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白团”秘赴台湾及其对两岸统一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其对论文,两岸论文,赴台湾论文,白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0)04-0081-05
如果说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是公开阻挠我解放台湾，进而造成两岸分裂局面固定化和长期化的外部因素，那么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组建“白团”赴台则是暗中阻挠我解放台湾，进而促成两岸分裂局面固定化和长期化的内在因素。由于运作绝密、鲜为人知，故“白团”赴台内幕及其对我两岸统一的负面影响被长期忽略了。本文试就“白团”赴台动机、使命及影响等，略作探讨。
一、“白团”筹组动议及秘密赴台实情
战前战后一直在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身边效命的原侵华日军参谋小笠原清中佐，在《文艺春秋》1971年8月号上发表了《拯救蒋介石的日本将校团》一文，使神秘莫测的“白团”终于浮出水面，渐为世人知晓。据小笠原披露，冈村宁次在1949年1月被中国国民政府军事法庭“无罪”释放后，于同年2月4日秘密返抵横滨港。同年7月，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第一组组长曹士澂少将，在探望住院疗养中的冈村宁次时，乘机将事先拟就的“拟借助日本军事武力军援台湾之构想”草案交付给他，“请他协助”[1]13。草案称：“现在大陆非常不幸，国府军在各地因丧失战斗意志而逐日败北。因此，希望日本的旧军人同志协助重新整顿。”[2]158-159冈村阅毕，即表赞同。是为筹组“白团”之滥觞。
曹士澂告辞后，冈村宁次立即把老部下澄田来四郎中将、小笠原清中佐找来协商对策。9月10日，在东京高轮一小旅馆的密室中，日蒋双方16位高级将领开会密议此事。日方主要人物有冈村宁次大将、富田直亮少将、小笠原清中佐等；中方主要人物有曹士澂少将、陈昭凯大校等。密商结果，决定向国民党当局秘密派遣“军事顾问团”，并由冈村宁次、富田直亮、曹士澂三人签署“盟约书”。“盟约书”称：“赤魔逐日蔓延亚细亚大陆。值此之际，尊重和平与自由、确认□□(中日)提携之必要的□□□□(中日两国)同志，为东亚之联合反共而一致奋起，并迈进密切合作防共之秋。兹□□(日本)方面同忧共谋，欣然接受专心致力于打倒赤魔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之邀请，以期奠定□□(中日)持久合作之基础。”[3]16双方还约定，汤恩伯为蒋方总负责人，冈村宁次为日方总负责人，曹士澂居间联络。冈村宁次挑选老部下、原华南派遣军第23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出任“军事顾问团”团长，化名“白鸿亮”，故称“白团”。
1949年11月，“白团”团长富田直亮和成员荒武国光分别化名“白鸿亮”、“林光”，秘密绕道香港进入重庆面见蒋介石。1950年春，“白团”首批19人秘密抵达台北；在直至完全结束的1969年初(规模性训练结束于1964年)近20年的时间里，“总数多达83名日军将校渡海到台湾，暗中支援蒋介石率领的中国国民政府军”[3]7。其成员除陆海军少将各1人、上尉1人外，其余80人均为校级军官。为绝对保密起见，“白团”成员全部使用化名——中国人姓名。化名要么留用原名中的一个字，如化名“白鸿亮”，就保留了原名“富田直亮”中的“亮”字；要么留用原名中的两个字，如化名“郑义正”，就保留了原名“伊井义正”中的“义正”二字；要么使用原名中的同音字，如化名“萧立元”，就使用了原名“小笠原清”中的“小笠原”同音字；要么依据该人专长而起名，如“山口盛义”是搞航空的，就化名“雷振宇”[2]160，等等。“由于他们全部改为中国姓名，其活动极为秘密，故其全貌不为多人知晓”[3]7。关于“白团”保密情况，双方当事人均有回忆。据“白团”成员大桥策郎回忆：“当初在日本国内，白团工作皆隐秘进行，除当事人外，知道者极少；即使在台湾，也未正式公开。原以为这段事迹不久之后将与时俱逝，永远消弭于世间，不料冈村将军生前最为仰仗、一直打理白团幕后作业的小笠原清先生，不愿埋没这段事迹，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号的《文艺春秋》杂志上，以《拯救蒋介石的日本军官团》为题，揭露白团工作始末。”[1]序18-19另据蒋方策划人曹士澂回忆，“白团”赴台的每一个环节均在绝密状态下进行。冈村宁次对遴选团员十分慎重和秘密，不仅面见每一个团员交代赴台目的和任务，而且就连告知保密暗号、提示注意服装和仪容，乃至不许留日式小胡子这类小事都事必躬亲。“白团”运作如此秘密，长期鲜为人知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白团”运作再绝密，当时若无美国占领当局默认或暗中支持，83名成员欲全部赴台成功是不可想象的。1949年5月，当根本博等一行7人秘赴台湾至九州时，被美国宪兵发现并逮捕。可当根本博等人说准备赴台援助蒋介石后，美国宪兵不但放行，还派一名日裔美军随行警戒，最后由美国军舰将其一行安然送达目的地基隆[4]。仅此一例，便不难看出当时美国占领当局对“白团”的真实态度。
二、邀请和派遣“白团”的动机分析
那么，何以“昨日之敌成今日之友”[1]序18？即蒋介石邀请和冈村宁次派遣“白团”的动机或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很有究明之必要。既然筹组“白团”的最初动议由蒋方提出，那就先来弄清台湾当局特别是蒋介石本人邀请“日本军事顾问团”赴台的动机或原因。笔者认为，其动机和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蒋介石非常看重日本旧军人吃苦耐劳、勤俭节约、严守纪律作风和“视死如归”的“武士道”精神，故试图以此打造出一支可供“反攻大陆”，至少也能确保其偏安台湾一隅的军队。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振武学校，23岁进入日本高田陆军第13师团野炮兵联队。一年的日本军旅生涯，既为他零距离认识日本军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也使他养成了严正的军人作风，并对日本的军事训练和部队素质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回忆这一年的军旅生活说：“无论天气如何寒冷、无论雪下得怎么大，我们每天早晨五点钟以前得起床；起床之后，就得自己拿着面盆，到井边提水来洗脸。……一进门，必先察看室内的四角，是否整洁；再看门的背面有无尘土，并且带了白手套在门的横木上擦拭，如手套沾上尘埃，即是内务整洁尚未做到实在，必须重新做过……”[5]83必须能在冬天用雪洗澡、内务必须做到一尘不染等等，这非常符合日式军事训练。蒋介石经常发问：日本为什么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谁都不敢轻视他、侮慢他？”他认为就是因为日本一般国民信奉大和魂和武士道精神，“日本立国之道就是武士道精神”[1]162。所以，蒋介石确立了台军训练“武器靠美国援助，士气靠旧日军振兴”[2]161、“全面向日本学习”[3]101的指导思想，试图让“白团”将台军打造成为一支与日军具有同样素质的军队。
第二，蒋介石还非常看重日本旧军人的理论素养和作战经验。“白团”成员不仅均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海军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等军校或军事专业，全部科班出身，有军事理论素养，而且83人中有82人“上过中国战场”[1]3，作战经验也十分丰富。蒋介石非常看重这一点。实际上，蒋介石不仅在抗日战争中作为对手领略过与日军作战的苦头，而且在国共内战中作为“友军”又尝过日军配合作战的甜头。例如，据原“支那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回忆，他曾在1949年的一次金门战役中向国民党守军献上“火攻战术”，给解放军造成较大损失。他说：在1949年10月25日凌晨解放军33 000人准备发起金门战役时，“我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一个以最小摩擦收获最大效果的奇策。即先让共军全部登陆……同时让携带煤油和引燃物的奇袭部队事先隐藏在估计共军可能登陆地点的附近洞穴里。当乘200只帆船的共军渡过厦门湾逼近金门岛一登陆，就命令隐藏在沿岸的奇袭部队借着夜色袭击并点燃帆船。……受到夹击的33 000中共军万事休矣。”[3]39-40根本博的说法显然过于夸张，但也的确造成我解放军较大伤亡。所以，1949年六七月间，当曹士澂等驻日人员呈上聘请原侵华日军军官训练国民党军队的建议后，蒋介石迅速予以采纳。
第三，蒋介石所以聘请日本“军事顾问团”赴台，还有心中的“日本情结”因素在起作用。台湾学者徐宗懋先生在《日本情结——从蒋介石到李登辉》一书中指出：“百年来，被侵略者是向侵略者学习现代工艺和知识的，所以侵略者之于被侵略者有着仇人和恩人双重矛盾的角色。这是情结的根源，在亚洲近代及现代史中，可说几乎所有的亚洲人都有这种‘情结’，其中包括崇拜、痛恨、自卑、自尊等心理。”[5]序11这话仅就常人而言，对有留日经历的蒋介石来说，当然更是如此。正是在心中“日本情结”的驱动下，蒋介石对中日关系生出一些不切实际、一厢情愿的想法。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时，蒋介石还在说：“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这是就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彻底打算的结论”；“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6]。直至退守台湾的五六十年代，蒋介石仍坚信这一点。蒋介石在1972年9月写给田中角荣的“书简”中所说，“本人关怀日本，与人为善，五十年如一日。无他，视贵国如弟昆，求两国之共荣而已”[7]，即为该“情结”之反映。这既是影响蒋介石战后初期对日实施所谓“以德报怨”政策的原因之一，也是推动其邀请“白团”赴台的“情结”因素所在。
其次，再看冈村宁次等原侵华日军将校们派遣和参加“白团”之动机或原因。
身为当事人之一的小笠原清在其回忆文章中称：“对由83人组成的‘白团’来说，既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和野心，也不掺杂任何政治、经济方面的意图，是仅为回报恩义而结盟的同志。”他还以了解主子冈村宁次的口吻说，冈村大将所以这么做，“一句话，也是为了国府的恩义”，诸如“制止苏联进驻”、发表“‘以德报怨’声明”等等[2]158-159。另外，与冈村宁次共同策划“白团”事宜的曹士澂少将，也把冈村宁次派“白团”赴台说成“知恩图报”[1]序16之举。那么，冈村宁次之流派遣和参加“白团”，果如双方当事人所说仅为“报恩”而无任何其他图谋和“野心”吗？其实，这不过是小笠原清和曹士澂对自己当年亲自参与的这项“事业”以及对各自的主子冈村宁次和蒋介石的溢美之词罢了。
众所周知，蒋介石不仅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无罪”释放了冈村宁次等一批侵华战犯和战犯嫌疑人，让他们帮助自己打内战，而且在败退台湾后又想利用他们帮自己“反攻大陆”；而冈村宁次之辈所以心甘情愿为蒋介石效劳，既是为了感谢当年“不杀之恩”，也是为了让自己能度过战后初期穷困潦倒的生活，而其最终目的是想把台湾重新并入日本版图。曹士澂自己就说得非常明确：冈村是“基于武士道精神、知恩必报之义举，运用白团援助吾军，以报蒋先生释放之恩。”[1]序16仅此一语，就把冈村宁次感谢蒋介石“不杀之恩”的动机和盘托出。至于经济利益方面的动机，更是至为明显。蒋介石对“白团”的重视非同寻常，不仅经常视察“白团”的军事训练，而且亲自过问“白团”成员的衣食住行，向他们提供高标准的伙食和宽敞舒适又有温泉可泡的宿舍等等，使“他们受到了比其他国军军官更好的待遇”。对“白团”人员来说，“比起战后日本艰难挫折的生活，台湾的日子代表着不可思议的奇遇”[5]93-94。对“白团”成员尚且如此，那么对待冈村宁次等幕后策划人和组织者可想而知。正如有学者指出：“蒋介石对‘白团’人员承担的义务是，通过其在东京的大使馆支付包括薪水在内的报酬，以示感谢。……对于‘白团’的后台、战后生活陷入窘境的冈村宁次大将等有关人员，则从侧面给予物质上的支持。一批穷困潦倒的原日军上层人士便对蒋介石更加感恩戴德，知恩图报。”[8]114至此，冈村宁次等旧日军人上层组建和参加“白团”还能说仅为“报恩”吗？
三、“白团”赴台使命及其对两岸统一的影响
如前所述，在1950年春至1969年初的近20年时间里，先后有83名旧日军军官加入“白团”，赴台援蒋。蒋介石对“白团”爱护有加，而“白团”也“知恩图报”，为蒋介石培训高级军官效犬马之劳。“白团”成员秘抵台湾后，主要在台北北郊的圆山军事训练所、北投附近的石碑训练所、新竹县的湖口训练所三处效命。若按小笠原清的说法，培训“是两个月一期，(一期)教育百余名，每年有数百名指挥官从这里重新出发”[2]161，那么“白团”在台湾长达14年的集中培训(集中培训截至1964年)中，至少为蒋介石培训了2万多名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除“白团”成员83人亲自赴台外，在日本国内还有规模不小的机构或小组在提供各种奥援。除冈村宁次作为“白团”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在幕后协调相关事宜外，日本国内支持“白团”最有力者，要数被称为“后方部队”[2]165的“富士俱乐部”。
众所周知，军事训练中要提高将士素质和军队战斗力，就必须使用内容先进的军事理论教材和军事训练教材，以确保学员掌握先进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具体战法。为此冈村宁次和前海军大将及川古志郎等人，便于1952年秋在东京饭田桥秘密设立了“白团”辅助机关——军事图书馆，化名“富士俱乐部”。这个被称为“白团”“后方部队”的秘密机构，集中了一批旧日军的“精英”人才，如来自旧陆军的服部卓四郎、堀场一男等，来自旧海军的高田利种、大前敏一等。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暗中研究战史、战略战术理论、国防问题、国际形势，以及搜集相关资料。他们每周聚会一次，还有部分人常勤搜集资料。在1953年以后的十余年间，“富士俱乐部”将7 000多册重要军事图书、5 000多条珍贵资料等，秘密送往台湾供“白团”使用，以期军事教育和训练“日新又新”。小笠原清把“富士俱乐部”称为“东洋第一图书馆[2]166和“白团”的“后方部队”，是对其作用既形象又恰当的定位。
那么，“白团”赴台到底对我两岸统一产生了怎样的负面影响呢？如前所述，“白团”运作始终绝密进行，故其内幕很难为外人知晓，因之对两岸统一之影响自然也就长期不为国人所察觉。笔者认为，“白团”赴台对我两岸统一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三点不宜忽视。
第一，帮助提高蒋军战力和“协防台湾”，成为造成两岸分裂局面固定化、长期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年蒋介石交付“白团”的使命主要有二：一是用“日本精神”教育和训练国民党军队；二是帮助台湾当局制定“防卫计划”。尽管“白团”没有也不可能完成这两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使命”，但在提高蒋军战力和“协防台湾”方面还是发挥了不宜忽视的作用。除为蒋介石培训了2万多名高级指挥官外，团长白鸿亮不仅亲自登台授课、帮助制定“攻防合一、制空优先”的空防战略、提议在台东建立空军基地、建议在全岛修建高速公路以提高机动能力等，而且亲自指导与大陆之间的军事对抗和冲突。诸如，金门岛上的六成军事设施设在地下，就是采纳了白鸿亮的建议；1958年“八二三炮战”期间，白鸿亮亲自巡视金、马防务和指导守军训练，使蒋军侥幸逃脱。鉴于白鸿亮在台期间“造育国军英才无数”，并在“协防台湾”等方面“功绩卓著”，蒋介石特擢升他为“陆军上将”，以示褒奖，成为在台湾“获得此项荣衔的第一人”[1]172。“白团”在酿成两岸分裂局面固定化、长期化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
第二，“白团”台前幕后人员是战后日本政界“台湾帮”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战后，台湾当局在冈村宁次、根本博等旧日军上层人物身上投入了大量的“感情”和“金钱”，再加上岸信介、佐藤荣作等一批与战时军界上层联系密切的官僚、政客和财阀相继卷入，就为后来盘踞于日本政界呼风唤雨的“台湾帮”的形成起了铺垫和催生作用。台湾学者戴国辉教授就此指出：“如果冷静分析‘白团’进入台湾后日台关系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以‘白团’为核心的旧日本军人和保守的政界、财界领导人发挥了‘看不见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台湾帮’的一大势力。”[9]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在其著作《台湾帮》一书中，也指出了“白团”台前幕后人物与日后形成的“台湾帮”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最初日台关系就是以这些军人集团为轴心展开的，后来与旧日本军队上层有密切联系的战前官僚、财阀和政治家也陆续卷入进来”，永田町的“台湾帮”因此而形成[8]114-115。可见，今天在日本政坛呼风唤雨的日本政界的“台湾帮”，最早渊源于日本战败时被蒋介石聘为军事顾问的以冈村宁次为首的日本旧军人，是由那些对台湾抱有深厚“殖民地情结”的旧军人、旧官僚、旧财阀、被提前释放的战犯以及被解除“整肃”的军国主义余孽组成的政治集团。换言之，今天千方百计阻挠两岸统一的日本政界的“台湾帮”，是以策划和参加“白团”的日本旧军人为基础形成的。
第三，向台湾派遣“白团”是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染指台湾的重要步骤和关键一环。日本是个岛国，一个纯粹的海洋国家。把自己从一个纯粹的岛国变成一个“海陆兼备”国家，是丰臣秀吉以后几个世纪日本人持之以恒的“理想”。可以说，日本在战前所采取的一切军事行动均以此为目标。而日本在觊觎亚洲大陆时，有两个点至关重要：台湾是其登陆亚洲大陆的跳板；朝鲜半岛是其侵入亚洲大陆的通道。前者通过1895年的《马关条约》而攫取；后者通过1910年的《日韩合邦条约》如愿以偿。尤其是台湾，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让它充分发挥了西进侵略大陆、南下夺取南洋的“跳板”作用，而且对其实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直至1945年才重新回到祖国怀抱。然而，战后60多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对当年归还台湾心不甘、情不愿，耿耿于怀，从未放弃重新染指台湾，也从未停止对我两岸统一的阻挠和破坏[10]。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有一部分人对台湾有感情”，这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感情。……今天日本仍有一部分人抱有这种殖民主义的思想，希望台湾从属于日本，认为台湾既然没有直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之下，就应该仍然回到日本的手里。”[11]342实际上在整个冷战时期，日本充分利用冷战格局纵横捭阖于两岸之间，打“大陆牌”从台湾索取好处，打“台湾牌”又从大陆捞取利益，玩弄两岸于股掌之中可谓游刃有余。而其插手台湾的最终目的，是欲重新染指台湾。于是，日本一面让“白团”秘赴台湾“助蒋反共”，阻止我武力解放台湾，以便使两岸分裂固定化、长期化，一面在日本国内豢养和支持廖文毅、王育德等“台独”分子以日本为大本营大搞分裂活动。待台湾岛内“独派”势力坐大，便舍国民党而亲民进党，暗中推动海内外两股“台独”势力合流于台湾岛内，自己再充当“台独”势力之外援，而“台独”势力则做日本之内应，最后通过里应外合，达到重新染指台湾之目的[12]。可见，无论派遣“白团”秘密入台援蒋，还是明里暗中支持“台独”，均是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染指台湾的重要步骤和关键环节。至此，“白团”在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阻挠我两岸统一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和发挥了什么作用，已昭然若揭。邀请“白团”赴台导致这样一种后果，对始终坚持反“台独”立场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来说，应是始料不及的。