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当代哲学原理著作：类型与特质——西方当代哲学原理著作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著作论文,哲学原理论文,特质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lO）04-0056-08
一、西方当代哲学原理的三大类型
西方的哲学原理著作，从18世纪黑格尔《哲学大全》（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开始，代有其人。在19世纪，有文德尔班（W.Windelband）的《哲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1895）；20世纪初，有詹姆士（W.James）的《哲学问题》（Some Problems of Philosophy:A Beginning of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1911）和罗素（B.Russell）的《哲学问题》（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1912）；在20世纪中期，有伊文（A.C.Ewing）的《哲学基本问题》（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Philosophy,1951）和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哲学概论》（Philosophische Gespr
che,1954）。上面所举的20世纪以来哲学原理著作，多为流派性质，且这些流派大家所写的原理性著作远没有其作为流派哲学的代表声名远扬。哲学原理，正像其名称所呈现的那样，多是为了大学的教学需要而产生出来的，但正因为教学需要，都能对哲学作一简明扼要的总括，让人们一读就明白：哲学是什么。在西方当代，这样的哲学原理，主要以三种方式出现：一是以学科为基点对哲学的范围和问题进行介绍，二是以观念为基点对哲学的范围和问题进行介绍，三是以哲学的核心为基点对由核心而引申出或展开的哲学观念或学科形式进行介绍。不妨把前者称为学科型哲学原理，中者称为问题型哲学原理，后者称为意义型哲学原理。其实三者的内容就其核心来说是一样的，“学科型原理”讲哲学的一个个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都有其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就是问题型哲学要讲的基本问题。还要进入到哲学之所有如此的学科和如是的问题究竟有何意义。同样，问题型原理讲哲学的一个个大问题，这些问题正是存在于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之中的。同时也是内蕴着哲学的意义。不难想象，意义型哲学一定要用一定的概念来表达，这些概念是由哲学的分支学科进行专门讨论的。虽然它基本上不从学科的角度，特别是不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讲哲学意义和哲学概念的意义，但必然会引证学科中的要人和要义，要进入概念的论证和反证。从这一角度看，三种哲学原理其实是一种哲学原理，都是讲的哲学中大致相同学科，以及大致相同的由这些学科提出来的重大问题，并思考这些重大问题（或由这些重大问题引出）的意义。
但三者就其讲述的方式来说又是不同的，学科型原理著作以学科的方式讲，首先呈现的是这一学科的历史，要把这一学科讲清楚；问题型原理著作以问题的方式讲，可以不讲学科的历史，直接进入问题本身，目标只是要把这一问题讲清楚；意义型原理不从学科史开始，也不从概念开始，而从哲学得到出现的基础（比如对“我是谁”的询问，对“我必然要死”的询问……）开始。三种哲学原理的同与异，一道构成西方哲学原理著作的总貌。
然而，哲学原理应讲哪些分支学科和哪些重大问题，追问哪些意义以及以什么方式追问意义，又是具有时代性的。一个时代的哲学原理总是面对当代的哲学问题，以这些当代问题为基点，去巡视哲学史的丰富材料，结构出自己的哲学原理来。因此，西方当代的三种原理讲述，又都是具有当代性的。
下面举例看一看这三类哲学原理著作的基本面貌。
先看学科型哲学原理著作。一是当下上网就可查看的皮科瑞诺（Philip A.Pecorino）的网上教材（Online Textbook）《哲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目录如下：第一章：导论；第二章：古希腊：西方哲学的源头（The Greeks:The Origins of Philosophy in the West）；第三章：宗教哲学与上帝问题（Philosophy of Religion and the Problem of God）；第四章：形而上学（Metaphysics）；第五章：认识论（Epistemology）；第六章：心—身问题（The Mind-Body Problem）；第七章：自由与决定论（Freedom and Determinism）；第八章：伦理学（Ethics）；第九章：社会哲学（Social Philosophy）；第十章：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第十一章：艺术哲学与美学（Philosophy of Art and Aesthetics）；第十二章：结论。这本网上哲学导论展现了西方学科型哲学原理著作的基本面貌。
当然这也不是定论，再看一本沃尔夫（Robert Paul Wolff）在20世纪末出的第八版的《哲学概论》（About Philosophy）。其目录如下：第一章：何谓哲学（有五节，其中第五节是“西方传统哲学的限制”）；第二章：认识论（有六节，其中第六节是“主体性的挑战”）；第三章：形而上学与心灵哲学（有四节）；第四章：科学的哲学（有五节）；第五章：伦理学（有十节，其中有四节讲医疗伦理）；第六章：社会与政治哲学（有五节）；第七章：艺术哲学（有四节）；第八章：宗教哲学（有五节）；最后有一附录“怎样撰写哲学论文”。沃尔夫的原理著作在呈现哲学的分支学科上，把皮科瑞诺书中四个占有专章的学科，形而上学和心灵哲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合并为两章来讲，多出了一个科学哲学。这两本书，基本上代表了西方哲学原理著作讲述的哲学分支学科的范围。这就是，西方的哲学包括：形而上学，认识论，宗教哲学、心灵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艺术哲学，把这一范畴与中国的哲学一级学科比较，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中国的哲学进入体制性的二级学科中，没有心灵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但有逻辑学。与中国的哲学原理著作比较，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除了在海外任教的台湾学者沈清松主编的《哲学概论》用这一方式写作之外，其他都不用这一方式。① 从沃尔夫每一章节中的内容，可以看到学科型原理的写法，以学科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要观点来展开，但这些重要人物，都是西方哲学史上的，虽然其第一章里专有一节讲了“西方哲学的限制”，但具体讲哲学时，又只能讲西方哲学史上的思想。这显示出了西方人心中的两个问题：一是显示出了哲学原理在西方的状况，西方人讲哲学概论无须顾及非西方的哲学；二是显示出了哲学原理在世界的状况，西方哲学原理关心的问题，仍是世界主流哲学所关心的问题。
其次看问题型原理著作。
威尔逊（Brendan Wilson）2002出版的《简说哲学》（Simply Philsophy）呈现了这种原理著作的类型，其目录如下：论域一：科学（含三章：发展、原因、或然性）；论域二：精神（含三章：实在的观念、肉体与精神、他人）；论域三：自由（含四章：普遍的因果性、自由、诱惑、正确与错误）；论域四：认识（含五章：确定性、现象的面纱、怀疑论、超验的确信、常识）；论域五：语言（含四章：一般概论、抽象、名词、传递）；论域六：客观（含四章：感知、无观念的生命、真理、客观）；论域七：上帝（含两章：上帝、原因与筹划）；最后是：何谓哲学（含一章：哲学）。这里哲学关键词构成了核心，在每一关键词中，都可以看到学科的基础，科学含科学哲学，精神含心灵哲学，自由含社会和政治哲学以及伦理学，认识含认识论，语言含语言哲学，上帝含宗教哲学。不过淡化学科而突出问题。但这些问题由于是从普遍性上来讲的，因此，与学科的关系显示得比较突出，为了要把这些大问题讲清楚，就更需要“学”支撑，也可以朝学科方向更为靠近，这就是所罗门（Robert C.Solomon）2006年出版的《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The Big Questions:A Short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所呈现出来的原理类型，其目录② 如下。导言：做哲学；第一章哲学问题；第二章：生活的意义；第三章：上帝；第四章：实在的本性；第五章：真理的追寻；第六章：自我；第七章：自由；第八章：道德与好的生活；第九章：正义与好的社会；第十章：哲学、性、种族和文化；第十一章：美。这里十一个大问题，除了第一章总论和第十章显示了哲学在世界的态势之外，十章的大问题都是与各分支学科相关联的，在导言里，作者讲了哲学的主要领域：形而上学、伦理学、认识论、逻辑、宗教哲学、政治（或社会政治）、美学（或曰艺术哲学）。该书的大问题也是从这些分支学科中产生出来的。
最后看意义型哲学原理著作。
费恩（Nicholas）2005年出版的《哲学：对最古老问题的解答》（Philosophy:The Latest Answers to the Oldest Questions），在篇章结构上把这一类型进行了强调。其目录如下：第一篇：我是谁（含四章：本我的问题、自由意志与命运、心灵与机器、肉体与灵魂）；第二篇：我知道什么（含六章：认识的问题、意义的问题、固有之理念、思维的语言、后现代主义与实用主义、认识的极限）；第三篇：我应当做什么（含三章：道德运气、不断扩展的圆圈、生命与死亡的意义）。这本哲学原理从篇的标题，突出了意义问题，我是谁？我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哲学的主要概念都由哲学所推动的意义追问而引出。这里特别要强调，这一方式突出西方哲学的特质，哲学是由个人的角度提出来的，虽然个人同时也代表了人类，但人类是在突出个人主体性这一方式中呈现出来的，从“我”出发，把哲学的基本问题组织了起来，同时也是按照学科的方式组织起来：（具有个人主体性的）人性，（从理性角度看的）心灵哲学，（从宗教角度看的）灵魂问题，认识论、意义论、语言论、自由论、道德论、死亡论……意义型哲学原理的一个要点，就是由个人性的“我”困惑和追问而来。有了一个个体性的我这样的视野，才可以理解美国的内格尔（Thomas Nagel）1987年出版的《你的第一本哲学书》（What does It All Mean）具体呈现出来的方式。其目录除导言外，有九个论题：外部世界是否存在、他人的心灵、身心问题、词语的意义、自由意志、对与错、公正、死亡、生活的意义。所有的哲学关键词，认识论（外部世界与他人心灵），心灵论（身心问题），语言论（词语意义），自由论（自由意志），伦理学（对与错），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公正），死亡哲学（死亡论），生活或生命哲学（生命的意义），都是由个人性的意义追问而展现出来的。虽然在这样展现的同时，由关键词所代表或所牵及的学科性也同时得到了突出，但由个人性而来的意义问题更为彰显。西班牙的萨瓦特尔（Fermando Savater）1997出版的《哲学的邀请：人生的追问》（An Invitation to Philosophy），从其副标题就可知其是意义型原理。其目录如下：引言：为什么需要哲学；第一章：从哪儿上路；第二章：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第三章：我是谁？我是什么？第四章：我们何以为人；第五章：我们在哪里？世界是什么？第六章：自由得不自由；第七章：自然得不自然；第八章：社会机器，大同世界；第九章：美的颤栗；第十章：迷失于时间之中；结语：没有缘由的生命。这本哲学原理，从个人的死亡上路，从没有缘由的生命终结，突出了意义的追问。但除了以通俗的方式，即以日常关键词来讲哲学原理外，还是可以看到西方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世界、自然、时间、人性、社会、自由、美。当然，由于以意义追问为主，也有一些重要的哲学关键词尚未突出，比如“正义”，“德性”……未能出现。这正是类型不同带来的差异。
三种类型的哲学原理显示了怎样的西方哲学特质呢？
二、西方当代哲学原理著作的主要特质
西方哲学原理著作，特别是与中国哲学原理著作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至少有六点比较突出：一是个人性的视野，二是对自我的追问，三是具有批判性的理性，四是上帝的存在，五是自由的问题，六是正义的问题。这里且讲前四点。
（一）西方哲学第一个独特之点，是从个人性为基点来进行思考的
如果说天人（宇宙人生）关系是哲学的大题，那么，这“人”在中国哲学中，主要是集体性（或整体性）的，而在西方哲学中，是个体性的。可以说，个人性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一个出发点。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以一种普遍性的结论的话语方式说：“哲学发端于令人困惑的个人问题。”[1]41萨尔瓦特《哲学的邀请》用自己的特例讲了，他的哲学思考始于其9岁或者10岁时突然想到“我也会死”这个“独一无二的我的死亡”这一观念的触动[2]10－11。费恩《哲学：最老古问题的解答》由三篇“我是谁？”“我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作为全书的总框架，整个哲学问题都由“我”贯穿起来，最鲜明地突出了西方哲学概论的特色：一个个体性或主体性的“我”，构成了哲学的核心。内格尔《你的第一本哲学书》同样是从个体性的我开始的：第一章：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是由个体性的人开始的唯我论的问题；第二章：他人心灵，还是由单个人的我提出的问题；第三章：身心问题，还是由单个人引出的普遍性的人的物质身体与精神意识之间的问题：第四章：词语的意义，还是从个人性的我仍然内含在提问之中。由此而下：自由意志，对与错，公正，都明显地有以个体性的我为提问视野。最后死亡。以个体为基点，死亡问题成为哲学的一个大题。在中国的哲学原理中是不会把死亡作为哲学大题提出来的。死亡作为哲学是与个体性的人作为哲学的提问视野紧密相关的。费恩著作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死亡问题。费恩和内格尔以死亡作为哲学最后的点睛之笔，而萨瓦尔特《哲学的邀请》由把死亡作为哲学的开始之章。第一章（讲研究哲学）“从哪儿上路”，从对死亡的思考上路，而这“死亡”，是“独一无二的我的死亡”。西方哲学的核心是逻各斯（logos），逻各斯就是逻辑，西方逻辑从如下三段式开始：
所有的人都是有死的
苏格拉底是人
因此苏格拉底是有死的
这个三段式突出了西方哲学的三个具有特色的东西：第一，西方式的逻辑；第二，苏格拉底型的思考；第三，哲学思考的起点，从人的必有一死开始。自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到海德格尔（现代哲学），都强调哲学从死亡开始。里面包含的正是西方文化从古希腊开始的独特的演进，即从原始血缘进入到城邦公民这一西方式的演进，正是这一演进中突出了个体性（或曰个人主义）传统。虽然在中国文化中也有这样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中国文化对死的思考，立即被转向一个固定的和稳定的价值系统，增加的是人生的（整体性的）信心。西方的固有一死，转向的是我的个人存在的困惑。公民性的单个人的存在的哲思，开始于个体的死亡。
从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的死亡而来的，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就是古希腊的另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从哲学史的角度看，这是西方哲学意识的第二次觉醒，第一次哲学觉醒是泰勒斯用物质性的水作为宇宙的本原，代表了精神性的神作为宇宙的主宰。如果说第二次哲学觉醒是把世界由活的生命（人不能掌控）变成死的物质（人可以掌控），那么，第二次在哲学觉醒则自我意识觉醒。人的自我认识达到的一个根本点，就是苏格拉底的名言：“我唯一所知的是我的无知”。这里人的所知之“知”，即习俗之知、常识之知，而无知之“知”，即本质之知、哲学之知。是死亡之思，让希腊人超越出来，奔向哲学之知。这是个人与习俗和常识的对立，是个人对本体的追求。我们看到，作为古希腊哲学的真正开创者，苏格拉底突出了西方哲学是以人的个体性／主体性为出发点的。作为现代哲学的真正开创者笛卡尔的“怀疑一切”是个人性的“我”在“怀疑”，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我在怀疑这一点是不能怀疑的，由此引出“我思（怀疑性的思考）故我在（本质性的存在）”。这一“我思”之“我”正是个人性／主体性之“我”。在现在哲学中萨特提出的存在先于本质，这个存在就是单个人的存在。可以说，以个人性为基点的追问构成了西方哲学的特色之一。回到萨瓦特尔的《哲学的邀请》上来，他的整个著作，突出的正是由这一思想展开：第三章“我是谁？我是什么？”第四章“我们何以为人？”第五章“我们在哪里？世界是什么？”然后是自由、自然、社会……最后以海涅一首关于哲思与死亡的主题的诗《告别》作为结束：
我们不停地问自己，
一遍又一遍
直到一抔泥土
让我们闭上嘴巴……
可是，这能算是一个回答吗？
这种以个体性为基点的追问，不但是西方哲学的一个特色，而且其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都与之相关。由个体性基点，会引出“自我”的问题。因此——
（二）西方哲学第二个特色，是对自我的追问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把个人性进行普遍化。费恩《哲学“对最古老问题的最新解答”》中是由“我”进入一个普遍化的基点：本我，再由本我进入到一系列哲学问题：自由、心灵、身体、认识、意义、语言、道德……在萨瓦多尔《哲学的邀请》是从第二、三章标题中的“我”进入到第四、五章标题中的“我们”。而大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中，由宇宙问题（上帝、实在、真理）进入个人问题，首先也是“自我”一章，然后才是由之而展开的自由，道德，正义，性、种族和文化，美。从费恩的“本我”到所罗门的“自我”，所归纳的正是西方哲学中的由个体性／主体性引出的一大主题。所罗门对西方哲学史的自我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呈现。个体性人，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中，如何定义自己和把握自己，这就是自我的问题，一个人从婴儿到老人，变化甚大，但老人看着已经面目全非的婴儿时的照片，仍然认为这是同一个“我”。这一自我认同意味着人具有一个内在统一性的我，即哲学上的本质自我。
何为本质我？可以有宗教性的回答，人是上帝面前的一个灵魂；可以有世俗性的回答，人是生物性的求乐避苦；最重要的是哲学性的回答。这里有多种理论，自我的核心，第一种认为，自我的核心是自我意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代表，洛克由心灵中的记忆使自我具有统一性是另一代表。第二种认为，自我的核心是情感。克尔凯廓尔说，存在首先是一种激情，人是通过培养自己的激情，特别是对上帝的一种充满感情的承诺，来培养自我。第三种是行为主义的理论，其要点是：精神事件不被安置在心灵，而是置于行动着的有机体的完全可见的身体之中。第四种是功能主义的理论，其要点是：精神活动是由大脑的某些功能构成的，这些功能完全可以用脑物质以外的东西复制出来。第五种是存在主义特别是萨特的理论。其要点是：自我是一种选择，真正的自我，只有我们为自己创造的自我，自我是每个人为自己选择的东西，是我们对未来的投射，是变成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的意愿，因此，自我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自我的奋斗永远不会完成，从而，永远对自己负责的自我就是本真的自我。第六种是社会自我理论，从亚里士多德讲人是社会动物到马克思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都认为本质自我由社会所铸成。[1]215－250所谓“本质自我”如果要由中国当代哲学去对接，会将之安置为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重要的区别在于，中国文化中的人，是从整体性的视野去看的，其观点如有不同，是时代整体的变化，总体来说从来都是确定的，正像“人生天地间”那样人人能感，毋庸置疑。而西方文化中的人，是从个性视野去看的，而且是从具有刚性逻辑和理性批判方式去看的，从而对于何为本质自我充满了疑问，充满了歧义。因此，在中国哲学原理中，自我不是一个问题，而在西方哲学中，就成了一个问题，而正是由一个个体性的自我，自由问题、正义问题、上帝问题……才产生出来。
（三）西方哲学第三个特质，是理性的批判性和谦卑性
雅斯贝斯说，两千年前，中国、印度、地中海同时达到了哲学突破，这样说是把中国、印度、地中海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与尚处神庙阶段的思想相比较，如果从已经达到哲学高度的三个地区的思想之间进行比较，那么，西方思想与中国、印度思想一个最大的不同，就体现在理性的特质上。在中国和印度，如果说有一个哲学性质的理性，那么，这一理性都与还保存着宗教思想的宇宙本质（中国的“天”和印度的“梵”）紧密相连，最主要的，是把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性与无限的宇宙（天与梵），紧密相连，在印度，梵就内在于人之中（是人自身的神我），在中国，内在的性来之于天，从而可以像庄子那样“以人合天”，可以像孟子那样尽心知天。对一个宇宙本体的信仰，构成了中国和印度的理性，在把有限与无限，实体与虚空结合在一起，其基本的精神是“诚信”。而在西方的哲学突破中所产生的理性，一个基本的精神是对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性的反省，是对现实现象的真理性的怀疑。在西方哲学中，理性是建立在个体性之上的，个体性要确证自己和世界而运用理性，在古希腊，理性如亚里士多德讲的那样，首先是好奇，这个好奇，不是人面对世界进的求新好奇之奇，而是指“对我们周围每个人都当作显而易见和安全无误而接受的东西感到吃惊的能力”。[2]30在近代，理性是笛卡尔的“我思”，我思首先是怀疑，然后是从怀疑中得出确定性。在现代，理性体现为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严正宣告。萨瓦多尔在《哲学的邀请》里说：“哲学的一个奇特的任务，就是不时地针对我们的信念指出质疑。”[2]30这一质疑首先从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入手，对于这些知识，提出三个问题：
1.我是如何获得这些知识的？
2.我对它的确定性有多大
3.我如何才能扩展和提升这些知识，或者有可能的话，用其他更可靠的知识来代替它。[2]25
这里三个问题的主语都是“我”，只有把个体性“我”与整体性的“我们”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西方哲学的理性特质才呈现出来，我运用理性和理性体现于我的西方特质才体现出来。西方的理性来自于西方刚性的形式逻辑（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比形式逻辑更加精密的数理逻辑，以及以否定性为特征的辩证逻辑。西方的理性就是批判性，批判常识，批判现有的知识，这一批判就是建立在有与无的对立上的，建立在人的有限和宇宙无限上的，建立在一个科学型历史直线和进步直线的理性上的。因此，理性在西方，是与六个关键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怀疑、反省、批判、证据、逻辑、确定。正如萨瓦多尔所说，哲学是“不时地去修正一些我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将它们与我能够找到的其他知识对照，用批判的态度检验它们……一句话，就是要去寻找支持或驳斥它们的证据。这种在将我自认为知道的东西作为正确的东西接受下来之前寻找和斟酌论据的作法，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运用理性”[2]27。在萨瓦多尔看来，“理性是一种智力程序”。可以把萨瓦多尔对理性的论述总结出三个特点：第一，否定。“理性的任务与其说是肯定性的（发现某种作为所有真理的源泉的绝对权威），毋宁说是否定性的（指出我们知识中的各种谬误和前后不一贯之处）。”[2]35第二，对话。否定不是用权力和暴力去否定，而是用理性、证据、逻辑去否定，因此，理性的否定“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对话”。[2]37第三，谦卑。理性是从个体人的“我”出发的，因此，在怀疑和否定的同时，又是必然是谦卑的。“它对自己，对自己的探求，对自己辛劳的前思后想，对自己的证明和反证都感到不自信。”[2]36正是谦卑让西方理性不仅不断地否定别人，也不断否定自身。而理性的这三个特点，都是为了让理性达到西方哲学要求达到的三个目的：一是为了让个人之所得具有超出个人性而达到客观性和普遍性；二是个人达到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因为理性推理的说服力而具有可理解性和可传达性；三是从这四点（客观性、普遍性、可理解性、可传达性）而显示，理性的运用是为了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
以上所述的理性的这些特点，都建立在一个西方特质上：人的有限性和正从有限性走向一个无边的宇宙，“走”是在一个无终的过程之中，人的周遭被虚无（无知）所包围。
理性在中国走向现代性的转型而学习西方理论的过程中进入中国，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理性是与认识论相关的，是认识论的一个阶段或者说一个环节，从感性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客观实践。进一步，通过实践的检验，达到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这样理性紧紧地与现实联系在一起。而这个现实是在天地自然社会中的现实，本身是确定的。虽然这一现实里没有了古代中国“天”的概念的神秘一面，但又被注入了“科学”的肯定性和信仰性一面。西方理性的批判性的一面和谦卑性的一面都没有了。在新时代的哲学原理中，孙正聿的“反思”，与西方哲学的理性内涵有所接轨。言归正传，可以由西方理性的批判性和谦卑性，引出——
（四）西方哲学第四个特质，是上帝在哲学中的位置
在西方的个人中心和理性批判中，上帝成为一个问题。一方面，建立在个人性之上的理性，会一直面对着自己周遭的未知世界，这决定了需要一个上帝来把握和安慰未知给人的压力，从而意味着一直需要有一个上帝；正如所罗门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中所说：“在大多数人的哲学中，信仰上帝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正是上帝使得宇宙最终可以理解，使生活有了意义。”[2]87另一方面，建立在个人性之上的理性，很难理性地证明上帝的存在，这就意味着西方人需要上帝存在的同时，又质疑着上帝的存在。这一矛盾决定了上帝一直是西方哲学必须讨论的一个问题。
正是在理性对上帝的需要和对上帝的质疑中，上帝的形象在西方哲学史上不断地变化，演化出一套极为复杂和抽象的哲学观念。最初，当基督教在犹太教的传统和罗马帝国的土壤里产生的时候，接受了希腊的拟人化形式和理性精神。在前一个方面，上帝是按人的属性来描述的，而且是一个男性。这一拟人的上帝至今仍存在于教会之中，存在于大众之中（“据《人民》杂志报道，在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有55％的读者说上帝是人形的，有27％的读者说‘绝对不是’，只有18％的读者承认他们‘不知道’。”[1]91）。在后一个方面，出现了古希腊理性必然要产生的两种倾向，一种由未知和虚无而来的神秘化倾向，上帝是不能被我们理解和知晓的，但他会倾听祈祷，并关怀我们。实质上是用上帝弥合了有与无的冲突，只是在弥合已知和未知的同时，把对未知（虚无）的恐怖转化为对未知（上帝）的崇敬。另一种倾向是强调上帝是一种理性的存在，体现在圣安瑟莫（公元1033～1109）存在论论证和托马斯·阿奎那（公元1225～1274）的宇宙论证。存在论论证是建立在希腊哲学存在与存在者结构上的：宇宙万物都存在，从而我们拥有万物存在的观念，但一定有一个最伟大的存在，万事万物本质上都隶属于它，而不可能还要比它更伟大的存在，这个最伟大的存在，就是我们所称的上帝。宇宙论证是建立在希腊逻辑学上的：宇宙万物都在运动，运动一定有推动者，宇宙运动的第一推动者是谁呢？上帝。宇宙事物都有原因，一切原因的最后一定有一个最后的原因，上帝。宇宙中的事物有的是可能存在，有的是必然存在，宇宙具有必然性的存在后面一定有使之作为必然者，这就是上帝。近代以来，科学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机器显示了自己的威力，自然呈现了伟大的面貌。在科学方面，伏尔泰把上帝看成是一个物理学的必要假设，牛顿把上帝作为宇宙运动的第一推动者，在机器方面，威廉·马雷（公元1743～1905）推出了上帝存在设计论证。这一论证与中世纪的存在论证和宇宙论证一道，成了用理性证明上帝存在的三大论证。设计论证是说，大自然的构造如此的巧思和美妙、具有如此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其后面必然有一个设计者，正如我们拾到一只精巧的手表，一定会想到后面有一位制作者一样，如果没有上帝，大自然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上帝是存在的。在自然方面，斯宾诺莎推出了泛神论，自然中的一切，都充满了神性，自然就是上帝，上帝就在自然之中。近代以来，一个更有影响力的科学和理论方面的成果是进化论，面对进化论的挑战，上帝从古典的静态转向了近代的动态。黑格尔哲学是其体现，这里，一方面上帝变成了一种普遍精神，即绝对理念，另一方面成了一种宇宙过程本身，绝对理念成了在自然和历史中不断运动着的精神。人在本质上是绝对理念的体现，绝对理念通过人来活动，而且利用人来为其目的服务。绝对理念会在最后达到（实现）自己的顶峰。另外，在科技的进步下，彻底反对上帝的理论也产生出来，这里，有休谟和康德对上帝存在三大论证的批判，更有马克思和尼采对上帝的全盘的否定：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制度的精神制度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这作为人民的虚幻的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需要幻觉的处境。（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上帝作为病态的神、作为蜘蛛、作为精神——是地球上所曾有过的最为腐朽的神的观念之一；或许在上帝类型的后续发展中，它甚至表现出某种低水平的征象。上帝是对生活、对自然、对生命意志的宣战！上帝——任何对于“这个世界”的毁谤、任何关于“下一个”世界的谎言的惯用语！上帝——虚无的神化，把虚无奉为神明的意志。（尼采《敌基督》）[1]122,123
然而，西方个体性的人和批判性的理性突出了人面对着无穷的未知，也就决定了上帝必然要存在。从宗教本身的神秘性来说，两种理论一直存在：上帝是超验的和上帝是内在的。前一理论认为，“上帝是超验的，它超越于人的日常的经验世界，它在我们之外，并且与他所创造的世界截然不同”[1]94。人或者像天主教那样，通过教会与上帝联系，或者新教那样，无需教会的中介，我们以个人性的和直接性的方式与上帝的联系。后一理论认为，上帝是内在的，“上帝并不在我们之外，他与这样世界并非迥然不同”[1]95。神学家的上帝道成肉身和圣灵观念，哲学家的上帝等同于宇宙整体的思想，都是上帝内在论者。
西方哲学一旦运用理性并把理性逻辑贯彻到底，就必然要否定上帝，但一旦运用理性并理性地去看待上帝，又必然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对文化的意义。因此，如何理解上帝又为西方哲学必须花最大的智慧去处理的大问题。面对理性与上帝的矛盾，同时又将之调和起来，同样是西方哲学的重任。这里且举两位大哲学家的工作，康德和克尔凯廓尔。康德看来，第一，上帝是存在的，但又是在人的理性认识之外的，上帝是属于物自体。第二，上帝虽然是在人的理性认识之外的，但对人在天地间来说，对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来说，又是重要的，在人的实践理性中，在人的道德行为中又是要起作用的。克尔凯廓尔用了“信仰的跳跃”来解决理性与上帝的矛盾。克氏认为：“相信上帝应允永生是无法用理性论证的，没有证据，无法证明。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神学家就一直尝试要证明上帝存在，证明某种宗教教义为真：有时他们运用感官的证据——他们看得见、听得见和摸得到的东西；有时他们用纯粹逻辑的抽象论证演绎出客观绝对的基督宗教（或是回教、犹太教）真理。但是克尔凯廓尔认为这种循理性论证的路数注定要失败。人类想在有限人类和无限上帝之间的绝对鸿沟上架起理性的桥梁，必然是徒劳无功的。上帝可以降凡尘世，怎样降临显然超越了人的理解。人类无法以理性计算出上帝的临在，就像一个数学家不能顽冥地用一加一的方式，一直推算到无限。克尔凯廓尔认为，理智并不足以支持人类对上帝承诺的信仰，人类唯一的希望是一种绝对无条件的信仰的跳跃。我必须大胆一跃并且说：Credo！（我相信！）。”[3]
为什么需要通过划分理性与信仰的方式而对信仰进行肯定呢？从个体性的人为出发点的西方哲学面对巨大的未知，需要一种信仰对象和道德力量，上帝满足西方文化现实处境的信仰对象和道德象征。正如所罗门所说，在西方文化中，“信仰上帝并不只是相信上帝存在着，它也是信仰某种特定意义的上帝，这个上帝以某种方式影响我们，而我们也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着他。”[1]89不管怎样，上帝问题始终是西方哲学必须讨论的一个难题。就是把上帝作为信仰对象，由于这一信仰是在一个有着批判理性的环境中的，信仰本身也还会受到理性质疑。正如所罗门所举出来的，对上帝的理解从三条陈述上体现：
1.上帝是全能的
2.上帝是全知的
3.上帝是善的
然而，如果世界上存在着恶，根据前面就可推出，以下三条陈述中至少有一条必然为真：
1.他对此无能为力
2.他对此一无所知
3.他对此漠不关心
所有这些都与我们对上帝的理解相冲突。[1]104然而，虽然这些显出了信仰上帝出现的理论困难，但是只要把理性贯彻到底，就会发现，对于理性来说，是上帝这样一个对象，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因此，面对上帝，从理性的角度看，帕斯卡的“赌注”是一个较好的参考：“我们或者信仰上帝或者不信。如果我们信仰上帝并且他存在，那么我们就将获得无穷无尽的最大快乐；如果我们相信上帝但他不存在，那么最坏的情况就是我们错过了某些享受罪恶快乐的机会。不过即使上帝不存在，信仰他所获得的那种启示本身也是值得的；然而，如果我们不信仰上帝而他却存在，那么我们或许会享受到某罪恶的快乐，但却会遭受到永远的惩罚；如果我们不信仰上帝，上帝也不存在，那么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你不必是赌场上的老手，也能看得出来哪种赌注更好一些——那就是去信仰。”[1]118
面对上帝，理性是困难的而又是永远必须去面对的。
收稿日期：2010－04－14
注释：
① 大英百科全书的“哲学”辞条，应该是一个更为全面的哲学内容，它从三个角度对哲学进行了分类，从体系的角度，除了西方哲学之外，还有东方哲学的各体系：佛学、儒学、道学、日本神道，印度教、耆那教、锡克教、印度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各个体系里，有原子主义、分析哲学、埃里亚派、经验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存在主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现象学、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毕达哥拉斯主义、理性主义、实在论、教会哲学、怀疑主义、斯多葛主义、功利主义……换一个角度，可以有由各个哲学大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等的大名所代表哲学，可以有由著名教派如犹太教、伊斯兰教等等的尊名所代表的哲学。最后与本章的论题相关的，是对哲学分支学科以英文字母顺序进行的罗列：美学、教育哲学、认识论、伦理学，历史哲学、观念论（ideology）、法哲学、逻辑学、逻辑哲学、数学哲学、形而上学、心灵哲学、自然哲学、哲学人类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但这只是从学术背景对哲学史上的哲学分支进行罗列，而不是对当下哲学概论应写的哲学分支。
② 该书作为大学教材，在导言和每一章都有：开篇问题，篇末问题，阅读建议。这里将之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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