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路径与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路径论文,机制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人民论坛》杂志社进行了“未来10年10大挑战”的调查，结果显示：近四成的受访者认为“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是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①。可见，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是当代中国具有重大严峻性、挑战性、紧迫性的“真问题”。而破解该问题，首先需要对认同的主要因素作清晰透彻的洞察。 一、认同主体确认 厘清和认识当代中国大众主体的基本特质及其新变化，这是研究大众价值认同的前提和基础。人是社会动物，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因此，认识当代中国大众主体及其特质，首先需要认识依附其上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物质关系)以及价值变迁。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说道：“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③一言以蔽之，当代中国这个转型社会，是从人的依赖关系走向物的依赖关系，兼具向着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发展趋向的社会形态，其中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价值元素并存。这是透视当代中国大众主体的社会历史之基。 人具有认识和实践能力，从本质上说是主体而非客体，但是，人的主体性品格的彰显在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个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在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由于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人格独立方才具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由于异化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奴役，人的主体性表现出十分强烈的非主体性、客体化色彩，只能在物化世界的夹缝中为主体性的张扬艰难寻觅生存空间④。马克思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异化劳动，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人性物化、物质丰饶与精神贫困并存的“无言的结局”，即“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⑤。 上述人的物化、异化以及伦理—道德悖论在后现代条件下更是加速发展，“进步之痛”与“发展悖论”充分暴露出来。今天，公有制主导下的普遍化的以私利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语境以及当代价值变迁的冷酷现实，使得其解释力穿透力又确乎不可置疑。无可否认，现实中多少年来主流价值观教育的影响犹存，但应该看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搞市场经济的两面性非常明显，在主体性(人格独立、自由、平等、人权等)增强的同时，崇尚各色的拜物教以及等价交换、抽象的自由平等价值观者甚众(西方价值观主流化与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同时当代中国社会也有不少崇尚“批判一切”、“摧毁一切”，主张变动多样的相对主义“瞬时认同”的后现代价值观的人；此外还存在不少认同中国传统主流价值观的人。区别于改革开放前基本一致认同主流价值观的主体价值认同状况，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主体结构兼具有前现代、现代以及后现代的特质，其价值认同的结构是多元多样多变的⑥。新变如下：一是在物的依赖关系主导的并向自由全面发展前进的社会形态中，主体性以物化、异化、原子化的人为主体；二是以个体私利为轴心和本位的价值取向为主体；三是主体价值认同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结构(尽管盲目认同转向理性认同、消极认同转向积极认同)；四是主体及其价值认同具有上述同质性的特点同时又具有巨大的个性差异、职业差异、地域差异、文化差异以及年龄差异。这种主体特质及其价值认同的新变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来说，可谓机遇前所未有，挑战更是前所未有。 二、认同客体的提炼 认同客体厘清，就是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这关乎认同的基本指向。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围绕三个“倡导”来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方向性指导。然而，如何提炼表述更凝练、内涵更丰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若不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预期目标必打折扣。 自从2006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学界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展开了大量探讨，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提炼原则。有学者提出了实践提炼原则。认为提炼不是从头脑中“发明”，而是从历史的和现实的实际出发去“发现”，把在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中经受实践反复检验的，已经深入人心、耳熟能详、衷心赞同的观念提炼出来⑦。实践提炼原则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对于操作而言，仍然会遭遇到重重难题。也有学者提出了共识提炼原则。认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概括上，缺乏共识是最大的困境，应在剖析共识缺乏的深层次原因的基础上，以共识为导向去提炼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遵循的基本原则⑧。但是，由于立场不同、取向不同、思路不同，共识难以达成。另有学者提出了认同提炼原则。他们从国家和公民这两个基本路径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双重认同原则，即国家认同与公民认同⑨。与此类似，有学者强调首先是国家认同、基础是公民认同的“双认同原则”，但是侧重点在后者，实际上是基于公民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通过全国成年公众“海选”得出四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共识⑩。 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路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关于价值观主体之争，即价值观规范的主体是谁的问题，是谁之价值观的提炼思路。有学者主张“国家单主体论”，认为核心价值观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制度精神”，它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制度、一个国家运作模式赖以立足、借以扩展、得以持续的灵魂，因而是国家意识形态，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内核，公民价值观并不能归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此不同，另有学者主张“国家公民双主体论”，认为应将国家与公民视为主导价值观念与共同价值观念的主体。在我看来，核心价值观从性质上来讲是国家层面的制度精神，主要针对的是国家及其制度建构的定调，但是，它的实践效果的发挥必须注重公民层面，而内化到公民层面则是主体，同时也是重点。另一方面是关于价值观提炼侧重点的普适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之争。有学者主张突出特殊性，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叙述体系，因此，我们所提炼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具有其鲜明的独特性。有的学者认为，我们所要提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应当体现自身的特色。与此相反，有学者指出，核心价值观必须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和具有世界意义的理念，要能吸引全人类的认同和向往，不宜简单地反对普世价值，片面强调我们价值理念的特殊性和民族性，而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阐发我们自己价值理念的普遍意义上。还有学者试图对这两种观点予以综合。总之，依据不同的目的和根据，可以形成各自不同的提炼核心价值观的思路，分歧的焦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价值内容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社会主义特性和人类性的有机统一；二是从价值主体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规范国家和规范公民的内在一致；三是从价值基础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现实性和理想性的历史统一(11)。 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需要在进一步提炼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推进大众认同，个中原因在于：一方面，传播学的理论告诉我们，认知对象的不确定，或者经常变化，对于认同对象的认同度往往会降低；另一方面，退一步讲，即使是我们提炼出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是最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的高度抽象性以及极高的总体性，决定它必须转化成具体价值观，并通过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说理教化，才能促人认同，并化为行动。 三、认同环境问题 人的行为受到社会环境的决定或影响，认同行为亦然。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澄明其所处的社会生态，这是研究大众价值认同的基础性条件。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发展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内外矛盾相互影响、相互激荡，中国社会生态总体和谐的同时矛盾丛生、问题交织，与改革开放之前单质化的社会生态相比有很大的异质性。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之下，人们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度和感情是不同的，“经历过新旧社会对比的人，容易从生活体验和朴素感情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历革命战争洗礼的人，容易从实践经验和革命意志上认同马克思主义……在今天，长期和平建设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的环境，使那种易于从情感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已不复存在”。(12)从宏观上说，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生产力、综合国力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历史性飞跃，一定程度地转化为人们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但我们的发展仍然低于世界历史水平，最大的国情依然没有根本改变。社会生活各领域中有利于认同与不利于认同的因素并存。而政治领域的腐败问题、经济领域的诚信问题、文化建设领域的虚无问题以及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等突出的社会问题，暴露出体制、机制以及价值观认同的严重危机。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势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论、政策、体制的认同，并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进程。具体来说，国内的认同环境有如下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解决： (1)在政治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立了政治为经济服务、民主是政治的归宿、法制是民主政治的保障等新的主流政治价值观，政治的合法性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巩固和发展。但是，应该看到，许多党员干部信仰缺失，信心不足，理想泯灭，价值缺失，精神空虚，同时有人主张废除党的领导、醉心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迷思、走西方多党制以及议会民主制的所谓“宪政道路”的杂音不断，由此，投身宗教信仰中寻找寄托者有之，物欲膨胀、迷恋金钱名利者有之，这些问题是政治领域中主流价值观认同缺失的现实证明。有学者研究指出：“当前人们的‘四信’观总体情况是好的，但相对而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较弱。”(13)实际上，领导干部价值认同混乱，极大地影响大众的主流价值认同。 (2)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立了科学的生产力观、生产关系观以及财富与消费观，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多种经济成分呈现出共生共存、互相依赖、共同发展的态势，但是，恶意中伤公有制经济，污蔑并企图搞掉国有经济的论调从来没有消停过，加之新自由主义思潮推动的私有化及其负面影响(金钱万能、剥削无罪、私有制永恒化、环境污染)，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十分迅速，成绩巨大，但是却没有充分转化为人民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3)在文化领域，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东西方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出现了空前大繁荣大发展，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之势。可是，文化领域中“红、黑、灰、白”并存，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此起彼伏。社会成员思想观念的独立性、多样性、选择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社会价值观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向。同时，意识形态的“文化化”、“学术化”、“日常生活化”，也使文化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争夺最激烈的前沿阵地。 (4)在日常生活领域，价值缺失主要表现在：一是理想缺失。对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比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实质及其危害，缺乏警惕和防范能力。二是价值倒错。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思潮，如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等，毒害人民大众的精神。三是道德混乱。道德错位、荣辱不分、善恶不辨、是非混淆、美丑混淆、不讲诚信、见利忘义、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奢侈浪费等问题屡见不鲜。四是生活腐化。向往灯红酒绿、好逸恶劳、贪图享乐、纸醉金迷。尽管社会生态中的上述问题并非比比皆是，但是它们足以干扰改革发展的大局，影响主流价值认同。 从外部来看，在全球化语境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趋尖锐复杂、更加矛盾丛生。一是西方国家从来没有放弃和平演变和西化分化战略，其遏制、扼杀、颠覆和搞掉社会主义的图谋没有改变(不遗余力与花样翻新结合)，与此相连的还有因民族、宗教、主权与领土争端而派生出来的意识形态斗争；二是意识形态斗争领域的广泛化、全面化、多样化。包括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并日趋文化化、学术化和日常生活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以及“非(去)意识形态化论”等形形色色意识形态思潮的掩盖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真实地渗透、偷运、贩卖西方的核心价值观；三是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破坏方式方法的灵活化、多样化。在信息化时代，他们多手并用，施压政治、牵制发展、丑化形象、渗透价值，手法灵活多样，甚至无所不用其极。所谓软硬兼施、明暗并用，“棒杀”与“捧杀”结合，借助网络技术优势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与破坏。以美国为例，特别是“‘9·11’以来，美国始终将和平演变作为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的指导思想，奉行坚决反共、全面渗透、主动干涉、充分利用和适度克制的工作原则，采取了多种输出方式，呈现出和平演变与非和平打压、外部影响和内部渗透、政府牵头与多方参与、美国领导与盟国配合等多措并举的特点，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部分人价值观西方化、极少数人成为西方代理人、国家向心力和国家认同有所松动、西方基督教影响有蔓延扩大趋势等后果”(14)。实际上，核心价值观之争是当代意识形态领域争论的焦点，我们同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两种制度的核心价值观的竞争较量。 四、认同机制的创新 在搞清认同主体、认同客体、认同环境的基础上，构建适切的认同路径与机制是推进大众认同的落脚点和关键。诚然，人民大众对理论的掌握和认同程度，取决于理论的宣传教育程度。也即是说，如何宣教是问题的关键。事实上目前在认同路径机制上的最大问题是对认同内化规律缺乏研究，其主要表现：一是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的形式化、简单化倾向。“目前我们有些主旋律的思想宣传报道、理论文章、文艺作品之所以受欢迎的程度不高，主要是因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粗糙化、说教式的弊病。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形象，依然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15)二是核心价值观缺乏大众化。形式比较抽象化、概念化，远离生活或者与生活绝缘。其中特别是缺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去，与此相反，“儒家思想能够在宋明时期得以普及的主要原因，就是将教化的思想内容植根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之中，以至于‘化民成俗’，从而取得了大众化的实际效果”。(16)三是脱离实际。“一阵风”、走过场，且宣教途径单一，缺乏长效机制。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路径重构大体上需要把握内化规律，找准抓手，分层实施，重点突破。为此，我们必须重点抓好三大机制。 一是宣教机制。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7)因此，认同核心价值观，分析说理，有破有立的宣教工作是价值认同的首要前提。宣教机制是个系统工程，千头万绪，其中应该重点抓好内化规律和制度设计两个层面。抓好制度建设和公民认同培育，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增强实践路径探索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价值观培育属于渐进的长期的国家行为，大众认同是培育的根本目的，作为国家行为，如果没有制度性安排的“顶层设计”来整体布局、统筹安排、梯次推进，所谓“基层首创”、“微观搞活”必然毫无章法、东鳞西爪，无法达到预定的目的。 制度设计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宣教手段多样化的制度化，即运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户外广告、手机等多种传统与现代传媒的载体，生动地、立体化地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要求及其典型事迹；二是宣教内容柔性化的制度化，即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渗透到各行各业的规章制度、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之中，使之成为大众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规范，引领和规范大众的生活、工作、学习，使其能够自觉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做人处世(18)；三是宣教时机生活化的制度化，即充分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以及例行的升旗仪式、政治学习等契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拜谒活动，传播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是利益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真正落到实处，不完全是一个教育传播、分清是非的“务虚”工作，而且是一个贵在实践、重在落实的“务实”工作。因此，需要以改善民生建设为切入点，促进大众认同。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曾写道：“利益(物质的与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19)进一步说，价值认同不是脱离物质利益的纯粹精神享受或者精神境界，满足物质利益是认同的基础和保障。毛泽东曾经就满足群众利益的重要性问题郑重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满足了群众的需要……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20) 可见，实现价值认同和政治认同，需要在尊重满足主体需要的基础上，教育引导他们确立共同的追求和目标，并激励其奋进，走向美好的未来，体验美好的生活。现代社会个体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个人利益诉求越来越明显，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为国民提供基本的物质基础和权利保障，要想使民众始终对其保持高度认同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曾经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们看得见的物质利益”。(21)说到底，意识形态能否得到人们的认同不只在于其理论完美、逻辑严密与否，而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表达及实现人们的利益诉求。“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它不符合人们的利益和经验，就决不会成为这些人的意识形态。”(22)由此可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从解决群众最迫切、最关注的利益诉求入手，始终关注民生，不断改善民生、保障民生之重要。 三是长效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是个关系立党立国、关系民族复兴大业的基础工程、灵魂工程、战略工程，需要建构价值认同的长效机制： 其一为问责机制。把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推进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纳入目标管理责任制，制定规划，完善措施，扎实推进。实行专人负责制，设立专门的机构、组织以及相应的配套资金、物资和设备等来落实认同问题；其二为示范机制。“抓先进树典型、带后进变先进”。坚持典型引路，做到培育、引导、宣传三结合。道德模范人物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最鲜活生动的教材，通过报告会、座谈会、表彰会、论坛、媒体宣传等立体化途径，通过生动形象的鲜活事例，让核心价值观走入生活、走近大众、走入人心；其三为督查机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加强督促检查，实行综合评价考核，及时发现、总结和推广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创认同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局面。 注释： ①参见高源：《“未来10年10大挑战”调查报告》，北京，《人民论坛》2009年第24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0页。 ④参见张志丹：《道德经营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3页。 ⑥价值认同的难题也凸显了当代中国大众主体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危机。这是因为，人是“意识形态动物”(阿尔都塞语)，人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主体，它需要意识形态的建构，需要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以建构自我身份。因而，价值认同与身份认同、主体建构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体两面”。 ⑦田心铭：《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独立自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1期。 ⑧(11)侯惠勤：《关于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5月7日。 ⑨杨明：《国家与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的基本路径》，《红旗文稿》2012年第4期。 ⑩李建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红旗文稿》2012年第5期。 (12)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4页。 (13)侯惠勤、杨亚军、黄明理：《关于“四信”问题的调查分析——基本群众的“四信”状况》，《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14)董德、侯惠勤：《“9·11”以来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浅论》，《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15)童世骏：《意识形态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8-99页。 (16)杨威：《宋明时期儒家思想普及经验之借鉴》，载于冯刚主编《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报告(2009)》，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18)参见李岩、曾维伦：《网络阅读对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与对策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3期。 (19)[美]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蓉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20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2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3页。 (22)[捷克]奥塔·希克：《第三条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现代工业社会》，张斌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5页。标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文; 个人核心价值观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