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语言研究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繁荣论文,民族论文,事业论文,语言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次会议重新确立和发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党的工作重点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也为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开辟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遇和外部环境，各门类社会人文科学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是建国以后基于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和多文字的国家，语言既是民族特征之一，又是重要的社会交际工具。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维系民族心理意识、传承民族历史文化、开展民族地区与语言文字有关的各种社会活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民族语文在吸收现代科学知识、传播先进生产技术、交流经济信息、普及法律知识，以及在为民族地区脱贫致富、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等现实社会生活领域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深层的学术意义上看，我国各民族语言（包括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具有极其丰富的语言学和社会人文内涵，无疑是人类语言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发生学源流上的多元性，在结构类型上的多样性，在历史和地理分布上广阔的辐射面，无论对研究中国的语言还是世界的语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历史回顾
1.50年代的成就
50年代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工作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党和政府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建国初期组织了大规模的语言调查工作队，开展了全国性的民族语言普查工作。这次全国民族语言普查大体摸清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构成和分布状况，为当时开展的全国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语言普查的基础上，政府提出帮助少数民族解决文字的创制和改革问题，先后为10个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了14种文字方案，为3个原有文字不完备的少数民族改进了文字。这些新创和改进的民族文字经过40年的推行和试验推行，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这期间还培养了一支有相当规模的民族语文工作队伍。50年代的民族语言普查和民族文字的创制改革工作表明，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事业从开创之初，就紧密地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现实以及国家的语文规划工作联系在一起。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强烈的本地化特点。
2.1958年-1978年的失误
我国民族语文研究事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58年以后，由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民族语文工作和民族语文研究受到很大的损失：对当时民族语文工作队伍的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错误地把大多数民族语文工作者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中间还严重地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混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错误地认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语文发展的规律，夸大了语言融合和以汉语文取代民族语文的趋势，致使民族语文机构被解散，民族文字的试行工作被迫停止；民族语言工作者正常的专业研究受到不应有的错误对待和粗暴压制。此后的20年间，全国的民族语文工作和研究转入低潮，以至全面停滞。这不仅给学科事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同时由于当时语言规划的指导思想违反语言文字的客观发展规律，因此也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语言生活的正常开展。
3.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为学科的振兴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和新中国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次会议纠正了多年来的“左”的错误，从此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括科学研究在内的各项工作得以拨乱反正，所取得的成就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能相比的。由于前20年的失误和挫折，建国后开创的学科仅轰轰烈烈开展了几年就很快偃旗息鼓了，我国的民族语文工作和科研事业真正意义上的振兴和发展应该说是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的。这里通过一组简单数字的对比，可以说明三中全会前后学科发展的成就。1949-1978年30年间我国民族语文学界在国内90多种杂志和30多种报刊上用汉、蒙古、藏、维、哈、朝鲜等文字发表的论文总数仅919篇，而1979年以后的近20年来发表的民族语文研究论文已近万篇，研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更是大大超过“文革”前的水平。
三中全会后的第二天，创办了《民族语文》这一专门登载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学术论文的刊物。刊物首期的《发刊词》开宗明义地指出：“民族语文工作一定要同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结合起来，要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为祖国四个现代化服务上来。我们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指导下，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民族语文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改变不适合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作法，做出新的创造、新的建树。配合祖国四个现代化，民族语文战线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把这些工作放在突出的地位。”这段话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正确地树立了新时期民族语文研究事业总体的指导思想。
傅懋勣先生在首期《民族语文》上发表了《全面开展民族语言研究》的重要文章。该文站在学科规划的高度，全面构想了现阶段民族语文研究应该开展的10项具体的研究任务：语言现状的调查研究、创制改革文字的研究、无文字的语言的使用和发展问题的研究、语言规范的研究、词典编写工作和词汇学的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之间翻译问题的研究、语言类型和对比研究、历史比较研究、古文字和古文献语言的研究、少数民族诗歌韵律学的研究。现在回顾起来，这10个方面的任务的确构成20年来学科研究工作的主体框架，多数任务取得了预期的成果。而当时还不能作出预见的少数民族语文信息处理研究和言语声学研究这样现代新兴的文理交叉学科研究，现在也有了很好的开端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1980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第二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以来民族语文工作的经验教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结合民族语文工作的实际，探讨民族语文工作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分析研究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修订、落实民族语文重点研究规划。”会议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认真总结了学科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学术界理清了思路，达成了共识，为学科的全面建设和发展制定了具有我国特色、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
二、20年来学科的发展与成就
1.形成系统的和发展的民族语文观
制定新时期民族语文研究的任务和规划，必须首先正确认识其研究对象——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社会使用发展的性质、状况和特点，科研工作也必须围绕为我国民族语文规划管理工作的实际需求服务这一中心环节。20年来在民族语文工作和研究的认识上可以说是不断深入和不断发展的，并且深刻地影响和指导了这一阶段民族语文研究的实践。纵观20年来一些重要理论研究文献的观点，我们可以梳理出学术界关于这个重大问题的思想体系的脉络。
由于受前20年“左”的和脱离实际的思想的干扰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形势急剧变化的影响，当时对民族语文社会性质和发展趋势的认识是比较混乱的。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必须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醒和明确的认识。在经过认真的历史反思和结合我国国情实际的思考，学术界正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是民族语文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不可能很快出现民族融合和语言融合，因此要继续贯彻执行党的民族语文政策，促进少数民族语文的使用和发展”；“民族语文政策是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重要体现，民族和语文存在的长期性决定了坚持语言平等政策的必要性”这样一些最基本的、具有拨乱反正和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
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新时期的民族关系和民族语文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民族语文工作和民族语文研究也日趋稳定和规范。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地区现实和发展的总体状况来认识、调整、制定国家的民族语文政策和规划的工作被提上日程。1991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族语文工作会议，对新时期民族语文工作做了部署。这次会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族语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语言文字平等原则，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从有利于各民族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出发，实事求是，分类指导，积极、慎重、稳妥地开展民族语文工作，为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其核心内容是重申民族语文工作要为民族地区的社会现实服务，在民族语文工作中要贯彻实事求是、分类指导的原则。“实事求是，分类指导”的原则被40年工作实践证明是一条从我国民族语文实际总结概括出来的普遍性原则。
当前民族语文使用和发展的中心问题之了就是如何处理和协调汉语文和少数民族语文关系的问题。因为在我国，民族语文和汉语文实际处于不平衡的使用和发展水平，对少数民族的社会语文生活需求来说，必须兼顾两方面的任务，即既要保障他们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又要帮助他们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两方面的任务可以说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根据实事求是、分类指导的原则提出这样一种符合我国民族语文社会实际的新的思路：正确认识民族语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既要在法律上保障各民族语言文字享有平等的地位和使用发展的自由，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指导民族语文切实发挥积极的作用，处理好民族语文和汉语文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关系。
语言文字使用发展深层的制约因素是语言文字功能和使用权利的限制。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根据现阶段我国民族语文的实际情况，提出语言文字的社会功能如果只强调一般意义上的交际认知功能，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语文很难和处于强势的汉语文相比，这就是有些人片面地主张用汉语文取代民族语文的认识根源。但是我国民族语文还有明显的文化政治功能的一面，它们在继承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调整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如果无视或忽视民族语文这一特殊的社会功能，就不能正确地把握和处理当前民族语文的使用发展问题和少数民族语文和汉语文的关系问题。“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是受我国宪法保护和保障的公民的语言权利。但是实际的社会利益也是构成社会权利的重要内涵。由于不同语言使用状态的不平衡，不同的语言文字在各自的使用范围内既有相互不可替代的一面，又有在使用语言文字过程中获得一致的实际利益的一面。所以只有保障少数民族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同时也保障他们有选择使用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才是对民族语文权利全面和正确的理解。这样的认识可以说是关于当前我国民族语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新的理论概括。
2.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建设
20年来，在语言学微观的专业研究方面，各民族语言分支学科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一向是以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对策研究相结合为特点的。近年来本学科的基础应用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也有了明显的进展。
语言的描写研究是民族语言研究长期以来形成的优势。学科研究的任务决定了民族语言研究的理论方法必须具有处理具体语言材料的实用性，不提倡脱离实际语言现象的理论空谈；同时也不能忽视理论方法对语言事实研究的指导作用。因此在近年来的研究实践中，逐步摸索积累了一些反映我国在民族语言和古代文字方面具有一定理论价值的描述和分析各种复杂的语音现象、构词构形现象、句法现象的范畴和方法，概括出不少我国民族语言特有的发生发展规律。
在描写研究的基础上，对语言形成和发展的解释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年来出现了一批理论分量较重的课题和成果。
一是通过语言的发生机制研究语言的谱系分类问题，这一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是历史比较法。由于历史比较法形成于印欧语的历史研究，国内学者在引进这种方法用于汉藏语比较研究的时候，针对汉藏语缺乏丰富的形态变化和历史文献的特点对它做了一定的改造。目前运用历史比较法对我国的苗瑶语、壮侗语、孟－高棉语和满－通古斯语语族层次的语言做了初步的系统研究，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同源词语音对应规律的归纳、原始共同语的构拟和语族内部语言方言的系属分类。经典历史比较法存在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是国内学术界的共识，因此这一研究领域近年来出现或引进了一系列带有明显修正、补充和创新意义的理论模型。其中比较有创见和影响并做过一些实验性研究的模型有：深层语义对应研究、词族比较研究、关系词词阶分析、词汇扩散理论、语言年代学、语言普遍性研究、语言演化过程研究、人文历史考古方法等。可以预计，少数民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将成为学科研究新的热点，研究水平也可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是通过语言的功能机制研究语言的类型和共性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关心语言类型研究的具体原因，一是普通语言学教科书中传统类型学理论对归纳划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复杂和充满不和谐关系的类型现象显得过于粗略和不太适用，因此需要从具体语言事实出发来重新描述语言的结构类型；二是以往的语言系属研究所依据的标准，没有严格地区分语言之间相同或相异的范畴和形态是发生学现象还是类型学现象，混淆了两种语言分类的区别。虽然和历史比较研究一样，语言类型学关心的也是语言之间相同或相似成分形成的原因，但它主要是立足于探讨人类语言共同的功能机制，而不是证明它们的语源关系。尤其是在传统历史比较法在解释现代语言关系遇到还不能克服的困难时，语言类型学研究显然可以起到有效的补充和修正的作用。但是目前的语言类型研究一般都没有超出语族的范围，并且一般还是作为一种补充手段来尝试运用。然而类型学研究兴起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随着语言描写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跨语言研究的普遍化，学术界会越来越注重从语言个别特征的描写转向语言普遍类型的归纳，从表层对立的类型刻划向语言深层的共性机制探究。相信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蕴含的丰富的各种深层的标记化、典型化、等级化等的语言共性将随着类型学研究的深入和扩大而被逐步揭示。
第三是通过语言接触机制研究语言的区域特征问题。语言的发展演变应该同时交织着分化和融合两种过程，尤其是现代语言和方言，其中相互接触、渗透和影响作用是很强烈的。但是过去的语言关系研究，更注重原始语言和现行语言分化的关系，忽略接触和融合的作用，这种作法在方法论上至少是不全面的。近几年学术界加强语言接触研究的呼声很高，并且有些学者已经在着手进行语言接触研究宏观理论的构建和具体方法模型的尝试。举例来说，道布先生《关于语言比较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把语言看成为复杂系统，把语言起源和演化看成非线性的具有自组织性的过程，并结合人类社会的进化史，对语言群体的原始状态及其可能发生的复杂演变过程做了和传统语言观念不同的构想。文章不长，却发人深思。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一书通过一种全新的理论模型，重新微观地分析和解释了汉越语的语源关系。尽管他们的观点和方法不一定为学术界完全接受，但是这种全新的解释语言演变和语言关系的思路肯定会对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3.语言资料的调查、描写与刊布
我国丰富而宝贵的各民族语言资料一向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系统地调查、描写和刊布这些语言资料也一向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它们不仅是研究我国汉藏语、阿尔泰语、南亚语、南岛语的历史和现状基本的依据，同时作为文化载体的重要符号系统，对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尽管现代语言学在描写、解释语言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上已经相当发达，但是人类语言事实所蕴藏的奥秘还远远没有揭开。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资料的调查和发掘是没有止境的，不论语言学理论方法达到什么水平，实地调查第一手语料永远是语言学研究第一性的任务，也是民族语言研究得以安身立命之所在。
50年代的学科创建就是从大规模少数民族语言的田野调查开始的。虽然当时的民族语言普查基本摸清了我国各种民族语言的分布和结构情况，但是真正成系统地刊布高水平的语言资料和描写性著述还是三中全会以后的事。到目前为止，属于这类语言描写性质的系列成果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民族出版社）、《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郎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词典丛书》（四川民族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蒙古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概况》（见于《中国语文》、《民族语文》）和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上海远东出版社）。这些专著、地图集、词典工具书涉及到国内各语系语族的上百种语言和众多的方言。此外，还有大量个人调查研究完成的和发表的各种语言的单刊著作、调查报告，以及已经搜集但还有待于进一步整理刊布的上千个点的少数民族语言、方言、土语的原始记录资料，这些成果基本上反映了我国民族语言构成和分布的整体面貌。其中许多由于使用人数和使用范围已经很有限，因此带有重要的保护和抢救语言资源的意义。古藏文、西夏文、突厥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字、纳西东巴文、古彝文、契丹文、满文等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的整理、释读和学术研究近20年来成果十分显著，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些古文字文献刊布和研究工作的进展，积极带动了我国少数民族历史、考古、语言、宗教、文字、天文、刑法、医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对于整理发展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计算机和媒体技术在记录、存储、传输原始语言材料方面的应用，以其信号保真度高和操作方便快捷为少数民族语言的记录描写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此类记录少数民族语言的现代高科技产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西北民族学院等单位开发的少数民族语言音档、各种类型的静态语言数据库和大规模真实文本语料库。新技术新设备的开发利用，扩大了人们认识自然语言的视野和处理自然语言的能力，其前景不可限量。
4.新学科新方法的探讨和建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和成就，是开辟了以少数民族语言社会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实验语音学为代表的新的分支学科。这些学科都是从国外语言学发展的新兴学科吸收引进的，但是一旦在中国的土壤扎根，就形成了明显的本土化的特点。
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语言学，在研究、制定和实施政府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上早在50年代就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新时期民族语文工作和民族语文现实问题研究的客观需要促使这一学科有了很大的发展。
近十几年来，以语言规划工作为中心内容的少数民族语言社会语言学研究开展了一系列重大课题研究，它们包括：《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社科基金“七五”国家重点研究课题）、《我国新创与改进少数民族文字试验推行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社科基金“八五”国家重点研究课题）、《世界的书面语：使用程度和使用方式概况（中国卷）》（中、加国际合作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国家教委“八五”重点研究项目）、《我国跨境民族语言问题研究》、《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关系问题研究》、《世界各国民族语言政策比较研究》（社科基金“九五”国家重点研究课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立法研究》（全国人大、国家民委委托项目）等。这些项目不仅具有为政府语文工作和语文规划及时地提供建议和咨询的意义，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开展政府民族语文工作规划、语文法制建设的实践。
计算语言学、实验语音学是传统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言语声学相结合的产物。它们的出现，给属于人文科学的语言学注入了高科技含量。由于计算机和声学设备具有逼真模拟和生成人类语言发生、认知、推理、存储、分析、转换、传输过程的功能，因此不仅从全新的角度带动和改进了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同时也以其巨大的应用开发潜力促进语言学成果的市场化。从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的引进和应用意义上说，这两种新兴学科可以代表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计算语言学的基础研究以开展词典库、语言知识库、语料库以及语言信息处理的算法和模型等为主要内容。蒙古语文和藏语文的基本词语数据库和较大规模的文本数据库是目前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其他诸如藏缅、壮侗、苗瑶等语族语言也建立了不同用途的辅助研究性静态语料库。应用开发研究主要是研制建立民族语文信息处理基础平台、设计民族文字基本编码字符集、字模集以及语言机器翻译系统和各种特殊用途语文应用系统。这方面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初露端倪，研究成果将对今后民族地区的现实语文生活开辟更广阔的应用服务领域。
实验语音学（也叫现代语音学）相对传统语音学研究来说，分析处理语音现象的能力大为加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复杂多样的语音类型特征也为这一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基础研究阶段，以语音的声学和生理分析为主。《少数民族语言特色语音现象的声学研究》，蒙古、藏、哈萨克等语言的《语音声学参数数据库》，30多种民族语言方言的《语音音档》，《藏语拉萨话文－语合成系统》，《少数民族语言发声类型研究》等课题及其成果是学科近年来取得的初步成就。今后应用开发研究的主题是研制民族语言的语音识别与合成系统，其实用性的成果和产品将在众多的社会领域发挥广泛的作用。
三、新时期民族语言研究现状和前景的认识与展望
改革开放20年，给我国民族语言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良好的学术空气和科研环境，日益广泛的国际间的接触、交流与合作，为学科的持续发展创造了充分和必要的条件。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过去民族语文研究工作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展的。在当前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民族语文的管理、规划和研究？如何使民族语文工作不断地适应新的社会需求，积极推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进步？应该说是目前学科面临的新课题。
此外社会的变革和转型也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民族语言研究的问题。社会外部环境引起的语言功能和关系的变化，社会的开放，交通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扩大和提高了语言交际的范围和层次，另一方面由于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又使得一些处于弱势的民族语言功能萎缩。全球和地区性的一体化趋势和冷战后的民族主义浪潮，也引起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跨境民族语言地位和关系一些微妙的变化。
从学科内部的发展状况看，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跨语言研究，国际区域性跨语族、语系研究，正在形成一股强劲的潮流。这就要求民族语言研究要有更高的着眼点，尽快形成和国际语言学研究对话和接轨的局面。语言学和其他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也是学科的发展趋势，其中有许多具有学科协同与整合意义的生长点还有待进一步建立。
总之，20年来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每一步的成就和发展，都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取得的。20年对于一个学科断代来说，可以代表一个时代。我们不仅应当充分回顾和总结过去已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同时也应当对学科发展的现状有所认识和预测。和20年前相比，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发展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势的变化，不可避免会影响学科研究的内涵、学科发展规划目标以及机构队伍的相应变化，民族语文管理工作和研究工作也将因此做出必要的结构性调整。面对这样的形势和机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仍然是我们把握和解决各种具体现实问题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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