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华[1]2014年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文中研究表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其中心内容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及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全面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层次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确保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四个民主”的依法实现,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及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依法实现和享有。于此背景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不仅是我国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在农村基层的实践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现实出发,运用规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多学科交叉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放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围绕其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其路径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政府推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居于领导者和主要的推动者地位,法治主要凭借政府所控制的本土政治资源根据政府的目标进行指导设计和建构。社会演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指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在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孕育和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是社会法治自然生发形成的结果。①两种路径各有特点,政府推进型认为法治国家秩序建设是一种理性的秩序建构,由于中国法治传统的缺乏,主张通过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制力推动法治国家秩序的建构,排斥社会传统资源的积极作用。而社会演进型则认为法治国家秩序的构建不是理性建构的秩序而是一种自然生发发展的秩序,其实现的基础须从社会传统中去为法治的制度性变迁和理性建构寻求基础,而不是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对此本文认为,上述两种法治国家建设路径各有优劣,应辩证的分析与看待,政府推进型路径强调法治建设是国家必须凭借国家权力进行建设的职责,不重视民间传统社会的作用和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传统文化基础,选择这样的路径,难免导致国家法治建设与民间社会自治的冲突和摩擦,增加法治建设的难度和效度。社会演进型则单纯地强调国家法治建设的自发性和自然性,轻视国家和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仅依据这条路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必将艰难而漫长。对此,怎么办?本文认为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高度重视法治国家建设路径选择的多元化,不宜走单一化的路径。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基础,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问传统社会发育和中国国家权力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优势的发挥,走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互相结合、共同协调发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路径。通过国家法治建设的路径多元化,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上下联动,在合力形成中共同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由此,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法理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从法理分析的视角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概念、价值理念、生发基础及其法治运行的困境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这不仅是回应目前学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持续关注和不断深入研究的一种努力尝试,也是本文得以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前提条件。论文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并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辨析。在全面解构概念的基础上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度的剖析,论文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基层民主自治性、基层制度性、基层治理模式性及农民活动方式性等方面,这是对农村民主管理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的制度价值基础。同时,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有其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等方面的生发基础。由于国家现有乡村关系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语义的模糊性导致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轨道上的运行与发展面临外部、内部困境的制约与束缚。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运行困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其与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主要体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通过对自下而上社会演进型路路径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路径中加强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域下基于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基础上实现其对法治国家建设推动功能与作用发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政府的主导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是个系统工程,须从宏观进路与微观的具体路径两个方面进行建构。从宏观进路层面看,我们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首先必须建构起由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环境等动力机制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全面系统的动力机制系统,其次需要明确由以人为本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法治均衡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及服务社会原则等因素共同组成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着力完善与农村民主管理法律制度创设有机衔接、融合与高效运行的动态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机制。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微观方略中,我们认为应遵循对制度实施法治保障的一般规律,重点应从立法、执法及司法保障等方面着手,切实解决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难点与难题,从而构建起比较全面、系统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完整框架。本文立足于学界有关农村民主管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尝试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法理分析与政府主导型路径中的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性、全面性的分析研究,这不仅是政治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还是法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关注的着力点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实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和谐互动关系的构建,笔者力图通过该研究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一定的智识基础。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与创新性,本论文进一步完善与深化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基本理论的研究,拓展了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保障的范围研究领域,在重点突出、综合系统、全面协调的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道路进程中,为我国各地推进农村民主管理改革提供了普适性的可资借鉴参考的法治对策的基本思路。诚然,囿于作者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的限制,论文中的有些论点与分析论述尚存在不足,个别地方也没有充分展开,这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张瑞岚[2]201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也是我国建国后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思想,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中取得重要成就。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而政治体制改革更成为影响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梳理、总结和凝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对于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进行分析和考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表达本文写作的整体构想。此部分在界定“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思想”等核心概念以及与选题相关的其他概念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的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渊源与历史资源,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其次,具体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1978至1989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89至1997年：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97至2002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阶段：2002至2007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7年至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基于文献分析,主要考察：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要求和道路的思想,即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和途径的思想。首先,民主和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基本任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方面,通过研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思想,系统地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从立法、执法(执政)和法治观念的角度,研究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以探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其次,研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途径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想。文章的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重要意义在于：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政治发展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指导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并为新形势下中国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刘瑞兰[3]2012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现代性成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业己证明,每个社会、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现代化,从而成长为现代性社会,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外源型”现代化国家,要摆脱传统的束缚,实现国家民族的自立自强,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实现由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的转型。改革开放以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变革和进步,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也在不断地推进,并体现出现代性的阶段性成长特征。本文提出和运用政治现代性成长理论,结合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史,通过对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起点、目标与任务、动力、指导思想、实践和成长不足的分析,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历程,并揭示这一历程呈现出的发展趋势,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经验和启示。政治现代性理论既是本文研究的理论范式,同时也是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框架。论文主要分三个部分：导论、正文和结语。导论部分为理论建构,主要厘定了现代化、现代性、现代性成长,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性和政治现代性成长这些基本的概念,以及各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并阐述了政治现代性成长理论。第一章,分别从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两方面论述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起点。历史起点侧重实践层面,逻辑起点侧重于思想理论层面。第二章,主要从政治现代性一般理论的角度论述中国政治现代性的价值诉求、目标和任务。第三章对政治现代性成长的动力进行研究,主要从经济动力、社会动力、文化动力和主体动力这四个方面分析政治现代性成长的驱动因素,并且认为这四者是综合发生作用的。第四章,基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系统分析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指导思想。分别论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不同阶段的指导作用。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在不同阶段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其指导思想和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总体上看,思想理论和实践进程是相一致的。第五章,立足改革开放的历程,对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实践作了系统的分析,选取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权威、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政治参与等方面,论述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历程和成果。第六章,在对政治现代性成长历程和成果分析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不足。传统政治观念的影响、政治制度化水平较低、法治政治建设相对滞后、政治民主化进程缓慢、政治决策科学化水平不高以及政治参与中面临的诸多问题都是阻碍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重要因素。第七章,研究和概括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经验与启示,提出和探讨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必须坚持的原则、需要甄别的观点和进一步改革的路径。文章结语以全球化为背景对中国政治现代性进行考察,分析了全球化对现阶段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挑战,提出了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以实现新阶段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调整与转换,也是对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展望。
钱爱文[4]2008年在《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时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在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通过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推动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发展,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民主在当今时代已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政治价值。民主的涵义有着众多的争议,通过这些争议,本人分析认为,民主既是一种国家形态也是一种制度。民主政治在实质上是人民的统治,在形式上是为实现人民统治而设立的各种民主政治制度。中国民主政治在本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在形式上是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国民主政治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民主是历史的产物。民主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中国民主政治也是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加强,民主文化、民主理念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断深入,这些都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这一时期,国际上总体稳定,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时代潮流,民主政治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正是在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不断加强,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健康发展,干部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十六大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稳步推进,缘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的坚定选择,缘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途径的正确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下去;同时,充分借鉴西方民主,但绝不照搬,照搬从来都不会成功的。中国共产党通过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推动着中国民主政治不断向前发展。
檀培培[5]2017年在《冷战后越南民主化道路探索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主是现代文明的核心标志,民主化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普遍选择。经由政治体系科学化及其运行机制的民主化实现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民主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是社会主义国家文明发展的关键驱动与核心标识。政治发展民主化是个系统工程。它不仅包括民主政体的确立,还包括保障民主政体有效运转的条件,涉及民主政体确立、公民社会发育、市场经济发展、法治信仰确立、有效政府建设以及政党制度建设诸多内容。政治发展的民主化道路,就是在既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具体民族国家围绕民主政治的价值目标而开展的政治实践。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讲,政治发展民主化道路是指共产党把民主政治建设的一般原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有机结合而开展的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依归的政治过程。之于过去,它是指共产党围绕"最高价值"而开展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历;之于现在,它是指共产党围绕"最高价值"而展开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探索;之于未来,它是指共产党为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创造条件的不懈追求。政治发展民主化道路问题,内蕴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目标自信和理论自信,本质上反映的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20世纪80年代末,在世界民主化浪潮持续推进与社会主义发展遭遇重大挫折的双重背景之下,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启了以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为价值取向的全面改革。其中,越南共产党领导的越南政治发展民主化改革引人注目。作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越南的政治体制在革新开放前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是以权力高度集中为基本特征的。以消除"党内政治生活危机"、"社会发展动力危机"以及"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危机"为价值指向的越南政治发展民主化改革,不仅关系到越南民众对本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认同,关系到社会主义在越南的前途与命运,也影响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本文是关于冷战后越南民主化道路的整体性研究。旨在通过对冷战后越南政治发展民主化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进一步深化越南民主化道路的个案把握,并力求形成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发展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本文的基本内容除导论外设计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民主、民主化道路的基本理论。第二部分至第五部分,主要围绕冷战后越南民主化道路的"逻辑起点""政治主导""制度支撑""维持条件"等问题开展讨论并以此构成本文的研究框架和逻辑结构。基于上述问题的研究,阐述和论证了以下主要观点:1.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的统治";民主化就是代议机关由自由而平等的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并且拥有行使国家权力的政体的创造及其维持条件的构建过程。具体国家的民主价值取向和民主化进程,既与该国家的初始政体类型、政党体制特别是与执政党的社会属性、民主素养有关,还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国民的经济能力、与该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民的文化素养有关,也与该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外部发展空间有关。民主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发展的当然要求,民主化则是诸多国内外因素"合力"的政治态势。其中,为消除政党(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日益生成的巨大张力而导致的政党(国家)危机,是政治发展民主化进程的逻辑起点。2.冷战结束之初的越共,既面临着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巨大冲击,也遭遇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跌入低谷的政治环境;既要应对国内经济发展落后的巨大压力,也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权利诉求。意识形态安全、共产党执政安全以及国家基本制度安全等事关国家前途、政党安危、人民福祉的重大问题摆在了越共的面前。在必须努力消除"经济发展滞后危机、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危机、贪污腐败危机以及'和平演变'危机"的迫切需求之下,越共开启了政治发展的民主化之路。3.在政党政治时代,政党组织是民主架构的重要内容,政党民主是民主内容的重要部分,政党力量是民主发展的重要推动。之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讲,政治发展的民主取向及其发展质量,关键在共产党。越共作为越南民主政治发展的领导力量,既是越南历史和人民的郑重选择,也是越南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历史和现实赋予越共的领导地位和实现政治发展民主化取向的庄严使命,要求越共应当具有与政治发展民主化相匹配的民主发展谋划能力、民主政体完善能力、公民社会培育能力、市场经济革新能力、法治信仰确立能力、有效政府建设能力以及政党制度建设能力。这些基本内容和实践要求,既是越南民主政治的构成要素,也是其健康发展的能力支持。4.民主政治方向决定民主化道路,民主化道路决定民主政治命运。越南民主化道路包括民主化战略目标定立和民主化策略选择两个方面。越南民主化的战略目标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国家。策略选择上,推进市场经济革新及国会制度完善的同时,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政治保证上,在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方式革新上,以民主化和法制化为目标,将明确党领导国家政权的内容、方式与坚持党的领导地位相结合;在党对社会的领导方式革新上,以整合社会为目标,加强党联系人民群众制度化建设;在党自身制度完善上,以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为目标,将党的意识形态包容性的扩大、党员成分的多元化和组织运行机制的民主化相结合。5.民主政治制度是民主化道路的规范化、法治化的体现,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征。越南国会既是越南的最高代表机关,也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立宪权、立法权,决定国家的各种重大事项和对国家的活动进行最高的监督。它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最主要形式,是越南民主制度的集中体现。国会制度的发展完善是越南民主化的核心内容,选举制度的发展则是国会制度发展完善的关键所在。越南把选举制度和国会运行机制作为民主制度发展完善的核心内容。国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民意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使得国会制度的发展完善能够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释放出其应有政治效应。就地方层面而言,国会制度的发展完善促进了人民议会制度的发展。就国家层面而言,国会制度的发展完善,为越共的自我更新提供了动力机制,为有效政府建设提供了前提条件以及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制度支撑。6.越南政治发展的民主化取向,是一个内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目标指向、力量汇集、领导主体、内容架构、制度安排以及条件保障等众多内容,是一场深层次、全方位的政治文明的提升和再造的过程。越南政治发展民主化实践一方面表明,促进越南民主化道路开端的因素未必能够维持民主运转,但影响民主维持的因素必然是越南民主化的动力资源,同时,越南民主制度的发展完善也能够为这些条件的孕育成长创造有利条件。这些支持要素集中体现在领导质量提升、公民社会培育、法治国家建设、有效政府建立以及市场经济革新等方面。另一方面揭示,政治发展民主化的方向、道路确定之后,条件保障之于目标的实现就是决定的因素。总的来讲,越南政治发展民主化的道路选择,是越共把握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大势,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深刻经验的基础上,基于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维护党的执政安全而做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政治抉择。应当肯定,越南政治发展民主化的基本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民主要素,激活了民主动力,完善了民主机制,推动了民主发展。但也应当看到,在民主化过程中如何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如何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如何巩固党的社会基础,如何处理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等,确实是越共必须直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经验表明,对于这样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变革,执政党应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从理论上加以系统说明,从战略上加以整体谋划,从战术上加以有效推进,从条件上加以有效保障,以此真正使政治发展的民主化之路走得牢、走得快、走得远。
张淑珍[6]2016年在《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文中研究说明关于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后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一度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效仿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的曲折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变化,从整体上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变化的角度,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四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探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规律性。从整体上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四大部分。第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学习苏联模式的原因和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缘起。本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第二,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本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突破苏联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五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意义。这是本文的落脚点。第六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现将本文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涉及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本章首先阐释了苏联模式的内涵和特征,然后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最后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的原因。所谓苏联模式是指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它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面的内容,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苏联的实践形式。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层面看,苏联模式基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制度、体制模式层面看,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必然受国情的制约,苏联模式也是如此。从整体上看,苏联模式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特征。客观地说,由于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难以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它必然会在具体体制上存在需要及时改革弊端。从整体上看,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包括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经验的认识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认识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认识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都经过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问题。这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选择向苏联学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苏联模式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的客观原因。苏联经验具有首创性、不可替代性和榜样性。向苏联学习的主观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共和苏共在政治信仰上相同。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方针上选择了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效仿的对象。尽管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考察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第二章,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同时,在政治体制、工业化和高等教育三个方面向苏联学习。新民主主义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遇到了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一是土地改革后贫富分化的出现使农村各阶层对互助组的态度产生了分歧。二是落后的农村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材料的需求。三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三个难题的解决关系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还要按照原来的设想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探索解决上述难题的过程中,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原因非常复杂。第一,党的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矛盾的认识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认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包括工业化程度这一客观条件和全国人民是否准备好这一主观条件。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更重视主观条件。1952年毛泽东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必然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解决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的新问题时,在事实上逐渐走上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原因。由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大规模向苏联学习国家建设的经验,中国还没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就已经在若干方面接受了苏联的建设方法。当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难题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自然想到了向苏联经验中寻求答案。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推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决策的出台。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的积极成效是,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制度变革。但这一时期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也存在两大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一,在学习方式上存在忽视两国国情的差异而照抄照搬的现象。第二,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使中国共产党缺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不准确,没有把苏联模式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次来认识。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坚持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模式。由此导致了1958年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二是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两大缺陷。苏联模式存在两大缺陷:没有充分继承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没有继承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当时难以客观地认识苏联模式,这是很难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形成于苏联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具有普遍规律性。因此,苏联社会模式并不完全适合当时的中国。第三章,以苏为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苏共二十大前后,赫鲁晓夫尝试对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改革,其中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苏共二十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点。苏共二十大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苏联模式、反思学习苏联模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也认识到照抄照搬的做法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尝试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党的八大之前,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应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的思想。第二,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更好地推进工业化的政策。第三,党的八大对国内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做出了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第四,党的八大对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第五,党的八大以及会议结束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第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做了思想准备。第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探索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为促成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八大前后的探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存在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没有认识到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第二,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这主要包括两点: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重大缺陷。第三,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尚不成熟。第四,对我国阶级关系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仍然存在这一问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不清。这影响了阶级关系的处理,使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再次抬头。第五,党的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和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局限性为后来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由于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无意使中国走上根本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只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继承和发展,而不可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第四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严重曲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和苏共之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成为公开论战。中苏论战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苏论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不同导致了的两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分歧。中苏分歧产生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苏联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而在中国却尚未完全暴露。苏共和中共必然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认识。赫鲁晓夫要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够,主张在坚持苏联模式的前提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把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观点说明,两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进行的探索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对苏联模式的任何改革,都是修正主义性质的。中苏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论战使“左”的思想路线逐步主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等领导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放弃了党的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把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逐步陷入了“反修防修”的误区。“反修防修”本质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固守。这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后来却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理解的偏差。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为后来者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是实现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向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决定结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解放运动、平凡冤假错案工作和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就的考察为这一历史转折的完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苏联模式,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苏联模式认识的科学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终于克服了其自身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不再被视为不可违背的普遍规律,而是被视为需要改革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开始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做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成就是: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探索的成就是: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在体制上有效防止了个人专断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恢复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清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的、目标、内容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探索的成就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指导方针、根本任务、内容和指导思想等问题。此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式起步。探索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党的十四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苏联模式。第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意义。本章主要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意义和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的创造,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已经对苏联模式有所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中国的发展、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留了下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多样性。各国必须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必须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面临许多难题,我们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该文试图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挫折和后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遇到挫折的深层次原因不是方法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已经解决了方法论问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习苏联模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了这一方法论。但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若干方面没能避免斯大林走过的弯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度遭到了严重挫折?除了苏联模式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践经验的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存在其自身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之所以在历史局限性,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仍然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水平上。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到什么程度,社会主义道路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终于克服了对苏联模式认识历史局限性后,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肖小明[7]2007年在《论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文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一直以来都是党和政府孜孜不倦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来,在保持经济社会高速、良好发展的同时,在政治体制领域也做出了很多的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了良好的体现。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内的经济政治形势,要求我们要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祛除政治体制中的弊病,使政治、经济、社会更协调地发展。本文从政党制度、行政体制、法治建设和民主政治制度等几大模块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并契合当前政府改革措施和热点进行了分析,旨在探索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则和主要途径。本文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廉政建设,必须发扬党内民主和多党合作制度,必须努力建构服务型政府,优化政府组织体系和行政流程,必须贯彻行政问责制度,改进政绩评价体系,倡导责任政府、有限政府,必须完善法律法规体系,要做到有针对性、前瞻性,必须创新民主模式,维护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权利。
金殿伟[8]2011年在《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轨迹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也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从此,我们国家坚定地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认真研究、审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过的历程,有助于丰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在宏观上更具指导性,微观上更具操作性;有助于人们深刻地把握住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精华,给人们以思想认识的武器;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真实动因,揭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规律与发展趋势;有助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切入点,以历史逻辑梳理为奠基,深刻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重要性和持续性;理性阐释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基本内容与策略选择,客观公允地评介、分析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基本经验、存在问题等;更充分地揭示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改革战略政策的内在逻辑性、时代性、共性与个性特征,更加充分地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与规律性启示。本文基本构架由前言和4个部分组成。前言,论述了研究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轨迹的重大意义;述评了学术界对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现状;阐述了主体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第一部分,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一阶段侧重于从制度上解决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这类历史悲剧重演、解决原有政治体制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从根本上铲除原有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紧密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提出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任务,从而规划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其主要理论与实践成果是:初步形成了指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和宏伟蓝图,在处理党政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提高机关工作效率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但也存在着改革进程相对缓慢、过于偏重经济目标的引导等问题。第二部分,改革开放全面展开阶段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的影响和冲击,党和国家更侧重于对政治秩序、政治体制的整顿,突出集中在对政府机构改革方面,转换改革思路、依法治国稳步推进成了此阶段最显著的特征。由前阶段的着重解决原有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调整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这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上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其主要理论与实践成果为:在前阶段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改革思路和重要任务等作了新的调整与战略部署,并在干部人事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机构改革等方面的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改革的步伐有所放慢,执政党定位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权力监督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第三部分,改革开放继续推进阶段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立足于既保持政治稳定,以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又能够促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跨越中前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积极推进体制改革。其主要理论与实践成果是:在前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念,更加注重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得益彰,并在民主建设、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反腐败工作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改革价值理念的指导,使此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呈现出新的改革特点,实现改革的权力价值本位到人本价值取向转变,并能在新的形势下充分估计可能遭遇的困境,以前瞻性思维探索作出新的战略抉择,使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一个新的局面。第四部分,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新时期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启示。主要包括:牢牢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生命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指向:服务于党的政纲领;政治体制改革的策略选择:循序渐进有序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竭动力: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检验相结合;推进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改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这些成果和经验,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正确揭示,不仅符合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深入改革所应当依托的根本立足点和优势平台。本文在写作中运用了文本解读、纵述横评相结合、经验与启示透视等研究方法。其主要创新点体现在:把中国共产党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与政治体制改革史相结合,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政治体制改革为主题,改革历程为主线,以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制定与贯彻落实中体现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为重点,以总结经验与启示为目的,以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说,本文是从党的改革开放史和党的理论发展相结合进行展开研究的,同时兼顾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研究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的阶段性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为重点,然后再概述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之后总结经验与启示,以期形成本文的一种独特的写作特点与风格。
杨坤洋[9]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执政安全是指政党执政不存在威胁或受到内外执政风险影响下仍能保持执政地位。政党执政安全问题是关系社会治乱、国家安危和政党兴亡的根本问题。在典型的政党-国家-社会框架中,一个高效有力的政治权力中心是任何政治系统有效运转所须臾不可缺少的,而政党无异于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权力推手,这是当代政党政治的内在逻辑和必然结果。但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工具,没有一种政党规范是万能的,政党危机几乎贯穿在政党政治的整个历史演进历程中。生发于社会的政党,一旦掌握了公共权力,就可能因滥权而傲踞在社会和国家之上。随着政党自身作为“整合的工具”功能的弱化甚至丧失,政党就会从“冲突的力量”变身为“冲突的对象”,最终演绎了世界范围内政党危机的重重悲情。共产党执政后,会不会丧失政权?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敏感话题,但却是一个不期而至、不请自到、无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①新世纪以来,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意识实现了新的自觉。盛世而作“危言”,从历史和逻辑上理顺党的执政安全问题,这是本研究关心的核心问题。政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是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为方法论指导,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形成和研究进行了系统考察,以求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主要采用体系式研究与问题式研究相结合、系统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展开研究论证,强调分析与综合、定性与定量、局部与整体、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理论与经验、精确与近似、科学理性与艺术直觉等的多重结合。论文遵循由个别到一般再到个别的逻辑顺序来谋篇布局,贯穿论文的主线是执政党自身状况、社会对政党的执政认同、公共权力状况和外部干预应对的“四位一体”分析工具。为了避免从原理、原则出发拼凑事实的研究歧途,问题的开放和开放的问题是本研究力求坚持的研究路向。论文共分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由六章组成。绪论阐述了研究的缘起、意义、方法和思路,重点梳理了当前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研究状况,并进行了简单评介。第一章旨在完成政党执政安全的一般理论建构。以政党政治的由来与走向为切入点,立足于政党执政的经验性、科学性探求政党执政的内在逻辑,通过考察政党政治危机从反思维视角提炼政党执政不安全的类型形态。第二章旨在建构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基础理论。先勾勒了古今中外执政安全的理论渊源,接着从政党-国家-社会的范式分析和提炼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规定,最后导出“四位一体”的分析工具,即执政党自身状况、社会对政党的执政认同、公共权力状况和外部干预应对。第三章梳理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三次局部执政,考察了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对执政安全的初步探索。第四章全面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党执政安全的演进与发展,初步梳理了党执政的规律性和鉴戒性。第五章立足于党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执政使命,系统地分析了新形势下党执政安全的现状和所面临的挑战与考验。第六章初步提出了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安全的对策思路。要而言之,论文尝试以政治学范式对传统的党建理论框架进行结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概念与内涵作了初设,创新了问题的逻辑框架和分析工具,并基于对党执政历史形态新的考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当然,就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而言,论文还留下了丰富的拓展空间,如政党执政安全一般原理的进一步提炼,不同性质政党执政安全的比较研究,古今中外执政安全思想、制度和文化的梳理以及多学科方法的集成。
于晓琳[10]2011年在《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民主政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①为了把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推向前进,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民主政治建设的系统研究。同时,海内外的敌对势力妄图利用“民主牌”,实现对我国西化和弱化的政治图谋,民主政治建设自然成为它们攻击的重点。面对西方的“普世主义”和“民主模式发展趋同论”,也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回应。历史和现实反复告诉人们：民主有其自身的的特点和规律,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任何民主政治模式的选择都要适合本国的土壤和条件。认识和把握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形式、制度、措施和办法,处理民主政治建设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都需要有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盲目地照抄照搬别国的民主模式或者认为民主政治有统一的发展模式都是错误的。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民主政治建设的路径总的来说是渐进的,先易后难,增量推进。这种渐进式的路径选择,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条符合国情、高效稳健的道路。在我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未来有许多困难要克服,有许多风险要防范,有许多未知要探索。我们应该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和胸怀,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开拓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本文围绕着研究主题,分为四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梳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线索。中国人民在寻求民主的道路上,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折：第一次是向西方学习,试图效仿西方民主共和式的政治模式。第二次是“以俄为师”,探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经过开国奠基时期、艰辛探索时期、严重挫折时期和恢复发展时期的探求与实践,当前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第二章,概括总结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基本经验。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主要体现在：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稳步推进；民主参与渠道不断丰富,领域不断扩展；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程序化进程不断加快；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不断提高等方面。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可概括为：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等。第三章,分析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存在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当前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民主政治的理论研究还不能满足实践发展的要求；现有的民主制度和机制尚不能满足公民不断增长的参政要求；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各种制约和监督机制还不能充分的发挥作用等。究其原因,从历史上看,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因而,在一个经历过长期封建宗法专制统治的国家建设民主政治必然任重而道远；从我国的现实状况看,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前,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第四章,提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对策。一是通过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和积极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走体制内自上而下与体制外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民主政治建设之路；二是通过进一步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积极推进多层次多形式的政治协商机制以及加强民主监督等方式,实现政治参与、政治协商与民主监督相结合；三是通过改革创新、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以及理论建设等途径,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四是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五是切实加强公民民主意识教育等。
参考文献：
[1].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D]. 胡建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D]. 张瑞岚. 武汉大学. 2014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现代性成长研究[D]. 刘瑞兰. 兰州大学. 2012
[4].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研究[D]. 钱爱文. 西南大学. 2008
[5]. 冷战后越南民主化道路探索研究[D]. 檀培培. 山东大学. 2017
[6]. 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D]. 张淑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7]. 论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D]. 肖小明. 南昌大学. 2007
[8]. 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轨迹研究[D]. 金殿伟. 山东轻工业学院. 2011
[9]. 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D]. 杨坤洋.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10]. 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问题研究[D]. 于晓琳. 山东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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