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1]2004年在《论新形势下我国政府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宏观管理》文中提出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外商投资企业来华投资不断增长，投资领域不断扩大，技术含量不断提高。随着大批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中国，这些企业给我国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给我国经济注入了新的血液。这些企业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我国企业系统内部的一个分支，也是我国直接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政府发展和规范外商投资企业对于加快我国经济建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政府管理角度出发，以外商投资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国外政府发展外商投资企业所取得的经验，通过宏观视角审视我国政府对外商投资企业宏观管理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提出我国政府发展和规范外商投资企业的对策思路。 论文按照“确立方法、借鉴模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谋篇布局。本论文的内容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导论。该部分主要对论文的研究状况作了简要论述。界定了研究对象，论述了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阐述了前人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第二部分对于我国政府对外商投资企业宏观管理的相关理论阐释。首先对研究对象进行界定。接着先后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管理外商投资企业的主要对策，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一些启示。欧盟各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几乎没有限制，对内外企业一视同仁。欧盟主要从全欧盟的角度制定宏观投资政策，同时对每个成员国及其成员国地方政府的投资政策进行监督。日本则是结合本国实际，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既积极吸收外资发展民族经济，加快技术进步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又规范外商⑥石贞士学位论丈卜IASI.卜l之’S’川15!卜投资企业投资行为，防止外国资本对本国经济的控制。 第叁部分分析我国政府对外商投资企业宏观管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动态问题。根据统计资料，分析外商投资企业近年来在中国发展的现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我国政府发展外商投资企业的动态过程中已经出现的若干突显问题。从动态角度出发，分为前期问题和后期问题。其中前期问题为:投资环境不理想、投资导向政策不完善、非国民待遇。后期问题为:相关问题的政府后期监管、虚亏实盈现象严重。 第四部分提出新形势下我国政府对外商投资企业宏观管理的对策思路。在新形势下，我国政府管理外商投资企业的宏观对策应从叁个大方面着手进行。首先，政府应明确政策目标的取向与引导方式。政府管理外商投资企业选择的基本思路是，既要对外开放，大胆吸引外资，充分利用外资来发展我们的民族经济，又要对外商投资企业加强规范管理，避免其挤压我国民族经济;其次，改善投资环境并规范政府对外商投资企业若干问题的监管;最后，从宏观上提出平衡外资政策，实现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将优惠待遇与区域引导相结合，同时还应调整产业政策，合理引进外资和利用外资，从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型向目标型转换，使其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行政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政府发展外商投资企业的动态相关问题进行了解析。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尝试着提出了将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待遇与区域引导相结合的若干政府对策思路。在对外商投资逐步实行“国民待遇”的条件下，我国应根据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的现实情况，实施有重点、分层次的优惠政策，把优惠政策与区域引导相结合。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政府管理发展
刘英奎[2]2003年在《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问题的提出和选题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我对中国企业“走出去”问题，即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思考。 一是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中国企业应如何应对其机遇和挑战。据统计，2001年全球大约有跨国公司6.5万家，它们拥有约85万家国外分支机构，其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1／3以上，其内部和相互间的贸易已占世界贸易额的60％以上，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90％左右。世界货物、资金、人员、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日益频繁，进而促进了世界各国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可获性大大提高，各国经济发展对本国资源的依赖程度进一步降低。在经济全球化的汹涌浪潮中，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入世和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外商到中国投资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已经成群结队地来到中国。国内企业该怎么办?是在国内市场上偏安一隅被动挨打，还是走出国门主动出击，到国际市场与跨国公司展开竞争?这一问题值得人们深思。 二是生产能力过剩、内需不振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市场开始出现整体供大于求的格局。从1998年以来内贸部公布的中国主要商品的供求平衡情况资料看，其中供过于求的比例分别为：1998年上半年为25.8％；1999年上半年为72.1％，下半年为80.0％；2000年上半年为78.36％，下半年为79.64％。市场供过于求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面对这种严重的生产过剩，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非均衡主要是产业结构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造成的，因此不可能完全依靠国内自我发展来彻底解决，而必须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来实现。 叁是自然资源短缺问题成为制约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瓶颈。我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率较低，矿产资源品位较低，尤其是部分战略资源严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据预测，按现有的资源利用方式，预计到2010年国内45种主要矿产资源约有1／2不能满足需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国门，通过对外投资方式，获取国外矿产资源以补充国内资源不足，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四是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比例失衡。对外开放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但是，完全意义上的开放应该是双向的开放，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走过了一条以“引进来”为主的发展道路，吸引了大量外资，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截止2002年12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24196个，合同外资8280.60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4479.66亿美元。1994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世界第二大国，200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527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相比较而言，对外投资对我国国民经济却无足轻重。最新国际投资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吸纳国外投资与发展对外投资应形成合理比例。国际投资经验表明，—个成熟的经济体系，引进外资额与对外投资额的比例一般以100∶110为宜。据《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研究，各类国家引进外资与海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为100∶140，发展中国家为100∶18，而我国仅为100∶8。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企业“走出去”还有不小的差距，这和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很不相称。面对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的趋势，我国有必要加快海外投资的步伐，使得国民经济能够长期、健康、协调发展。 五是中国外贸出口深受贸易保护主义的侵害。随着世界生产力的迅速扩张，许多国家商品供过于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对国际市场的争夺也更加激烈，从而导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一些国家频繁利用技术和环境壁皇等非关税措施对商品进口设限;有些国家甚至违背世贸组织规则，滥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韦糙贸易摩擦;不少国家则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组成区域性贸易保护屏障，阻碍外部产品进口。因此，各国之间贸易摩擦此起彼伏。这使得中国出口商品深受其害。据夕阻贸部统计，从1979年至2001年3月底，中国共遭受概起反倾销调查，涉及金额100多亿美刃.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内遭受反倾销指控最多的国家。面对这种贸易格局，通过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越过各种贸易保护壁垒，扩大我国产品国际市场份额，是我国企业新世纪应采取的一项重要战略。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我选择了“中国企业实施去出去战略研究”作为论文选题，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对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有所帮助。 具体地说，论文的选题具有如下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论文的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国内理论界、产业界对于“引进来”的重要性已有充分的认识，“引进来”的实践成绩斐然，“引进来”的理论更是异彩纷呈。然而，我国成功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企业屈指可数，关于“走出去
黄安[3]2014年在《新时期中国外贸转型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危机中涅盘,转型中重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型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外贸易发展快速,有力助推了经济社会发展,显着提升了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国际间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对外贸易在彰显其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同时,也越来越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其影响的范围与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从国际上看,目前虽然经济呈现企稳回升态势,但经济复苏乏力、形势复杂多变、隐忧风险仍然存在,下行压力仍较大,外需尚未根本改善,贸易摩擦增多等；从国内看,结构性矛盾突出、产能过剩明显、发展方式粗放等矛盾突出。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大转型时期。面对国内外多种因素的迭加影响,国际金融危机表面是对我国外贸增长速度的影响,实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外贸转型发展,成为新时期我国外贸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也是我国在新形势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外贸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本论文以马克思的对外贸易理论为基础,对西方近现代的国际贸易相关理论及中国特色对外贸易理论的探索和发展进行了分析和把握。在理论溯源的基础上,对我国外贸体制演进、发展实践及存在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剖析。随后,论文论述了新时期中国外贸转型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意义,分析了当前中国外贸转型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探索中国外贸如何转型时,论文分析研究了美国、日本等当今世界贸易强国的外贸发展模式。最后,本论文在结合我国当前的发展实际,借鉴世界贸易强国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中国外贸转型发展的基本思路,探索了比较贴近实际、科学可行的路径选择,对我国如何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提供了发展思路。
周建军[4]2008年在《转型期中国城市规划管理职能研究》文中认为转型作为我国社会经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重要特征与标志,已深刻影响和融入我国经济社会众多领域。城市规划作为受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深刻影响的领域之一,毫无疑问,在主动迎接与接受经济社会转型深刻影响与推动的同时,必须主动加强与加快城市规划自身适应性改革与创新力度。本研究以转型期城市与城市规划新变革为切入点,在对现行城市规划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亟需改革创新职能要素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中外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发展、特征及改革趋向的比较分析,借鉴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中“效率与公平、公共权力与利益、公共服务与管理”等核心理念与价值取向,引入博奕理论中多方博弈(群博)原理,分析了转型期中国规划管理职能在多元利益博弈中的定位基准原则与方向,重点研究了转型期城市管理职能合理定位、流程再造、职能内容创新、职能体系建构及职能实施绩效评估等的新探索。论文提出了加快城市规划管理职能改革与创新的关键内容及努力方向,同时,研究中以典型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创新实践为实证,更具说服力和现实操作性。通过上述研究,揭示了转型期多元利益博弈中规划管理职能构成与发展的新特质、新作用及新方向,建构了转型期我国城市规划管理职能综合体系。
沈健[5]2010年在《征管约束下的税制优化》文中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税收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税制的多目标调节与税收征管的矛盾亦日益突出,特别是1994年我国税制改革以来出现的税制优化与税收征管的矛盾越来越来明显,导致我国税收管理的质量与效率并不理想。税制优化与税收征管是税收管理中两个相互依赖的方面,现实中人为地把这两个方面割裂开来,并且片面强调税制优化的主导地位容易导致税收管理质量与效率的下降,为解决税制优化与税收征管的矛盾,本文着重从税收征管的角度就税制优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税收管理有一定的目标和原则,财政原则、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是最基本的原则。从税收原则内容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税收征管一直是税收管理的重要内容,没有税收征管,税制优化也是纸上谈兵、画饼充饥。税制优化与税收征管互相依赖,紧密相连,税制及其结构的优化必须符合上述原则,同时应遵循其特定的原理与方法。无论是税基优化还是税率设计,商品税、所得税在符合一定原则的前提下都有其规律与方法,而税制结构优化强调的是主体税种与辅助税种要相互协调与配合,使税制达到整体最优,而非某个或某几个税种设计的最优。再次,对税制进行优化会产生相应的宏观、微观经济效应,在税制设计中应根据不同的调控目标来进行税制的优化选择,充分发挥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税制优化还受社会历史状况、人文条件和制度环境的影响,这些因素也是影响征管的主要因素,在税制优化过程注意这些因素将使税制更具实践操作性。税收征管从总的方面可以概括为申报征收、管理服务和税务稽查叁个方面,由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税收征管同样也有其基本规律和方法。税收征管是伴随着税收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历经几个阶段的变化发展,是一门边缘性、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税收征管根据税收制度的要求进行,并且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征管模式、管理体制、法制建设、管理人员素质、征管手段的应用以及治税环境构成税收征管的基础,对建立在该基础之上的税源监控、申报征收、纳税服务、税务稽查与资源组织是税收征管的内容,即税收征管的能力与水平,这种能力与水平不是无限的,要受到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税制优化与税收征管互相依赖、互相协调、相互制约,税制决定征管的内容,但税收征管的能力、征管成本对税制优化会产生制约,具体表现为对税制模式、税制本身、税基选择以及税率的设计产生影响。在一定的征管能力与水平下,在对税制模式的优化选择、税制的适当简化以及对小纳税人的管理过程中,必须把征管实践性作为税制优化的标准,实现税制优化与税收征管的协调。我国税收管理走过了六十年的历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税收管理的质量与水平并不高,突出的问题是税制的多目标导致了与税收征管的脱节。文章通过对我国现行税制及其目标、税收征管质量、税收征管基础及征管水平的分析,指出了税制优化忽视税收征管约束是我国税收管理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同时具体分析了流转税、所得税及其他税种等在税制设计上存在的缺陷及对税收征管造成的影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美国作为世界上税制最为复杂的国家,其税收管理的质量并不低,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使其具有强大的税收征管能力与水平,为复杂税制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使得美国的税收管理也优于其他国家。而发源于法国的增值税,由于增值税制设计比较合理,与税收征管的协调性比较好,对法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比较好的促进作用,可以为我国的增值税制改革提供良好的借鉴。发展中国家中,俄罗斯与印度尼西亚的税制改革在社会的动荡中历经几个阶段的反复调整、完善,其税收改革中的教训值得我们思考,税制与经济发展水平,与税收征管的能力不协调是税收制度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严重影响了税收管理的质量与水平。而我国香港地区的“简税制、轻税负、重征管”税收管理思路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我国税制的优化首先需要依据现阶段征管能力与水平,从税制结构的优化开始,选择增值税、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作为我国的主体税种,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开征社会保障税作为所得税的补充,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在各具体税种的优化中,首先要改革流转税制,调整增值税与营业税课征范围,改革消费税,与增值税配合实现一般调节与特殊调节的结合。其次,要优化所得税制,一是要转变个人所得税的税制模式,改分类制为混合制,降低边际税率,缩减税率档次,扩大税基,适当调整扣除标准。二是要做好新老企业所得税政策的衔接、加强与其他税种的政策协调、缩小税法与会计的差异、降低征纳成本、完善反避税措施等。叁是开征社会保障税,实现由费改税的转变,消除制度不统一、统筹层次低、征缴体制不合理等弊病。再次,要优化行为税制,特别是改革土地增值税制设计,调节房地产开发商的开发交易行为,同时要简化小税种设计,方便税收征管。最后,要重视和发展财产税和资源税,研究开征物业税,转变房地产开发交易环节成本高,保有环节成本低的现状,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改革我国目前不合理的资源税设计,促进资源的合理节约使用。
张宏建[6]2004年在《我国应对国际反倾销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国际反倾销形势不容乐观，国际反倾销诉讼呈上升趋势。由此导致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对倾销和反倾销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经济界和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国外对华反倾销诉讼案件不断增加，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因此，认真研究应对国际反倾销的对策，是当前我国对外贸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本文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认真分析了倾销与反倾销的理论研究基础，探讨了国际贸易中，倾销与反倾销形成的基本原因，倾销与反倾销的法律渊源。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倾销和反倾销的实践角度，考察国际反倾销形势及中国遭遇的国际反倾销严峻现实，以总结国外反倾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损害。探求了对华反倾销形势不断升级的原因。外部原因主要表现为国际竞争格局的调整和国外对华的歧视性政策。内部原因主要是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外贸的无序竞争以及我国贸易保护体系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等。同时，针对我国的在反倾销体制、相关法律制度、人才培养、企业应诉不力诸多方面的问题，总结、探求了相关政策建议。在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形势下，论证如何实施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构想，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和对策。应该努力推进贸易制度和贸易理论的创新，争取构建博弈共赢的贸易机制，加强国际经济协调。进一步深化外贸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推进贸易政策的调整。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发展经验，充分利用WTO规则，尽量融入多边贸易体制，争取公平贸易环境。
吴伟达[7]2009年在《境外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境外直接投资是指资本输出国(又称母国)的投资者在境外直接经营企业,并对境外企业经营管理享有较大控制权的投资活动,具体指母国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以及自然人将其资金、实物、工业产权等投放到境外,依外国法在当地设立企业或收购当地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并取得管理控制权的一种资本输出活动。境外直接投资具有如下特征：投资行为跨越国界,投资者对企业有控制权,投资主体是私人,投资活动受到投资者母国和东道国的双重管辖,调整投资的规范的目的和内容包括管理、促进或保护其境外直接投资叁个方面。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大致经历了国际化经营的尝试性阶段、国际化经营管理框架形成并强化的阶段和国际化经营迅速发展阶段。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增长态势有所放缓,但这只是暂时的。境外直接投资法是为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境外投资行为而制定的法律,其产生缘于国家对境外投资行为调节职能的发达。现阶段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调节机制已呈现“叁元化”的格局：市场调节、国家调节和国际调节。这叁种调节相互配合,综合发挥调节功能。其中的国家调节在法律渊源上表现为境外直接投资国内法规范,国际调节则表现为境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法规范。国际调节是对各国的国家调节的再调节。各国的国家调节需要接受国际调节,并尽可能同它保持一致。事物的本质属性决定事物体系的格局和大小。尽管我国有关境外直接投资的规定仍分散在一些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之中,但从其调整的目的和内容看,无非体现在促进、管理和保护叁个方面：一是境外直接投资促进法律制度；二是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法律制度：叁是境外直接投资保护法律制度。这一“叁分法”的观点也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间接认同。“叁分法”观点的确立,为境外投资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奠定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如果我们在立法时,能遵循这一科学的“叁分法”思路,境外投资法律制度各单行法之间的矛盾冲突、不配套、混乱等现象由此可望得到有效的解决。作为经济法一个部门的境外直接投资法,必然要遵循我国经济法立法的价值取向：效率、公平和社会本位,同时兼顾国际社会利益。但是,境外直接投资法有其特殊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的特殊性是由境外直接投资法在经济法体系中的特殊本质决定的。根据境外直接投资法在经济法体系中调整对象和功能分工,以及国际投资市场特有的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境外直接投资法需要重点考虑投资活动的安全以消除投资者的顾虑。所以,境外直接投资法律制度应以安全和效率为自己的法律价值。我国境外投资立法的宗旨和任务应该是有利于经济结构和运行协调、稳定和发展。作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部门,境外直接投资法有其特有的调整对象和功能,故其立法活动除了要体现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兼顾各方利益外,也应体现其特有的原则：国际化原则。境外投资立法模式应采用先单行法后基本法,基本法与单行法相配套,国内法规范与国际法规范相协调发展的立法模式。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在境外直接投资法律制度建设上的一些成功实践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当前境外直接投资促进法律制度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应结合国际惯例,.特别是WTO规则,通过建立亏损税收减免、税收抵免、税收饶让、允许有条件的延期纳税、给予中小企业特别税收优惠、建立海外投资准备金制度,完善税收法律制度。通过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扩大提供信贷的金融机构及其业务范围,建立境外直接投资基金,完善金融扶持法律制度。通过发挥政府有关部门的特殊优势,设立专门的机构,建立信息化平台,完善技术援助和信息服务法律制度。从而真正发挥上述各项制度促进境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作用。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法律制度大概经历了：制度起步、制度形成并强化、制度逐步完善叁个阶段。我国境外投资管理法律制度存在“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理”的现象。因此,今后在立法导向上,应做到审批和管理并重。通过建立投资单位和主管财务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发挥驻外经济商务参赞处(室)的监管优势,组建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委员会,建立境外投资报告制度,强化对境外投资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监管和民营企业投资行为不规范的监管。境外投资保护产生于投资者在境外可能面临各种风险(包括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和安全威胁的需要。当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境外直接投资法律保护制度(如境外投资保证、境外商务投诉服务、境外企业机构与人员安全保护、国际保护等),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境外保险制度的投保人的范围不合理、投保审批制度缺少国家调节、代位权实现难,国际法律保护的力度有限。因此,应该重点完善我国的境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加强外交保护及运用好国际法保护。
赵明[8]2008年在《服务业FDI转移向中国的区位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际直接投资早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但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重点逐渐开始转向服务业,尤其是近年来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己经成为了国际投资的新引擎。我国服务贸易近年来一直是逆差,应该以此为契机,把握机遇,积极稳妥的吸引外资,改变目前局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全球服务业FDI的区位选择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界定了服务业FDI及区位选择的内涵,分析了服务业FDI转移的特征、发展趋势以及动因,然后从经济、体制、政策叁方面对影响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了分析,随后总结了服务业FDI在我国区位分布的现状。在实证分析部分,选取中国具有代表性的13个城市为案例。首先用SPSS对影响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了线形回归分析,然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这13个城市吸引服务业FDI的能力进行打分和排序,进行了相关分析,并对如何吸引更多的服务业FDI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耿正洁[9]1989年在《税收论文篇目辑览》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税收的固有特性(徐佑立)财会审1985,6,47“税收”概论辩析(蒋大鸣)陕西财经学院学报1986,2,58浅谈税收抵制问题: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流(廖世忠)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86,6,23社会主义税收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王绍飞)税务研究1985,2,15社会主义税收征纳关系的探讨(李大明)
李万一[10]2010年在《海南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回顾了海南1988年建省以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情况,重点回顾了海南行政建制的历史沿革、海南建省初期的“小政府、大社会”体制和省直管市县体制的基本情况。论文分析了国内外有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现状,对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主要包括行政组织理论、现代西方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当代世界行政区划的叁大模式及其影响、行政区划的依据、国内省管县的理论和实践等。论文提出了海南省直管市县体制的改革方向,重点分析了海南市县行政区划调整的必要性和支撑条件,给出了海南行政区划调整的思路;在叙述行政分权的定义和分类、行政分权的意义、海南省下放权力的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海南进一步做好权力下放工作的建议;指出了条块管理结合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理顺省垂直管理部门与市县关系的途径;分析了行政区经济的弊端,建议增强省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以有效克服行政区经济的弊端。论文还提出,要用建立大部门体制的思路整合政府机构,探索在行政机关引入雇员制,提高行政效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深化乡镇改革,从而进一步推进海南行政体制机制创新。
参考文献：
[1]. 论新形势下我国政府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宏观管理[D]. 李智.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2]. 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研究[D]. 刘英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3]. 新时期中国外贸转型发展研究[D]. 黄安. 福建师范大学. 2014
[4]. 转型期中国城市规划管理职能研究[D]. 周建军. 同济大学. 2008
[5]. 征管约束下的税制优化[D]. 沈健.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0
[6]. 我国应对国际反倾销问题研究[D]. 张宏建. 湖南大学. 2004
[7]. 境外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研究[D]. 吴伟达. 中南大学. 2009
[8]. 服务业FDI转移向中国的区位选择研究[D]. 赵明. 中国海洋大学. 2008
[9]. 税收论文篇目辑览[J]. 耿正洁. 税收纵横. 1989
[10]. 海南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李万一. 天津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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