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京剧命运的论辨——兼议上海京剧院对京剧命运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剧论文,京剧院论文,命运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兴许是职业的习惯，平素喜欢收集有学术价值的资料。近年来有关京剧命运的资料，有争议的或值得探讨的，听到的或读到的，都有兴趣。现借参加上海京剧发展战略研讨会的机会，略加整理、汇集几种有代表性的论点，做些浅显的探讨。本文是一篇随感，不具理论的严谨性。各种论点的引用，采取“混合编组”方式，不用引号。“对事不对人”，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如果有朋友“对号入座”，我也奈何不得。
论点之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等等，都是时代的产物。它们代表了那个时代，它们的辉煌也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消失。京剧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清末，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走向辉煌，它的高度凝固化了的艺术程式，不能适应新社会的审美需求，正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夕阳艺术”的命运将像楚辞、汉赋等一样必将消失。
论者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寻求包装：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上层建筑将伴随着经济基础的崩溃而消失。
众所周知，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崩溃的时候，靠近这基础的政治、军事、法律及其组织和制度，仿若“哗拉拉大厦之将倾”，迅速解体和消失。而远离基础，“更高的悬浮于空中”（马克思语）的艺术、哲学、宗教、民俗等门类，并不像殉葬品那样迅疾为基础“殉葬”。它们会自然地“飘入”新的社会，有的因人文生态环境的变化，不能适应新的需求而逐渐被淘汰。有的则经过长期改造，逐渐适应了新社会的需求，溶入了为新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中。
从楚辞到明传奇这些门类就属于前一类，它们仿若文化历史银河中的星座，却被时代不断变换的云雾遮掩了耀目的光辉。一方面作为珍贵的文学遗产，永载文学史册；一方面由于具有文化意识形态的继承性，薪尽火传，它们的内在神韵和艺术精神，作为传统基因，或隐或现地注入当代的诗和戏曲艺术之中。
京剧是高度程式化并具有古典形态的综合舞台艺术，在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审美需求方面，的确呈现出相当大的困难，但经过近半个世纪改革的实践证明，尽管步履维艰，总还能加盟新的上层建筑，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通过各级政府的支持和京剧界的艰巨努力，不断革新的京剧艺术是不会步楚辞、元曲、传奇的后尘，走上消亡的道路的。夕阳西下，经过黑夜，人们还会迎来朝阳。“夕阳艺术”未必都被黑夜吞没，有的经过改造和蜕变，可以变成朝阳艺术。京剧将会突破“一个时代的艺术”的历史局限，放射出朝阳的光辉。
论点之二：
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它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具体到京剧来说，它的发展变化同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具有不完全同步性。元杂剧就是辉煌在民生凋蔽、政治黑暗的年代。
这些话有些“弯弯绕”，大约是论者走入理论的误区。不过用意大体是清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之间的矛盾是绝对性的，一般说来，后者总是滞后于前者。元杂剧辉煌于民生凋蔽的元代也是事实。其实，京剧艺术也是辉煌在民生凋蔽、政治黑暗的年代。这种文化现象不难理解，代表社会进步、坚持正义的作家、艺术家们，是以揭露黑暗统治、鞭笞社会丑恶、同情人民大众的优秀作品和剧目而造就了元杂剧和京剧的辉煌。但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之间的矛盾，不仅具有绝对性，还有同一性。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告诉我们，百戏、赋、诗、词、杂剧、传奇等艺术门类，在相应朝代的经济发展或经济相对稳定期里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这种矛盾的同一性就更为明显了。作家、艺术家同国家、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党和人民政府支持作家、艺术家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一切艺术创造活动。经济发展同文化事业发展是可以互相促进的。人民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能够把两者的矛盾减少到最低的程度，缩小两者发展的不平衡性，并使两者的同步发展成为可能。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前的十几年里，在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上升期，人们公认文化事业获得很大发展。京剧获得的惊人发展，被一些人称赞为“第二次辉煌”。这个历史事实证明，只有辩证地认识与理解两者矛盾的绝对性与同一性，才有可能避免在理论阐释上走向偏颇与极端。
论点之三：
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人，有生就有死。将来，国家和民族都要在地球上消失，更遑论京剧！
一切规律都包含着辩证法则。然而用上述尽人皆知的真理论证京剧之必然消亡，实属“小儿科”的范畴，勿须饶舌。这里只想说一点，到了共产主义世界大同的那一天，即使国家、民族等等都消失了，人类照样离不开艺术。而且艺术会发展得无比丰富多彩。某些艺术门类，包括一些地方戏曲剧种，可能早已成了“博物馆艺术”。京剧艺术能否松鹤千年，这要看它能否不断地发展与提高，能否持久地保持住迷人的艺术魅力和顽强的艺术生命力。
西方一位著名戏剧家说：“戏剧未来的希望在东方。”这“东方”主要指的是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
论点之四：
以梅兰芳、周信芳为代表的前辈艺术家，创造了京剧的辉煌。梅兰芳、周信芳代表了京剧艺术顶峰。今后，不会也不可能出现第二个梅兰芳和周信芳，更不用说超越他们。京剧，分明在走下坡路。空喊振兴，再造辉煌，不仅是一枕黄梁，而且往往还会使人患上失败恐惧症。
空喊，当然不赞成。对京剧未来命运持悲观态度的人的确为数不少。许多京剧院团处于困境也是事实。但京剧界在困境中奋力拼搏挣扎者大有人在。在这些献身京剧事业的群体里，迄今还未听说哪个人因听到“再造辉煌”的号召，患上了失败恐惧症。
我不赞成顶峰的提法。艺术创造是无止境的。顶峰，意味着艺术发展到了尽头。提高峰比较妥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高峰；同一个年代还会出现数个高峰。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等就是不同年代或同一年代的高峰。
作为昔日辉煌时代的高峰，梅、周等精湛无比的艺术，后人和他们的流派传人，是很难超越的。但这不等于在新时代里不会出现新的高峰。更不能得出没有了梅、周等前辈艺术家，京剧必定走下坡路的结论。跨世纪的艺术家们，比起前辈有着许多优越条件，只要艰苦磨练，善于吸收前辈的艺术经验，发展自己之所长，锐意创新，就能攀上新的艺术高峰。
新时代的辉煌，并非“一枕黄梁”。它的实现，最终要靠京剧界全体同仁长期艰苦的努力，而新的高峰——新的艺术大师们将会学习梅、周的光辉榜样，努力去完成自己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论点之五：
某些艺术门类的辉煌，是以另一些艺术门类丧失辉煌为代价的。这是艺术发展规律。在当前文化市场的激烈角逐中，京剧只能扮演悲剧角度。
在文化历史长河中，艺术门类的兴衰与更迭，确有一定的规律可寻，是不以个人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新时期以来，京剧和其它戏剧样式一起滑入低谷。有人说这是因为京剧艺术程式过于凝固化，难以适应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当代观众没有任何审美阻隔的话剧，照样不景气，并且成了京剧的患难兄弟，在寒冷的低谷中煎熬。
京剧丧失辉煌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在我看来，根本的症结在于当前社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里，以精神产品为主导的文化消费市场，必然出现与其相应的震荡。旧有的文化娱乐消费市场的结构，必须进行新的调整与组合。最大众化、娱乐方式最方便和最能适应当代观众文化需求的电视艺术、卡拉OK、演唱会以及足球等体育比赛等等成为文化消费的热点，而京剧艺术由于本身的诸多因素，特别是在生产、经营、运作、销售等方面还未建立起有效的竞争机制，缺少适应时代的应变能力，面对剧场门可罗雀的冷清场面，只好认领在这个特殊时期的悲剧的命运。
“几家欢乐几家愁”，历史的安排是冷酷的，但也是公允的。
怎样看待当前转型期文化市场的严酷形势？我以为，从社会“大文化”的角度审视，以京剧“一统天下”、独霸艺坛的单一辉煌，换来多种文化艺术群雄角逐的“战国时代”，以京剧丧失昔日辉煌的悲剧，换来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繁花似锦的戏剧，从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利益来衡量，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是发展而不是倒退。君不见，在多种多样、琳琅满目的文化消费市场上，广大人民群众第一次有了选择自己喜爱的消费项目和消费方式的自由天地。这便大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也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全面建设。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京剧界当然不会自甘暴弃，坐以待毙。这样就会真的成了“夕阳艺术”，进入了博物馆。我们不必过于哀伤，念念不忘昔日的辉煌，而应勇敢地面对现实，争取占得文化消费市场里应得的份额，并努力使这份额不断放大。既然这是历史的安排、时代的选择，那就是合理的，虽然是无情的。我们无须因占得小的份额高喊不公，“牢骚太盛防肠断”，时至今日，还奢想昔日独霸艺坛的再现，那才是一枕黄粱哩。
京剧未来的命运，当然决定于京剧界长期不屈不挠的奋力拚搏。当我们跨入二十一世纪，社会经济转型期胜利结束，文化消费市场的结构从无序走向有序，得到理想的调整和组合，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经过长期的艺术观摩与艺术引导，会逐渐消除对京剧艺术的审美阻隔，以感受京剧审美愉悦为快事，使观赏京剧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和风气，这样京剧就会冲出悲剧的怪圈，爬出低谷，走上喜剧的筵席。
论点之六：
历史已进入电子信息时代，产生于封建社会的京剧，也许还能有些繁荣，但“再创辉煌”云云，不过是虚无漂渺的理论。
时代的确在飞速前进，但不管到了什么时代，艺术不会消亡，京剧也很可能继续保持顽强的艺术生命力。这已如前述。这里，我似乎朦胧地感到，对“再创辉煌”持有异议的朋友们，却对往昔的辉煌过于迷恋。对今后的京剧发展，宁愿使用“繁荣”而不愿使用“辉煌”二字。其实这两个词的内涵是一样的。辉煌，不过辞藻华丽一些而已。我在本文中凡提到“辉煌”，也就是“繁荣”之意。争论是好事，似不必在字眼上过于挑剔。
我们都深深地怀念京剧昔日的辉煌，但对昔日的辉煌，既不要过于夸大，也不宜缩小，应该做出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
昔日辉煌的内涵大约包容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表演艺术家的不断涌现，特别是二、三十年代杰出艺术家们的竞芳争艳，把各个行当的表演艺术推向高峰，创造了深受观众欢迎的艺术流派。
2、剧团（班社）的常年流动演出（包括“跑码头”），增强了剧团之间、艺术家之间的竞争，从而不断地提高了以演员为中心的表演艺术水平，同时也增加了各地区广大观众的审美新鲜感并扩展了对不同行当、不同流派的欣赏领域。以致剧场门口只消挂出名角演出的“水牌”，或者街头贴上几张“海报”，便会吸引来满座的观众。
3、演出的剧目丰富多彩，优秀艺术家可以常年演出，更有一年之间戏码不翻头的赞誉。这些剧目，除梅、周、程等少数优秀流派剧目，绝大多数承袭了历史演义的创作方法，对历史生活缺乏真正科学的阐释与反映，这是它的历史局限。但它的通俗化、大众化的审美追求，却适应了那个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和统治阶层的审美时尚。
4、京剧一统天下，独霸艺坛的历史显赫地位，使国人因这宝贵的“国粹”而自豪——民族的自豪感。
当然，最重要的标志是上座率，只消把昔日的门庭若市，与现在的门可罗雀做个简单的对比，人们便会涌现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微妙心境。
创造京剧的新辉煌，这是一个长期、艰巨而又复杂的工程，尽管近年来在政府的支持下已经开始启动，并且取得一些令人注目的巨大的成就，但真正实现辉煌，我估计大约在社会转型期胜利结束之后的二十一世纪初叶。社会变了，时代不同了，社会审美时尚也会发生很大变化，昔日的辉煌内涵，只能做为一个参照系，却不能也不必成为仰视的座标。我想未来的辉煌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和新世纪的时代特征。它的主要前提似乎应该是：
1、综合治理工程成果显著，人文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2、剧团从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胜利完成多种所有制的过渡。从院团到剧场，从艺术生产到演出销售，建立起富于竞争活力和合理分配关系的机制。
3、大批优秀演员和代表新时代艺术高峰的杰出艺术家的陆续涌现。
4、不断创作与积累数量可观的艺术精品和优秀通俗保留剧目。这些多数属于雅俗共赏的剧目，既能真实地反映历史与现实生活，演出时又能叫好又能叫座。
5、吸引和培养越来越多的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从而形成相当数量的热爱京剧艺术的戏迷和追星族。
6、社会各阶层普遍养成看京剧的风气，并且体验到观赏京剧是一种高尚、优美的艺术享受，在审美愉悦中提高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感受到民族精神的鼓舞力量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博大精深。
7、在不断扩大国内城乡市场的同时，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在世界五大洲，喜爱京剧艺术的外国观众越来越多。京剧有可能成为世界性戏剧艺术的一个骄子。
这些看法可能不正确，不全面，不符合21世纪的客观实际，只能做个参考。但这里必须强调，昔日辉煌并非未来辉煌追求的模式。我想，辉煌的标志不大可能是文化消费市场占有率（观众比），按我们主观意愿那样不断提高（这是有限度的）。而是京剧艺术是否能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军中取得无可争议的历史中坚地位和不可代替的巨大审美价值。一如上列“6”中所叙述的那样。
这里还应当指出，新时代的巨大优势以及由此而出现的诸多可喜现象，是昔日辉煌时期做梦都想不到的，它们必然会增加我们再创辉煌的勇气和信心：
1、古今中外，从未有一个像中国的党和政府那样，不但制定了正确的文艺方针和戏曲改革政策，而且以强有力的政府行为领导和组织全国性和区域性的艺术活动，如连续不断的汇演、纪念演出、京剧节、艺术节和电视、少儿、票友等大奖赛，这对宣传京剧艺术，培养、锻炼和选拔优秀编、导、演、音、美各行艺术人才，都起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2、上述各行艺术家队伍的形成，以及他们运用现代舞台科学技术，融入现代审美观念，把握舞台艺术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把传统京剧提高到现代京剧的高级阶段。
3、继承和接收了大量经过整理或改编的优秀传统剧目，保留了建国以来创编的优秀剧目，再加上今后几十年创编、经过观众检验的艺术精品和优秀剧目（叫好又叫座的剧目）。这三方面不断积累的剧目，比起昔日辉煌时期的剧目要更加丰富多彩。
4、昔日辉煌时期，只有梅兰芳到美国、苏联、日本等少数国家演出。建国后，在近半个世纪里，许多京剧院、团轮番到欧、亚、非、南北美等近百个国家、地区进行交流演出和商业演出。仅1994年，十几个京剧团就在外国演出了129场，洋观众达十多万人次。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每年洋观众的人次还会不断增加。有人说这是“墙里开花墙外红”，这很有趣。还有一些信息令人鼓舞：南北美、东南亚的华裔、侨胞中的票友，业余演出京剧，或回国参加演出，他们要“过把瘾”。美国夏威夷出了个京剧“洋贵妃”，她还研究中国京剧。近日日本某县京剧爱好者组团，不远千里到北京湖广会馆演出京剧小戏。墙外的京花又红到墙里，岂不更有趣。总之，京剧走向世界，红到五大洲，赢得洋观众的喜爱和华裔、侨胞的赞美，难道这不都是传递了超越昔日辉煌的重要信息！
近年来，当全国多数京剧院团陷入低谷的困境，机构涣散，人心浮动，前途迷茫，无所作为时，上海京剧院却能异军突起，在复杂多变的文化消费市场的角逐中，“杀”出一条光明之路，对昔日辉煌提出最有力的挑战。上海京剧院从延揽艺术人才到艺术生产方式，从竞争机制的建立到经营、促销的运作，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全国戏曲、京剧院团，都具有普遍意义和借鉴价值。这次战略研讨会，将是各地代表了解、认识和学习她的一系列宝贵经验的最好机会。六十年代初，我在编辑周信芳先生的《周信芳戏剧散论》和《周信芳舞台艺术》时，曾拜访过他老人家和上海京剧院，在北京，只要有机会必定观赏上海京剧院的演出，或阅读有关上海京剧院的评论文章。但所知仍属走马观花，皮毛而已。这里只能概括地提出几点感想。
谈起上海京剧院，不能不涉及到海派。过去，人们对海派褒贬不一，海派本身也有个自我完善的发展过程。作为京剧的一种地域学派，它的本质就是一种永不停息的进取和革新精神。如今，极少数坚持“京朝派”传统审美观念的人，对海派京剧持保留看法，这不奇怪。海派京剧确有不足之处。但在学术界，海派是艺术革新的同语。它具有全国性的广泛影响。上海京剧院是以周信芳为代表的海派艺术精神的最大实验基地，也是这种精神的最大受益者。在新时期，她又是新海派艺术精神的旗帜。她的每一个战略措施，每一个重要剧目的编创和演出，无不贯彻新海派精神。
在我看来，新海派精神的主要特征是，在超前意识、市场意识、开放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先导下，以现代审美意识为标尺，充分利用现代舞台科学技术条件，力争创作出符合当代审美时尚、既能叫好又能叫座的全国一流精品和优秀剧目。上海京剧院不但广揽天才贤才，还为他们在舞台上充分显示艺术才华提供一切条件。何澍、李军、尚长荣、陈少云、唐元才等（以姓氏笔划为序）莫不如此。而每一个重点剧目的排演，都力求在选优的基础上，组成最佳阵容。如众所周知的《曹操与杨修》、《狸猫换太子》（连台本）、《盘丝洞》等。苍天有眼，公允地让这些演出，获得了最佳的剧场效果。
新海派精神还表现在对时代变换、社会发展的极为敏锐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当前在经济转型期的社会“阵痛”中，文化娱乐消费市场结构，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大的震荡、调整和改组。而上海京剧院却能迅疾地把握时机，把事业型的剧院改组为有利于推动艺术运作的企业型机构，从生产、经营，到销售，建立起有利于竞争的机制。
“走向青年”和“京剧万里行”活动，是一桩破天荒的创举。甩开传统的坐等观众买票进场的陈旧模式，送戏上门，特别是送到大专院校的礼堂、课堂，演出、示范讲解、座谈，与青年学生融成一片。上海京剧院这样做是清醒地意识到，京剧失掉观众就等于慢性自杀。而上座率的锐减，是今天丧失昔日辉煌的重要标志。“从娃娃抓起”的教导，上海京剧院把吸引和培养青少年观众，作为自己的头等战略任务。上海京剧院的成功经验证明，优秀艺术家群演出的熔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炉的优秀剧目，不但能消除青少年对京剧艺术的无知、偏见和审美阻隔，而且使他们的审美心态豁然开朗，仿佛像第一次闯入京剧“桃花源”那样，获得审美愉悦的满足，感受到京剧艺术的博大精深和令人陶醉的艺术魅力。
新海派艺术精神并非上海京剧院的独家专利。它已经成为上海文化界、戏曲界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据报载的最新讯息，上海已同苏、浙两地联手开拓三地文化演出市场，联手组成文化经纪人的训练班。1996年上海与各地剧团在上海各剧场演出一万一千多场，创历年新高。上海各主要剧场即将形成推销与经营票务的电脑联网，诸如此类的新鲜招数不断出台。建立起高效率、高效应的运作机制，必将促进文化娱乐消费市场结构的重新组合，从无序逐渐走向有序，从而建立起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的新型竞争机制。
作为全国京剧界当之无愧的龙头，京剧艺术革新的排头兵，文化娱乐消费市场的弄潮骄子，上海京剧院的榜样力量和巨大影响，目前是难以精确估计的。上海京剧院的一系列经验对全国的京剧和戏曲如何走出低谷，增强奋力拼搏的勇气，以及如何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直到走向新的辉煌，都具有深刻的现实的启示。
上海京剧院是京剧未来的希望。什么“夕阳艺术”，什么“博物馆艺术”，什么“京剧消亡”论和“辉煌质疑”论，在她的经过长期艰苦奋斗而溶铸成的形象面前，都将羞愧得无地自容。
上海京剧院是复苏京剧、振兴京剧的曙光，我们期望这曙光能驱散笼罩在全国京剧界的悲观阴影，使他们用获得的新海派精神，武装起自己，最终走出悲剧命运的怪圈，这大约还有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