求：学术独立于政治
近代学人时有学术附庸于西方的担忧，也长存学术受政治干扰或依附本国政治的焦虑。中国古代就有“师吏”的传统，以吏为师，实则官方政治在干预学术发展。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张居正杀何心隐、囚李贽，以政干学的传统源远流长。
传统如此之沉重，近代学人提出学术独立，事实上在为学术避免政治干扰树立一块挡箭牌。严复早就强调政与学的分离：“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10]主张政学分离，其立意是使学术能自由发展，保护学术自身的独立性。辛亥革命以后，熊十力等人纷纷脱离政界，从事学术研究。谈到政学问题时，熊十力认为：“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界思想锢蔽，而政治制度，何由发展日新？”[11]政府可以提倡学术发展，但不能干预学术“自由研究”，否则学术政治两者都难于“发展日新”。后来钱穆更从官办教育的角度指出政学不分的弊端，“惟由政府来提倡学术，培植教育，其最高意义总不免偏重于政治，此已不能满足在野学术界之理想要求。”[12]近代学人的“理想要求”究竟是什么？钱氏的议论中隐含的回答是政学分离，政不干学，期望学术独立发展，但不甚明朗。1938年国立四川大学“拒程运动”中，川大教授联名发表的《文化宣言》则做了明确回答。
在近代政府统治力度减弱之时，对学术的干预就小；而当其统治力度增强时，对学术的干预往往加强。因抗日的需要，国民政府对后方的控制力度渐趋强大，这种统治力也伸入到学术界。1938年12月26日，因反对国民党党员程天放任川大校长而起的“拒程运动”中，川大教授联名发表《文化宣言》，反对政治干预学术，反对党化教育，要求学术独立于政治，“不愿因政治之需要而牺牲学术之独立”。宣言集中表达了近代学人学术独立于政治的愿望，完全可以称得上近代学人的学术独立宣言。宣言中提出“学术之目的在于探求真理”，“绝非政治所能包举”，“更非任何主义所能限制”，学在求真，政学应分离，“政治有党派，而学术无党派；政治有恩仇，而学术无恩仇，此所谓学术独立者，并非强为高论，实学术本身之性质有以致之”，政学应分离在于学术本身的独立“性质”；“学校非政党之地盘，学术非政治之工具”，明确提出学术不是政治的工具，政治的附庸；政府的“指导统制”，“只求方向正确，不悖立国之精神，非谓举学者超然之品格而摧残之，取学术自由之空气而破坏之，置文化之尊严于政治需要之下也。”[13]川大学人的宣言表白了所有近代学者追求学术独立自由，反对政治干预学术的心声。
三、治学态度的表白与超越：学术独立于“致用”
学以致用或“经世致用”本为中国学术的传统。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即华夏千古真理，强调了学术的致用性。“经世致用”的提出也不只一个世纪，一个朝代，明朝中叶，“经世致用”思潮即已兴起。晚清“经世”思潮即承继明末清初顾、王、黄的思想传统，反对脱离实际，反对崇尚空疏。今文经学的兴起，对中国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实为“经世”思想在学术上的表现。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是寓政治思想于学术的典范，假学术之名，行变法宣传之实。
此处笔者无意评价“学以致用”的正确一面，但近代学人学在求“真”、求“是”的呼声也并不微弱，尤其在清末民初至为强烈。章太炎承乾嘉学派之余绪，虽说“求学之道有二：一是求是，一是应用”，并认为“然以今日中国时势言之，则应用之学，先于求是”[14]，但真正谈及学术时，章氏却明确立论：“学在求是，不以致用。”[15]并予以进一步申论：“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16]151同时，“致用本来不全靠学问，学问也不专为致用”，何况那些讲“致用的学问”，也“未必真能合用”，主张“学说是学说，功业是功业。不能为立了功业，就说这种学说好；也不能为不立功业，就说这种学说坏”[17]，功业与学说分离，这已涉及到章氏的治学态度，“仆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16]151。
这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章氏强调“学在求是”，但他并没有否定学术的致用性，而是说学术有用与否并不计较，注重学术本身，这其中实深藏了章太炎对学术发展的殷切关怀。
王国维对章太炎的良苦用心颇具“了解之同情”，认为做学问应超越于这些“功业”类的现实需求，其治学胸怀开阔，认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做学问不应计较有用无用。因此，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了颇具深意的观点：“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以“学术为目的”其意就是为学术而去做学术，实质上即为“为学问而学问”的另一种表述。他紧接着又重申：“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学术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18]学术的“发达”在于学术能否“独立”，以“学术为目的”才可“发达”，王氏的意思最终是以“学术为目的”即可达到学术独立。以“学术为目的”也就是王国维理想之治学态度的内心表白。
以学术为目的而非手段，梁启超也有同感，他在论及乾嘉学派时指出：“读诸大师之传记及著述，见其‘为学问而学问’，治一业终身以之，铢积寸累，先难后获，无形中受一种人格的观感，使吾辈奋兴向学。”由学在求“真”求“是”到“为学问而学问”，此为学人治学态度上的升华。梁氏进一步谈及治学有用无用的关系时说：“正统派所治之学，为有用耶？为无用耶？此其难言。试持以与现代世界诸学科比较，则其大部分属于无用，此无可讳言也。虽然，有用无用之者，不过相对的名词。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此言乎以无用为用也。循斯义也，则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日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以学术为目的即是“为学问而治学问”，梁氏认为二者实为同义。然后说：“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3]49学问要独立，不必考虑是否有用，学术应独立于“致用”，超越于“有用”，而“为学问而学问”更是这种治学追求上的提升与超越，更重要的，梁氏表明这是“真学者”的治学态度。后来他分析晚清“新学家”时又从另一视角予以论述：“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总根原，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并且认为：“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晚清之新学家，欲求其如盛清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3]98学术须“离‘致用’”，才可“独立生存”，明确提出学术独立于“致用”的观念。
然而，“为学问而学问”只能是近代学人的一种治学理想，“学以致用”的理念毕竟深入人心。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已提出“学术独立”的观点，并高举“为学问而学问”的大旗，可在1926年他又改变看法，似也回归到戊戌变法时的立场，他说：“现在人很喜欢倡‘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字也不能看轻。为甚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甚么要作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19]近代也一直不乏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的身影，学以致用于治国安邦，如胡适。但是，他毕竟能让政学分开，追求学术的“纯粹性”，提倡做学问“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20]有如前述，他虽未真正做到，但“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治学理想却是追求过的，也启迪了后来学者。顾颉刚在思考学术与人生的问题时悟得：“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不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般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21]顾氏比较理性地协调了学问与应用的关系，这里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耕耘了，收获自然会有。
纵观近代学人，他们追求学术独立于“致用”的治学理想，借以表白个人的治学态度。这种理想，并非真正否定学术的致用性，而且也做不到完全脱离现实用途，做象牙塔式的纯学术研究。他们只是在追求学问的途中做一种努力，摆脱“致用”的羁绊，或者说是对“致用”的一种超越，营造一个做学问的理念，去求真、求是，试图达到“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境界，获得学术的自由独立发展。此处并不愿改变“为学问而学问”字面上的偏颇，但如果有了上述这种切近近代学人内心深处的理解，他们提出的“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理想也就无可厚非了。
［收稿日期］2006-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