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的坚守：丁玲文学批评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精神论文,五四论文,丁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5)04-0114-05 丁玲很少撰写专题性文学批评，她的批评思想和言论散见于不同时期的散文、杂论、书信、演讲稿，包括序、跋和刊物“编后语”等当中，批评活动贯穿几乎整个20世纪，留下大量的批评性文字和文学评论[1]。学术界对此虽有研究，但整体把握尚有不足，许多仍停留在丁玲的“十七年”政治化批评及其新时期初对“伤痕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批评等极“左”印象中。事实上，作为深受“五四”新文学教育和影响的作家，丁玲的批评思想很多时候是复杂暧昧的。不过仔细辨析，不难从中寻觅出一条不变的思想红线，那就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执著追求与坚守。 一、认同批评：呼唤人道情怀与现实关注精神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丁玲呼唤和期待同情、理解的认同批评阶段，也是批评开始转向倡导“文学大众化”阶段。作为一位初登文坛的年轻作家，丁玲主要以作者身份发表对于当时批评界失望、不满却又希望、期待的复杂心情。首先是对批评者的冷漠和不负责任的失望与不满。丁玲坦言不希望批评者向她“唱过分的、不切实的赞歌，也不希望那些……含混的、不负责任的攻讦”[2]3。而是希望他们能忠实坦白地说出意见，但三年来收获的却是失望。“没有一个人拿出真正的态度来加以批评”[3]1。丁玲为此伤心、失望。其次是呼唤同情、理解的批评。丁玲早期批评与创作相类似，也是为了摆脱寂寞状态，渴望得到理解、承认。希望批评者能够理解她创作的认真和诚恳，给予“作品缺点的指示和纠正，无论表面上的，技巧上的，思想上的”[2]10-11。《我的自白》短文先后五次提到“批评”(批判)一词，鲜明体现出渴望得到批评的急切心情。此外，希望批评能够如同旗帜、火炬，不仅鼓舞指导创作，还能给读者以正确认识。她恳请大家看了她的作品后加以批判，给她“进取的力量”和“精进的机会”。反之，如果觉得她给了读者很坏的影响，也应痛快地予以“驳斥和攻击”，给读者“一个正确的认识”[2]10。从这些充满焦灼情感的文字中，不难看出丁玲呼吁的其实是一种被乔治·布莱称为建立在同情、理解基础上的“认同批评”。它充满热情，与创作互为一体，以不同的艺术形式传达主体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和思考，即“对于客观的作品的外在判断被一种参与所取代，即参与这部作品所披露和传达的纯主观的运动，然而，这种参与并不是在作品中淹没，而是作品在作品之外的重新开始”[4]。丁玲期盼批评理解和鼓舞创作，帮助和指导读者认识社会，发挥“为人生”的现实战斗作用，体现出对“五四”人道情怀和现实关注精神的执著坚守。 30年代初，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出任《北斗》主编，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批评观念发生改变。她开始以作者兼编者双重身份谈论文学批评，主要结合左翼文艺思想引导和期待创作与批评，注重从作者的阶级立场和作品的题材主题方面考察和评论作品。一方面，抱怨和不满批评界误读或瞎捧自己作品，希望得到一些符合实情的评论，对评论者“硬拿”《韦护》作为普罗文学批评“觉得冤枉”。另一方面，又以文艺工作者(编者)身份引导和期待批评。她主编《北斗》，刊载许多理论批评文章；注意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大力推介工农作家的大众化作品；主持两次《北斗》征文讨论，倡导“文学大众化”，指出“文学大众化应如何实践，是现阶段文学运动中的一个主要的问题”[2]22。这些对于动员作家反映时代变动、创作大众化作品及“在大众中发展新的作家”等起了一定作用。 然而，即便在倡导“文学大众化”的30年代初，丁玲的文学批评仍隐现着对人，对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充满同情、理解的人道情怀和现实关注精神。其一，对“文学大众化”的独特理解。一方面，丁玲强调作家“化大众”而非作家“大众化”。强调作家要“记着自己就是大众中的一个，是在替大众说话，替自己说话”[3]10。在丁玲看来，“文学大众化”主要指作家设身处地想大众所想，说大众所说，真正使作品反映大众真实情感，为大众服务；而不是要作家蜕变成大众，放弃自我和知识分子立场。另一方面，在谈到“怎样大众化”问题，丁玲始终坚持“投进去”的体验立场。她说：“要产生新的作品，除了等待将来的大众而外，最好请这些人决心放弃眼前的，苟安的，委琐的优越环境，穿起粗布衣，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为他们，同时就是为自己，大的自己的利益而作艰苦的斗争。”[3]9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作家要“投入”工农兵生活，才能感同身受写活他们；二是“深入生活”有助于拓展题材及理解和把握大众生活、思想、情感，从而创作出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因而深入体验大众生活，既是“为他们”，也是“为自己”。 其二，与理论上的大众化倡导相悖反，丁玲的大众化创作尝试陷入困境。随着30年代初现实形势发展，早期《莎菲女士的日记》式创作模式陷入困境，丁玲为此一度很苦闷，只勉强写了一点。后来生活“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创作了《水》和《多事之秋》，然而不是“潦草的完结”，就是“宏愿的失败”。“觉得材料太多”，“没有力量，把它集中和描写出来”[3]12。可见，即便能一条条列出“怎样大众化”的经验体会，但创作实践中仍未找到最佳感觉，只好慨叹：以后“不想再写长篇了，潦草，夭折都使我难过”[3]17。特别是谈到创作体会，仍强调主体要“爬进每一个人物的心里，替他们想，应该有哪一种心情”，“对于一切现象，都应该去观察、去经历、去体验，因为只有在经验中，才能得到认识”[3]12。不难发现，丁玲探讨理论批评时是时代需要和阶级理性占主导，因而能条分缕析“怎样大众化”的措施；而一旦贴近创作，身为作家的艺术感觉和生命体验便会涌现，《莎菲女士的日记》式“投入”体验就会重新被激活，不自觉流露出对人物同情、理解的人道情怀，呼应早期批评精神。 更重要的是，“文学大众化”的倡导是对“五四”“为人生”文学精神的丰富和拓展。“左联”成立后，确定了为求得新兴阶级解放，发现和培养工农作家，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等行动总纲领。这个时期，丁玲一方面呼唤评论者关注和重视大众化作品；另一方面自己也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关注和推介大众化作品，发现和扶持工农兵作家，培养大众化文艺队伍。《北斗》二卷三、四期合刊就刊载了三篇新人新作，认为“出之于拉石滚修马路的工人白苇君，从工厂走向军营的炮兵叔周君，以及从事于工农文化教育工作而且生活在他们中间的慧中君之手，这是值得特别推荐的。希望读者加以注意，并给予批评”[2]22。“因为这里面更能反映大众的意识，写大众的生活，写大众的需要，更接近大众，为大众所喜欢；同时也就更能负担起文学的任务，推进这个社会”[2]20。显然，这是左翼文学精神在批评中的体现，也是“五四”时期表现并探讨人生，且有益于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丰富和拓展。 如果说丁玲最初是以作者身份发表对于批评界的失望，认为责任主要在于批评者缺乏对创作的同情与理解；那么30年代初丁玲主要以批评者身份评介和引导创作，指出作家要“用大众做主人”，“不要使自己脱离大众，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作家”，“不要自满，应该接受正确的批评”[3]10。主体立场、身份的变动，预示着丁玲批评思想在酝酿变化，正在向着关注和引导文学大众化方面转化，这既是社会情势变化发展的反映，也是丁玲一贯的现实关注精神在批评实践中的深化发展。 二、政治化批评：坚持自主独立和诗性发现的文学精神 延安文艺整风后，丁玲创作和批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建国初，她身兼数职，不仅担任《文艺报》主编，中国文协副主席、党组书记，还兼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这些身份和职务自然影响到文学批评。加之，这个时期批评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不再是纯粹的文学鉴赏活动，而是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主要维护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观念，努力清除“文学自主”及“纯文学”主张[5]。丁玲主要以批评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阐释者)身份谈论文学批评，政治化倾向得到强化。其一，倡导建立有组织、有领导的自由论争和正确批评。认为作家创作要有提纲，要召开座谈会集体讨论。作家听取批评意见后反复修改，使之符合群众意思，体现集体主义精神。其二，主张积极开展批评。作家应欢迎批评，不怕批评，建立正当、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三，以政治化文艺观念评论文学作品。批评冰心作品“把人的感情缩小了”，认为跟着巴金过去的作品走“是永远不会使人更向前走”[3]120。最典型的莫过于被誉为“差不多‘消灭’了萧也牧”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批评《我们夫妇之间》是一篇“不好的作品”，“为了保卫人民的文艺(现实主义的文艺)”[3]256-257，必须对它进行批评等。 然而，在这些政治化倾向鲜明的批评中，也不难发现丁玲身上难以磨灭的“五四”精神印记。其一，强调作家面对批评时的自主独立和自由争辩。认为真正的作家不会被批评压倒，批评得不对“可以考虑，也可以争辩”，“批评者和领导上的意见，只是一种建议”，需要我们自己作主，认真消化[3]373。换句话说，丁玲虽然认为作家应听取集体批评意见反复修改作品，使之体现群众意思和集体主义精神，但并未把它上升到唯一的权威，否定作家独立思考和争辩的自由。她直言相劝陈登科：有些批评者要求一篇作品更全面、更完善却忽略了具体的人，“总希望作品也像一篇工作汇报或总结论文，包括一切问题……属于这一类的意见，你可以不必多管”[6]68。这种重视作家自主独立的批评思想到了新时期更是表达得淋漓尽致。她说：“我写作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形式的框框，也不想拿什么主义来规范自己……只任思绪的奔放而信笔所之。”[7]231并坦言认同叶圣陶所说的：批评很重要，作家应虚心听取批评，但“作家应该有自己的见地，根据自己的认识走自己的道路”[2]150。 其二，强调文学的内向性和对生活诗意的发现。丁玲虽然以政治化文学观念批评冰心、巴金等作家作品，但更多的还是把思想的独立性、对生活的诗意发现及对人的内在情感开掘作为批评标尺。她评论马加创作时说：作品不只是写一段经历，而“要写自己的思想与见解”，要“发现真理，发现生活的诗”[3]221-225。批评《韩营半月记》什么都记录了，就是“找不到作家自己所发现的东西”，“找不到所谓诗的东西，文学的东西”[3]224。明确表示不满自己建国前后的创作，认为：“并未超过过去，过去虽说不好，可是还有一点点敢于触到人的灵魂较深的地方，而现在的东西，却显得很表面。”[6]59她批评《解冻》，认为爱伦堡是“懂得感情，懂得人的灵魂的。可是他缺乏一种幽美的东西，一种迷人的东西”[8]。而艺术性就是“一种能迷人的东西。再好的作品，但不能迷人……便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7]301。可见，丁玲重视主体投入体验后对人、对人的心灵的诗意发现。文学批评本来就是“一种心灵的事业，它挖掘人类精神的内面，同时也关注生命丰富的情状和道德反省的勇气；真正的批评，是用一种生命体会另一种生命，用一个灵魂倾听另一个灵魂”[9]3。从这个意义上讲，丁玲是深谙批评要义的，并未因政治意识强化而消钝其作为一个批评家的敏锐与洞见，而是依然信守文学是人学、是触及人的灵魂的创造性发现。 其三，强调细读作品的同情、理解的体验式批评。丁玲认为批评应与人为善，针对作品进行具体批评。既不恶意打击，也不因是朋友而不加批评。而要沉入作品中，“陪着书中人一同欢喜，一同哭泣”，用感情而非理智去阅读[6]71。这显然是一种同情、理解基础上的体验式批评，充满善意、温暖的人道情怀。为此，她奉劝朋友读书时不要做批评家，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论是对自己创作的回顾感怀，还是对他人作品的品评推介，都是如此。即便是《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也是这种体验式批评的具体实践。丁玲当时出于纠正不好的创作倾向及“爱护”年轻作家，写作这篇“很有感情的”文章[7]267。尽管事后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批评建立在扎实的作品细读基础上。她揭破了日常生活叙事与宏大政治主题之间的裂隙，认为以夫妻生活来表达工农结合主题不恰当；洞察到了小说以反写“五四”时期男/女的启蒙者/被启蒙者关系来说明工农结合问题的不成功，导致男性(丈夫、知识分子)不仅没被改造(或者说被启蒙)，反过来却嘲讽和引导女性(妻子、农民出身的革命者)等等。这些既有极“左”文艺思潮规训的印痕，更有来自批评者性别与身份的敏锐发现，正是后者使得丁玲发掘出隐匿于文本深层的幽微皱褶，表达了一种来自性别本能的感受与批评。 三、自由民主批评：倡导百家争鸣与批评反批评的批评精神 “文革”后的新时期，整个文艺界拨乱反正、思想解放，重归“五四”文学精神。复出文坛的丁玲满怀激情，大力提倡韦护精神，呼吁“面向红尘，面对现实，使用多种武器，克服障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7]92。这是丁玲文学批评最活跃最丰产的时期，曾经被抑压和沉潜在政治化批判中的“五四”文学精神得到尽情释放。但由于丁玲的个人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也由于文学体制秩序和权威的已成定局，特别是权威意识形态在“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含糊与保守态度[10]，使得丁玲文学批评呈现出繁复驳杂状貌。一方面以作家和评论家身份反思极“左”文艺批评，呼唤真正的文学批评，倡导百家争鸣、批评反批评的自由民主批评精神，体现对“五四”文学精神的坚守与传承；另一方面在批评“伤痕文学”和现代派文学方面又表现出文艺观的“保守”，被誉为文艺界“红衣主教”。 然而，仔细辨析丁玲这个时期的批评，不难发现对“五四”文学精神的坚守仍是核心思想。在丁玲看来，“批评工作是革命工作，是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是反封建的利器。批评工作要大胆，思想要解放，要独立思考”[7]143。具体来说，其一，反思和否定极“左”文艺批判。认为那时“没有真正的批评，批评只是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里”[7]117。反对以集体形式、行政手段干预文学批评[7]106。其二，呼唤对具体作品研究的真正负责任的批评。认为新时期初文坛对评论重视不够，对青年作家创作一味叫好，对老作家创作则冷漠沉寂，呼吁关注和鼓励老作家创作。强调对具体作品的研究，“真正吃透自己要想评论的作品”，才能产生同情理解的深刻批评[7]452。其三，倡导百家争鸣与批评反批评的自由民主作风。丁玲从多方面探讨了批评的自由民主问题：第一，批评家之间要百家争鸣，发扬自由民主作风。反对“一言堂”，“主张大家来写文章，各抒己见，开展批评和反批评。不要只停留在开会上”[7]117。第二，作家与批评家之间也要形成批评与反批评的民主风气。作家欢迎具体的批评，“批评家可以畅谈自己的看法”，不必要求完全正确。如果“批评得不对，谁也可以反驳”[7]117-118。第三，批评家、作家与领导之间也应允许批评与反批评。允许作家和批评家发表作品，“即使有错误……即使与领导上的意见不相同，不一致，也应该允许发表”，“不搞家长制，一言堂”，“领导同志也有评论的自由。作家不同意，也可以反批评”[7]117-118，等等。 关于对“伤痕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批判。这是丁玲本时期批评活动中最遭非议的事件。如果仔细辨析，不难发现这仍是“五四”文学精神在丁玲批评中的实践与体现。首先，对“伤痕文学”的批评。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极“左”政治化文艺思想的回潮，只许歌颂，不准暴露。但从文学的内里精神来看，实质是对表现并且讨论人生诸问题，而且要指导人生、展示理想的“为人生”“五四”文学精神的承续与发扬。丁玲认为文学应当贴近现实，反映人民生活，应该“批判社会的缺点，但要给人以希望”。她对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说：“文学，一定要能鼓舞人顽强地生活下去，而且生活得更好一些。生活总不是一帆风顺，总有斗争，有胜利，有挫折，文学要鼓舞人们勇敢地到生活里面去……要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提高一些，更丰富一些”，让人看了以后，“从心里自然萌发出对美好高尚事物的向往”[7]292-293。由此不难理解她肯定《牧马人》中许灵均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那样爱国，对祖国充满了希望，和共产党员具有同样的感情”；赞赏《洗礼》“写了一个共产党员怎样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里面，从自己受了伤的泥坑里面觉醒过来……思想提高了，终于成为一名好党员”[7]295。批评《人到中年》“没有把人民之间的感情写好”，“应该把世界写得更有希望一些”[7]114，等等。 其次，对现代派文学的批评。丁玲多次以“……但……”转折句式表达她对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偏激看法，如“外国现代派艺术的某些长处我们可以吸收，不要一概排斥；但我认为我们文学的优秀传统，我们文学的主流应该还是现实主义的”[7]26。这是丁玲以自己熟悉和推崇的革命现实主义艺术标尺去批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现象，属于典型的“跨元批评”。但应当看到，这些批评大多发表在1983年清除“精神清污”前后，其中也不乏她迫于形势及自身问题考虑的权衡因素。事实上，在1983年给陈学昭的私人信件中，她就坦陈：“文学作品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主题和表现方法，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读者。只要能引人向上，能给读者以美的享受的，就应该得到支持和鼓励。”[6]219体现出对包括现代派艺术在内的各种艺术的开放与包容心态。尤其是她一手经办的《中国》杂志成为现代派作品的重要发表阵地，推出了刘索拉、残雪、格非等大批年轻现代派作家。不仅没有充当政治的“工具”和“传声筒”，“而是极力彰显时代民主、自由的精神”[11]。 总之，上述批评事件体现了丁玲一贯的同情理解创作、关心爱护作家及对自由民主批评精神的自觉维护与坚守。在丁玲看来，第一，“批评是对作家的爱护，是对作家的帮助，也是对作家负责任。一味地捧场，并不是对作家的真正爱护，而只能影响作家的进步，害了作家，同打棍子一样，是要不得的。”[7]222强调批评应出于善意，批评一个作品不是全盘否定它，更不是对作家一棍子打死，而是在客观评价其以往创作基础上，具体分析作品的优点与不足。如对《苦恋》的批评，她先肯定白桦以前的《情思》《曙光》《今夜星光灿烂》等作品，然后肯定《苦恋》的创作动机与立意，“是爱祖国的、爱党的”，最后分析指出不足在于表现“苦”时没有把握好分寸，导致“流露出一种并不健康的情绪”[7]222。这种批评态度和方式客观、公允，体现了尊重作家创作、理解与同情作品的人道情怀。第二，批评是为了纠正当时批评界的不正常现象，弘扬百家争鸣和批评反批评精神。或许出于对极“左”年代政治化大批判的警惕和纠正，新时期初批评界又走向另一极端：一味说好，忌讳说坏，不能开诚布公地和作者探讨、商榷[7]442，听不得不同意见。丁玲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几年搞评论的比搞创作的更不自由。”大家“不敢批评作品，即使你极其婉转地批评了一点点某个作品，好像就得罪了一大批人，就会群起而攻之，给你扣上‘左’的帽子，甚至到处说你是‘棍子’”[7]483。丁玲当时身处的就是这种尴尬境地，但她敢于如实批评，敢于在一片叫好声中发出不谐音。在她看来，“创作要自由，评论也要自由，允许批评反批评”，“一定要有批评、评论，没有批评、评论，就不会进步”[7]486。显然，这是丁玲从另一个角度对自由民主批评精神的丰富和坚守。 综上所述，呼唤和期待文学批评，重视作品阅读，强调同情理解、自由民主的批评精神贯穿于丁玲不同时期的文学批评，也体现了其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执著坚守。正如论者所言：批评是一种心灵的工作，“真正有效的批评需要有一种诚恳的研究精神，必须阅读文本，才能洞察作家作品的真实局限”[9]3。对批评家来说，真诚、客观的阐释比单纯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更为重要。因此，新世纪重读丁玲的文学批评，重提“五四”文学精神，重申文学批评是一种介入现实、指导和鼓励创作，以及充满人道情怀和自由民主精神的激情创造，对于引导当下批评走出贫乏和失语困境，探索中国本土化文学批评出路，以及构建良好的批评生态和批评体系等都不无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