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中国人类学重建以来的学科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中国论文,学科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从1901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算起，人类学在中国已有百年的历史。一方面人类学家在实践中不断地为发展这门学科而努力，另一方面也不断有人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所谓人类学学科史的研究，就是跟随其实践之后进行的另外一种人类学学术活动。
对于学科史的研究既有积累整理基础资料的方面，又有理论概括和提升的方面，既有关于某一地区或某一分支领域经验研究的总结，也有宏观的社会史方面的思索。近20年来人类学在中国大陆的重建复兴，加上历史经过了一个“世纪交替”的特殊阶段，所以回顾与展望蔚成风气，学科史的研究显得十分活跃而且成果卓著。除了发表了一大批单篇论文之外，不少概论和教材中也辟有一定篇幅论述学科发展的历史。近年还出版了几本学术通史性质的专著和译著。
大致说来，我们认为有如下几方面的议题值得介绍：
（一）人类学与民族学是有密切联系的两门不同的学科
过去和现在一直有不少人认为人类学相当于民族学，这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学者认为外文anthropology相当于ethnology（间或说明anthropology有专指“体质人类学”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解放以后一度取消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机构，大部分该专业学者转而去从事少数民族研究。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当前中国汉语语境中的学术分类与国外的实际差异是不能够用“对应语词”的“翻译”以及因袭西方的“学理”来加以解释的。李绍明曾撰文阐述我们对于学科认识的分歧和不合理因素，强调“我国的文化人类学以文化为研究对象，而民族学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两者更不能划上等号”[1]。目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目录中的一级学科分类事实上只列出民族学和社会学，人类学则仅为社会学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陈国强、孙远谋认为人类学与民族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那种把民族学当作人类学的看法是不对的，也不利于学科的发展”[2]。王铭铭在声明各国的人类学都有自身特色的同时，也尖锐地挑明：“倘若50年代的‘民族研究’与社会文化人类学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么，这个差别主要在于前者处于一个逐渐向国家政策研究倾斜的过程中，而在同一时期，后者的旨趣主要在于通过文化的‘书写’……来达到本己文化的反思。”[3]
1994年，乔健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讲演，认为大陆人类学发展存在三个困境，其中第一个就是学术界对学科的名称与内容没有达成共识[4]。我们今天看学者们有关学科历史的争论，不难感觉“正名”和“划界”问题事实上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无所谓，而是严重困扰人类学的正常发展。尽管没有人会否认并且割舍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社会学互相渗透、难分彼此的共同历史，但是透过社会学重建后与民族学拉开距离的现实，或许可以预见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分化将渐渐明显。
（二）人类学的南北派特色以及与社会学、历史学的交叉关系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人类学客观形成了南北不同的特色，出现了所谓“南派”和“北派”两大传统。南派多受博厄斯学派及进化学派影响，并与中国传统考据方法相结合，偏重于材料的收集和解释，主要课题在重建中华民族上古史；北派受功能学派影响较深，致力于社区研究和边政研究，旨在探讨解决现代中国民族社会问题。李亦园还进一步提及所谓“南北两派传统的互易”，认为1949～1964年台湾人类学研究延续了大陆时代南派传统，而1965年之后出现了从传统民族志走向社会人类学的趋势，表现特征就是汉人乡村社区的研究热；与此同时，大陆则是原来北派的学者转向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研究[5]。
近来我们还注意到一种现象，就是随着各地学‘术交流的加强，地理区划上的“南北”已经不成其为辨认学术流派的象征符号，“从异文化到本文化”和关注历史与文献的研究方法成为时尚[6]。这可能受到几个不同侧面因素的影响：国际人类学当代思潮的渗透，中国原本拥有丰富的汉语文献资料，中国人类学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已经积累有一些成功的知名田野调查点（如江村、禄村、西镇等）可供后起者进行再研究[7]。
（三）对于分期问题的商讨
分期问题一直都是历史编撰的重要理论关注点，尽管中国人类学史不过百余年，但是它与近现代政治史紧密相连，所以分期问题也就格外敏感且引人瞩目。从中国内地的情况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即：解放以前的萌芽时期（1928年以前）、初步发展时期（1928～1949年）、解放以后的恢复与发展时期（1966年以前）、重灾期（1966～约1978年）和重新恢复和再度发展时期（1979年以来）。当然各位学者的具体划分存在着一些细节方面的差异，值得关心的重要歧见有三点：
其一，中国人类学的历史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客观上中国的人类学是西方人类学中国化的产物，先是以介绍和引进国外理论和学习西方经验为主，所以有人认为学科史应该从19、20世纪之交的译介工作算起。有些研究者认为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没有人类学，因为当时只有翻译和引介，没有实地调查；只是在此之后，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中国学者才开始运用西方理论从事田野考古，研究少数民族和汉族村落。1928年中国人建立起自己的相关学术机构，并有计划地开展田野工作，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8]
其二，有人比较重视“反右派斗争”的影响作为一个分期的界标，把新中国“文革”前的17年再细分为两阶段：1950年年初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前，是民族学在中国得到恢复与发展的时期；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是民族学艰难发展时期。[9]
其三，如何处理“文革”时期的学科历史。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的《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和郑杭生、李迎生编撰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都把“文革”作为学科史上的“空白”来处理，着墨一笔带过；王建民等在《中国民族学史》中则认为不存在“断裂”，特地辟出一章描述“文革”中人类学家的遭遇，同时强调所谓“空白”对于学科发展的意义不可忽视。无独有偶，顾定国也认为，中断的年月对于人类学复兴的一个明显影响是：它在中国北方已经不容易找到发展空间，因为“它的姐妹学科谨慎地守护着自己的学术地盘和组织领地”[10]。顾定国还曾经形象地把整个学科史的分期标识为不同时期扬起不同的“风”：“西风”（比喻1949年之前以学习欧美诸学派为主的时期）、“北风”（解放后跟随苏联模式时期）、“台风”（“文革”年代）、“春风”（喻示改革开放时期）[11]。
（四）本土化及大陆与域外同行的对话
“本土化”是产生于西方的近代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进入非西方国家后出现的不可避免的趋势。类似的话题置于以“在对比中认识异文化和本文化、注重主客换位思考”为特征的人类学界，变得格外复杂而有趣。顾定国作为美国人类学家，力图贯彻“文化相对论”，在中国大地上“寻找”“人类学”(anthropology)这门学科时谨慎地使用了复数形式酌“人类学科学”(anthropo1ogical sciences)，认为“只有通过使用这样一个名词，我才能够避免把美国的框架强加到中国的现实之上”[12]。英国同行王斯福评论顾氏著作的文章标题，就在叩问：“存在一种‘中国人类学’吗？”他批评顾定国不该忽略民俗研究，因为在中国，“我们所说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许多内容是作为‘民俗研究’进行研究的”[13]。这样善意的针砭里反映的也许还有：中国“地方版”人类学的特殊形态难免带给“原产地”同行学者异样的体认。
在纵览了中国人类学发展历程后，顾定国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类学既非任何外国人类学的翻版，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和自我界定的学科，它的学术建制受到西方和苏联两种体系的影响，中国探索人类学模式的经验具有特殊的意义，能够为全球人类学作出贡献[14]。我们认为当前中国人类学的本土特色大致表现在以下几点：(1)架构上受美国人类学的影响较大，强调体质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三大分支的学科结合；(2)具有较强的传统历史学（尤其是民族史、文明史及远古史）的学术风格；(3)随着中国建设现代化过程的推进，人类学的应用研究有逐渐向社会学应用研究靠近的趋势，尽管在理论与方法上仍有不同特点；(4)新中国民族学学科传统对象是少数民族，现在开始重视汉族研究的实践，并有将“民族学”部分转为“人类学”旗号的意向。
导致人类学普遍性里中国特殊性的主要原因无疑是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不妨说，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内，对于20世纪前半期人类学的发展做出卓著贡献的，是作为“中国人”的本民族学者；1949年以后，50～70年代少数民族“本民族学者”的迅速成长，在一定程度上为近20多年来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差异性的扩大奠定了基础。
（五）口述与文献史料的并举
编写学科的历史一般还是以文献材料为主，不过由于中国人类学的历史不长，加上不少当事人或其子女、门生弟子还都在世；这就为“访谈”、“口述”提供了便利。有人说，要真正洞悉历史，理性的认识和感性的体悟同样重要，缺少体悟，就无法贴近历史的脉动，对历史的理性认识也不会完全真切。顾定国的《中国人类学逸史》和王建民等的《中国民族学史》，都较多地采用了第一手的访谈口述材料。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现有文字史料（包括档案）的不足。顾定国的著作尤其对事件发生的场景和发言人物作了生动形象的描写，这样既增强了可读性，更重要的是可为后来的研究者作话语分析提供必要的相关信息。
总而言之，及时回顾历史、展开讨论、发现问题、调整前进方向，是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工作中必须重视的环节之一。历史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研究方法。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好的“中国人类学史”作品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